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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联合雷公藤多苷片治疗过敏性紫癜肾炎35例临床观察
过敏性紫癜(henoch-schonleinpurpura,HSP)是一种以皮肤紫癜、出血性胃肠炎、关节炎及肾脏损害为特征的综合征,基本病变是全身弥漫性坏死性小血管炎.伴肾脏损害者称为过敏性紫癜性肾炎(HSPN),简称紫癜性肾炎.本病好发于10岁以下儿童,但近年来成年人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本病的发病机制主要有免疫复合物异常、多种细胞因子的异常、免疫细胞的异常、凝血与纤溶以及遗传学基础等.目前关于HPSN的治疗没有统一方案,既往的治疗以服用肾上腺皮质激素为主,但激素不能缩短病程、阻止复发和改善预后.本研究于2010-2012年对我院35例HSPN患者采用激素联合雷公藤多苷片治疗,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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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性X综合征分子病理及治疗研究进展
脆性x综合征(FXS)是一种常见的遗传性智力低下综合征,其发病率仅次于唐氏综合征,呈X连锁遗传.FXS的发病率男性为1/4000,女性为1/6000.99%以上的FXS患者,其发病的分子遗传学基础是FXS智力低下基因1(FMR1)动态突变,使其编码的脆性X蛋白(FMRP)表达减少或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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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性化学物致机体DNA损伤与修复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机体在面临外源性化学物威胁时,仍能维持遗传信息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机制是DNA修复[1].外源性化学物暴露造成的细胞基因组不稳定性增高,是化学物暴露、机体代谢及DNA修复等相关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肿瘤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和表现[2].已有证据表明,DNA修复能力降低与正常人群散发肿瘤的危险性增高显著关联[3].正常人群的个体间DNA修复能力存在较大变异.因此,研究个体间DNA修复能力差异的遗传学基础,对于加深外源性化学物致癌机理的认识、发展生物标志物以及终提高肿瘤危险度评价的精度有重要意义.我们在扼要介绍DNA损伤与修复机制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外源性化学物致机体DNA损伤和修复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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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分子诊断研究进展
正确识别淋巴瘤的组织学类型是临床选择正确治疗方案和判断预后的重要依据,但淋巴瘤组织学类型的鉴定一直是临床病理诊断的难题.随着分子诊断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的遗传学基础被揭示,人们对淋巴瘤组织形态学亚型的认知也不断深入.2001年WHO 发表的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新分类标准中,将肿瘤的形态学表征、免疫表型、遗传学改变构架为淋巴瘤诊断标准的完整体系,与此同时,国外血液病学实验室也逐步建立起了新的诊断程序[1],将遗传学分析确立为平行于组织病理形态改变和免疫表型特征的鉴别诊断依据,其中通过分子诊断技术研究肿瘤的遗传学改变是重要的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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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猴基因组测序工作完成
美国Baylor医学院George Weinstock博士领导的恒河猴基因组成功破译出了猕猴的基因组,这是继人类和黑猩猩之后,科学家破译出的第3种灵长类动物基因组.今年4月13日出版的Science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了这项新成果.研究结果证实,虽然早在约2.5亿万年前,恒河猴从向人类进化的灵长类动物中分离出来,但人类和恒河猴基因组仍有93%的同源性.此项研究将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探索人类与恒河猴相似性及差异性背后的遗传学基础.通过比较人类和恒河猴基因组的异同可以获得许多有意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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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综合征伴发支气管哮喘18例临床分析
肾病综合征(nephrotic syndrome)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其发病存在免疫遗传学基础,T细胞功能紊乱参与其中.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其发病与遗传、Th2优势应答、特应质等相关.目前对支气管哮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常儿童,而在肾病综合征患儿中,支气管哮喘的研究很少.为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临床特点及疗效,本文收集了我科2008年5月至2011年4月收治且资料完整的肾病综合征伴发支气管哮喘患儿18例,对其临床特征及其治疗进行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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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中ATM的表达及其与p53间的关系
运动失调及毛细血管扩张症是一种遗传性自身免疫性疾病.ATM基因的突变可能是该病发生的分子遗传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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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患者MEF2A基因突变的研究
研究发现,代谢综合征可使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患病率增加3倍,并导致心血管病死亡率增加5倍,代谢综合征是一个多因素疾病,影响因素包括环境和基因等方面,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代谢综合征的发生与遗传有关.近期的研究显示,MEF2A常染色体显性突变可导致冠状动脉疾病的发生,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中MEF2A的这一突变的发生机率为1.93%左右.因此,认为可以通过筛查这一突变预测冠心病的发生.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观察代谢综合征患者中是否存在MEF2A外显子11中特定位点21bp的缺失,MEF2A的这一突变是否为代谢综合征易发冠心病和心肌梗死的遗传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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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ogg-Dubé综合征的诊断及伴发肾癌的临床表现
1概述
1977年,Birt、Hogg和Dubé3人首次在文献中报道了Birt-Hogg-Dubé(BHD)综合征[1]。BHD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其遗传学基础是FLCN基因的缺失突变,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多发性纤维毛囊瘤,多发性肺囊肿,自发性气胸及双侧多发肾细胞癌[2]。2001年,研究发现引发BHD综合征的相关基因位于常染色体17 p11.2,而终FLCN基因的缺失突变被确定为BHD综合征的遗传学病因[2,3]。FLCN基因编码 FLCN蛋白,但其具体功能尚未完全明确[4]。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总共有大约200个家族聚集性的BHD病例,每个BHD病例的染色体和基因检测均发现FLCN基因的缺失突变[5-11]。BHD综合征患者可以表现为单一的病变,也可以同时有多发性纤维毛囊瘤、多发性肺囊肿及双侧多发肾细胞癌等多种临床表现,因此 BHD综合征容易被误诊为其他病变[12-15]。1993年,Roth等人首次报道了BHD综合征伴发双侧肾癌的病例,目前已经明确FLCN基因的缺失突变可以引发不同组织学类型的肾细胞癌[11-15]。BHD综合征伴发的肾肿瘤大多发病年龄较低,而且可能呈现出家族聚集性的特点[5,7]。 -
肾癌的遗传学基础:一种代谢性疾病
肾癌并非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包含各种类型的肿瘤。每一类型的肿瘤均由不同的基因突变引起,有不同的组织学表现、临床表现及预后[1]。对遗传性肾癌的研究已经确定出在家族性肾透明细胞癌,家族性肾嫌色细胞癌,家族性肾I型和II型乳头状癌及家族性无症状肾癌中的基因突变,所有这些肿瘤均有肾癌相关基因突变,近Thompson等人总结出这些肿瘤的共同特征,及细胞的代谢紊乱[2-5],至今所有已经确定的肾癌相关基因均与包括氧离子、铁离子及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通路的调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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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22q11.2微缺失综合征的临床诊断
22q11.2缺失综合征(22q11.2 deletion syndrome,22q11.2 DS)主要包括了以临床特征定义的DiGeorge综合征(DiGeorge syndrome,DGS)、腭-心-面综合征(velocardiofacial syndrome,VCFS)和圆锥动脉干-异常面容综合征(conotruncal anomaly face syndrome,CAFS)等,上述综合征均具有共同的遗传学基础,即22q11微缺失的比例均较高,分别为88%、85%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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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学基础和围产医学发展
遗传学的经典原理已为临床医师所熟悉并得到广泛应用;分子遗传学的核心是生命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蛋白质由基因决定,并因此决定生命体的表型.随着医学的发展,特别是遗传学和病理生理学的发展,许多临床现象和疾病机制难以用经典的遗传学原理加以解释,如源于分化的成熟体细胞的克隆动物未老先衰;具有相同DNA序列的同卵双生双胞胎在表型和疾病易感性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组织特异性基因在不同受体、组织的表达不同,以及复杂疾病的发生机制与遗传学理论不一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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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性状位点在行为及精神病分子遗传学研究中的进展
数量遗传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复杂行为大部分并不遵循孟德尔定律,而是与更加复杂的基因系统相关联,不仅如此,精神障碍也具有这样的遗传学基础.自从1975年Gelderman提出了数量性状位点(quantitative trait loci,QTLs)的概念后,在精神病分子遗传学领域的QTLs研究取得了迅速进展.所谓的QTLs是指参与控制某种数量性状、作用大小不完全相同而又相互协同和相互作用的基因系统.由这些基因系统决定的性状呈数量化分布,而不是"有"或"无"的二分式分布.其中任何一种基因的缺陷,对精神障碍的发生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而只能是某种精神障碍的危险因子.基因对行为的影响是以概率性事件出现,而非决定因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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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基因研究的现状
精神分裂症患者约占住院精神疾病患者的80%。据1991年北京市16个区县精神分裂症流行学调查资料显示,总患病率为7.12‰[1],比1982年的5.69‰明显上升;其中有阳性家族史者约占10%~30%。国外学者关于精神分裂症遗传倾向的研究结果显示,双亲均患精神分裂症者的子女患病相对危险度为60%[2]。Moldin等[3]总结1920~1982年的有关精神分裂症家系及双生子的文献得出结果:在复发风险方面,同卵双生子>一级亲属>二级亲属>三级亲属;即使是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教养的双生子,同卵双生子的患病一致性平均为46%,而异卵双生子的患病一致性仅为14%。由此可见,遗传因素在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中占很大比重。现就精神分裂症基因研究的现状综述于下。 一、染色体定位 自80年代以来,研究者不仅从受体、神经递质角度探索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更趋向于寻找诊断方面的生物学标志,尤其是基因诊断及基因治疗技术。近年来,由于聚合酶链反应(PCR) 技术的应用,从分子生物学水平探索精神分裂症遗传学基础的研究受到重视。同时,在PCR 的基础上发展起多项检测基因突变的新技术,如序列特异性引物扩增(PCR/SSP)、PCR产物的限制性片段多态性分析(PCR/RFLP)、聚合酶链反应单链构象分析(PCR/SSCP)、核酸分子杂交(NAMH)等。 大量的临床及基础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属于非经典孟德尔遗传,可能是由几个中度效应基因遗传或多个轻度微效基因遗传。Kohler等[4]报道人脑中存在弱传导钙激活的钾通道蛋白家族(small-conductance calcium-activated potassium channels,SK),分别命名为SK1、SK2和SK3。Chandy等[5]发现SK3基因的编码区靠近氨基端存在2个三核苷酸(CAG)重复序列(编码多聚谷氨酰胺),其中第2 个CAG重复序列存在高度多态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CAG重复次数与对照组的差异有显著性。据此可推测,该蛋白内多聚谷氨酰胺长度的变化可能精细调节离子通道的功能,从而影响脑内神经元的功能而导致精神分裂症发病。Wittekindt等[6]和Navon等[7]同时应用体细胞杂交及荧光原位杂交法将SK3基因定位于1q21.3,且确认 2个CAG重复序列位于该基因的第一个外显子内。这与Chandy的结论相同。而在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及正常对照者中未发现类似的SK3基因的CAG重复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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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性侏儒症的基因治疗
垂体性侏儒症又称生长激素(GH)缺乏症(GHD),是由于生长激素减少或缺乏所引起的生长发育障碍。其发病率在1/4000~1/10000之间。既往认为其中的5%~30%是由遗传因素所致,但近年发现:GH分泌不足大多数为染色体隐性遗传,使人们将大量有遗传学病因的GHD归属于所谓特发性的;而且因对研究对象的标准设立较为严格,导致对轻度GHD重视不足等原因,目前认为实际的比例数要大得多。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以分子遗传学为基础,运用重组DNA技术进行的GHD基因治疗的文章多见报道。本文将对GHD基因治疗的进展做一综述。 一、GHD基因治疗的分子遗传学基础 现在的研究表明GHD的分子遗传学主要与GH基因缺陷有关。表现为家族性单一GH缺乏的GHD(IGHD),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对外源性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治疗常常有抗体产生,临床疗效欠佳的IGHD IA型;同时,GH基因调控异常也可引起GHD与POUIFI(Pit-1)或PROPI位点突变有关,表现为伴有其它垂体激素缺乏的复合性垂体激素缺乏症(CPHD)。尤其是转录因子Pit-1,它对胚胎期发育及GH,催乳素(PRL),促甲状腺素(TSH)的基因表达起重要作用;另外,生长激素释放激素(GHRHR)基因变异因垂体对GHRHR刺激无反应,也可导致G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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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障碍性疾病的相关基因及遗传易感性
嗅觉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感觉,起着辅助识别、危险预警、增进食欲、影响情绪等重要作用.嗅觉障碍性疾病的发生也同样受到基因水平的调控,深入了解嗅觉障碍性疾病的分子学机制及遗传学特点,对探索嗅觉障碍与基因的关系,从而对嗅觉障碍性疾病进行有效干预和治疗至关重要.本文分别从先天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病变、精神性疾病及炎性疾病4个方面,就其相关基因可能引发嗅觉障碍的分子学机制,以及嗅觉障碍性疾病易感性的遗传学基础来阐述嗅觉障碍与基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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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合并自身免疫疾病51例临床分析
近年的研究认为,糖尿病也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它与其他自身免疫疾病在病因学上具有共同的遗传学基础.临床工作中发现糖尿病合并各种自身免疫疾病如Graves病、桥本甲状腺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等并非少见.随着诊疗技术的提高和对该类疾病的不断认识,近年来临床诊断逐渐增多.因此,本文总结并报道1995-2000年本院收治的糖尿病合并自身免疫疾病共51例,并加以文献复习,将有关资料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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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厚型心肌病--心血管疾病精准医疗离我们有多远
迄今为止,自肥厚型心肌病被发现已逾50年,该病被认为是具有高猝死风险的遗传性疾病,且临床表现多变、自然病程各异[1-5],使其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相当困难。对肥厚型心肌病分子水平的认识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发现其致病突变位于编码心肌肌小节相关蛋白的基因[4],这一突破性的发现奠定了肥厚型心肌病的遗传学基础,并且预示着对于基因突变的检测与分析将为该病的诊断、临床病程预测以及治疗带来一次革命[6,7](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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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的内科治疗
1 病因高血压的病因是多因素的,可分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高血压是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约占40%,环境因素约占60%.1.1 遗传因素原发性高血压有明显群集于某些家族的倾向,提示其有遗传学基础或伴有遗传生化异常.双亲均有高血压的正常血压子女,以后发生高血压的比例增高.高血压的遗传可能有主要基因显性遗传和多基因关联遗传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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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型糖尿病儿童及其无糖尿病同胞哮喘症状较少
〔英〕/Douek IF …∥Lancet.-1999,353.-1850 一般认为1型糖尿病为辅助性T 1(Th 1)淋巴细胞引起,而哮喘与其它特异反应性疾病的特征为Th2反应占优势,因此推测糖尿病儿童应不易发生哮喘。反之,哮喘儿童亦不易发生糖尿病。近欧洲的一项研究的确证实1型糖尿病儿童的哮喘发生率明显降低,其比值比(OR)为0.64(95%CI:0.51~0.82)。为证明糖尿病儿童哮喘发病率降低是否有遗传学基础,或在某种程度上与糖尿病表现型相关,进行了此项调查。哮喘及特异性反应疾病相关症状发生率的对照资料来自牛津与安格利亚东部的一项包括2 324例12~14儿童的较大规模的调查。另一项基于人群的有关糖尿病儿童的家庭调查的前瞻性研究,调查了1985年以后该地区(260万人口)中1 627个家庭的相关数据。本研究调查了其中的12~14岁糖尿病先证儿童206例与其无糖尿病同胞209例,终先证病例184例与无糖尿病同胞184例参加了研究。返回完整调查问卷的先证病例与无糖尿病同胞分别为157与173例,分别占参与者的76%与83%。所有受试儿童均采用哮喘与变态反应疾病国际研究(ISAAC)规定的哮喘与变态反应疾病症状的调查问卷。 结果先证组中27%儿童曾有喘鸣症状,而无糖尿病同胞与对照组则分别为42%与51%(P<0.001);在前1 a内有喘鸣者3组分别为17%、28%、与34%(P<0.001)。1型糖尿病儿童喘鸣发生率与对照组的比值比为0.36(0.25~0.52);1 a内喘鸣发病率两组的OR为0.39(0.25~0.60)。有严重症状者(使语言受限的喘鸣发作每年≥4次)自先证组至无糖尿病同胞及对照显示有增加倾向(P值均<0.01)。1 a内运动诱发喘鸣者3组间无明显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哮喘症状与1型糖尿病二者呈负相关,并且对无糖尿病同胞亦有哮喘保护作用,这可能有一种遗传学基础或是由于在宫内或出生后不久接触了某些环境因素。本研究证明在以上两种儿童常见慢性疾病的预后中,Th1与Th2反应之间的平衡可能具重要作用,因此使Th1免疫反应向Th2方向偏移,可能是一种有良好前景的糖尿病预防途径。(李春元摘杨菊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