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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的干预进展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多种代谢成分异常聚集的病理状态 [1] .重要的特征是胰岛素抵抗及常伴有的高胰岛素血症 [2]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3] .其主要后果为冠心病、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 [4] .因而应特别重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凝、高血黏度、低高密度脂蛋白(HDL-C)等"五高一低"的防治.治疗目标是预防糖尿病和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防治原则为综合干预和个体化治疗,主要靶点为糖脂代谢和心血管系统[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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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肥胖相关肾损伤
在全球肥胖流行的大背景下,在过去三十年儿童肥胖的人数已经增长了3 倍,肥胖带来的相关问题,如高血压、血脂异常、高胰岛素血症、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肾脏疾病、脂肪肝等在儿童中也逐渐显现.肥胖患者由于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而导致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风险明显增高,后两者是ESRD 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讨论在儿童时期肥胖与肾脏疾病的相关性,尤其是儿童肥胖导致肾脏损伤(obesity-related glomerulopathy,ORG)的具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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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与肝细胞型肝癌相关研究进展
肝细胞型肝癌(HCC)是全球第5位常见恶性肿瘤[1],也是近年来发病率上升快的肿瘤之一,其病死率位于因癌症而死亡的第3位.近10年来糖尿病发病率也显著增加,尤其在发达国家.我国近统计城市中成人糖尿病患病率9.7%[2],其中T2DM占糖尿病发病总数的90%～95%,在早期表现为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发展到晚期由于胰岛细胞失代偿可导致胰岛素分泌绝对不足.研究证明,肝脏在糖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T2DM也影响肝糖输出,从而引起肝细胞生长和调节的异常.此外,许多肝脏疾病(包括HCC)和转移性肿瘤均可并发糖尿病,即肝源性糖尿病.由此可见T2DM与肝脏疾病尤其是HCC密切相关.本文综述T2DM与HCC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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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进展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在妊娠阶段首次发生或发现的任何程度的糖耐量异常，但不包括原有糖尿病患者怀孕［1］，1979年WHO将其作为糖尿病分型中的一个独立类型。根据国际上新诊断标准，妊娠期糖尿病全球发病率占妊娠妇女的17.8％［2］。妊娠期糖尿病主要危害是围产期母婴临床结局不良风险增加，包括母亲自然流产、妊娠高血压、先兆子痫、产后发展为2型糖尿病［3］，胎儿宫内发育异常、胎儿宫内发育窘迫、新生儿畸形、巨大儿（增加母婴在分娩时发生并发症与创伤的危险）以及新生儿低血糖和高胰岛素血症发生风险增加等［4］。也有学者在研究妊娠期糖尿病对后代远期影响时发现［5-6］：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后代容易发生肥胖；妊娠期血糖控制水平越差，对后代智力及神经发育的不良影响越明显。但妊娠期孕妇血糖升高的程度及其对胎儿有何影响，一直存在争议，因而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一直存在争议，临床常用的诊断标准主要有美国糖尿病协会（ ADA）、世界卫生组织（ WHO ）、美国国家糖尿病资料组（ ND-DG）等标准。2010年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织（ IADPSG）基于妊娠期高血糖与围产结局研究［7］（ HAPO）结果制定的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2011年被ADA采纳并推荐，此标准的提出，成为妊娠期糖尿病诊断史上新的里程碑，使得全球妊娠期糖尿病的筛查和诊断标准逐渐达成共识［8］。为与国际医学接轨，结合我国实际的医疗背景，卫生部2011年底公布了新的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此标准在诊断血糖切点值引用了ADA新标准，但在诊断方法上同时推荐一步法和两步法。妊娠期糖尿病的及时诊断、正确处理、控制血糖对于患者及胎儿结局及预后有重要影响，是临床医师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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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糖药物与肿瘤关系的研究进展
2010年美国糖尿病学会和美国癌症学会联合发表《糖尿病与癌症共识报告》，该报告指出糖尿病患者罹患肿瘤的风险增加，且糖尿病患者合并肿瘤的预后及死亡风险增加。糖尿病患者肿瘤风险增加的原因可能与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生长因子、肥胖、高血糖、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有关。不同类型及作用机制的降糖药物与糖尿病患者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也有重要影响。目前关于降糖药与肿瘤的发生风险的研究结果尚存在一定争议，关于降糖药的安全性也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就目前常用的降糖药胰岛素促泌剂、双胍类、胰岛素及其类似物、二激肽酶抑制剂和胰高血糖素样多肽类似物及受体激动剂与肿瘤关系的临床和体外实验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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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抵抗与子宫内膜息肉、增生症、癌变发生的关系
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是指胰岛素敏感细胞对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障碍,初期机体可代偿性地增加胰岛素的合成,形成代偿性高胰岛素血症,后期因胰岛B细胞功能衰竭,胰岛素产生减少.已有研究表明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与子宫内膜增生症、子宫内膜癌的发生显著相关,但胰岛素抵抗与子宫内膜息肉的关系研究报道较少.现就胰岛素抵抗和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增生症、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关系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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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再灌注治疗后不同胰岛素水平对其预后的影响
目的 探讨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再灌注(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及静脉溶栓)治疗后不同胰岛素水平与其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人选首次AMI行再灌注治疗后的患者,根据空腹血清胰岛素水平的不同,分别入选正常胰岛素组(A组)、高胰岛索血症组(B组)各印例,共计120例.两组患者于人院时及再灌注治疗后1个月行心脏超声心动图(IJCG)检查,分别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INEDV)、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LVSDV)和左心室射血分数(INEF),记录6个月内两组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结果 A、B两组患者在1个月后均有一定数量的患者发生左心室重构,但B组患者心室重构的程度较A组高,预后较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6个月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B组高于A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高胰岛素血症对行再灌注治疗后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预后具有不良影响,高胰岛素血症组较正常胰岛素组预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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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2型糖尿病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分子表型分析
目的 探讨合并2型糖尿病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分子表型及预后,为乳腺癌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分析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南昌市第三医院收治的105例合并2型糖尿病乳腺癌患者和随机抽取的同期200例非糖尿病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预后生存分析.结果 糖尿病组较对照组的乳腺癌患者年龄更大,平均(57.2±21.8)岁,绝经后患者比例更高,约71.4%,病理分级更高,Ⅱ-Ⅲ级比例为98.8%,新辅助化疗疗效更差,化疗有效率为67.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在肿瘤大小、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数量及分子分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组的无病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80.2%和84.2%,均较对照组更差,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剔除其他原因死亡患者后分析总生存率结果 仍显示糖尿病组更差,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组的乳腺癌患者空腹及餐后2 h血清胰岛素均高于正常值,对照组血清胰岛素水平都属于正常范围.结论 糖尿病组乳腺癌患者巾绝经后的老年患者更多,高病理分级比例更高,新辅助化疗疗效更差,合并糖尿病是乳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高胰岛素血症可能是影响糖尿病组乳腺癌患者预后差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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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基因多态性与胰岛素抵抗的临床应用研究
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NIDDM)患者中冠心病(CHD)的发生率比非糖尿病人高2～4倍,这种易感性不能用单纯糖尿病本身的病理改变来解释.近期研究表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基因第16内含子插入(I)或缺失(D)多态性,不仅在NIDDM发展中起作用,而且也与NIDDM并发冠心病相关[1].胰岛素抵抗(ISR)对冠心病发病也起重要作用,高胰岛素血症与冠心病呈负相关.但在NIDDM病人中ISR与冠心病发病的相关性尚有争议[2].为此,我们在一组NIDDM合并冠心病患者中进行ACE I/D多态性和ISR研究,旨在探讨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为冠心病的早期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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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糖代谢水平状态时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水平变化
慢性低活度炎症状态是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特征,可能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病相关.新近研究显示肥胖时脂肪组织有单核细胞浸润[1-2].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是一类具有趋化功能的炎症细胞因子,可能与炎症过程中单核细胞浸润相关[2].可由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以及浸润到损伤部位的单核/巨噬细胞等分泌[3].有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1级亲属空腹高胰岛素血症与MCP-1水平呈正相关[4],MCP-1水平与肥胖者的身高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相关[5],MCP-1升高可引起胰岛素抵抗[6].糖尿病时MCP-1水平升高[7],高血糖促进内皮细胞释放MCP-1[8-9],2型糖尿病患者粥样斑块MCP-1分布于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且MCP-1与活化的NFκB分布一致[10],糖尿病时MCP-1水平与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生化危险指标呈正相关[11],还有研究显示MCP-1可能与糖尿病肾病发病相关[3,12],合并糖尿病肾病的1型糖尿病患者MCP-1水平明显升高[13],在肥胖db/db小鼠,肾损伤与MCP-1相关,而与糖尿病时的高血糖、胰岛素抵抗无关[14].因此MCP-1的增高可能与糖尿病时动脉粥样硬化、微血管并发症发病相关.为此,本研究不同糖代谢状态时空腹血清MCP-1水平,探讨可能影响MCP-1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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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糖诱导高血压大鼠血管内皮素-1、内皮素受体-A和内皮源性一氧化氮合酶表达的变化
目的研究果糖诱导高血压和胰岛素抵抗大鼠血管内皮素-1(ET-1)及内皮素-A受体(ETA-R)和内皮源性一氧化氮合酶(eNOS)的变化,探讨内皮功能变化在果糖诱导高血压和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方法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饮用10%果糖水3周,尾套法测量血压,并留取血清及尿标本分别测定血清胰岛素、血脂、血糖及血和尿中血ET-1水平后,处死大鼠.ELISA法测定血清及尿中ET-1水平,RT-PCR法测定大鼠主动脉中ET-1及ETA-R表达,Western杂交检测eNOS的表达情况.结果与正常饮水大鼠相比,高果糖饮水3周后,大鼠血压明显升高[(132.8±1.49 vs 120.5±1.7)mmHg,P<0.01]、血胰岛素水平亦明显高于正常饮水组[(12.2±2.3 vs 9.5±1.2)mIu/L,P<0.05].两组间血清ET-1的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尿中ET-1的水平,果糖饮水组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果糖饮水组大鼠主动脉ET-1和ETA-R的mRNA水平明显升高,而eNOS蛋白质水平显著低于正常组.结论ET-1和ETA-R高表达及eNOS表达的降低参与了果糖诱导高血压和高胰岛素血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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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遗传性高血压大鼠的主动脉超微结构与血管功能损伤
背景与目的 高血压及高胰岛素血症是导致心血管病变的主要因素.然而高血压大血管病变的超微结构、代谢异常与同期血管功能变化的对比研究缺乏.该实验研究正常及两种遗传性高血压大鼠主动脉超微结构和相应血管功能病变、血糖及胰岛素变化.方法 实验选用雄性京都种Wistar大鼠(WKY)、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及脑卒中易发型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SP).饲养至6～8月龄,每组动物8～10只.测定血压、血胰岛素与血糖水平,分别采用离体血管张力方法测定血管功能,采用光镜及透射电镜方法观察血管内膜、中膜及外膜各层结构变化,测定内膜及内膜中层厚度.结果 SHR及SHRSP收缩压、血清胰岛素水平较WKY升高,SHRSP升高较SHR明显[收缩压:SHR(193±12)、SHRSP (276±20)比WKY(123±9)mm Hg;血清胰岛素:SHR(3.06±0.66)、SHRSP(4.69±0.54)比WKY(2.11±0.27) μg/L,均P＜0.01].SHR、SHRSP血管内膜及中膜显著增厚[SHR(4.23±0.31)、SHRSP(5.89±0.40)比WKY(2.24±0.12) μm,均P＜0.01],伴有血管内皮依赖及非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下降,以SHRSP下降明显,SHRSP主动脉对α受体激动剂诱导的收缩反应减弱而对高钾的收缩反应增强,SHR对α受体激动剂及高钾诱导的收缩反应均增强.SHR/SHRSP增厚的内膜为内膜下层,由无定形基质、胶原纤维及弹力纤维构成,SHRSP内膜可见水肿及内皮细胞坏死,伴大量单核-巨噬细胞浸润.SHRSP饲养至6～8月脑卒中死亡发生率73.3％,部分SHRSP存活者镜下可见血管局部动脉瘤形成与弹力纤维板断裂,主动脉壁各层胶原纤维呈弥漫变性斑点状钙化(37.5％).同龄SHR均无死亡、血管未见动脉瘤或胶原钙化.结论 严重高血压可导致大血管管壁各层增厚,组织炎症、坏死、胶原钙化与相应的收缩和舒张功能损害;高血压时伴随的高胰岛素血症可能促进血管增殖性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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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信号转导因子蛋白酪氨酸磷酸酶1B在胰岛素抵抗相关性高血压发生中的作用
有研究表明原发性高血压与胰岛素抵抗相关,高血压及高血压前期都伴有胰岛素抵抗指标的升高,而且胰岛素抵抗是正常血压转变到高血压前期的重要的危险因素[1].使用胰岛素增敏剂如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激动剂可以降低血压[2].但就胰岛素抵抗本身引起血压增高还是因代偿后的高胰岛素血症也参与目前尚未完全清楚.单纯高血压患者如不伴有肥胖及脂质代谢紊乱时往往无明显胰岛素抵抗,而同时在伴有胰岛素抵抗基础之上,高胰岛素血症并不会增高血压.因此胰岛素抵抗是产生原发性高血压的多种因素之一,还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有待进一步探讨.蛋白酪氨酸磷酸酶1B(PTP-1B),作为胰岛素信号转导过程中负性调节物质,是引起胰岛素抵抗的重要因素.本文就PTP-1B与高血压有关发病机制作一综述,探讨PTP-1B的表达可能是引起高血压的分子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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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抵抗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1 代谢综合症的定义和防治临床医师几乎在应用胰岛素不久就认识到2型糖尿病人和肥胖者存在胰岛素抵抗(IR),后者的定义是一定的内生或外源胰岛素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摄取利用葡萄糖 .Reaven等(1988)以生长抑素抑制内生胰岛素进行胰岛素敏感试验发现部分原发性高血压病人存在IR.从Framingham研究认识到高血压、血脂异常、糖耐量低减和吸烟都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子.这些危险因子都与IR和高胰岛素血症相关并经常同时合并存在,很可能IR和高胰岛素血症是它们共同病根,于是首次提出X综合症(又名Reaven综合症,以后改为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症IRMS),符合内科诊断综合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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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抵抗综合征的处理
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综合征(Insulin Resistance Syndrome,IRS),是Reaven在1988年首次提出的X综合征(X Syndrome).它概括一系列与IR有关的代谢及生理紊乱,包括:胰岛素(Ins)刺激的葡萄糖摄取抵抗、高血糖、高胰岛素血症、高血压、冠心病、低密度脂蛋白血症、肥胖、高尿酸血症及脑血管意外等.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即IR.IR是指需要超常量的胰岛素才能引起正常量反应的一种状态,即机体胰岛素的靶组织器官(肝脏、肌肉、脂肪组织)对Ins的反应性敏感降低、受损或丧失而产生一系列病理变化和临床症状.因而机体为克服IR而引起代偿性高Ins血症.而高胰岛素血症又引起一系列病理过程即IRS, 又称CHAOS(Coronary heart disease, hypertension,hyperlipidemia, adult onset diabetes, obesity and stroke)综合征.高胰岛素血症是IR的一个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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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大鼠中交感神经系统的研究
目的:从交感神经系统(SNS)角度探讨胰岛素抵抗(IR)时高血压及左室肥厚(LVH)形成的可能机制.方法:以高蔗糖饲料喂养8周形成的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大鼠(IRHR)(n=13)和正常对照SD大鼠(n=10)为研究对象,用荧光测定法测定了其循环和心肌组织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水平的变化,并了解其LVH情况.结果:IRHR组血压明显高于对照组,收缩压、舒张压分别较对照组增高38mmHg和30mmHg.IRHR组血清胰岛素(Ins)、甘油三酯、左室相对重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其胰岛素敏感性指数、血清高密度脂蛋白明显降低(P<0.01);其血清NE、DA较对照组增高(P<0.05);心肌组织NE、DA水平降低(P<0.05).光镜及电镜观察发现其左室心肌细胞明显肥大、间质胶原纤维明显增多.结论:高蔗糖饲料喂养SD大鼠可以形成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并有脂质代谢紊乱,其高血压的形成可能与IR时的代偿性高胰岛素血症(HIS)有关.IRHR的体内SNS活性增强,且与HIS相关.其LVH的形成除与血压升高、Ins的直接促增殖作用有关外,还可能与HIS引起的循环及心肌组织SNS的激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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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rotouch受控衰减参数评价肝细胞脂肪变的相关影响因素
目的 探索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患者肝脏的受控衰减参数(controlled attenuation parameters,CAP)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2015-12/2016-12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肝穿病理确诊的NAFLD的患者,肝穿前行F ibrotouch检测并记录受控衰减参数检测值,另收集临床资料[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谷丙转氨酶、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空腹胰岛素、脂肪变程度、小叶内炎症、气球样变、纤维化分期,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CAP的影响因素.结果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示CAP值与BMI、TG、脂肪变程度、气球样变呈正相关(F=18.202,P＜0.001),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BMI∶β=0.216、P=0.024;TG∶p =0.269、P=0.022;脂肪变程度:β=0.448、P=0.000;气球样变:β=0.200、P=0.039.模型为:CAP=183.574+1.866×BMI+4.527×TG+15.602×脂肪变程度+10.503×气球样变.此外,本文还对不同程度肝细胞脂肪变的胰岛素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F=2.664,P＞0.05,提示不同胰岛素的值对区分不同程度脂肪变无意义.结论 CAP的值受BMI、TG、脂肪变程度、气球样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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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胰岛素抵抗及血清生长激素水平的研究
目的:研究肝硬化患者胰岛素抵抗和血清生长激素(GH)水平的关系.方法:选择肝硬化患者40例,按Child-Pugh分级将其分为Child A级(16例)、B级(13例)和C级(11例),正常对照组22例,用放射免疫法测定空腹血清胰岛素和GH水平,并计算胰岛素敏感性指数(ISI);同时分析Child-Pugh分级与血胰岛素、ISI和GH的关系.结果:肝硬化患者的血清胰岛素(17.8±7.2 U/L)和GH水平(3.7±2.2μg/L)较正常对照组(分别为10.1±3.4 U/L和1.9±0.9 μg/L)显著升高(分别是P<0.05和P<0.01),并随着Child-PughA,B,C分级的升高而升高;而肝硬化患者ISI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0.017±0.010 vs0.025±0.014,P<0.05),并随着Child-Pugh A,B,C分级的升高而降低;肝硬化C级的空腹血清胰岛素(23.6±10.1 U/L)和GH水平(4.7±2.6 μg/L)显著高于肝硬化A级(分别为13.8±4.5U/L和3.1±1.4μg/L)而肝硬化C级的ISI(0.012±0.007)显著低于肝硬化A级(0.019±0.011);肝硬化患者的Child-Pugh积分与胰岛素水平呈正相关(r=0.428,P<0.01),与GH水平呈正相关(r=0.376,P<0.05),与ISI呈负相关(r=-0.333,P<0.05);ISI与GH呈负相关(r=0.388,P<0.05);合并腹水、肝性脑病和肝癌的患者的血清胰岛素、GH水平较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显著升高(P<0.05).结论:肝硬化患者存在着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和高GH症,他们均与肝功能的损伤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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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核”让胰岛素工作更高效
[案例]李先生今年50岁,属于典型的代谢综合征,肥胖、高胰岛素血症、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脂肪肝一个都不少,不过都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尽管医生反复强调了生活方式干预的重要性,一直让他减肥,但收效甚微,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明显的症状,减肥的积极性不高.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才改变了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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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高胰岛素血症的危害
四川省威远县 章× 我今年52岁,年初查出了2型糖尿病.此前一直服用二甲双胍和格列喹酮.上个月到医院复查,空腹血糖6.8mmol/L,糖化血红蛋白7.1％.我身高165厘米,体重75公斤,医生说我明显超重,接近肥胖.还让我做了胰岛素检测,说怀疑我存在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胰岛素水平确实超标了,于是医生让我加服罗格列酮(太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