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精神科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중화정신과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
-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影响因子： 0.97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11-3661/R
- 国内刊号： 杨小昕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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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改良电休克治疗并发癫痫持续状态一例
临床资料 患者男,17岁,待业,因“凭空闻人语,疑人害己1年余入院”.白2015年1月起患者无明显诱因渐出现言语行为异常,称能听到死去的人说话,称家里的人要害他,给他吃的食物有毒,常自言自语,无故发脾气,打骂家人,于2015年7月首次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予利培酮4 mg/d,丙戊酸钠800 mg/d,氯氮平150 mg/d治疗.治疗1个月余临床症状缓解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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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发作合并神经源性膀胱一例
临床资料 患者女,71岁,丧偶.因“腰椎手术后出现情绪低落、少言懒动10个月,加重伴排尿困难1个月余”,于2016年6月12日入住我院.2015年7月患者于外院行“腰椎压缩性骨折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术后下肢行走功能恢复缓慢.于8月出院后出现情绪不佳,经常默默流泪,话少,食欲差,便秘.渐不出门,不愿见邻居好友,认为自己没用,拖累儿子,对将来悲观,伴疲乏无力、头昏,未予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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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AMPA受体在快速抗抑郁机制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疾病,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为核心症状,严重者可出现自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预计至2020年,抑郁症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成为全球第2位的高负担疾病,预计至2030年将上升至世界疾病负担首位[1].目前临床上常用的作用于单胺类递质的抗抑郁药虽然有效,但这些药物存在起效慢,部分患者药物应答不良的局限.
关键词： -
伴疼痛性躯体症状抑郁症的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
抑郁症系临床常见的一种精神疾病,其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中国人群发病率高达6％[1],WHO预测至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位居第一的疾病.抑郁症除常见的心境低落、兴趣减少等核心情感症状外,多伴有非特异性躯体症状,其中约2/3的抑郁症患者伴有疼痛性躯体症状[2].疼痛致抑郁症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难度增加,生活质量降低,阻碍其社会功能的完全恢复.目前,有关伴疼痛性躯体症状抑郁症(painful physical symptoms in depression,PPSD)的病理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已提出的病因学假说有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神经心理学及脑影像学等[3],而神经影像学机制研究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我们就PPSD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及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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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源性影像技术在常见精神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很难用单一致病因素解释,其病因以及病程发展被归因于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近年,研究者将重点集中于探究精神疾病患者的脑神经活动的变化,试图从神经生物学方面解释患者的症状表现、病程变化特征及发病机制.许多研究利用电生理技术如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脑影像技术如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等方法测量和对比精神疾病患者与健康人的脑神经活动,结果显示精神疾病患者与健康人神经功能活动存在差异,但在探察神经细胞活动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等方面仍存在不足,给研究带来阻碍.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将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和MRI结合形成的磁源性脑影像技术(magnetic source imaging,MSI)为脑神经活动的精确测量提供了全新多维度的方法.因此,我们拟对MSI在常见精神障碍中的应用现状进行总结,以期拓宽MSI技术在精神病学研究中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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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疼痛共情的初步研究
目的 利用疼痛共情外显和内隐任务探究抑郁症患者的疼痛共情能力.方法 采用疼痛共情范式对37例门诊和住院的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组)和与患者组性别、年龄、教育年限相匹配的36名健康对照(对照组)的疼痛共情能力进行比较,评估指标为正确率和反应时;采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C)比较2组的共情能力,包括观点采择、想象力、共情性关心和个人痛苦4个维度.结果 (1)IRI-C评分比较:患者组在IRI-C的观点采择[(9.0±4.2)分比(1 1.2±4.4)分]、想象力[(12.9±4.6)分比(15.7±3.8)分]因子得分均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P＜0.01;t=-3.0,P＜0.05),个人痛苦[(11.3±4.7)分比(7.2±4.2)分]因子得分大于对照组(t=4.1,P＜0.01).(2)正确率比较: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任务和情绪图片的主效应均显著[F(1,71)=61.82,P＜0.01;F(1,71)=65.79,P＜0.01],任务和组别的交互效应显著[F(1,71)=4.37,P＜0.05].外显任务下,情绪图片的主效应显著[F(1,71]=28.25,P＜0.01],组间差异明显[F(1,71)=4.04,P＜0.05];进一步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组判断疼痛图片的正确率低于对照组[F(1,41)=4.07,P＜0.05],中性图片的正确率与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反应时比较: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任务和情绪图片的主效应均显著F(1,71)=65.56,P＜0.01;F(1,71)=9.54,P＜0.05],任务、情绪图片、组别间均无交互作用(P＞0.05).结论 抑郁症患者的疼痛共情能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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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伴迟发性运动障碍患者基因甲基化谱的初步构建
目的 运用甲基化DNA免疫共沉淀联合高通量测序(methylated DNAimmunoprecipitation coupled with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eDIP-seq)技术初步构建伴迟发性运动障碍(tardive dyskinesia,TD)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基因甲基化谱.方法 入组伴TD精神分裂症患者5例(TD组)、不伴TD精神分裂症患者5例(非TD组)及健康志愿者5名(对照组),提取外周血全基因组DNA,制备MeDIP-seq文库.采用Agilent 2100生物分析仪质控评估MeDIP-seq文库后使用Illumina HiSeq 2000测序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依次使用Off-Line Basecaller V1.8、BOWTIE V2.1.0及MACS V2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处理,再通过MACS V2识别每个样本的全部MeDIP峰,统计阈值设为富集倍数＞2,同时q＜10-5.人口学及临床资料统计检验水准为α＜0.05.结果 3组年龄(F=0.13)、受教育年限(F=0.23)、性别(x2=10-1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D组与非TD组病程(t=-0.39)、用药时长(t=-0.6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D组、非TD组和对照组启动子区MeDIP峰相关基因数分别为1 731、1 673和1 728个,TD组与对照组差异基因数为161个,与非TD组的差异基因数为372个,其中161个为TD组与非TD组及对照组的共同差异基因数.结论 本研究初步构建了伴TD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基因甲基化谱,为后续研究限定目标基因范围提供了一定依据,但DNA甲基化在TD发生中的具体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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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皮质厚度和平均曲率的特征分析
目的 探讨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皮质厚度和平均曲率特征及与临床症状的相关分析.方法 纳入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86例(患者组)和与之年龄、性别及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49名(对照组).所有被试者磁共振T1脑结构数据通过FreeSurfer自动处理软件,计算脑皮质厚度和平均曲率并进行差异检验,并与PANSS阳性症状分、阴性症状分和总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患者组双侧中央沟皮质厚度高于对照组[左侧:(1.897±0.102) mm与(1.814±0.108) mm;右侧:(1.871±0.119) mm与(1.784±0.108)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4.24、18.59,均P＜0.000 67),双侧脑岛环状沟上段[左侧:(2.495±0.122) mm与(2.591±0.138) mm;右侧:(2.602±0.133) mm与(2.710±0.131) mm]和左侧横向侧副沟前段[(2.599±0.250) mm与(2.782±0.238) mm])质厚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6.75、22.61、18.86,均P＜0.000 67);患者组左半球仅中央后回[(0.166±0.026) mm 1与(0.150±0.011) mm-1]和颞下回[(0.186±0.016) mm-1与(0.177±0.011) mm-1]平均曲率显著高于对照组(F=14.52、13.08,均P＜0.000 67);右半球平均曲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脑区为额中回、额极横回和沟、眶外侧沟、前扣带回和沟、枕颞沟中段和舌沟、脑岛环状沟上段和楔叶、楔前叶、枕上回(F=14.20、14.42、12.75、15.02、14.80、12.16、13.74、16.70、12.77,均P＜0.000 67).左侧横向侧副沟前段皮质厚度与PANSS总分呈正相关(r=0.322,P＜0.01);右侧前扣带回和沟平均曲率与PANSS阴性症状分呈显著负相关(r=-0.262,P＜0.05);右侧脑岛环状沟上段平均曲率与PANSS阳性症状分呈显著正相关(r=0.240,P＜0.05);右侧侧副沟和舌沟平均曲率与PANSS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260,P＜0.05).结论 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多个脑区的皮质厚度和平均曲率存在异常,且部分脑区脑形态学改变与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程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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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型精神分裂症患者静息态局部一致性与注意功能的相关分析
目的 探讨缺陷型精神分裂症(deficit schizophrenia,DS)患者静息态脑功能活动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特征,及其与注意功能的相关分析.方法 入组符合DSM-Ⅳ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患者,按缺陷型精神分裂症诊断量表进一步分为DS患者与非缺陷型精神分裂症(non-deficit schizophrenia,NDS)患者,共入组男性DS患者30例(DS组)、NDS患者38例(NDS组),同时纳入年龄、性别及利手匹配的38名健康对照者(对照组),使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阳性症状量表和阴性症状量表评估患者精神症状,Stroop测验评估所有受试者注意功能,利用3.0 T磁共振扫描仪采集受试者静息态脑功能数据,计算ReHo指标并进行组间差异比较,采用偏相关分析分析DS组与NDS组差异性脑区ReHo值与注意功能的相关性.结果 (1)DS组与NDS组Stroop颜色、单词、色词干扰测验评分均低于对照组(F=28.615、39.516、21.898,均P＜0.01),DS组Stroop颜色[(26.5±12.9)分与(35.6±11.5)分]、单词[(43.5±19.4)分与(58.0±15.2)分]评分均显著低于NDS组(t=-2.949,P=0.012;t=-3.507,P=0.002).(2)与NDS组相比,DS组ReHo值增高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右侧舌回、左侧舌回、左侧颞下回、右侧颞中回顾上回、右侧枕中回(t=4.70,3.96,4.22,3.50,4.44,均P＜0.01,AlphaSim校正);ReHo值降低的脑区:左侧内侧额上回/前扣带回、右侧额下回三角部/额中回、左侧额下回三角部(t=-3.24,-4.48,-3.47,均P＜0.01,AlphaSim校正).(3)DS组左侧三角部额下回ReHo值与Stroop单词(r=0.451,P=0.016)、色词干扰(r=0.504,P=0.006)测验评分显著正相关,与Stroop颜色测验评分相关不显著(r=0.345,P=0.072);其他差异性脑区ReHo值与Stroop测验评分均未见显著相关性.NDS组差异性脑区ReHo值与Stroop测验未见显著相关性.结论 DS患者较NDS患者存在更为显著的持续注意功能障碍,左侧额下回三角部可能是其关键受损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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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11精神与行为障碍(草案)关于人格障碍诊断标准的进展
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是较为常见的一类精神障碍,调查显示其人群中的患病率高于5％[1-2].虽然目前临床常用的精神障碍分类系统DSM和ICD中对人格障碍的定义均比较明确和一致[3-4],但历史上其具体分类却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因此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临床领域,这类障碍都是一大难题.以下就相关研究进展,结合ICD-11精神与行为障碍(草案)(以下简称ICD-11)中的变化进行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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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11精神与行为障碍(草案)关于应激相关障碍更新进展
应激相关障碍(disorders specifically associated with stress)和暴露于一个或一系列应激性或创伤性事件或不良经历直接相关.本组疾病必须具备可识别的应激源,尽管并非所有个体暴露于应激源后均会导致精神障碍,但经历应激源是本组障碍发生的前提条件.本组障碍中某些疾病(如适应障碍)的应激源为正常生活事件(如离婚、社会经济问题和丧亲等),有些障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则需经历威胁性或恐怖性的应激源(女口潜在性创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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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世界抗病耻感大会介绍
由世界精神医学协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PA)抗病耻感分会主办,丹麦“我们中的一员”(One of Us)国家抗病耻感行动组织等机构承办的第8届世界抗病耻感大会于2017年9月20-22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350余名精神卫生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出席了此次会议.本次世界抗病耻感大会的主题是“克服心灵和社会中的阻碍:共同对抗耻感”(Overcoming Barriers in Minds and Society:Together Against Stigma).本次会议主要呈现3场大会报告,17场专题研讨会,33场口头报告会,2场壁报展以及3场付费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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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现状分析
目的 分析2016年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情况及与2014年和2015年比较相关指标的变化.方法 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2011年8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使用情况以及患者登记、管理、治疗情况等进行分析.结果 截至2016年底,全国2 801个区县(98.14％,2 801/2 854)使用信息系统.全国在册患者5 401 150例,报告患病率3.96‰(5 401 150/1 362 466 686);在管患者4 873 977例,管理率90.24％(4 873 977/5 401 150),规范管理患者3 665 720例,规范管理率67.87％(3 665 720/5 401 150);服药患者2 528 143例,服药率51.87％(2 528 143/4873 977);规律服药患者1 594 562例,规律服药率32.72％(1 594 562/4873 977);病情稳定患者3 265 761例,病情稳定率68.68％(3 265 761/4 754 801).病情稳定率与管理率、规范管理率、服药率、规律服药率呈正相关(r分别为0.578、0.733、0.495、0.536,均P＜0.05).与2015年相比,系统使用区县增加27个,在册患者增加479 645例,管理率、规范管理率、服药率、规律服药率、病情稳定率分别增加3.84％、22.93％、3.16％、2.31％、7.37％.2016年登记的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患者未治期分别为3.89、4.40、3.06、3.01、5.64、16.56年,均短于2015年.结论 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信息系统覆盖范围扩大,登记患者人数持续增长,患者管理和服药水平有所提高,未治期持续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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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15年天津市自杀死亡率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 了解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自杀死亡率及其变化趋势,探讨其在不同特征人群中的特点,为自杀的预防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集的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全死因监测数据,统计天津市居民自杀死亡率,比较不同年龄、性别以及地区之间自杀死亡率的差异,并分析其变化趋势.采用2000年世界标准人口计算年龄别、性别标化死亡率.采用Joinpoint回归和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进行趋势分析.结果 1999-2015年天津市自杀粗死亡率为4.76～4.07/10万.1999-2006年自杀标化死亡率为4.28～2.59/10万,呈下降趋势(Z=-9.37,P＜0.01),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APC)为-7.80％;2006-2015年自杀标化死亡率为2.59～3.00/10万,呈上升趋势(Z=2.15,P=0.032),APC为1.54％.1999-2007年男性自杀标化死亡率为4.77～2.86/10万,呈下降趋势(Z=-7.43,P＜0.01),APC为-6.89％;2007-2015年男性自杀标化死亡率为2.86～3.49/10万,呈上升趋势(Z=3.13,P=0.002),APC为3.44％.1999-2006年女性自杀标化死亡率为3.79～2.04/10万,呈下降趋势(Z=-6.85,P＜0.01),APC为-7.82％;2006-2015年女性自杀标化死亡率为2.04～2.50/10万,呈平稳趋势(Z=-0.16,P=0.871).1999-2015年男性自杀标化死亡率总体高于女性.随着年龄升高,自杀死亡率逐渐升高.1999-2007年城市自杀标化死亡率为3.09～1.94/10万,呈下降趋势(Z=-5.45,P＜0.01),APC为-6.15％;2007-2015年城市自杀标化死亡率为1.94～2.44/10万,呈平稳趋势(Z=1.43,P=0.154).1999-2005年农村自杀标化死亡率为5.65～3.03/10万,呈下降趋势(Z=-7.55,P＜0.01),APC为-9.70％;2005-2015年农村自杀标化死亡率为3.03～3.73/10万,呈上升趋势(Z=2.69,P=0.007),APC为1.71％.除2005年,农村各年份标化死亡率高于城市(P＜0.05).天津自杀死亡方式前6位分别为自缢(32.09％)、服用农药(28.30％)、跳楼(12.88％)、自溺(8.87％)、服用药物(6.81％)和锐器伤(2.93％).自缢为男性、城市主要的自杀方式,服用农药为女性、农村主要的自杀方式.女性自溺及服用药物自杀的比例高于男性(P＜0.05).城市地区跳楼、自溺所占构成明显高于农村地区(P＜0.01).结论 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自杀死亡率呈1999-2006年明显下降,2006-2015年微弱上升的阶段性特点;男性自杀死亡率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男女之间、城乡之间自杀死亡的方式不同.应根据人群不同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自杀的一级预防,加强可预防自杀工具管理,加强自杀院前急救,减少自杀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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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大医学,献力大健康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在2017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上发布的资料,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精神卫生机构2 936家[1],参照卫生计生委2016年统计年鉴,2015年我国有精神专科医院920家[2],那么超过2000家综合医院开设精神科.从数字上看,综合医院精神科的数量已经超过精神专科医院,但如果把全国综合医院的基数(17430家)放进来,能够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综合医院还不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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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长期治疗对复发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的病程具有慢性复发性特点,长期治疗非常重要,特别是抗精神病药的临床应用给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了临床治愈及康复的机会.但迄今为止,其结局仍不令人满意,比如药物的依从性差可导致患者病情波动或复发,增加治疗难度,导致神经退行性改变,使患者的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导致精神残疾.因此,坚持长期药物维持治疗,降低复发率,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不良预后,是精神分裂症治疗成功的关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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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长期药物治疗的评估与监测
精神分裂症的病情具有慢性、复发性的特点,需要长期药物维持治疗,而疗效和药物不良反应是伴随其中的重要因素.疗效体现患者的依从性,不良反应体现治疗的安全性,因此对精神分裂症长期治疗的评估与监测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提高精神疾病的评估是DSM-5的工作目标和重大更新之一[1],以帮助临床医生更好地诊疗及随访精神疾病患者;另一方面,基于评估的治疗(measurement-based care,MBC)是一种在临床实践中实施循证医学的路径[2],2010版美国精神病协会指南强调了建立以评估为依据的治疗体系,以改变精神科以经验治疗为主的传统手段.我们这里谈的评估主要是指症状评估,监测主要是对一些生理指标,如血药浓度、血糖、血脂等指标的随访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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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长期药物治疗的依从性
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具有慢性迁延趋势的精神疾病,多数患者都需要长期治疗,其中抗精神病药治疗是所有疗法中的重中之重.然而,有效的治疗结局取决于合理的治疗方案得以完整的实施,其中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依从性差常导致病情迁延或者缓解后复发,自杀风险增加,疾病负担加重[1-2].许多随访性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1年以内完全依从药物治疗方案的不超过50％[3-7],远远低于许多慢性躯体疾病患者的药物治疗依从率.而对于需要长期维持治疗的患者,坚持治疗尤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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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首次发作患者早期治疗对预后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进展、病理异质、临床复杂和结局衰退的严重精神疾病,其起病与遗传素质、表观遗传学、发育及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所致的大脑发育过程紊乱有关[1].精神分裂症的核心临床特征表现为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尤其是缺乏动机、言语行为活动减少和社会退缩)和认知损害等.首次发作往往出现在青春期后期或成年早期,被称为首次发作精神分裂症(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2-3].大多数患者在首次被诊断前已较长时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情绪问题、社会适应和认知功能损害、或者是不典型的精神病性症状[1].虽然有10％～15％的患者首次发作后可康复,但目前尚无法识别可康复的患者,大多数患者表现为慢性波动的、渐进的病程,症状也会逐渐演变为以阴性症状、神经认知损害和社会认知损害为主的临床相和退行性结局.除了遗传因素,一些环境因素也会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程和结局产生负性影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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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康复与长期治疗
美国精神康复协会将精神分裂症的康复定义为促进患者复原、融入社会和提高生活质量[1].作为一种慢性、致残性疾病,精神分裂症的康复需要长期治疗[2].而长期治疗结局的重要评估指标之一就是社会功能水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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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需要长期治疗
国内外的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均指出:精神分裂症需要长期治疗[1-2].近年研究提示,精神分裂症很可能是一组神经发育性疾病,病因未明,目前尚无法根治[2].从病程角度看,它和高血压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衰竭等一样,归类于慢性病.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慢性躯体疾病患者一样,需要接受长期治疗.可惜对于长期治疗,临床和研究关注的都很不够.
关键词： -
精神分裂症神经发育假说的发展轨迹
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发育假说经历了潮起潮落的发展历程,至21世纪初才得到精神医学界的广泛接受.1891年,苏格兰精神科医生Thomas Clouston提出关于精神病需要开展神经发育方面的研究,但这很快被德国医学家E.Kraepelin提出的精神分裂症为神经退行性病变的“早发性痴呆”概念所取代,并影响了近1个世纪[1].1957年,美国儿童精神科医生Barbara Fish报道了“婴儿期精神分裂症的识别”,其开展的有关神经发育的临床观察和随访研究对后续关于精神分裂症基于遗传的高危人群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并为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发育理论构建指明了方向[2].
关键词：
| 年 | 期数 |
| 2019 | 01 |
| 2018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7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6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5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4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3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2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1 | 01 02 03 04 |
| 2010 | 01 02 03 04 |
| 2009 | 01 02 03 04 |
| 2008 | 01 02 03 04 |
| 2007 | 01 02 03 04 |
| 2006 | 01 02 03 04 |
| 2005 | 01 02 03 04 |
| 2004 | 01 02 03 04 |
| 2003 | 01 02 03 04 |
| 2002 | 01 02 03 04 |
| 2001 | 01 02 03 04 |
| 2000 | 01 02 03 04 |
| 1999 | 01 02 04 |
| 1998 | 01 02 03 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