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HL1在慢性胰腺炎胰腺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细胞转录调节因子FHL1在慢性胰腺炎（ CP）胰腺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集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20例CP患者和同期体检合格的健康者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血清FHL1水平。取20只雄性Wistar大鼠，按体重随机分成对照组和CP组。通过大鼠尾静脉注射二丁基二氯化物建立CP模型。建模后28 d处死大鼠，分离大鼠胰腺，HE染色观察胰腺组织的病理变化。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胰腺组织FHL1的表达。结果 CP患者、健康对照者血清FHL1水平分别为（0．86±0．22）、（1．18±0．22） g／L，CP 患者血清FHL1水平显著低于健康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0．54，P＝0．001）。 CP组大鼠胰腺小叶结构破坏，腺泡萎缩变形，纤维组织增生明显，其胰腺组织异常结构、腺泡萎缩、纤维化、炎性细胞浸润的病理评分分别为（2．2±0．4）、（2．0±0．7）、（2．4±0．3）、（2．8±0．6）分，对照组均为0分，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7．24、9．01、25．22、14．75，P值均＜0．001）。 CP组大鼠胰腺组织FHL1蛋白表达量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免疫组织化学法：15798±3247比37570±9254， t＝2．438， P＝0．016；蛋白质印迹法：0．44±0．11比0．89±0．03，t＝4．289，P＝0．002）。结论 FHL1蛋白在CP胰腺组织中低表达，可能参与胰腺纤维化的形成。

鼻胃管与鼻空肠管营养对重症急性胰腺炎耐受性及预后影响的Meta分析

目的：比较鼻胃管（ NG）与鼻空肠管（ NJ）营养对重症急性胰腺炎（ SAP）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以鼻胃管、鼻空肠管、SAP、肠内营养为检索词，系统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万方和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文献，检索时间截止2016年6月。应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结果5篇随机对照试验文献共264例患者（136例NG组和128例NJ组）纳入研究，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病死率（RR＝0．77，95％CI 0．42～1．41，P＝0．39）、感染发生率（RR＝0．77，95％CI 0．45～1．30，P＝0．39）、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率（RR＝1．26，95％CI 0．73～2．16，P＝0．41）、停止鼻饲比例（RR＝0．66，95％CI 0．10～4．10，P＝0．65）、MODS发生率（RR＝0．98，95％CI 0．71～1．35，P＝0．90）]、能量平衡比例（RR＝1．00，95％CI 0．97～1．03，P＝0．39）、平均住院时间（RR＝0．98，95％CI 0．71～1．35，P＝0．90）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NG与NJ营养对SAP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效果相当，但NG营养操作更为简便，有更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胰腺导管腺癌肝转移患者姑息性治疗后的预后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伴肝转移的胰腺导管腺癌（ PALM）患者接受姑息性治疗后影响预后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01年1月至2015年12月间经病理确诊并仅接受姑息性治疗的108例PALM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方法及生存状况。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时间的因素。结果108例患者中男性68例，女性40例，平均年龄58岁。患者本人或家属拒绝接受抗肿瘤治疗者77例（71．3％）。所采用的姑息治疗方法包括5例次（4．6％）在剖腹探查后行胆总管空肠吻合和（或）胃空肠吻合术，21例次（19．4％）行经皮肝穿刺胆道外引流术，79例次（73．1％）行药物镇痛治疗，17例次（15．7％）行药物联合腹腔神经阻滞术镇痛治疗。全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94 d。患者功能状态（ KPS）评分＜80分、淋巴结转移、腹水、空腹血糖≥6．1 mmol／L、LDH≥250 U／L为影响PALM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按患者同时有上述0～1、2～3、4～5个因素分为危险度低、中、高组，3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137、95、48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结论 KPS评分、淋巴结转移、腹水、空腹血糖和LDH水平是PALM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据此进行危险度分组更有利于个体化的肿瘤预后判断，并可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P 选择素为靶标的 MRI 在大鼠急性胰腺炎病情轻重分级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P选择素为靶标的磁共振靶向对比剂（P-Gd-probe）在大鼠急性胰腺炎（AP）病情轻重分级中的应用。方法采用腹腔注射L-精氨酸溶液（100 mg／100 g体重）3次、间隔1 h的方法制备SD大鼠AP模型，对照组注射等容积生理盐水，依照病理结果将AP大鼠分为急性水肿性胰腺炎（ AEP，造模后6、12 h）组及急性坏死性胰腺炎（ ANP，造模后24、48 h）组。造模6、12、24、48 h大鼠及对照组大鼠行磁共振T1加权横断位平扫及增强扫描，对比剂采用P-Gd-probe。测量增强前后胰腺部位的信号声噪比（ SNR）。扫描完成后取胰腺组织行病理学检查，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胰腺组织P选择素表达。结果造模6h后胰腺组织出现炎症改变，且炎性程度随造模时间延长而加重，胰腺组织P选择素蛋白表达也随AP的炎性程度加重而增高。对照组增强前后胰腺组织SNR值基本不变；AEP组增强前后SNR值分别为17．22±1．35、37．38±1．66，ANP组分别为16．29±1．39、58．18±1．03，这两组增强后的 SNR 值均显著高于增强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 值分别为－49．59、－86．09， P 值均＜0．001）。结论 MRI时选择P选择素为靶标的单克隆抗体靶向对比剂有助于对AP病情严重程度的判断。

增强 MRI 鉴别诊断良恶性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MRI鉴别诊断良、恶性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PNETs）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13例PNETs患者的MRI表现，包括G1～G3级肿瘤的体积、边界、信号及周围脏器受累情况，并计算MRI诊断PNETs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结果13例患者共计18个肿瘤，良性（G1级）12个，恶性（G2～G3级）6个。66．7％（8／12）G1级肿瘤长径≤2 cm，100％（6／6）G2～G3级肿瘤长径＞2 cm；100％（12／12） G1级肿瘤边界清晰，50％（2／4） G2级肿瘤边界不清晰，100％（2／2） G3级肿瘤边界不清晰；83．3％（10／12） G1级肿瘤内部信号均匀，100％（6／6） G2～G3级肿瘤内部信号不均匀；100％（2／2）G3级肿瘤有脏器受侵、腹膜后淋巴结肿大。 MRI鉴别诊断良、恶性PNETs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83．3％、85．7％、84．6％。结论 MRI鉴别诊断良、恶性PNETs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但鉴别诊断部分G1级和G2级肿瘤存在困难。肿瘤体积大小不能独立作为鉴别肿瘤良性和恶性的可靠指标。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发生胃排空延迟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发生胃排空延迟（ DGE）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宁波李惠利医院308例接受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将308例患者分为DGE组及无DGE组，应用单因素分析及Logistic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法对围手术期可能发生DGE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308例患者中55例术后发生DGE （17．9％），根据严重程度从轻到重分为A、B、C 3级，其中A级22例（7．1％），B级19例（6．2％），C级14例（4．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胰腺消化道重建方式（胰胃或胰肠吻合）、术后胰瘘、术后胆瘘及术后腹腔感染是术后发生DGE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胰腺消化道重建方式（ OR＝1．19， P＝0．046）、术后胰瘘（OR＝1．33，P＝0．014）、术后胆瘘（OR＝1．43，P＝0．047）及术后腹腔感染（OR＝1．51，P＝0．001）是术后发生DGE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胰瘘（OR＝3．692，P＝0．021）及腹腔感染（OR＝3．725，P＝0．003）是发生B级和C级DGE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DGE的发生与术后并发症密切相关。术后胰瘘、胆瘘及腹腔感染增加DGE的发生率，胰胃吻合由于其较低的术后胆、胰瘘发生率从而降低了DGE的发生率。

放射性125 I粒子植入治疗109例不可切除胰腺癌的临床分析

胰腺癌是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具有起病隐匿、发展迅速、恶性程度高、易早期转移、预后差等特点。在全世界各种癌症患者的综合排名中，胰腺癌死亡率分别占男性第8位，女性第9位［1］。根治性手术是目前治疗胰腺癌唯一可望治愈的治疗方式，但大多数胰腺癌患者发现时已经发展到晚期，失去手术机会［2］。对于不可切除性胰腺癌，暂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案。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过应用计算机立体定位计划系统（ treatment plan system ，TPS）设计方案，在现代影像设备（如B超、CT等）引导下将放射性粒子植入肿瘤内或受肿瘤浸润的组织中，通过其发出的持续、短距离放射线，不但可使肿瘤靶区达到有效放射剂量，而且不损伤或极小损伤周围正常组织，从而达到杀灭肿瘤细胞的目的。本研究回顾性分析109例在CT引导下125 I粒子植入治疗不可切除性胰腺癌患者的资料，评价该技术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沉默胰腺癌PANC1细胞DcR3表达对T淋巴细胞免疫调节功能的影响

胰腺癌是常见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起病隐匿、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诊断难度较高，加之其侵袭性较强、恶性程度较高，导致手术肿瘤切除、放疗和（或）化疗的疗效不佳，患者预后较差［1-2］，病死率居各类恶性肿瘤第4位［3］，因此寻找早期诊断的特异性基因，对评估胰腺癌病情和提供分子靶向治疗潜在“靶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诱骗受体3（ DcR3）属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tumor necrosis factor ， TNFR）超家族成员之一，在多种肿瘤组织过度表达，具有抑制细胞凋亡和促肿瘤细胞免疫逃逸的功能［4］，与肿瘤发生、发展具有密切相关性。本研究应用RNA干扰方法沉默胰腺癌PANC1细胞DcR3的表达，观察DcR3基因沉默后T淋巴细胞功能的变化。

BISAP评分联合红细胞比容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早期评估价值

急性胰腺炎（ AP）是消化系统常见的急腹症之一，发病急、病程长、并发症多，总的病死率约5％［1］，其中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的病死率高达36％～50％［2］，因此早期评价AP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对患者的治疗和监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2008年提出的AP 床旁严重度指数（ bedside index for severity in AP ， BISAP ）是一种简便、准确的评分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文献报道红细胞比容（ HCT ）≥44％可作为预测SAP的重要指标［3-4］，入院时HCT升高可以预测AP并发感染［5］。早期快速补液以降低HCT可改善AP患者的预后［6-7］。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近2年来资料完整的AP患者586例，分析BISAP评分联合HCT预测SAP患者预后的临床价值。

强化降糖方案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糖变异性的影响

重症急性胰腺炎（ SAP）是临床上常见的危急重症，发病急骤、病情进展快，应激反应严重。血糖升高是SAP常见的应激反应。研究报道［1］，30％～34．2％未合并糖尿病的SAP患者会出现应激性高血糖，导致机体发生炎性反应且逐渐加重，以至病情加重。因此，对SAP患者进行血糖控制十分重要。血糖变异性是指SAP患者血糖水平降低越大，患者的病死率越高［2］，因此降血糖的同时要注意控制血糖变异性。本研究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40例SAP患者实施强化降糖方案，有效降低了患者血糖的变异性，现报道如下。

DcR3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诱捕受体（decoy receptor，DcR）是新近发现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tumou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TNFR）超家族成员。已有研究表明，DcR3基因能够通过多种途径阻断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 natural killer cell ，NK）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从而促进恶性肿瘤的免疫逃逸，在肺癌、乳腺癌、肝癌、胃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1］。 DcR家族有DcR1、DcR2、DcR3三个成员，目前关于胰腺癌涉及DcR的研究主要集中在DcR1、DcR2，而对DcR3的研究相对较少［2］。随着 DcR3单克隆抗体技术以及小干扰 RNA （ 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技术的发展，DcR3在恶性肿瘤的基因诊断及靶向治疗方面的应用价值越来越大［3］。本研究检测胰腺癌组织DCR的表达，探讨其对胰腺癌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的意义。

胰腺囊性病变影像学诊断进展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影像学检查技术水平的提高，胰腺囊性病变（ pancreas cystic lesions ，PCLs）的发生率和检出率呈上升趋势。2008年与胰腺疾病无关的门诊成人患者16排多层螺旋CT （16-MDCT ）的PCLs 检出率为2．6％，2010年的成人患者腹部MRI的PCLs检出率为13．5％［1-2］。有学者在非胰腺疾病相关的腹部MRI检查中偶然发现的PCLs概率高达42％［3］。但目前各种影像学检查方法对PCLs良恶性的鉴别仍有许多困难，常需依靠病理学及临床随访确诊。通常无症状的典型良性病变无需处理或者随访即可，恶变、交界性、有症状等病变需尽早手术切除，但术后并发症的高发生率仍是目前临床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明确的临床诊断对于其临床决策的选择尤为重要，其对影像学诊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就PCLs的影像学表现研究新进展作以下综述。

益生菌在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

急性胰腺炎（ AP）是常见的急腹症之一。 AP的病因和诱因复杂多样，如胆道疾病、Oddi括约肌功能紊乱、缺血缺氧及再灌注损伤、应激、高脂饮食、大量饮酒、营养障碍及基因突变等。目前将AP按病情严重程度分为轻症（ MAP）、中度重症（MSAP）及重症急性胰腺炎（SAP）［1］。临床上，大多数患者的病程呈自限性，但有20％～30％的患者会发展为SAP［2］，SAP的病死率在重症监护室或医院分别可高达27％或39％［3］。 SAP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其发病的分子机制涉及炎症递质、细胞膜表面及细胞内信号分子、胰腺腺泡内钙超载等多种因素。

胰腺导管内乳头状瘤的分子特征和病理机制

胰腺导管内乳头状瘤（ 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s，IPMN）是一种产黏蛋白肿瘤，它以产黏蛋白上皮细胞在胰腺导管内乳头状增殖、分泌大量黏液为特征。根据上皮细胞异型增生程度不同，IPMN分为低级别、中等级别和高级别发育异常；根据受累的胰腺导管不同，分为主胰管型（ MD-IPMN ）、分支胰管型（ BD-IPMN ）和混合型（ Mixed-IPMN）；组织学上，IPMN分为胃型、肠型、胆胰型和嗜酸瘤细胞型［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已经明确IPMN是一类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恶变风险以及诊疗方法不完全相同的肿瘤［2］。有研究用目的基因测序的方法发现了IPMN中很多重要的突变基因，同时还在IPMN中发现14种miRNA表达异常［3-4］。本文就IPMN的分子特征和目前已知的标志物综述如下。

急性胰腺炎与自噬

急性胰腺炎（ AP）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类复杂的疾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其中10％～20％的AP可发展为重症急性胰腺炎（ SAP）。 SAP临床上起病急、变化快、并发症多，死亡率高达20％［1-2］，一直是临床上治疗的难点和挑战。目前对SAP的治疗仍缺乏特异、有效的措施，究其原因主要是尚不明确其确切的发病机制。大多数研究认为AP的病理基础系酶原在胰腺细胞内非正常的激活，从而引起胰腺的自我消化，进一步引起局部及全身炎症反应［3-4］。一些研究认为细胞内的酶原提前激活和异常的钙离子信号通道、细胞外低pH、溶酶体和酶原聚集等众多因素有关。自噬及溶酶体组织蛋白酶的改变则是近年新的研究热点［5］。本文就自噬，尤其是异常自噬在AP中的研究及进展综述如下。

重症急性胰腺炎国内外权威指南的演变及诊治进展

重症急性胰腺炎（ SAP ）因其高死亡率在国内外研究中普遍受到关注。随着人们对SAP病理生理学和器官功能衰竭认识的不断深入，其治疗方式也随之得到发展，从初非手术治疗为主，到20世纪70年代的外科手术为主导，发展到80年代后提出的“个体化治疗方案”［1］。在影像学技术和重症监护医学的飞速发展下， SAP的治疗如今已经由外科、内科、重症监护科、影像科、检验科等多学科共同协作完成。为了能够客观地认识和了解SAP诊治新要点，更清晰和明确地指导临床工作，本文通过检索20余年来国内外SAP诊治指南，对SAP国内外诊治进展作一综述。

以急性胰腺炎就诊的胰腺癌二例

病例1．患者女性，59岁。因“间断上腹痛、腹胀1周”入院。1周前开始出现上腹胀痛并向后背部放射，可忍受，伴腹胀、恶心、呕吐，无发热。10年前曾行甲状腺囊肿切除术。对青霉素过敏。门诊上腹部CT提示：（1）肝内多发低密度影，考虑囊肿；（2）胰头增大，胰腺密度不均匀，胰周脂肪浑浊，主胰管扩张，考虑胰腺炎；（3）胆囊炎。入院体检：皮肤巩膜无黄染，腹软，上腹压痛，无反跳痛，无肌紧张，Muff征阴性，肝脾未触及，未触及包块，肠鸣音减弱。实验室检查：血淀粉酶136 U／L，血脂肪酶1401 U／L， CA19-9正常。入院后给予禁食水、抑制胃酸、抑制胰酶分泌、抗感染等治疗。后经上腹部MRI平扫，见胰腺弥漫性增大，T1 WI低信号、T2 WI不均匀高信号，主胰管扩张，胰周有渗出（图1）；DWI示胰头部高信号、ADC值低（图2）；MRI增强扫描示胰头部延迟不均匀强化结节，25．7 mm ×25．7 mm ×24．7 mm，边界较清晰，主胰管扩张，考虑胰头部癌伴主胰管扩张及急性胰腺炎。 PET-CT见胰头部代谢活性增高病灶，未见远处转移。择期行胰头十二指肠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胰头部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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