肝硬变患者30例的骨密度变化

肝硬变为多种病因引起的肝脏不可逆性损害,可以对全身多系统、多脏器的血液动力学、内分泌、细胞代谢等造成影响[1-9].很多肝硬变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腰背或足跟痛,或有不同程度的抽搐.我们对30例肝硬变患者行骨密度测定,以研究肝硬变患者是否存在骨质疏松.结果表明,30例肝硬变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

老年胆道疾病手术治疗916例

胆道疾病常采用手术治疗[1,2],老年人由于衰老以及部分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给外科疾病的治疗带来一定的不便,手术后的并发症及死亡率比中青年患者要高[3,4].国内老年人胆囊炎的发病率为8%～10%[5,6],急性胆囊炎的死亡率高达10%～30%[ 7,8].我们将1990/2000年间共收治的916例60岁以上老年胆道疾病患者,作一总结.

胃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模型与机制

近年来,随着临床医学的一些重要进展,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普遍意义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失血性休克、败血症、胃肠道某些血管性疾病、一些重要器官(如心、脑、肾)的损伤等常可引起急性胃粘模损伤[1-12],其损伤机制与胃的缺血再灌注密切相关,现仅就近几年来国内外对胃缺血再灌注损伤(GIRI)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血管内皮细胞特异性受体在肿瘤血管靶向治疗中的应用

目前已发现的内皮细胞特异性酪氨酸激酶受体家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VEGF受体家族,包括Flt-1(VEGFR-1),Flk-1/KDR(VEGFR-2)和Flt-4(VEGFR-3);另一种是Tie家族,包括Tie-1和Tie-2(Tek).它们都具有信号传导所必需的酪氨酸激酶活性,在生理及病理性血管再生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近来以VEGF受体及Tie受体作为靶点的肿瘤血管靶向治疗报道日渐增多,现综述如下:

急性重症胰腺炎与胰腺感染

急性胰腺炎可分为轻型和重型两种类型[1],其中约80%为急性间质水肿型,其余20%的急性胰腺炎可发展成为胰腺坏死和胰腺周围组织的坏死,这类为急性重症胰腺炎[2].重症胰腺炎的病程可分为早期的血管毒性阶段和后期的败血症及并发症阶段[3,4].恰当得力的治疗手段可以减少因系统炎性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而导致的心血管系统及肾脏并发症[5-7].在坏死性胰腺炎中,有40%～70%的患者可出现胰腺感染,而这种感染是危及生命的主要并发症,持续的胰腺感染及由感染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是死亡的主要原因,这类患者的死亡率可高达50%[8-11].因此,如何应用抗生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发现,在急性胰腺炎早期,许多治疗措施对胰腺炎的病程并无明显作用[12-14].后来,人们逐渐把焦点集中到抗生素的预防应用方面.应用抗生素是基于它可以减少胰腺感染,减少后期并发症的发生率,从而降低死亡率.但是,目前对抗生素的临床应用亦有不同的观点.

乙型肝炎与肝癌关系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不仅能引起急性和慢性肝炎、肝硬变[1-4],而且由于持续HBV感染和宿主免疫反应,终可导致肝细胞癌(HCC)[5-27].过去对其机制不清,近年由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先进技术的应用,这方面研究取得重大进展[28-43],特别是HBV X基因的表达产物(HBx)与HCC的关系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关于其机制现有多种观点提出,特别是HBx与抑癌基因p53作用的机制、HBx的基因突变对其功能的影响,以及HBx通过调节细胞信号传导途径激活转录的机制等,均在分子水平上进行了深入研究[44-83].据近期文献报道,除上述外HBx还有其他重要功能,如对于细胞增殖和细胞凋亡的作用及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效应.所以HBx被认为是一多功能的调节因子[78-87].台湾儿童广泛推行乙肝免疫,使HCC发病率明显下降的报道引起广泛重视,这提示免疫是预防肝癌的有效措施,也证明HBV感染与HCC发病的密切联系[88-97].

防御素的抗肿瘤研究

当代肿瘤的治疗仍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1,2].防御素引入肿瘤基因治疗已成为一个有前景的新途径.防御素(defensins)是存在于哺乳动物多形核中性粒细胞(polymorphonuclear neutrophils,PMN)、巨噬细胞、小肠Peneth细胞中的一组同源性很高的生物多肽类,由29～34个氨基酸残基组成,Mr3000～4000.

炎性肠病活动性的分子标志物

炎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包括两个重要的肠病: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IBD活动性的评估结果可指导临床制定治疗方案.现在临床上多采用复合指标进行评估,如:CD活动性指标、IBD研究国际分类法[1-4]等.胃肠病学者希望能找到一个IBD活动性的分子标志物,有足够的特异性和灵敏度并易于监测.

药物诱导细胞凋亡治疗肝癌

细胞凋亡(apoptosis)是细胞自然衰老、死亡的一种形式,是一切生物正常胚胎发生过程和人类发育过程细胞清除的正常途径.这一过程的紊乱,将导致人类发生多种疾病.许多研究资料表明,肿瘤的发生与细胞凋亡有密切关系[1],细胞凋亡异常在肿瘤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病理生理意义[2],细胞凋亡参与肿瘤的起始过程,并对癌症的发生起负相调控作用.Dive认为肿瘤的化疗、放疗的目的就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因此,在肝癌的治疗中不断地探讨新方法新途径,包括化疗药物、放射线、细胞因子、激素和基因编码等.近年来大量实验研究发现,肝癌细胞可以通过人为地触发细胞凋亡而被清除,其中药物诱导细胞凋亡对今后肝癌治疗研究提供了诱人的前景不同种类的化学药物,生物药物和中药对不同种类肿瘤敏感细胞有促进凋亡作用.部分化疗药物、生物药在体外实验中能诱导肝癌细胞凋亡,如顺铂、环磷酰胺、阿霉素、细胞因子等[3,4].下面就药物诱导细胞凋亡治疗肝癌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胃粘膜血流变化的影响因素

维持和增加胃粘膜血流(gastric mucosal blood flow,GMBF)被认为是增加胃粘膜保护机制的关键因素[1],对GMBF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临床防治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胃癌等疾病提供了依据[2-4].影响GMBF的因素很多,现综述如下.

功能性消化不良胃动力异常与胃肠激素的关系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是一常见的症侯群[1-5],占消化疾病患者的20%～40%[6-8],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明显影响[9-14],因此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发表的功能性胃肠道紊乱的罗马Ⅱ分类体系是以症状为基础的诊断标准[6,9,15].

单项抗-HBc阳性患者预后的预测

部分HBV感染者的血清标志表现为单项抗-HBc阳性.过去认为这是HBsAg向抗-HBs转化的"窗口期",约经3mo～6mo后出现抗-HBs.近来研究发现部分单项抗-HBc阳性患者可持续超过6mo,甚至再次出现H-BsAg阳性[1-5].采用放射免疫法(RIA)和PCR等敏感的检测手段,一部分患者中尚能检出HBV DNA,HBsAg等HBV复制的血清标志[6-19].但目前尚不完全清楚HBV DNA检出与单项抗-HBc阳性持续存在或转变为HBsAg间的关系,以及HBV DNA及HBsAg对单项抗-HBc阳性患者预后是否具有预测作用.因而,我们进一步探讨单项抗-HBc患者HBVDNA检出情况以及与其转归的关系,找到早期预示预后不良指标,以便对预后不良患者及时进行相应治疗,从而改善其预后.

DNA倍型及S期细胞比值和食管鳞癌生物学行为的关系

肿瘤的恶性增生表现为细胞凋亡障碍及细胞分裂的失控,细胞有丝分裂的速度,程序发生紊乱[1-6],DNA含量和肿瘤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一直为肿瘤研究中所关注[7-11],但食管鳞癌及癌旁细胞DNA含量及S期细胞比值(Sphase fraction,SPF)与其生物学特性的关系还未见报道.我们对手术切除的48例食管鳞癌及癌旁的新鲜组织,应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其DNA倍型和S期细胞比值,同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增殖细胞核抗原(proliferating cdl nuc1ear antigen,PCNA)以探讨DNA倍型,SPF与食管鳞癌临床病理及PCNA的关系.

大肠癌化疗药物敏感性与癌细胞DNA含量的关系

大肠癌常见,不能手术者常做化疗,但其对化疗药物敏感性个体差异大,仅凭经验用药常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1,2].体外测定人大肠癌细胞的化疗敏感性是指导肿瘤化疗的基础,近年来,微量细胞培养--四氮法(Tetrazolium salt,简称MTT法)已开始应用于实体癌的药物敏感性检测[3-7].我院1997-01/1997-12对162例新鲜人大肠癌组织用MTT法进行化疗药物敏感性测定,以指导临床化疗.

肝硬化肝癌Ⅳ型胶原酶的表达

基质的酶类中基质金属蛋白酶类(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是主要的直接作用者[1],而其中的Ⅳ型胶原酶(包括MMP-2和MMP-9)与肿瘤侵袭转移的关系为密切[2].因为,Ⅳ型胶原酶不但可以酶解细胞间基质成分还能酶解基底膜主要成分Ⅳ型胶原[3].已有大量研究显示,Ⅳ型胶原酶与多种肿瘤的侵袭转移有关[4,5,11].另有研究报道,MMP-2与肝硬变的发生、进展密切相关[6].然而,Ⅳ型胶原酶与合并肝硬变的肝细胞癌(HCC)的关系,目前国内外研究罕见报道.我们采用免疫组化SABC法,并应用图象分析法进行定量分析31例手术切除的肝细胞癌标本MMP-9,MMP-2的变化,并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揭示Ⅳ型胶原酶与合并肝硬变的HCC之间的关系

L-精氨酸在实验性大鼠结肠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二甲基联肼(DMH)可引起啮齿类动物的结肠粘膜隐窝细胞增殖和癌变.DMH引起的大鼠结肠癌分布特点与人相似,是研究人结肠癌的理想动物模型[1-4].L-精氨酸在一些致癌物引起肿瘤模型及移植肿瘤模型中可抑制肿瘤的发生[5].在实验性大鼠结肠癌模型中,已确定结肠癌的形成可分为始发阶段和促发阶段,L-精氨酸在始发和促发阶段可能起着不周的作用[6,7].我们采用溴脱氧脲嘧啶(Brdurd)免疫组化技术[8-10]测定DMH引起Wistar大鼠结肠隐窝细胞增殖程度,并观察结肠肿瘤形成情况,探讨L-精氨酸在大鼠结肠癌形成中的作用.

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消化间期血浆胃动素水平及胃十二指肠动力的改变

功能性消化不良(FD)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综合征,其特征性症状包括腹胀、早饱、上腹部不适、疼痛、反酸、嗳气等[1-4],同时患者没有器质性或代谢性疾病,其发病率极高,占消化患者总数的20%～40%[5,6],对FD的研究,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研究报道不少[7-9],但其发病机制仍不清,现多认为与胃肠动力障碍关系密切[9-12],而胃肠激素是调节胃肠动力的重要因素,所以对FD患者血浆胃动素的研究倍受关注,自Vantrappen et al[13]在人身上发现了移行性肌电复合波MMC,并将消化间期交替出现的静止期和运动期称为消化间期运动周期,后又由Kellow et al [14]分为3个时期,其中消化间期Ⅲ期为MMC期,并发现血浆胃动素呈周期性改变,其峰值引起胃和肠的MMC产生,诱发胃强烈收缩,排除胃内不易消化的食物颗粒,有报道FD患者的MMC常缺失[14,15],从而造成胃肠瘀滞引起腹胀、腹痛等症状,其机制之一可能与胃动素水平改变有关[16].

Hp+CAG患者胃粘膜上皮胃泌素及其受体基因转录和蛋白的表达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的研究已不断深入[1-20].我们的实验结果mRNA和蛋白表达减少,而Hp对CCK-B基因的mRNA表达影响不大,那么,根除Hp是否可逆转上述基因的表达?为此,我们通过Hp感染阳性的萎缩性胃炎患者口服丽珠胃三联药物1 wk,采用免疫组化染色及RTPCR等技术研究Hp感染对胃粘膜上皮促胃液素及其受体基因mRNA和蛋白表达的影响,并分析其在胃癌发生中的生物学意义

胃癌组织EBV的阳性率

胃癌是世界范围内占第2位的恶性肿瘤[1].它的致癌机制目前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的发展过程[2-11].在致病因素中,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导致胃癌是目前研究的热点[12-21].但是自1990年后,有些学者已开始探讨Epstein-Barr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与胃癌的关系.EBV与多种肿瘤的发生有关[22-24],其中常见的是鼻咽癌,Burkitt's瘤和何杰金病.近些年有学者报道EBV感染与胃癌之间有一定的关系[25-28].我们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方法检测50例胃癌患者中EBV阳性率,并初步探讨几个临床因素与EBV阳性率的关系.

食管癌p53和PCNA的表达与局部体液免疫

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尤其以我国豫北太行山一带为高发病区[2-8].食管癌的临床治疗虽有进步,但效果仍然令人沮丧,5年生存率不到10%,严重威协着人民的生命与健康[9-15].因此,预防发病、发病后及早治疗、检测局部免疫及基因表达水平、控制癌肿的发展、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将是21世纪食管癌研究的重点[16-20].

大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发病中游离脂肪酸的作用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是隐源性肝硬变的重要前期病变[1].然而,目前对日益高发的非酒精性脂肪肝如何发展为脂肪性肝炎仍不甚清楚[1].为此,我们通过高脂饮食建立脂肪性肝炎模型,旨在从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FFA)的角度探讨NASH的发病机制.

胆肠内引流术的应用

1胆肠内引流术的基本原则胆肠内引流术应用于肝内外胆石病已有多年历史,尽管对手术适应证、某些技术细节、不同术式的优缺点和手术疗效等还存在着分歧意见,但下面几个原则是共同的[1-8].①胆囊必须切除:胆道肠道吻合术后,胆道系已失去了括约肌调节作用,胆汁从此即可自由地流回肠道.因此,胆管内压力降低,胆囊不再充盈,亦不再收缩,致使胆囊成为胆道系统的一个憩室,继发炎症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因此,胆肠内引流术时必须同时将胆囊切除,以防后患.②胆肠吻合口不得有张力:胆肠吻合口有张力,不但近期内吻合口瘘的并发率明显增高,后期由于张力牵拉吻合口,狭窄的可能性亦大大增加.所以,必须避免吻合口有张力.

胆管狭窄的手术治疗

肝内胆管结石常合并肝胆管狭窄[1,5,10-13].作者单位1981/1987年共收治肝胆管结石患者585例,其中伴有肝胆管狭窄223例,占38.1%.全国71所医院收集肝内胆管结石病4197例,胆管狭窄的发生率为24.28%,高的地区发生率可达41.94%.近10年来,肝内胆管结石狭窄的相对发病率有所下降,新发现的患者人数减少.但由于总人口基数大,患者仍然较多,肝胆管狭窄仍然是胆道外科的主要问题[1,5].原发性肝胆管狭窄合并结石的治疗原则是清除病灶,取净结石,解除梗阻,通畅引流.在具体实施上主要是肝门部高位胆管炎性狭窄切开整形,左肝管高位狭窄的处理,右肝管开口狭窄的切开和引流物的安置.

肝内胆管残余结石的治疗

肝内胆管残余结石是迄今为止肝内胆管结石治疗困难和预后不佳的原因[1-3].因为结石在肝内胆管分布广,位置深;作为结石的主要成分的胆红素钙质地脆,在所处胆管的部位呈铸型充填,不易取出也不易取尽而成为残余结石,嵌顿在肝管内结石引起胆汁瘀滞、胆管梗阻致胆管炎,形成肝内胆管串珠状扩张与狭窄相间,使清除结石更为困难,结石残留难以避免[4].若结石长期残存在肝内,将引起胆汁性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成为晚期胆道病等严重后果[4],因而解决肝内胆管残余结石问题成为治疗该病的关键.尽管肝内结石的现代治疗已由胆肠内引流+肝切除为主的模式过渡到肝切除+内镜取石的主要模式[1-4],近年来肝内胆管结石发病率较高的亚洲地区的胆道外科医生针对肝内结石治疗中的难点,如取尽结石,纠正胆管狭窄和残石方面,在术前影象学检查、手术设计、术中准确判断结石分布及术后有效地清除残石等各环节作了很大努力,但肝内结石残余率仍高达30%～50%[1-11].据亚洲地区4～10年随访显示残石率仍达成10%～30.2%,说明对肝内残余结石的治疗还需作出更大的努力.下面谈谈肝内胆管残余结石的治疗方法.

肝内胆管结石合并门静脉高压症的治疗

肝内胆管结石与门静脉高压症都是临床处理上较为复杂的问题.两者合并更增添了处理上的难度[1-13].肝内胆管结石合并门静脉高压症的发生率约占肝内胆管结石就诊人数的10%左右.临床上以胆石胆道梗阻和肝硬变门静脉高压为特点.有关肝内胆管结石合并门静脉高压症的治疗的报道甚少,且尚无统一定论[4].一旦处理不当,常可产生严重后果,轻则影响治疗效果,加重患者的痛苦,重则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肝内胆管结石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总的治疗原则是控制胆道感染,解除胆道梗阻,降低门静脉压力,改善肝脏功能.但临床上由于其复杂性,难以决定是先处理胆道疾患还是先处理门静脉高压症,是一次手术同时处理二者还是行分期手术治疗等.举棋不定则有可能延误治疗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应在充分认识本病治疗中的问题及全面评估患者情况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手术时机和手术方式.

肝内结石的肝切除术

胆石症是我国胆道外科疾病的主要组成部分.肝内胆管结石是构成胆道外科的难点和重点.因其具有明显节段性分布的特点,并发结石处的胆管狭窄、扩张,局部肝组织纤维化乃至发生胆管癌[1].单纯手术切除取石,胆肠内引流治疗本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有鉴于此,肝叶或肝段切除乃是"去除病灶"获得理想效果的根本措施.经过多年的大宗病例的临床观察研究,肝切除术在肝内结石治疗中的地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肯定[3-5].

细菌性肝脓肿的诊治

细菌性肝脓肿是发生于肝脏的一种继发性感染,在临床上并不少见[1-3],有时还是致命的.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原发疾病的有效控制,抗生素的应用,影象检查的发展以及治疗方法上的进步,肝脓肿无论是在病因、病程及预后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初的30年间,发生肝脓肿的常见原因是急性阑尾炎,总体死亡率达75%～80%;到20世纪50～70年代,引发肝脓肿的主要原因已转为良、恶性胆道梗阻,所发生的脓肿类型多数是多发性脓肿,总体死亡率高达45%～50%[2].在近的20年中,由于B超和CT影象技术的发展,在影象引导下作脓肿穿刺或经皮引流术,使得肝脓肿的诊断和治疗有了极大的进步[3,4],目前肝脓肿的总体死亡率约在6%～25%之间.

肝内结石的诊断与治疗

肝内结石病的影象学检查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超声技术与放射技术的进步,肝内结石病的诊断水平较前有了明显的提高[1-5].目前肝内结石病的影象学检查,主要包括:B型超声;CT和MRI;经皮肝穿刺胆道造影(PTC);逆行内镜胰胆管造影(ERCP)[6-8].而静脉胆道造影因其显影欠清晰,与其他技术相比有较大的不足,故现已少用.

脂质过氧化在二甲基亚硝胺大鼠肝纤维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目的探讨脂质过氧化损伤在二甲基亚硝胺诱导大鼠肝纤维化形成中的作用.方法二甲基亚硝胺腹腔注射4 wk诱导大鼠肝纤维化模型.连续每周动态观察染毒4 wk及染毒停止后4 wk大鼠血清肝功能(ALT,AST,清蛋白、总胆红素)、肝组织羟脯氨酸(Hyp)含量、SOD、GSH与GSH-PX活性、MDA含量等变化.连续同步观察大鼠肝组织炎症坏死与胶原沉积等的变化.结果模型大鼠血清肝功能明显异常,ALT自2 wk开始升高,4 wk达高峰,以后维持较高水平;总胆红素自2 wk出现异常;清蛋白含量自1 wk开始下降,5 wk时为低4 wk时肝组织HE染色见汇管区肝细胞浸润及较广泛出血坏死,胶原染色显示有宽大纤维间隔形成,至8 wk时仍较明显.肝组织Hyp含量2 wk时轻微增加,4 wk时达高峰,而后持续较高水平.2 wk～3 wk时,大鼠肝组织SOD与GSH-PX活性下降、GSH含量下降、MDA含量上升,并达到高峰.相关分析发现,肝脏Hyp含量与SOD活性明显负相关,而与MDA含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结论脂质过氧化显著损伤出现在肝脏胶原沉积之前,两者之间明显相关,脂质过氧化损伤是二甲基亚硝胺诱导大鼠肝纤维化形成的重要机制.

乙醇对清醒兔Oddi括约肌运动功能的影响

目的酒精是引起胰腺炎的常见原因.本文观察乙醇是否影响清醒兔Oddi括约肌的运动.方法健康白兔8只,在无菌条件下埋置Oddi括约肌测压管.手术后恢复7 d进行实验.将测压管连接于低顺应性毛细管水灌注系统,记录Oddi括约肌压力变化.经十二指肠分别灌流50 mL·L-1,150 mL·L-1和300 mL·L-1乙醇30min,灌流速度0.5 mL·min-1;静脉则注射同样浓度的乙醇.以生理盐水作为对照.计算灌流乙醇前后Oddi括约肌运动参数变化.结果①经十二指肠灌流150 mL·L-1和300 mL·L-1的乙醇后,Oddi氏括约肌基础压分别为(1.71±0.33)kPa和(1.13±0.17)kPa,明显低于生理盐水对照组(2.32±0.57)kPa(P＜0.05和P＜0.01),并且呈浓度依赖关系.十二指肠灌流150 mL·L-1和300 mL·L-1的乙醇后Oddi括约肌位相收缩的振幅分别为(5.64±1.94)kPa和(3.68±1.51)kPa、频率分别为(2.8±1.1)次·min-1和(1.9±0.7)次·min-1、动力指数分别为(4.44±1.69)kPa·s和(3.56±1.54)kPa·s,与生理盐水对照[振幅、频率和动力指数分别为(7.68±2.45)kPa、(1.9±0.7)次·min-1和(6.07±1.69)kPa·s]比较也明显降低(P＜0.05和P＜0.01).②经静脉灌流150 mL·L-1和300mL·L-1的乙醇后,Oddi括约肌基础压力明显低于生理盐水对照[(1.56±0.28)kPa和(1.09±0.21)kPa vs(2.23±0.46)kPa](P＜0.05和P＜0.01).静脉灌流150mL·L-1后Oddi括约肌位相收缩的振幅、频率和动力指数分别为(6.34±2.20)kPa、(2.7±1.0)次·min-1和(5.01±1.93)kPa·s,灌流300 mL·L-1乙醇后三个参数分别为(4.21±1.76)kPa、(2.1±0.8)次·min-1和(4.18±1.78)kPa·s,与生理盐水对照比较均明显降低(P＜0.05和P＜0.01).③经十二指肠灌流150mL·L-1和300 mL·L-1的乙醇后Oddi括约肌位相收缩的周期时间分别为(7.4±2.1)s和(8.3±2.5)s,经静脉灌流同样浓度的乙醇后分别为(7.2±2.3)s和(8.6±2.7)s,与生理盐水对照比较,均有明显增加(P＜0.01).④比较经十二指肠或经静脉两种途径灌流乙醇对Oddi括约肌运动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乙醇减弱Oddi括约肌的运动可能导致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胆胰管,此可能是酒精引起胰腺炎的主要机制之一.十二指肠和静脉灌流乙醇两者都影响Oddi括约肌运动,提示饮酒后酒精经消化道吸收入血亦可继续干扰Oddi括约肌运动.

CagA+HP培养滤液对人胃上皮细胞的恶性转化作用

目的研究CagA+Hp培养滤液对人胃粘膜上皮细胞(GES-1)的恶性转化作用.方法制备Hp培养滤液,PCR鉴定CagA基因.采用倒置显微镜、电镜、细胞生长曲线、克隆形成实验及流式细胞仪等,观察Hp(CagA+)培养滤液对GES-1细胞的作用.结果经Hp(CagA+)培养滤液处理的GES-1细胞细胞核增大,畸形,核染色质变粗,核仁肥大,核分裂.生长曲线可见细胞增生活跃,存活率195%.克隆形成试验显示细胞克隆形成能力增强,存活率达到338%.流式细胞仪S期细胞比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Hp(CagA+)培养滤液可以导致GES-1细胞的生长特性改变,呈现肿瘤细胞的形态学及生长特征.

聚乙二醇与二甲基亚砜促进HCV体外感染树鼩肝细胞的作用

目的观察聚乙二醇(PEG)与二甲基亚砜(DMSO)在HCV体外感染树鼩肝细胞中的作用.方法我们采用两步灌流法分离树鼩肝细胞,并用L15培养基予以培养,培养3 d接种HCV-RNA阳性血清,在接种感染血清前90min加40 g·L-1PEG与15 g·L-1,然后再接种HCV-RNA阳性血清温育6 h～8 h,并收集不同时相的细胞和上清以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检测其中HCV正负链RNA.结果未加PEG与DMSO时,细胞内正负链RNA首次检出是感染后d 5,至d10仍可间断检出,培养上清正链首次检出是感染后d 3,d10亦呈阳性;加PEG与DMSO时,细胞内负链首次检出是感染后d 3,至d17仍可间断检出,细胞内正链首次检出是感染后d 3,至d15仍可间断检出,培养上清正链RNA首次检出感染后d 3,至d15亦呈阳性结论加PEG与DMSO细胞内正负链RNA首次检出时间较早,检出率较高,持续时间较长.

HCV C基因腺病毒表达载体骨架质粒pAd.HCV-C的构建、鉴定及表达

目的构建能表达HCV C基因的腺病毒表达载体的重组骨架质粒,为进一步包装能高效表达HCV C基因的腺病毒载体做准备.方法用分别含有BglⅡ及HindⅢ酶切位点的HCV C区基因上、下游引物,以含有HCV H株基因序列的质粒pBRTM/HCV1-3011为模板,通过PCR扩增获得HCV C区基因片段,基因片段回收后,以BglⅡ及HindⅢ双酶切,定向插入到腺病毒骨架质粒pAd.CMV-Link.1中CMV启动子下游BglⅡ与HindⅢ位点之间,获得重组表达质粒pAd.HCV-C.通过BglⅡ/HindⅢ双酶切、PCR及插入片段序列测定对质粒进行了鉴定.以抗HCV C单克隆抗体为一抗,利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了pAd.HCV-C在人肝癌细胞7721中的瞬时表达.结果酶切、PCR及测序鉴定证实,pAd.HCV-C插入片段为HCV C区基因片段,免疫荧光法检测表明其可以在7721细胞中瞬时表达.结论构建的质粒pAd.HCV-C可以在7721细胞中瞬时表达HCV C区基因,为包装表达HCV C基因的腺病毒载体奠定了基础.

树鼩肝细胞的分离和培养

目的观察体外培养的树鼩肝细胞形态结构和生物合成功能.方法采用体外两步灌流法分离树鼩肝细胞,用L15培养基予以培养,光、电镜下动态观察培养肝细胞形态结构,同时并检测不同时相点培养上清中清蛋白、总蛋白及甲胎蛋白的含量.结果该方法分离的肝细胞经台盼蓝拒染试验证实肝细胞即时存活率达90%以上,1 h～3 h肝细胞开始贴壁并伸展,同时可见双核细胞,培养3 d～10 d肝细胞相互接触,布满视野,肝细胞维持此状态至培养18 d.接种后1 d肝细胞合成清蛋白为6.8 g·L-1·d-1,7 d达峰值为12.8 g·L-1·d-1,并维持至14 d,以后逐渐减少至终止培养;培养1 d肝细胞的甲胎蛋白分泌量处于较高水平为3.45 mg·L-1·d-1,3 d达峰值为6.23 mg·L-1·d-1,以后逐渐减少,17 d检测不出.结论体外培养的树鼩肝细胞具有良好的形态结构和生物合成功能,能够满足肝炎病毒体外培养的需要,也为我们深入研究肝炎病毒复制机制创造了实验条件.

分泌型抗肝癌单链双功能抗体融合GFP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表达

目的分泌型抗肝癌单链双功能抗体融合GFP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表达.方法采用PCR方法在抗肝癌sFv的5端引入引导序列使其能够在真核细胞中表达并分泌,在其下游连接人TNF-α基因,构建分泌型抗肝癌单链双功能抗体基因,并将该基因克隆入带有GFP报告基因的真核表达载体,用磷酸钙共沉淀法转染小鼠成纤维细胞NIH3T3进行瞬时表达.结果DNA序列分析证实在sFv的5端引入正确的60bp引导肽序列,酶切鉴定证明成功构建了分泌型抗肝癌单链双功能抗体融合GFP真核表达载体,并在NIH3T3细胞中成功地表达了融合荧光蛋白.结论成功构建并表达了分泌型抗肝癌单链双功能抗体融合GFP基因,为肝癌免疫基因治疗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大剂量维生素C对肝硬变患者肝功能及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目的观察大剂量维生素C(Vit.C)对肝硬变患者肝功能及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Vit.C 10 g稀释于50 g·L-1葡萄糖300mL～500mL中静脉点滴,1次·d-1,连用14 d～16 d.观察应用与未用Vit.C治疗的肝硬变患者共58例,治疗前后的ALT、胆红素(Bil)、血清Vit.C、淋巴细胞转化率、T淋巴细胞亚群、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及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水平的变化.结果治疗组应用Vit.C治疗后ALT(1020±888 nk△t·L-1vs516±422 nk△t·L-1,P＜0.01)和Bil(47±42 μmol·L-1vs36±50μmol·L-1,P＜0.05)明显降低;而且肝硬变Vit.C治疗组ALT(516±422 nk△t·L-1vs703±582nk△t·L-1,P＜0.05)和Bil(36±50 μmol·L-1vs 48±56μmol·L-1,P＜0.05)明显低于病例对照组.CD4/CD8比值、淋转率虽治疗前(1.08%±0.28%,46.70%±10.41%)、后(1.26%±0.24%,55.52%±7.83%)均仍明显低于正常(1.52%±0.29%),P＜0.01;但治疗后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P＜0.01.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治疗后(20.37%±6.20%)明显高于治疗前(15.90%±7.11%),P＜0.05维生素C与CD4/CD8比值、淋转率、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均呈正相关(n=31,r=0.613,0.512,0.567,P＜0.01).结论大剂量维生素C静脉点滴在治疗肝硬变患者中,具有降酶退黄作用,是一种有效的临床护肝药物,其机制可能与提高细胞免疫和红细胞免疫粘附功能有一定关系.

防御素对胃癌细胞系体外的杀伤作用

目的观察防御素对胃癌细胞系及胃癌耐药细胞系的毒性作用,探讨其毒性作用机制.方法采用液相色谱法制备防御素,即人中性粒细胞多肽(HNP)并鉴定;采用噻唑蓝(MTT)法检测HNP对细胞SGC-7901及SGC-7901/VCR的杀伤活性;应用流式细胞术进行细胞周期分析;采用化学发光技术检测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及一氧化氮(NO)自由基.结果纯化HNP的Mr3500,具有较高的杀菌活性.HNP对SGC-7901细胞具有显著的杀伤活性,呈剂量及时间依赖性,在100 mg·L-1,10 h,杀伤率达97%;比较HNP对SGC-7901和SGC-7901/VCR的毒性作用,在80 mg·L-1,8 h,其杀伤率SGC7901为84.45%,SGC-7901/VCR为86.75(P＜0.01).HNP使SGC-7901细胞S期比例有所减少,实验组(22.2±1.3)%,对照组(19.1±0.6)%,P＜0.05.HNP诱导SGC-7901细胞产生MDA及NO自由基,当HNP剂量为10～80 mg·L-1时,MDA的检出量为3.21～8.14(10-19mol·cell-1);NO的检出量为1.73～7.99(10-15 mol·cell-1).结论防御素对胃癌细胞系和胃癌耐药细胞系具有显著的杀伤作用,特别是对胃癌耐药细胞系的毒性作用更强,这可能与耐药细胞所产生的一系列生物学改变有关.防御素的细胞毒性作用除了其可能的膜损伤作用机制外,还可能为处于DNA合成期的细胞对其更敏感,或是其对细胞S期过程具有延迟或阻抑作用.此外,活性氧及NO等自由基在HNP介导的胃癌细胞损伤过程中可能发挥一定作用.

结肠多发性幼年性息肉病1例

1病例报告男,37岁.因恶心、呕吐、腹痛3 d,行肠镜检查,既往健康.见全结肠密布豆粒大小的结节样隆起,状似脓苔,数目不少于100个.病理检查:见肉芽组织覆盖下的溃疡,其下为充满粘液的囊性扩张腺体,腺体被炎性水肿的间质所分开.

主动脉弓后食管巨大甲鱼骨内镜下取出1例

1病例报告男,46岁,因进食甲鱼后感吞咽困难,胸骨后疼痛5 d入院.入院前患者曾吞食多量瓜菜、饭团及棉絮钡剂,试图解除吞咽困难均未能奏效.X线食管吞钡:食管中段,相当于主A弓处见巨大异物.诊断:食管异物.经抗感染、止血处理后,在胸外科密切配合下,行内镜下异物取出术,术中见距门齿26 cm处有一异物横跨食管前后壁,异物插入食管前后侧壁见凹陷性溃疡并出血,溃疡约2.5 cm×2.0 cm,细心取出食物残渣及棉絮后,局部喷洒去甲肾上腺素溶液,先从异物插入食管壁端未能取出异物,后夹持异物中段,用力适当取出异物,异物两端为锯齿状的弓形甲鱼骨,约4.0 cm×1.5 cm.术后局部喷洒庆大霉素、甲硝唑溶液,观察无出血征,住院2 d痊愈出院.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01年度焦点论坛主题预告

第二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名单

第二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简介

消化内镜手术彩色图谱

中国病毒性乙型肝炎的研究

我国是病毒性乙型肝炎(HB)高发病国家,人群感染HBV约有6.5亿,而HBsAg慢性携带者则为1.2亿,每年死于HB及相关性疾病者在16万人以上.HB已成为我国危害大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现就目前我国HB研究的状况,提出一些思考,希望能对HB的研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