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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细胞肺癌的个体化辅助化疗——依据基因和蛋白质组学
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原则是规范化综合治疗和个体化治疗.在肺癌的治疗手段中,手术治疗和放射治疗属于局部治疗,而化疗、生物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则属于全身治疗.所谓个体化治疗就是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肿瘤病理类型、细胞分化程度、免疫功能状况、相关基因结构和(或)功能改变、病变侵犯范围和发展趋势以及癌细胞分子生物学行为等,制订一个严密的治疗方案,并且所制订的治疗策略特别适合某一个肺癌患者,以大限度地延长患者生命,改善生活质量.辅助化疗是NSCLC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NSCLC辅助化疗方案主要为含铂类的两药方案,方案的选择主要参照病理类型、分期及体能状态等临床因素.而一种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必须依赖临床因素,更要依赖基因和蛋白质组学因素.本文就当今研究热点,几种文献报道的可以作为参照选择辅助化疗方案的基因和蛋白质标志物作简单介绍,为临床医生选择个体化辅助化疗药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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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相关进展
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 acute myeloid leukemia , AML)是一组临床及遗传学上均具异质性的恶性疾病,约占儿童白血病的15%~20%,可为原发性疾病,亦可继发于骨髓异常增生、范科尼贫血或其他恶性肿瘤化疗后。近10年由于细胞、分子遗传学的不断进步、微小残留病检测对早期治疗反应的有效评估、更合理的临床危险度分组、化疗方案的不断改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进展等,使儿童AML的5年总生存率已从约30%升至50%以上或更高。然而,仍有约半数儿童AML由于复发、治疗相关合并症而治疗失败。本文将就AML(除外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预后因素、治疗进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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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氧化二砷持续缓慢静脉输注法的疗效分析
三氧化二砷(As2O3)已经被证实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有着显著的疗效.应用As2O3诱导治疗或联合治疗,能够降低APL患者的复发率,并能改善APL患者尤其是高危患者的生存质量[1-3],同时给不能耐受蒽环类化疗方案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替代治疗的选择[4],然而,临床研究中发现,常规静脉给药时,部分患者在治疗早期出现类维甲酸综合征样的高白细胞血症,并发生致命的颅内出血、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和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浸润,导致患者早期死亡,我们以往的研究显示,As2O3持续缓慢静脉输注法能明显减轻As2O3治疗中的这些副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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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利妥昔单抗时代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改良的国际预后指数
20多年来,国际预后指数(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一直是判断弥漫大B细胞型淋巴瘤(DLBCL)患者预后的基础。它包含年龄、乳酸脱氢酶(LDH)、节外受累部位数量、Ann Arbor分期和ECOG体能状态评分五个临床特点,并将患者分为4个独立的危险组。自1990年代末以来,在DLBCL的传统化疗方案中加入利妥昔单抗(R,商品名美罗华)已经将所有危险组的生存大大改善。结果,IPI用来区分危险组,特别是高危组患者的能力下降了。为此,美国的Zhou等利用在美罗华时代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数据库收集到的原始数据,构建了一个完全基于临床特征的新的预后模型,其研究结果发表在2014年2月6日的Blood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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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外敷防治化疗性静脉炎70例分析
化疗是中晚期恶性肿瘤常用治疗方案之一,多数化疗方案均需反复多次经静脉注射,常并发不同程度的化疗性静脉炎,增加患者痛苦并影响治疗方案的进行.静脉炎指静脉血管内壁受到不同因素的刺激出现炎症改变,并出现静脉局部疼痛、红肿、水肿,重者局部静脉条索状、甚至出现硬结的炎性表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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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肿瘤耐药机制和耐药基因检测研究及应用
近年来,我国肿瘤发病率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化疗虽然是当前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手段,但肿瘤耐药却是限制化疗的重要因素,并已成为导致临床肿瘤化疗失败常见和难克服的问题.近期大量临床治疗统计资料表明:肿瘤细胞耐药与绝大多数肿瘤患者死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在肿瘤临床治疗方面已涌现出许多新的化疗方案(包括一些耐药逆转方案)和抗肿瘤新药,但在治疗时,仍然发现一些患者在化疗过程中对其中一些药物(包括一些新药[1])产生耐药性,这可能与肿瘤耐药发生机制的复杂性有关.因此,全面了解肿瘤细胞耐药发生机制,并开展和普及肿瘤患者的耐药基因常规检测、监测和综合分析,已成为当前肿瘤临床制定合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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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荧光肿瘤体外药敏检测技术的临床应用
化学治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常规有效手段之一[1].由于肿瘤本身存在个体差异性,即便是同一组织学类型、分化程度相同的肿瘤,对药物敏感谱也显著不同.如果在用药前缺乏该癌症患者对化疗药物敏感性和耐药性的直接实验依据,在化疗方案的制定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选药物不准,不仅将有损患者身体,更重要的是可诱导肿瘤细胞产生对多种药物的多药耐药,贻误治疗时机.因此,临床亟需一种能在治疗前为患者筛选敏感药物的技术方法,以确定高效的针对肿瘤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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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患者感染产气莱膜梭菌死亡二例
患者1:女,46岁.乳腺肿物确诊为"非霍奇金淋巴瘤",为行第九次化疗于2006年3月9日入院.查体:体温高38.4℃.实验室检查:白细胞(WBC)6.8×109/L.给予COMP化疗方案,无不适.3月26日主诉双下肢小腿疼痛,以左侧为著,无肢体肿胀,无色泽变化,应用止痛药效果不佳且疼痛加剧.查体发现左踝及胫前皮下气肿,左下肢肿胀发硬,皮温高,有捻发音,渐出现血疱且面积逐渐扩大,肿胀平面迅速上移,扩展至膝,呈青紫色(图略),临床怀疑气性坏疽.静点甲硝唑、克林霉素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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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耐药性检测方法及其应用进展
近年来,艾滋病临床治疗失败中的耐药性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耐药性检测逐步成为优化艾滋病联合化疗方案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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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受阻性扩增系统快速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对利福平耐药性的初步研究
利福平(RFP)是结核化疗方案中的一个关键药物,它的应用可明显缩短结核病的疗程.因此,创建快速、简便的检测方法一直是基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突变受阻性扩增系统(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ARMS)[1]是一种可以检测任何已知点突变或小基因片段缺失的扩增技术,简便、可靠、无同位素污染.我们选择与结核分枝杆菌(结核菌)RFP耐药相关的rpoB基因中突变频率高的3种突变形式:531 TCG→TTG,526 CAC→TAC,516 GAC→GTC来设计ARMS特异性突变引物,ARMS-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后结合微孔板探针杂交酶免疫技术(EIA)加以检测其扩增产物,进而推断其RFP耐药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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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药敏检测102例
目的:通过对直肠癌细胞化疗药物敏感性检测,探讨直肠癌对不同抗癌药物以及不同方案联合药物的敏感性差异,以期对直肠癌围手术期辅助化疗及晚期患者化疗起指导作用.方法:用MTT法对102例新鲜人直肠癌标本进行化疗药物敏感性检测.结果:对本组直肠癌敏感的化疗药物依次为:MMC、HCPT、5-FU等,敏感性好的化疗方案依次为:HCPT+MMC、5-FU+MMC、5-FU+HCPT、CDDP+MMC等,显示出不同个体对抗癌药物敏感性不同,联合化疗药物其敏感性明显高于单药.结论:结果表明,体外肿瘤细胞药敏实验对临床肿瘤化疗用药有一定的预见性,针对不同个体组合高效、合理的化疗方案,从而提高临床肿瘤的化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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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供血及其动脉介入化疗的研究进展
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预后差,只有40%的就诊患者能进行手术治疗,即使进行完全切除的患者,胃癌的复发率非常高.由于胃癌血供复杂多变的特点,及血管生长因子影响肿瘤生长学说的兴起和血管生长抑制剂的不断发现,其抑制实体肿瘤生长及转移的实验研究和临床上的应用,使进展期胃癌的治疗趋于多元化,并且近年兴起的血管介入化疗中,不断新的辅助化疗方案的研究,以提高患者行手术治疗的比率及改善生活质量.其中自体干细胞支持下超选择局部动脉化疗在肿瘤治疗上的应用,其减少药物的副反应,提高有效率,延长生存期的优势,为晚期胃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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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正抑瘤饮及其配伍不同化疗药物对人胃癌细胞增生的抑制作用
目的:研究扶正抑瘤饮及其配伍不同化疗药物后对体外人胃癌细胞的影响.并探讨中药抑制人胃癌细胞增生的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取两株人胃癌细胞株SGC-7901、MGC-803细胞,分别加入中药及其分别配伍不同的化疗药物及方案(包括化疗药物Vp-16,ADM,5-FU,DDP以及化疗方案EAP,EFP),分别采用MTT法观察各组药物作用胃癌细胞24h,48 h,72 h后对两种胃癌细胞增生的抑制作用.并通过流式细胞仪测定各组药物作用胃癌细胞72 h后的胃癌细胞凋亡率和坏死率.同时通过透射电镜观察中药作用72 h后的胃癌细胞的细胞超微结构的变化.结果:透射电镜下可以观察到中药引起胃癌细胞发生典型的凋亡细胞形态学的改变.经t检验,结果显示中药与4种化疗药物2种化疗方案联用24,48,72 h后,对两株胃癌细胞均有协同抑制作用,且随着药物作用时间的延长,其协同抑制作用也增强.中药与ADM联用对人胃癌细胞株SGC-7901,MGC-803的协同抑制作用均为弱,分别为(55.4±4.8 vs 20.1±5.5,t=2.41,P=0.02<0.05;50.7±6.4 vs 14.8±2.7 t=2.42,P=0.02<0.05).其中中药与EFP化疗方案联用对SGC-7901细胞株协同抑制作用较强,分别为(79.4±2.8,83.3±4.8,87.5±4.3,t=2.85,P=0.005<0.05).而中药与DDP(70.2±3.5,80.1±3.6,84.3±7.5,t=2.42,P=0.02<0.05)和与EFP(82.6±7.8,87.5±3.1,89.9±4.8,t=2.96,P=0.005<0.05)化疗方案联用对MGC-803细胞株的协同抑制作用较强.且中药与DDP和EFP化疗方案联用72 h对MGC-803细胞株的抑瘤率相近且高于其他治疗(P<0.05).中药与不同的化疗药物及方案联用,对不同分化程度的人胃癌细胞株所产生的协同增效作用不同.结论:扶正抑瘤饮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并与化疗药物有协同效果,但与不同药物联用的协同效率和产生协同效果的机制不同.且中药与单药联用的抑瘤率不一定低于与化疗方案联用的抑瘤率.中药与化疗或与化疗方案联用对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的抑制作用也存在敏感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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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吉西他滨为主的化疗方案治疗老年晚期胰腺癌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很高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其病程短、进展快,治疗效果差,5年生存率不足5%[1].近年来发病率逐年上升,约80%患者发病年龄在60 ~ 80岁之间.手术是目前为有效的治疗手段,但胰腺癌发病隐匿,缺乏有效的早期诊断手段,就诊时多不能行根治性手术.因此,不能手术的老年晚期胰腺癌患者的治疗仍是临床上面临的为棘手问题.本文回顾性分析42例老年晚期胰腺癌患者以吉西他滨(GEM)为基础的联合化疗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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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磷酰胺和顺铂对内皮细胞增殖和lewis肺癌血管生成的影响
体内外实验示许多抗肿瘤药物具有抑制内皮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的作用[1].我们应用抗血管生成化疗方案,进行对肺癌的治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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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诊断技术在分支杆菌菌种鉴定中的应用价值
在微生物分类中,分支杆菌属于裂殖菌纲、放线菌目、分支杆菌科、分支杆菌属.分支杆菌种类繁多,<伯杰系统细菌学手册>(第九版)所确认的分支杆菌有54种,临床可见能引起人类疾病的主要是结核分支杆菌(MTB),此外还有堪萨斯、鸟、胞内、猿猴、蟾蜍、海、溃疡、瘰疬、马尔摩、苏加、偶然、龟、脓肿等10余种非结核分支杆菌(NTM).NTM病具有与结核病临床表现相似的全身中毒症状和局部损害,在无菌种鉴定结果的情况下,与结核病难以鉴别.NTM与MTB药物敏感性大不相同,许多NTM对抗结核药物天然耐药,不同NTM菌种对药物敏感性亦不相同,化疗方案应根据不同菌种有所不同,因此,分支杆菌菌种鉴定不仅在流行病学上,而且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上均有重要意义.而目前传统的分支杆菌菌种鉴定方法依据生物学表型特征及细胞化学反应多项指标综合分析,方法复杂,费时,急需建立快速、简便、准确的分支杆菌菌种鉴定方法.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及技术,特别是以聚合酶链反应(PCR)为基础的各种分子诊断技术的快速发展,分子诊断技术已在分支杆菌菌种鉴定中得以研究应用,文中就此做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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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对复治肺结核患者进行规范化与个体化治疗的必要性
复治肺结核的定义是指下列结核病患者:(1)初治失败的患者;(2)规则用药满疗程后痰菌又复阳的患者;(3)不规律化疗超过1个月的患者;(4)慢性排菌患者[1].从现代结核病管理模式看,复治肺结核涵盖了除初治肺结核以外的所有肺结核患者,包括难治肺结核患者及耐多药肺结核患者.因此说,复治肺结核患者规范化与个体化化疗问题,在观念上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命题,在实践中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技术难题.面对复杂的复治肺结核患者群体,在制定符合每一个患者实际情况的个体化化疗方案时,必须遵循规范而不机械,个体而不随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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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规范复治肺结核定义的重要性
由于造成肺结核复治的原因很复杂,复治肺结核一直是肺结核化疗的难点.其化疗方案正确与否不但影响化疗的转归,也影响卫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增加医源性疾病的发生率等诸多问题.显然,规范复治肺结核的化疗前必须先规范复治肺结核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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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莨菪碱联合介入及全身化疗方案治疗肺癌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肺癌在诊断时已有50%的患者为Ⅳ期,失去了手术机会.尽管新的化疗药物不断推出,但由于在化疗理论上没有较大的突破,疗效提高极有限[1].而此时化疗几乎是惟一的选择.我们在总结以往化疗及介入治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微循环化疗理论并将其用于临床,显著提高了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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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复治肺结核化疗方案的制定
标准的初治肺结核化疗方案加上严格的化学治疗管理(DOTS策略)可使约90%的初治肺结核患者获得痊愈,但因为复治肺结核的情况复杂,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这类患者已经成为我国耐药结核病,尤其是多耐药结核病(PDR-TB)、耐多药结核病(MDR-TB)和严重耐药结核病(XDR-TB)等多重耐药性结核病产出的主要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