α-干扰素联合苦参素治疗 HBeAg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α-干扰素联合苦参素治疗 HBeAg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方法56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接受干扰素-α2b 联合口服苦参素胶囊治疗，64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只接受干扰素-α2b 治疗，两组均治疗48周，在治疗结束后随访24周，观察疗效。结果在治疗24周、48周和随访24周时，联合组 ALT 复常率分别为80.4%、85.7%和82.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9.4%、62.5%和64.1%（P<0.05）；联合组 HBeAg 阴转率分别为17.8%、33.9%和37.5%，仅在随访24周时显著高于对照组的23.4%（P<0.05）；联合组 HBV DNA 阴转率分别为78.6%、83.9%和76.8%，仅在治疗24周时高于对照组的57.8%（P<0.05）。结论α-干扰素联合苦参素治疗 HBeAg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能提高 ALT 复常率，并能在某些时段使 HBeAg 阴转率提高。

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水飞蓟宾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疗效观察

目的：评价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水飞蓟宾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65例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n=33）和对照组（n=32）,给予对照组改善生活方式、控制体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联用水飞蓟宾治疗6个月,分别检测治疗前后血生化指标和肝/脾 CT 比值的变化。结果在治疗结束时，治疗组患者血清 ALT、AST和 GGT 水平分别为（45.77±18.14） U/L、（37.54±25.38） U/L 和（35.16±16.35） U/L，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67.15±23.16） U/L、（57.25±27.67）U/L 和（46.32±14.16） U/L，P<0.05]；治疗组患者 TG、TC 和 LDL-C 分别为（1.35±0.44） mmol/L、（4.25±0.49） mmol/L 和（1.93±0.08） mmol/L，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1.92±0.62） mmol/L、（5.01±0.43） mmol/L 和（2.99±0.07） mmol/L，P<0.05]；治疗组患者 HDL-C 和肝/脾 CT 比值分别为（0.96±0.23） mmol/L 和（0.96±0.18），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0.83±0.18）mmol/L和（0.78±0.16），P<0.05]。结论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水飞蓟宾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恩替卡韦联合苦参素治疗慢性乙型肝炎48周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恩替卡韦联合苦参素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48周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慢性乙型肝炎患者100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52例应用恩替卡韦片联合苦参素片治疗；对照组48例仅服用恩替卡韦片，观察48周。结果在治疗48周时，联合组患者血清 ALT 复常率、HBeAg 转阴率和 HBV DNA 转阴率分别为80.77%、82.69%和82.67%，均优于对照组的72.92%、58.33%和62.50%，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恩替卡韦联合苦参素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具有协同作用，且无不良反应。

复方鳖甲软肝片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治疗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复方鳖甲软肝片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治疗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67例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给予对照组（n=32）复方甘草酸苷治疗，给予观察组（n=35例）复方鳖甲软肝片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治疗，两组均观察3个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Chid-Pugh 计分、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和肝脾 B 超声像图变化。结果在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 ALT、AST 水平和 Chid-Pugh 计分[（72.5±12.3） U/L、（53.7±9.8） U/L、（5.3±1.2） U/L 及 PCⅢ、Ⅳ-C、LN 和 HA 水平（105.4±17.6）μg/L、（104.7±12.1）μg/L、（93.7±16.7）μg/mL 和（110.4±17.2） m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20.1±17.7） U/L、（75.2±10.2） U/L、（7.2±1.5）U/L 及（150.8±19.4）μg/L、（138.3±15.4）μg/L、（125.4±21.0）μg/mL 和（148.3±18.7） mg/L，P<0.05）]；观察组患者脾脏厚度（3.85±0.73） cm 及门静脉和脾静脉宽度（1.13±0.28） cm 和（0.73±0.22） cm 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4.39±0.75） cm、（1.29±0.22） cm、（0.92±0.25） cm，P<0.05）]。结论复方鳖甲软肝片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治疗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疗效显著。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感染病毒基因型对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

目的：探讨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与抗病毒治疗后病毒学应答之间的关系。方法113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接受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α-2a）联合利巴韦林治疗48周。采用 Simmonds 基因分型法进行 HCV 基因分型。结果在113例患者中，基因1型88例（78.0%），非基因1型25例（22.0%）；非基因1型患者快速病毒学应答率（RVR）明显高于基因1型患者（80%对48.8%，P＜0.05）；非基因1型患者持续病毒学应答率（SVR）明显高于基因1型患者（80.0%对64.8%,P＜0.05）；低病毒载量患者RVR 明显高于高病毒载量患者（78.9%对46.7%，P＜0.05）。结论 HCV 基因型和 HCV RNA 复制水平对 PEG-IFNα-2a 联合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的疗效有一定的影响，提示 HCV 基因分型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原发性肝癌术后早期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PLC）患者术后早期复发的危险因素。方法在51例 PLC 患者，选取17项临床和组织病理学参数，分析 PLC 术后早期复发的相关因素。结果发现血清 AST 水平（P<0.001）、是否伴有肝硬化（P<0.001）、肿瘤包膜是否完整（P=0.003）和血管侵犯（P=0.006）与早期复发相关；通过 Kaplan-Meier 法和 Cox 风险比例模型筛选发现有肝硬化（风险比=2.865，95%可信区间为1.846~8.466，P<0.001）、肿瘤包膜缺失（风险比=3.357，95%可信区间为1.526~6.949，P=0.002）和血管侵犯（风险比=2.230，95%可信区间为1.094~4.548，P=0.027）是 PLC 术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对于有肝硬化、肿瘤包膜缺失和伴有血管侵犯等危险因素的 PLC 患者，术后应加强随访，以期及早发现肿瘤复发并给予及时的治疗。

肝硬化并发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腹水病原菌鉴定及耐药性分析

目的：观察肝硬化并发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患者腹水病原菌的分布特点，并分析其耐药性状况。方法回顾性分析87例肝硬化合并 SBP 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腹水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结果在87例患者腹水中共分离出92株病原菌，其中革兰氏阴性菌64株（69.6%），革兰氏阳性菌24株（26.1%），真菌4例（4.3%）；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菌株7例（23.3%），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菌株2例（16.7%）；对革兰氏阴性菌耐药性较高的抗生素为头孢类（23.3%～41.7%）及喹诺酮类抗生素（55.0%），对革兰氏阳性菌耐药性较高的是氨苄西林（72.7%）和哌拉西林（63.6%）。结论肝硬化合并SBP 患者往往存在革兰氏阴性菌感染，且耐药现象比较明显。应根据药物敏感试验报告合理选用抗生素治疗。

miRNAs 与肝细胞癌发生研究进展

MicroRNAs（miRNAs）是一类长度为21～25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小分子 RNA,参与基因转录后调控。研究发现， miRNAs 的异常表达与疾病，尤其是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miRNAs 在不同癌症中水平不同。研究证明，miRNAs 可以作为肝细胞癌分类、预后和早期诊断的生物学标志，并有望成为体内治疗的新靶点。本文对各类 miRNAs 小分子与肝细胞癌发生的关系，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潜能等进行了介绍。

肝衰竭并发肝肾综合征临床诊治进展

肝肾综合征（HRS）是肝衰竭、失代偿期肝硬化和肝癌晚期等重症肝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HRS 诊断标准虽已十分明确，但缺乏特异性诊断指标。 HRS 的诊断仍是一种临床排除性诊断，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一个难题，因此需对 HRS 的早期表现提高警惕，无论是否达到 HRS 的诊断标准，一旦出现尿量突发显著减少伴血清肌酐水平升高，均提示 HRS 早期征象的发生，须及时诊断并给予及时的处理。在治疗方面，血管收缩剂联合白蛋白、TIPS、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和 MARS 等在短暂改善肾功能的同时，主要为肝移植作准备。迄今为止，肝移植是 HRS 有效的治疗方法。如不能及时接受肝移植，患者病死率达80%～100%。临床上“防重于治”。

门脉性肺动脉高压的诊断与治疗进展

门脉性肺动脉高压是伴或不伴晚期肝病患者在门静脉高压基础上出现以肺动脉压升高和肺血管阻力增加为特点的疾病。门脉性肺动脉高压显著增加患者病死率。目前尚无明确有效的治疗药物，肝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本文重点介绍了门脉性肺动脉高压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情况。

抗线粒体抗体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诊断价值研究进展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慢性胆汁淤积性肝病，抗线粒体抗体检测对其诊断有较高的特异度和灵敏度。近年来，随着临床医师认识的提高以及自身抗体检测的普及，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发病率及患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早期诊断及治疗干预对该病的预后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讨论抗线粒体抗体及其分型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诊断中的意义。

肝衰竭并发消化道出血的诊断与治疗策略

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所导致的胃肠道黏膜弥漫性出血以及不同程度的食管胃静脉曲张、门脉高压性胃病以及下消化道异位静脉曲张是肝衰竭并发消化道出血的重要原因，其病情危重，预后极差，病死率高。本文对肝衰竭并发消化道出血与单纯的消化道出血的临床鉴别要点、肝衰竭并发消化道出血的疾病谱以及诊断进行了简要阐述，重点对其治疗的策略及相关进展进行了讨论，同时提出了以药物、内镜下治疗、TIPS 等多种治疗方法为依托的综合治疗策略的概念。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突变与临床疾病进展的关系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人体可以引起急性和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后疾病的转归包括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细胞癌以及肝衰竭。宿主、病毒因素及它们相互作用影响着疾病的进程。HBV 基因突变导致病毒生物学特性改变是影响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转归的重要因素之一。

转化生长因子-β1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肝病发病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是一种具有广泛生物学功能的细胞因子。 TGF-β1可能参与了介导免疫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异常而诱导免疫耐受，使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慢性化，但同时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抑制 HBV 复制；TGF-β1促进肝纤维化发生，对肝癌发生起双向调节作用，同时参与肝衰竭的发生。

法定计量单位符号的书写要求

肝衰竭并发细菌感染与抗生素治疗

并发感染是肝衰竭常见的并发症，肝衰竭患者细菌及真菌的感染率可高达80%，主要有自发性腹膜炎、肺部感染、胆道感染、泌尿系感染、肠道感染。细菌感染直接影响到肝功能衰竭患者的预后，同时可成为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及时发现和判断肝衰竭患者并发细菌感染，并予以强有力的抗感染治疗，关系到肝衰竭救治的成败。因此，熟悉肝衰竭并发细菌感染的原因、诱因，综合应用检验手段和临床经验选用敏感的抗生素，大程度地控制细菌感染，在肝衰竭的救治中十分重要。

肝性脑病的预防与治疗进展

肝性脑病是由急、慢性肝功能失代偿所导致的脑功能障碍的总称，轻者表现为性格或行为异常，重者出现意识障碍、甚至昏迷。根据患者有无意识障碍及意识障碍程度，肝性脑病通常分为4期。肝性脑病是反映肝衰竭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严重的肝性脑病基础上出现的脑水肿又是导致肝衰竭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因此，积极预防与治疗肝性脑病是阻止重症肝病患者疾病进展、改善其预后的重要治疗措施之一。

维持肝衰竭内环境稳态的临床实践

内环境是细胞赖以生存的液体环境，又称之为细胞外液。内环境稳态是通过神经-体液-免疫共同调节作用下，维持内环境的相对稳定状态，是细胞正常生理功能和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保障。一旦内环境稳态被打破，各种疾病就会相继发生。因此，在临床实践中维持内环境的稳态至关重要[1]。肝脏是体内代谢活跃的器官，肝衰竭患者失去肝脏的正常调节时，极易出现电解质紊乱、水潴留、酸碱失衡、营养代谢及糖代谢障碍等内环境紊乱的现象[2]。早发现、早诊断并及时给予临床处理，维持机体内环境的动态平衡，是改善肝衰竭患者预后和提高生存质量的关键。

2002至2011年中国“北方”地区住院肝硬化患者病因构成及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分析2002年至2011年10年间中国“北方”地区住院肝硬化患者病因构成及变化趋势。方法对我院过去10年出院第一诊断为肝硬化的53092例患者的病因构成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乙型肝炎、丙型肝炎、酒精和自身免疫性肝病为前4位的病因，分别占74.2%、10.8%、5.8%和3.9%；乙型肝炎肝硬化的构成比从2002年的81.5%下降至2011年的66.8%，而酒精性肝硬化从2002年的3.3%上升至2011年的7.7%，10年间上升了2.3倍；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患者多为女性（84.3%），而乙型肝炎肝硬化和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男性占绝大多数，分别占80.1%和9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酒精性肝硬化患者与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的平均年龄均不足50岁，而丙型肝炎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患者的平均年龄均在50岁以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患者的籍贯以华北地区多；4种常见病因所致的肝硬化患者的好转率均在70%以上，酒精性肝硬化和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患者好转率接近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乙型肝炎、丙型肝炎、酒精和自身免疫性肝病是肝硬化前4位的病因，乙型肝炎肝硬化的构成比在逐年下降，而酒精性肝硬化的构成比在不断上升。

鸦胆子油注射液对 H22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及其机制探讨

目的：探讨鸦胆子油注射液在体内外对 H22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方法取 H22细胞培养，采用 MTT 法检测鸦胆子油对细胞增殖的影响；应用 H22细胞建立小鼠荷瘤模型，给予鸦胆子油治疗，计算抑瘤率、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采用 MTT 法检测鸦胆子油对荷瘤小鼠脾细胞增殖的影响，采用双抗体夹心ABC-ELISA 法检测荷瘤鼠血清 TNF-α水平，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转化生长因子（TGF）-α水平。结果鸦胆子油在（10~160）μg/ml 浓度范围内对 H22细胞的增殖抑制率为34.1%~52.31%，与对照组比有统计学意义；给予鸦胆子油25和50 mg·kg-1灌胃后，荷瘤小鼠瘤质量分别为（1.095±0.301） g 和（0.920±0.250） g，血清 TGF-α分别为（11.172±0.639） pg/ml 和（14.438±0.587） pg/ml，均较未治疗荷瘤动物显著下降[分别为（1.867±0.554） g 和（16.354±0.762） pg/ml]，TNF-α水平分别为（28.132±2.456） pg/ml 和（26.521±3.267） pg/ml，较未治疗荷瘤动物显著升高[（20.231±2.614） pg/ml，P<0.05]；与对照组比，无论是 Con A 还是 LPS 刺激，荷瘤动物脾细胞增殖受到抑制（P<0.05）。与荷瘤动物比，鸦胆子油体内给药则可促进脾细胞增殖，但对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无明显影响。结论鸦胆子油体内外均能抑制肝癌 H22细胞的生长，其抗肿瘤作用可能与改善荷瘤小鼠的脾细胞功能有关。

三种品系小鼠对伴刀豆球蛋白A所致急性肝损伤的耐受性比较研究

目的：应用不同剂量伴刀豆球蛋白 A（ConA）诱导三种不同品系小鼠急性肝损伤，比较肝酶变化、死亡率和肝组织病理学变化。方法分别用6、12、20和30 mg·kg-1 ConA 处理 C57BL/6J、BABL/c 和 KM 小鼠，8 h 后对比观察急性肝损伤动物血清酶学及肝组织病理学变化情况。结果在6 mg·kg-1 ConA 的作用下，三个品系小鼠均被成功制造出急性肝损伤模型；在12 mg·kg-1 ConA 作用下，KM 小鼠血清 ALT 和AST 分别为（1006.8±12.1） U/L 和（1391.8±13.4）U/L，显著高于 BABL/c 小鼠[（75.7±0.5）U/L 和（284.7±23.4） U/L）和 C57BL/6J 小鼠（104.4±32.2）U/L 和（492.2±12.3）U/L，P 均<0.05]；同样，KM 小鼠肝指数和脾指数分别为（5.4±0.3）和（0.7±0.5），均显著高于 BABL/c 小鼠[（5.2±0.4）和（0.6±0.3）和 C57BL/6J 小鼠（5.0±0.6）和（0.6±0.2），P 均<0.05]；在20 mg·kg-1 ConA 作用下，三组小鼠血清 AST 和 ALT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但 BABL/c 小鼠（4/10）和 C57BL/6J 小鼠（5/10）死亡率显著高于 KM 小鼠（1/10）；在30 mg·kg-1 ConA 作用下，三个品系小鼠死亡率均较高（KM 小鼠为30%，BABL/c 和C57BL/6J 小鼠均为100%）。结论不同品系的小鼠对 ConA 的耐受性不同，KM 小鼠对 ConA 的耐受性明显优于BABL/c 小鼠和 C57BL/6J 小鼠，且呈剂量依赖性。

肝肺综合征大鼠血细胞因子和肺血管巨噬细胞观察

目的：观察肝肺综合征大鼠肺组织中肺血管巨噬细胞浸润情况和血浆内毒素水平。方法取 Wistar大鼠30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和胆总管结扎肝纤维化模型组（CBDL 组），于造模5 w 末处死动物，收集血清及肝肺组织；分别检测血气、内毒素（鲎试验）、一氧化氮（硝酸还原酶法）、肿瘤坏死因子-α（ELISA 法），观察肝、肺组织病理学变化及肺组织肺血管内巨噬细胞的浸润情况。结果在 CBDL 组动物，5 w 时血气分析示 PaO2为（64.2±7.3） mmHg，显著低于假手术组[（97.7±4.5）mmHg，P<0.05）]；CBDL 组5 w 时血浆内毒素、一氧化氮和肿瘤坏死因子-α分别为（0.2297±0.0362）Eu/ml、（56.2±9.5）μmol/L 和（1.5±0.2）ng/ml，均明显高于假手术组[（0.0938±0.0309） Eu/ml、（32.9±4.3）μmol/L 和（1.5±0.2）ng/ml，P<0.05）]；病理学检查示5 w 时模型组大鼠肝组织可见纤维化表现，肺组织中肺毛细血管扩张、充血，有肺血管巨噬细胞存在。结论在胆总管结扎法诱导的大鼠肝硬化模型中，血清内毒素水平升高、肺血管巨噬细胞浸润和炎性细胞因子分泌增加，可能是肺血管扩张、低氧血症及肝肺综合征发生的重要机制。

己酮可可碱对小鼠酒精性肝病酒精代谢酶和核受体PPAR-α的影响

目的：研究己酮可可碱（PTX）对酒精性肝病小鼠酒精代谢酶和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α）的影响。方法将64只 C57BL/6小鼠随机分为模型组、治疗组和对照组，用50%酒精灌胃建立急性肝损伤模型，以20%酒精连续灌胃6周建立慢性酒精性肝病模型；采用比色法检测各组小鼠血清乙醇脱氢酶（ADH）和细胞色素 P4502E1（CYP2E1)活性；采用 RT-PCR 法检测肝组织 ADH、CYP2E1和 PPAR-α mRNA 水平；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肝组织 CYP2E1和 PPAR-α蛋白表达。结果急性和慢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小鼠血清 ADH 活性分别为（11.2±1.6）U/ml 和（5.8±1.4）U/ml，与相应对照组比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12.5±1.2）U/ml 和（4.3±0.6）U/ml]；急性和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 CYP2E1活性分别为（12.2±1.8）U/ml 和（11.8±1.7）U/ml，均显著高于对照组[（7.9±1.4）U/ml 和（6.5±1.2）U/ml，P<0.01）]和治疗组[（8.1±1.5）U/ml 和（7.8±1.5）U/ml，P<0.01]；急性和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肝组织 CYP2E1阳性细胞相对表达强度为（765±21）和（682±25），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308±12）和（305±18），P<0.01）]和大剂量 PTX 治疗组[分别为（521±18）和（418±12），P<0.01]；急性和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肝组织 ADH mRNA 水平与对照组比无显著性差异，但肝组织 CYP2E1 mRNA 相对水平分别为（1.47±0.32）和（1.13±0.52），显著高于对照组[（0.89±0.23）和（0.45±0.28），P<0.01）]及大剂量 PTX 治疗组[分别为（0.92±0.27）和（0.48±0.32），P<0.01）]；急性酒精性肝病动物肝组织 PPAR-α mRNA 水平与对照组或 PTX 治疗组比无统计学差异，但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肝组织 PPAR-α mRNA 相对水平[（0.45±0.31）]显著低于对照组[（0.85±0.21），（P<0.05）]；急性和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肝组织 PPAR-α阳性相对表达强度为（322±15）和（262±23），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721±18）和（689±14），（P<0.01）]和大剂量 PTX 治疗组[分别为（548±20）和（725±19），P<0.01）]。结论 PTX 能够减轻急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可能与其上调酒精代谢酶 CYP2E1和下调 PPAR-α表达有关，而与ADH 无关。

酒精性脂肪肝大鼠肠道屏障功能变化及化滞柔肝颗粒的保护作用

目的：观察酒精性脂肪肝大鼠肠道屏障功能改变，并探讨化滞柔肝颗粒的保护作用。方法将60只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小剂量化滞柔肝组（1.1 g·kg-1·d-1）、中剂量化滞柔肝组（2.2 g·kg-1·d-1）和大剂量化滞柔肝组（4.4 g·kg-1·d-1）。给予模型组和治疗组动物56%红星二锅头灌胃，1次/d，连续5周，制备大鼠酒精性脂肪肝模型；分别检测肠道细菌移位率（BT)和肠黏膜通透性[以乳果糖（L）/甘露醇（M）排出率（L/M%）表示]。同时观察血生化、肝脏和末段回肠黏膜病理学改变。结果在实验5 w 末，模型组大鼠肝组织呈中度脂肪变和炎症改变，其 BT、L/M 比值、碱性磷酸酶（ALP）和肝质量指数分别为70.0%、（0.38±0.18）%、（427.1±126.6）IU/L 和（4.3±0.6）%，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0.0%、（0.23±0.07）%、（306.4±67.1）IU/L 和（3.6±0.4）%，P<0.05）]；与模型组比，各剂量化滞柔肝颗粒处理动物肝组织小叶内炎症减轻，小剂量组 L/M 和肝质量指数分别为（0.27±0.06）%和（3.8±0.3）%，均低于模型组（P<0.05），肠道 BT 和血生化指标较模型组也有改善；中剂量和大剂量组 L/M 分别为（0.22±0.16）%和（0.18±0.07）%，肝质量指数分别为（3.7±0.3）%和（3.6±0.2）%，显著低于模型组（P<0.01），而肠道 BT 为10.0%和22.2%，ALT 为（39.8±5.0）U/L 和（40.8±5.6）U/L，AST 为（113.4±38.3） U/L 和（111.2±28.9） U/L，ALP 为（334.4±47.6） IU/L 和（350.2±112.2） IU/L，也均低于模型组[分别为70.0%、（54.1±17.2）U/L、（163.2±67.5） U/L、（427.1±126.1）IU/L，P<0.05）]。结论酒精性脂肪肝大鼠伴有肠道屏障功能减弱，化滞柔肝颗粒对酒精性脂肪肝大鼠肠道屏障功能及肝脏功能具有双重保护作用。

重视肝衰竭并发症的诊治研究

肝功能不全（liver insufficiency）一词表明肝脏功能的损害，而肝衰竭除肝功能损害外，还涵盖了更广泛的临床、生化及神经精神系统的异常[1]。肝功能不全的代偿期、失代偿期早有明确界定[2]，在失代偿与肝衰竭之间会有一个间歇，有人把失代偿期与肝衰竭混淆是不妥的。急、慢性肝衰竭的病死原因多与并发症相关。因此，从治疗效果的角度来看，及早诊断、及早防治并发症显得特别重要[3]。

130例酒精性肝衰竭患者临床特点与预后分析

目的：分析酒精性肝衰竭患者临床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13年5月住解放军第302医院的资料完整的130例酒精性肝衰竭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结果酒精性肝衰竭患者的诱发因素为感染（52.3%）、短期过度饮酒（8.5%）、疲劳（3.8%）、情绪激动（0.8%），另有34.6%原因不明；酒精性肝衰竭患者治愈或好转率为41.5%，无效率为42.3%，死亡率为16.1%，其中死亡前4位的原因分别为肝性脑病和脑水肿或脑疝（33.3%）、感染性休克（28.6%）、失血性休克（23.8%）和肝肾综合征（9.5%）；无效或死亡患者脑水肿、脑疝和肝肾综合征的发生率分别为14%、7%和36%，显著高于治愈或好转患者[分别为1%、1%和6%，P 均<0.01）]；无效或死亡患者血红蛋白水平[（85.0±28.3） g/L]显著低于治愈或好转组[（95.2±27.6）g/L，P<0.05）]；无效或死亡患者 Maddrey 判别函数、MELD 评分和 Glasgow 评分分别为（94.56±63.17）、（25.52±8.29）和（9.76±1.04），均显著高于治愈或好转患者[分别为（68.24±24.61）、（19.03±10.13）和（9.30±1.11），P 均<0.01）]；凝血酶原时间（r=-0.19， P=0.03）、国际标准化比值（r=-0.21，P=0.02）、尿素氮（r=-0.28，P=0.01）和肌酐（r=-0.28，P=0.01）水平与预后均呈负相关关系（P<0.05或 P<0.01），患者出现脑水肿（r=-0.26，P=0.01）、脑疝（r=-0.26，P=0.01）和肝肾综合征（r=-0.38， P=0.01）均与预后呈负相关（P<0.01）。结论酒精性肝衰竭的常见诱发因素为感染和短期过量饮酒，凝血功能、肾功能和脑功能障碍是预后不良的重要预测因素。

1892例肝衰竭患者并发症及死亡原因分析

目的：探讨肝衰竭的并发症和死亡原因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总结1892例肝衰竭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年龄、性别、病因、并发症和临床转归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结果1892例患者中，男性1206例（63.74%），女性686例（36.26%），平均年龄（48.9±11.3）岁；肝衰竭病因主要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1319例，69.7%）、HEV 感染102例（5.4%）、药物（102例，5.4%）、酒精（89例，4.7%）和不明原因（107例，5.7%）；1543例（81.6%）患者发生了肝衰竭相关的并发症，包括感染、出血、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和脑水肿，发生率分别为69.82%、30.97%、23.04%、16.97%和2.59%；急性肝衰竭患者在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和脑水肿的发生率分别为77.14%，45.71%和20.0%，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其它几型肝衰竭（P<0.05）；发生脑水肿的49例患者死亡率为100%，发生肝肾综合征的291例患者死亡率为90.65%；1092例发生一种并发症的患者死亡率为62.09%，288例发生两种并发症的患者死亡率为78.47%，163例患者发生3种及3种以上并发症的患者死亡率高达98.16%。结论肝衰竭易发生并发症，感染是肝衰竭患者常见的并发症，脑水肿和肝肾综合征是严重的并发症；肝衰竭患者的死亡率随并发症增多而升高。

学术不端行为

第十八条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
　　第十九条故意做出错误的陈述，捏造数据或结果，破坏原始数据的完整性，篡改实验记录和图片，在项目申请、成果申报、求职和提职申请中做虚假的陈述，提供虚假获奖证书、论文发表证明、文献引用证明等。

慢加急性乙型肝炎肝衰竭患者血浆脂联素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慢加急性乙型肝炎肝衰竭（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acute-on chronic liver failure，HBV-A-CLF）患者血浆脂联素（adiponectin，ADPN）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纳入 HBV-ACLF 患者82例，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浆脂联素水平；依据患者住院30 d 的预后情况将患者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计算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血清 ADPN 水平和 MELD 评分评估 HBV-ACLF 患者预后的价值。结果24例早期、30例中期和28例晚期 HBV-ACLF 患者血浆 ADPN 水平分别为（0.68±0.15）ng/ml，（0.76±0.17） ng/ml 和（0.89±0.18）ng/ml，随病程进展呈逐渐升高（F=12.30，P<0.01）；30例生存患者性别、年龄、AST、ALT、白细胞、HBV DNA 载量等与52例死亡患者无显著性差异，但生存患者血清 ADPN和 MELD 评分分别为（0.7±0.2）ng/ml 和（26.3±6.4），均显著低于死亡患者[（0.82±0.18）ng/ml 和（37.9±8.1）， P<0.0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浆 ADPN 水平（OR=1.23，95%CI：1.12～1.34，P<0.01）、MELD 评分（OR=1.43，95%CI：1.22～1.65，P<0.01）、血清白蛋白（OR=1.18，95%CI：1.11～1.26，P<0.01）及 AST/ALT 比值（OR=1.06，95%CI：1.01～1.11，P<0.01）是影响 HBV-ACLF 患者近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HBV-ACLF 患者血浆 ADPN 水平与肝功能损害程度有关，其水平升高提示患者近期预后不良。

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疗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观察聚乙二醇干扰素（PEG IFNα-2a）联合利巴韦林（RBV）治疗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331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予 PEG IFNα-2a（180μg/w 或135μg/w）联合利巴韦林（RBV）900~1200 mg/d 抗病毒治疗，疗程48～72 w，随访24 w；治疗前检测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采用 PCR 法检测丙型肝炎病毒（HCV）RNA 水平及肝功能，以病毒学应答和生化学应答作为疗效的主要评价指标。结果在331例CHC 患者中，获得快速病毒学应答率（RVR）、早期病毒学应答率（EVR）和持续病毒学应答率（SVR）分别为65%（215/331）、94.9%（314/331）和84.9%（281/331）；对176例行基因分型，结果108例基因1型与68例非1型感染者SVR 分别为88.0%和79.4%，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75例血清 HCV RNA 水平小于4×105 IU/ml 的患者 SVR 为93.3%，高于256例 HCV RNA 水平大于4×105 IU/ml 患者的82.4%（P<0.05）；215例获得 RVR 的 CHC 患者的SVR 明显高于116例未获得 RVR 患者（92.6%对70.7%，x2=28.099，P=0.000），314例获得 EVR 患者的 SVR 也明显高于17例未获得 EVR 组（88.5%对17.6%，x2=63.194，P=0.000）；50例未获得 SVR 的 CHC 患者年龄和感染丙型肝炎病毒的时间分别为（46±15）岁和（14.8±8.0）年，显著大或长于281例获得 SVR 患者[（38±13）岁和（11.5±7.7）年，P 均<0.05]。结论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慢性丙型肝炎疗效较好，预测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是患者年龄、感染丙型肝炎的病程、治疗前 HCV RNA 水平及在治疗过程中能否及时获得 RVR 和 EVR。

男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细胞脂肪变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比较男性慢性乙型肝炎（CHB）合并肝脂肪变患者与单纯 CHB 患者临床特征，寻找影响肝细胞脂肪变的危险因素。方法2010年3月～2013年3月期间，住院初治且有肝活检病理学检查的男性 CHB 患者209例，根据肝组织中有无脂质沉积分为 CHB 合并脂肪变组及单纯 CHB 组，比较两组患者血脂、血尿酸、血糖、饮酒、体质量指数和病毒载量情况，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了解肝脂肪变的危险因素。结果在209例男性 CHB 患者中，合并脂肪变121例（57.9%），单纯 CHB 88例（42.1%）；CHB 合并脂肪变患者尿酸、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分别为（352.5±87.1）mmol/L、（2.8±0.8）mmol/L 和（1.8±0.1）μmol/L，均显著高于单纯 CHB 患者[（310.3±69.1） mmol/L、（2.2±0.6） mmol/L 和（1.2±0.7）μmol/L，P<0.01）]；体质量指数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是男性 CHB 患者合并肝脂肪变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肥胖、血脂紊乱等代谢综合征相关表现是男性 CHB 患者肝组织脂肪变的危险因素，而饮酒或病毒载量可能不是肝脂肪变的危险因素。

阿德福韦酯联合拉米夫定治疗拉米夫定耐药的 HBeAg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阿德福韦酯（ADV）联合拉米夫定（LAM）治疗 LAM 耐药的 HBeAg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将100例确诊为 LAM 耐药的 HBeAg 阳性 CHB 患者随机分为单药治疗组（ADV）和联合治疗组（ADV 联合 LAM），每组50例，观察治疗12个月；在治疗的3、6、9和12 m 末，观察比较两组患者 ALT 复常率、血清 HBV DNA 载量、HBeAg 血清学转换和不良反应情况。结果在治疗3、6、9和12 m 末，两组患者 HBV DNA 载量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而联合治疗患者在6、9和12 m 末 HBV DNA 载量较 ADV单药治疗患者下降更加明显[分别为（3.94±1.16）、（3.37±1.19）和（3.14±1.18） lg copies/ml 对（4.51±1.37）、（4.07±1.14）和（3.85±1.16）lg copies/ml，P＜0.05]；在治疗6、9和12 m 末，联合治疗患者 HBV DNA 转阴率分别为56.0%、64.0%和76.0%，显著高于 ADV 单药治疗患者（分别为32.0%、44.0%和56.0%，P＜0.05）；在治疗6、9和12 m 末，联合治疗患者 ALT 复常率分别为72.0%、80.0%和92.0%，显著高于单药治疗患者（52.0%、60.0%和76.0%，P＜0.05）；两组患者血清 HBeAg 阴转率及 HBeAg 血清学转换率无差异，治疗期间均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结论 ADV 联合LAM 治疗 LAM 耐药的 HBeAg 阳性 CHB 患者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好。

人源化抗肝癌双链抗体纳米颗粒对荷人肝癌裸鼠放射免疫显像研究

目的：观察99mTc 标记的人源化抗肝癌双链抗体 BDM3及双链抗体纳米颗粒在荷肝癌动物体内的靶向分布及放射免疫显像，探讨其对肝癌的靶向诊断和治疗的价值。方法使用99mTc 对人源化抗肝癌双链抗体 BDM3及双链抗体纳米颗粒进行标记，并测定标记率，将标记好的抗体及抗体纳米颗粒经腹腔注入荷瘤裸鼠体内，在注射后不同时间点进行放射免疫显像。取各脏器及肿瘤组织，计算肿瘤/非肿瘤比值。结果99mTc 标记的双链抗体BDM3和双链抗体纳米颗粒标记率为91%和92%，显像率均达100%。注射后1 h 肿瘤/血比值为（1.63±0.17）和（3.63±0.21），4 h 肿瘤/血比值为（3.82±0.24）和（5.63±0.26），8 h 肿瘤/血比值为（0.48±0.21）和（1.41±0.32），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01和 P<0.01），表明同位素标记的双链抗体和双链抗体纳米颗粒均能在肿瘤组织中浓聚，而在非肿瘤组织中无浓聚现象，因而具有明确的靶向性，而抗体纳米颗粒因具有双重靶向作用，其浓聚现象较抗体本身更显著，能进一步增加显像效果。结论99mTc 标记的双链抗体 BDM3及其纳米颗粒对肝癌组织具有很好的亲和力，可作为肝癌诊断和治疗的靶向载体。

乙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硬化的临床诊断、评估和抗病毒治疗的综合管理

1背景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是肝硬化的重要原因。研究显示，有效抑制 HBV 复制可改善肝纤维化[1，2]，延缓或阻止代偿期肝硬化向失代偿期的进展，减少失代偿期患者病情进一步恶化，减少门静脉高压及相关并发症发生[3-6]，延长生存期[3，4]。因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对改善疾病临床结局具有重要意义[7]，也是目前 HBV 相关肝硬化整体治疗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亚太、欧洲和美国肝病学会更新的慢性乙型肝炎诊治指南或共识，都明确指出应该给予 HBV 相关肝硬化患者积极、有效的抗病毒治疗。然而目前各国指南或共识中提出的抗病毒治疗意见比较简单，难以完全满足临床实践的需求。为此，我们组织国内有关专家，系统总结国内外研究进展，按照循证医学原则，制订本共识，旨在帮助临床医生对 HBV 相关肝硬化进行规范化的临床诊断、评估和抗病毒治疗，使更多患者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