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献资料
-
腿部间歇梯度充气加压在脑卒中患者预防深静脉血栓中的应用观察
下肢麻痹或瘫痪的卒中患者,深静脉血栓(deep-vein thrombosis,DVT)累积发生率为53%,明显高于无瘫痪者7%[1].
-
美敦力(Driver)钴铬合金冠状动脉支架评估
Driver注册研究是一个前瞻性、随机和多中心研究,评估Driver钴铬合金支架的临床安全和有效性.本注册研究包括298名缺血性心脏病患者,每位患者均有一支需要经皮支架术的自身冠状动脉(冠脉)原发或再狭窄未经支架治疗的病变.患者在美国23个中心入组,首101名患者安排在支架置入后第180天重复造影.主要复合终点是入组后180天的主要负性心脏事件(死亡、心肌梗死、急诊冠状动脉搭桥或靶病变血运重建).次要终点是急性成功;院内和14、30、180和270天的靶血管失败;180和270天的临床驱动靶病变血运重建(TLR);晚期丢失;造影狭窄(造影亚组第180天的支架内直径狭窄≥50%);缺血,出血和血管并发症.其中83名患者在支架放置前后和6个月行定量冠脉造影.患者平均年龄是62.6±10.8岁,术前平均参照血管直径3.07 mm,平均病变长度11.04 mm.51名患者接受了多个支架.造影成功率是100%,手术成功率是98.3%.第180天时负性心脏事件的累积发生率是5.7%,靶病变血运重建是3.4%.第180天时支架内晚期丢失是0.94 mm,未见亚急性血栓形成(表1).这一注册研究证实了新的冠脉支架平台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
ROMA II期临床试验公布:择期PCI术前再次大剂量应用他汀能够降低围手术期心肌坏死率
《国际心血管杂志》(Int J Cardiol)2013年10月9日发布了ROMA II期临床试验结果,该结果显示,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在行择期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术前24小时再次给予大剂量他汀类药物依然能够显著改善预后,并增加远期临床获益,瑞舒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效果接近。
该研究共纳入350例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所有患者均长期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其中175例患者在行PCI前24小时再接受一次大剂量瑞舒伐他汀(40 mg)治疗(RG组),另175例患者再接受一次大剂量阿托伐他汀(80 mg)治疗(AG组),其余患者维持原治疗方案(对照组)。结果显示,PCI术后12 h和24 h,对照组CK和CK-MB升高3倍以上的比例均高于RG组和AG组(24h CK:25.0%对7.1%,P=0.003;24h CK-MB:25.0% vs.6.1%,P=0.001);同时,1个月、6个月和12个月主要心脑血管事件的累积发生率也更高(12个月CG:RG:AG=41.0%:11.4%:1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RG组和AG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
非甾体消炎药的消化道损伤及防治
非甾体消炎药( NSAIDs)是目前应用广泛的药物之一.NSAIDs是消化性溃疡主要发病因素之一,而且在上消化道出血中起重要作用[1].NSAIDs所致的严重胃肠并发症主要为消化道出血、穿孔及胃排空障碍.出血原因可以是NSAIDs所致的溃疡、黏膜糜烂等,也可以是NSAIDs使用前已存在的无症状溃疡[2].NSAIDs使严重胃肠并发症的危险性增加4~6倍.长期服用NSAIDs者有多达25%会发生溃疡病,若既往有消化性溃疡病史,发生率将高达50%,年累积发生率接近100%.2% ~4%会发生出血或穿孔.
-
浅谈脊柱外科手术并发症及其预防
近年来我国脊柱外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以前无法实施的手术都已在各级医院陆续开展,各种新技术、新装置的相继涌入,使我国脊柱外科的发展逐渐与世界"接轨",但手术相关的并发症相继增多也困扰着大多脊柱外科医生.《The Spine Journal》2012年3月份刊登的一篇针对大宗病例的前瞻性队列研究[1]显示,脊柱外科手术各种并发症的累积发生率达52.58%,多变量危险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年龄及手术侵害程度是主要的危险因素,其他危险因素还包括患者的先天性心脏病史、慢性阻塞性肺疾患病史、糖尿病史及胸椎手术史等.循环和呼吸系统并发症往往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但由于脊柱外科手术与神经系统的密切关系,使得术后脊髓、马尾神经以及神经根的刺激或损害不容忽视.
-
武警某部新兵军事训练伤的随访研究
目的查明武警部队新兵军事训练伤的发生情况及流行病学特征.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某部807名男性武警新兵随访1年.军事训练伤的诊断依照<军事训练伤诊断标准与防治原则>进行.结果武警某部新兵军事训练伤累积发生率为16.1人次/100人年,骨骼肌肉系统的过劳性损伤占77.7%,应力性骨折多,占各种损伤的63.8%.开始训练的前5个月是训练伤的高发期,发生的损伤占全年损伤的90%.受伤部位以下肢为主,损伤项目以5公里跑多.全年人均训练日损失12天.受伤新兵就诊率低,仅为60%.结论武警新兵军事训练伤发生率低于解放军,但训练伤的监测和防治工作需要加强.
-
竞争风险数据中累积发生率置信区间的估计研究
目的 累积发生率(CIF)是医学随访中竞争风险型数据重要的描述性指标,CIF置信区间(CI)可以描述其可信程度,然而经典CIF的CI上下限可能出现越界情形,本文研究了基于5种不同转换的CI估计法及其性能.方法 将CIF分别基于线性(经典)、对数、双对数、反正弦平方根以及逻辑转换构造CI形式.通过模拟研究,结合方差分析技术综合评价5种CI各自错误覆盖率的平均偏差.结果 模拟结果显示线性和反正弦平方根转换均有较大的正数偏差,对数转换则易出现波动,逻辑转换有小负数偏差,只有双对数转换偏差接近于期望常数0.结论 结合模拟结果和实际例子,线性和对数转换CI容易过宽且表现不稳定,无法克服出现越界异常,反正弦平方根和逻辑转换则轻微波动,只有双对数转换表现为稳健可靠.
-
乳房假体破裂:原因、发生率、临床影响及处理
背景与目的 很长时间以来,假体破裂被认为是硅胶乳房假体隆乳术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其破裂的发生与所属哪一代的假体有关,包括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当代乳房假体的广泛资料,目前可从多种途径获取.方法 回顾来源于乳房假体厂商的相关假体信息,以确定可能导致假体破裂的常见因素.通过多途径的前瞻性临床研究,评估假体破裂的累积发生率,利用Kaplan-Meier统计学方法确定统一的估算方法.结果 为了确认、分析和理解乳房假体破裂的复杂情况,对缺乏高粘着力凝胶及阻隔层的较早代乳房假体的临床处理进行回顾.资料显示,医源性原因是乳房假体破裂的常见原因.一个厂商的乳房假体前瞻性核心研究资料指出乳房假体破裂的运价计算,单时间点破裂概率为9.0%~12.2%,并取决于采取哪种统计参数.结论 医源性损伤对乳房假体破裂总体发生率的显著影响提示,破裂更多情况下是与术者相关的,而非取决于假体.此外,由于选择不同的统计学方法可能会使破裂发生率的结果差异显著,所以,因鉴定需要,仅利用随访资料中患者的MRI成像建立统一的统计学方法.采取假体破裂的运价计算的统一标准,可使患者和医师建立更具精确性和一致性信息的临床决策.(循证医学证据等级:疗法,Ⅳ级)
-
角膜移植排斥反应的发生机制及治疗
角膜盲人在我国约有200~300万,已经成为第二大致盲原因,角膜移植是这部分患者复明的唯一手段.角膜移植术是目前器官和组织移植成功率高的手术,但术后的免疫排斥反应仍是手术失败的主要原因.我国目前每年开展约5 000例角膜移植手术.大样本量、前瞻性的研究显示,角膜移植后10年排斥反应发生1次的累积发生率为20%,而严重感染、化学伤等高危角膜移植患者,术后的免疫排斥反应发生率高达60%~90%,因此减少因免疫排斥反应导致的再次致盲是摆在我国广大从事角膜移植的眼科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刻地理解角膜移植排斥反应的发生机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一旦发生免疫排斥反应则给予规范的免疫排斥治疗并加强随诊,对我国的防盲治盲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
高脉压是糖尿病人群新发心脑血管事件危险因素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的一篇报道探讨了基线脉压水平对糖尿病人群新发心脑血管事件的影响。
该研究以参加2006年7月至2007年10月健康查体的101510名开滦集团职工中8306例空腹血糖≥7.0mmol/L或<7.0 mmol/L,但正在使用降糖药物且符合入选标准者作为观察队列,随访38~53个月,随访期间每半年汇总新发临床终点事件情况。结果发现随着基线脉压水平的增加,总心脑血管事件累积发生率为6.4%;脑梗死为3.9%;心肌梗死为1.7%。 -
后程超分割放射治疗膀胱保留术后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疗效及安全性
为评估后程超分割放射治疗膀胱保留术后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疗效及安全性,本研究入组76例经尿道切除术的移行性膀胱癌患者,二期(T2~4 N0 M0).术后膀胱灌注吡柔比星(THP),30 mg/m2溶于100 ml 生理盐水,每周灌注一次,共12周.放射治疗方案46 Gy/20次,后程放疗对大体肿瘤部位增加放射治疗,20 Gy/5次.肿瘤放射治疗组出现3级或者更高的膀胱或肠毒性则终止化疗.主要结束终点为急性毒性、局部控制率和患者生存情况.结果:患者1、3、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8%、78%和69.5%,平均存活时间为58.4个月(95% CI:52.6,64.2).此外,1、3、5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100%、80.5%和76.1%,平均局部控制时间为60.7个月(95%CI:55.1,66.3),局部/区域失败和远程失败的累积发生率为28.9%,单一局部/区域失败率为13.2%,远程失败率为21.1%。
-
吡柔比星膀胱灌注联合放疗治疗膀胱保留术后肌层浸润性膀胱癌临床分析
研究入组76例经尿道膀胱癌切除术后的移行性膀胱癌患者,病理分级 G26例、G337例、G433例,肿瘤分期T2~4 N0 M0,采用吡柔比星30 mg/m2、生理盐水100 ml进行术后膀胱灌注,每周一次,持续12周。同步放疗,靶区剂量为46 Gy/20次,后程放疗中对肿瘤区增加照射量20 Gy/5次。患者1、3、5年的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8%、78%和69.5%,平均生存期为58.4个月(95% C I:52.6~64.2);1、3、5年的局部控制率分别为100%、80.5%和76.1%,平均局部控制时间为60.7个月(95% C I:55.1~66.3);局部或区域复发及远处复发的累积发生率为28.9%,其中局部或区域复发率为13.2%,远处复发率为21.1%。结果显示,以吡柔比星为基础的后程大分割放疗显示出令人满意的局部控制率,不良反应轻微,该方案适用于肌层浸润性膀胱癌保留膀胱的治疗。
-
肝移植后新发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和诊治进展
随着移植外科技术进步以及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肝移植后受者的存活时间明显延长,但移植后新发糖尿病(NODM)等慢性并发症严重影响了受者的生存质量和存活时间.有研究显示,肝移植后1年NODM的累积发生率为11.9 %[1].
-
肾功能受损的肝移植受者免疫抑制剂的调整方案
慢性肾功能衰竭在肝移植受者中相当常见.美国1990年至2000年间移植受者科学登记处(SRTR)的资料(共69 321例非肾器官移植受者)表明,肝移植后3年时,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平均累积发生率为13.9%,5年时进一步增至18.1%.受者年龄、性别、移植前基础疾病(如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肾功能状态以及免疫抑制剂等都是影响肝移植后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
-
131I治疗甲亢后的继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及替代治疗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世界用131I治疗Graves病(Graves diseasr,GD)例数已超过150万.因该法简便、有效、安全,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将它作为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的首选方法.在美国约69%的GD患者采用131I治疗.然而,继发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减)是131I治疗甲亢后重要的并发症,对比研究手术和131I治疗甲亢后继发甲减发生率发现,131I治疗后的甲减发生率比手术治疗高,认为这是因为手术治疗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为具有再生能力的正常组织,而131I治疗后残留组织仍受到131I辐射作用,再生能力差.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学者发现131I治疗后甲减按一定比率逐年增长,其10年累积发生率有的竟高达70%以上,成为131I治疗甲亢临床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
冠状动脉支架血栓的预防
在药物洗脱支架广泛应用的今天,支架内血栓形成的问题已受到普遍关注[1].支架内血栓形成可导致心肌梗死或猝死,预后极差.根据目前大系列8 000多例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析,证实为支架血栓者152例,3年累积发生率2.9%,可转换为每100病人年发生率1.3[2].预防支架内血栓形成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
活体供肝与尸体供肝影响移植后丙型肝炎严重程度的观察比较
供体因素可以影响肝移植受者术后丙型肝炎(HCV)的严重程度。活体肝移植供者通常较为年轻,冷缺血时间较短,可能对HCV感染患者更为有利。本文作者选取成人间活体肝移植研究队列(Adult-to-Adult 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Cohort Study,A2ALL)中术后存活超过90天的HCV感染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4.7年,观察其是否出现严重肝纤维化(Ishak分期≥3)和移植物失功。活体肝移植(LDLT)患者严重肝纤维化5年累积发生率为44%,而尸体肝移植(DDLT)组为37%(P=0.16)。接受肝移植时的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AST升高2倍时风险比(HR)=1.38,P=0.005〕和胆道狭窄(HR=2.68,P=0.0001)与严重肝纤维化相关,而LDLT则与严重肝纤维化无关〔HR=1.11,95%可信区间(95%CI)0.73~1.69,P=0.63〕。LDLT组患者和移植物的5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79%和78%,DDLT组分别为77%和75%(P=0.43,P=0.32)。HCV导致移植物失功的比例在LDLT组为27%、DDLT组为20%(P=0.45)。胆道狭窄(HR=2.25,P=0.0006)、接受肝移植时的肌酐水平(肌酐升高2倍时HR=1.74, P=0.0004)以及AST水平(AST升高2倍时HR=1.36,P=0.004)与移植物失功相关,而LDLT则与移植物失功无关(HR=0.76,95%CI 0.49~1.18,P=0.23)。结论:供肝类型不影响HCV感染受者肝移植术后严重肝纤维化或移植物失功的发生。尽管LDLT可以缩短患者肝移植术前等待时间,但对术后HCV疾病进展并无明显益处。胆道狭窄是发生严重肝纤维化以及移植物失功的危险因素,接受肝移植时的高AST水平可能是移植后肝纤维化的重要预测因素。
-
肾移植术后晚发巨细胞病毒感染/巨细胞病毒病的危险因素
目前研究认为巨细胞病毒(CMV)血清学检查供体阳性/受体阴性(D+/R-)是晚发CMV感染/CMV病(即停止预防性抗病毒治疗后发生的CMV感染/CMV病)唯一被证实的危险因素。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一项研究旨在发现是否还有其他危险因素与肾移植术后晚发CMV感染/CMV病相关。该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03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单中心641例肾移植病例,以Kaplan-Meier法计算晚发CMV感染/CMV病的累积发生率,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筛查出现晚发CMV感染/CMV病的危险因素。结果发现:肾移植术后6个月停止CMV预防治疗后D+/R-组受者CMV感染/CMV病的累积发生率为26.2%,D+/R+组为7.4%,D-/R+组为3.1%;而术后1年3组受者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0.0%、7.7%和3.7%。血清学D+/R-〔相对于R+者,风险比(HR)4.04,95%可信区间(95%CI)2.39~6.83〕和CMV预防治疗停药时患者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低于45 ml/min(相对于≥60 ml/min者,HR 2.03,95%CI 1.07~3.88)是晚发CMV感染/CMV病的危险因素。结论:预防CMV治疗结束时低eGFR的肾移植受者发生晚发CMV感染/CMV病的风险较高,应强化该类患者的CMV病毒载量监测,特别是在CMV预防治疗停止后的1年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