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障碍认知重评异常的脑机制研究进展

焦虑障碍是一组以病理性焦虑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精神障碍,年患病率达18%[1],严重影响患者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关于焦虑的临床模型研究显示,个体对内外环境刺激[2-4]持续负性评价,导致情绪调节能力缺陷,是产生病理性焦虑的重要环节[5-6].近年来关于情绪理论与试验研究有了较大进展,研究者们应用新的理论与技术对焦虑障碍个体的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尤其是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的神经机制开展了深入探讨.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综述,旨在为阐明焦虑障碍心理生理机制提供新的思路.DSM-Ⅳ中焦虑障碍包含广泛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强迫障碍等亚型,而DSM-5中则不再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强迫障碍归类于焦虑障碍[7].由于本文检索到的文献入组标准均为DSM-Ⅳ标准[2-3,8-20],并且持续的病理性焦虑也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强迫障碍的重要表现[21-22],故我们按照DSM-Ⅳ体系阐述.

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

阴性症状(negative symptoms)是精神分裂症核心症状之一,贯穿整个病程,其产生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神经发育障碍有关.有学者认为不同患者间阴性症状具有异质性,可能缺乏共同的病理机制,可能涉及多巴胺、谷氨酸、N-甲基-D-天冬氨酸、GABA等神经递质系统.阴性症状显著的患者日常生活质量较差,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功能维持能力受到影响,因此针对阴性症状进行早期干预对患者预后意义重大.目前精神分裂症的客观生物标志物尚不确切,近年来神经影像学研究对揭示阴性症状病理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就此进行初步综述.

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与精神障碍共病的研究进展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NIC)报告,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其中儿童青少年占22.5%.另外,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6.4%.目前,网络已成为人们工作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网络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包括手机网络成瘾)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成瘾行为,并越来越受到重视.

2010年北京市精神障碍患病率及社会人口学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和掌握北京市户籍常住人口中各类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及人口学分布特征.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年龄≥18岁、在辖区内居住时间≥6个月的北京市户籍居民19874人为调查对象,采用修订后的SCID-Ⅰ/P(2.0版)和MMSE进行一对一访谈.对MMSE筛查阳性者(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MMSE得分≤17分;初中及以上,MMSE得分≤23分),由高年资精神科主治及以上的医师进行访谈,根据SCID诊断标准做出痴呆和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结果 共16032人(80.7%)完成调查;按年龄和性别标化后,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120.8‰(1937/16032,115.8‰~125.9‰),排名前3位的为:重性抑郁障碍(527例,32.9‰)、酒精依赖性和滥用性障碍(311例,19.4‰)、未特定焦虑障碍(270例,16.8‰);时点患病率为75.3‰(1207/16032, 71.2‰~79.4‰),排名前3位的为:特殊恐怖症(187例,11.7‰)、未特定焦虑障碍(186例,11.6‰)、重性抑郁障碍(162例,10.1‰).精神障碍患病率在高龄(OR=1.014)、女性(OR=1.428)、无业(OR=1.096)、与家人(OR=1.686)或周围人关系不和睦(OR=1.901)、有吸烟(OR=1.129)或饮酒史(OR=1.262)者中较高,在城市居住(OR=0.840)、受教育水平高(OR=0.813)、已婚/再婚/同居(OR=0.689)、无精神障碍阳性家族史(OR=0.405)者中较低.结论 12%的北京市居民一生中至少罹患过1种精神障碍;高龄、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居住在农村、精神障碍阳性家族史、社会支持系统不良与精神障碍的发生有关.

全生命周期健康与儿童精神医学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号召,标志着"全生命周期的整体健康观"首次写入国家战略.近几年,尽管我们也谈儿童心理健康对成人健康的影响,以及重视成人精神科与儿童精神科的衔接,强调关注成人中的"儿童精神障碍"[1],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总书记的讲话意味着全生命周期健康不仅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而且被赋予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内涵.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五次全国学术年会会议纪要

2017年9月7-9日,由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办,浙江省医学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承办,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和宁波市康宁医院协办的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五次全国学术年会在杭州西子湖畔G20峰会会场隆重召开.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副会长苏志同志亲临大会,祝贺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五次全国学术年会召开,并作专题讲话.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工作记忆功能的近红外光谱成像研究

目的 初步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患儿执行工作记忆任务过程中前额叶皮质的激活特点.方法 选用n-back范式为工作记忆功能的心理学任务,应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检测12例ADHD患儿(ADHD组)和年龄、性别相匹配的13例健康儿童(对照组)在执行n-back任务时前额叶皮质氧合血红蛋白浓度的变化,同步记录行为学数据(按键正确的次数).采用t检验对2组氧合血红蛋白浓度变化平均值和按键正确的次数进行比较.结果(1)0-back任务和1-back任务期间ADHD组较对照组按键正确次数低(0-back:t=-2.222,P=0.043;1-back:t=-3.276,P=0.005).(2)0-back任务期间,对照组和ADHD组全部52个通道氧合血红蛋白浓度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1-back任务期间,ADHD组[(0.022±0.040)mmol/(L·mm)]第18通道的氧合血红蛋白浓度变化弱于对照组[(0.085±0.040) mmol/(L·mm);t=3.88,P<0.05].结论 ADHD患儿在执行工作记忆任务过程中左侧背外侧前额叶激活减弱.

早发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皮质下脑结构协变连接异常的研究

目的 探讨早发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皮质下脑结构体积和协变连接异常变化.方法 对39例首次发病未用药的早发青少年(12~18周岁)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组)以及31名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与之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对照组)进行全脑磁共振扫描;采用Freesurfer软件对T1加权脑结构像进行图像分割配准处理,并提取皮质下脑体积进行双样本t检验分析,利用组水平线性相关构建皮质下脑区之间的协变连接,对协变连接r值进行Fisher r-to-z变换后进行组间Z检验比较分析.结果 患者组(n=35)左侧丘脑(7755 mm3与7955 mm3,t=-2.16,P<0.05未校正)、左侧海马(4200 mm3与4331 mm3,t=-2.01,P<0.05未校正)相对于对照组(n=29)体积减少;患者组皮质下脑区协变连接在左侧苍白球与壳核、左侧海马与杏仁核、右侧杏仁核与丘脑、右侧杏仁核与壳核、左侧壳核与右侧丘脑之间显著降低(Z=1.88~2.87,P<0.05 FDR校正).结论 早发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皮质下局部脑体积减少以及协变连接降低,这可能提示患者皮质下边缘系统、基底节脑区的结构协同发育异常.

首次发病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白质弥散张量成像特点与认知功能的研究

目的 探讨首次发病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白质纤维结构及其与认知功能的关系.方法 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对40例10~16岁首次发病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组)和35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族均与之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对照组)进行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扫描,采用磁共振图像处理软件FSL(funtional MRI software library)工具包进行分析.通过基于纤维束的空间统计分析(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方法比较2组之间脑白质纤维的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图,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2组全脑白质DTI的FA值,得到差异脑区.采用中文版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共识版评估认知功能,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2组脑白质差异脑区FA值与认知功能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 与对照组(n=34)比较,患者组(n=35)胼胝体体部、胼胝体膝部、胼胝体压部、扣带束、右上放射冠、左上放射冠FA值降低(t=4.726、2.855、2.547、2.943、3.178、2.969,均P<0.05).患者组胼胝体体部FA值与符号编码、颜色、色词评分(r=0.34、0.38、0.36),扣带束FA值与霍普金斯词汇学习测验修订版评分(r=0.34)、左上放射冠FA值与词语流畅性评分(r=0.37)呈正相关(均P<0.05);对照组胼胝体体部(r=0.34,P<0.05)及胼胝体膝部FA值(r=0.51,P<0.05)与霍普金斯词汇学习测验修订版评分呈正相关.结论 首次发病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大脑白质纤维结构异常,其认知功能损害的病理生理机制可能与大脑白质纤维结构异常有关.

高智商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临床及认知功能特点分析

目的 探讨高智商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认知功能特点.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对符合DSM-Ⅳ诊断标准的成人高智商ADHD患者68例(高智商ADHD组)、一般智商ADHD患者42例(一般智商ADHD组)及与其年龄、智商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分别为高智商对照组91名和一般智商对照组51名),进行临床访谈、心理测验及执行功能问卷评定,比较各组间ADHD分型、共患病及认知功能方面的差异.结果 高智商ADHD组与一般智商ADHD组ADHD分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智商ADHD组共病心境障碍与焦虑障碍的比率高于一般智商ADHD组[36.8%(25/68)与19.0%(8/42),χ2=3.880,P=0.049],Barratt冲动量表中非计划得分低于一般智商ADHD组[(29.5±4.2)分与(31.4±4.3)分,t=2.102,P=0.037].高智商ADHD组与高智商对照组在智商测验中各项因子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一般智商ADHD组在算术(t=-2.335,P=0.020)、倒背(t=-2.021,P=0.045)及数字符号(t=-3.043,P<0.01)得分低于一般智商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高智商ADHD组与一般智商ADHD组执行功能评定量表成人版各项得分均高于匹配智商的健康对照组(均P<0.01),高智商ADHD组的情感控制(t=-1.976,P=0.049)、工作记忆(t=-2.363,P=0.019)及行为管理指数得分(t=-2.322,P=0.021)低于一般智商ADHD组.结论 高智商ADHD患者心境障碍与焦虑障碍共患比率较高;一般智商ADHD患者注意力及工作记忆能力明显受损;ADHD患者普遍存在执行功能损害;在工作记忆、情感控制以及行为管理方面,高智商ADHD患者受损程度较轻;智商可能是ADHD患者认知功能,尤其是工作记忆能力的保护因素.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多维计算机化执行功能训练的探索性随机对照研究

目的 探讨多维计算机化执行功能训练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患儿临床核心症状及执行功能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纳入符合DSM-Ⅳ中ADHD诊断标准,智商≥80,年龄7~12岁的ADHD儿童共34例,简单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多维执行功能训练组及工作记忆训练组,每组17例,分别接受持续12周(共60次,24 min/次)的多维计算机化执行功能训练或工作记忆训练.于第4、8、12周末采用ADHD评定量表-Ⅳ(ADHD Rating Scale-Ⅳ,ADHD RS-Ⅳ)父母版评估2组临床核心症状,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父母版及线上执行功能评估项目评估2组执行功能,并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进行组内各时间点疗效比较.结果经12周训练后,多维执行功能训练组与工作记忆训练组各项核心症状评分均显著降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2组组内ADHD RS-Ⅳ父母版总量表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5.624,P<0.01;F=16.830,P<0.01),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维功能执行训练组的言语工作记忆(顺背F=5.044,P<0.05;倒背F=7.453,P<0.01)、空间工作记忆(F=8.319,P<0.01)、视觉信息搜索(F=6.160,P<0.05)得分均显著增加,工作记忆训练组仅空间工作记忆(F=3.662,P<0.05)及视觉信息搜索(F=4.751,P<0.01)得分显著增加,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12周的多维执行功能训练和工作记忆训练可能改善ADHD儿童的临床症状及执行功能,且多维执行功能训练的效果可能优于工作记忆训练.

ICD-11精神与行为障碍(草案)关于心境障碍诊断标准的进展

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s)是一类具有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和高致残性等特点的情绪障碍,也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1].根据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的、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负责的"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和服务利用研究"项目的主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心境障碍患病率为4.06%[2].据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调查结果显示,心境障碍是首要的慢性疾病负担,同时也是自杀和缺血性心脏病的主要影响因素[3],严重影响患者的心身健康,对其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及经济负担.

ICD-11精神与行为障碍(草案)关于神经发育障碍诊断标准的进展

ICD-11精神与行为障碍(草案)(以下简称ICD-11)儿童相关部分有了较大的变化.基于精神病理学终身病程概念,ICD-11取消了"通常起病于童年和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这一按起病年龄的分类,按照每个障碍本身的核心诊断特征归入相应障碍类别之下或者形成一种新的障碍.ICD-11将ICD-10中主要以神经发育异常为核心特征的精神障碍(包括精神发育迟滞、心理发育障碍、多动性障碍、抽动障碍)形成一个新的分类,即神经发育障碍.我们对比ICD-10,根据ICD-11 Beta版 [1]对ICD-11神经发育障碍进行介绍.

ICD-11精神与行为障碍(草案)关于强迫及相关障碍诊断标准的进展

强迫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是一种慢性致残性精神障碍,全球发病率约为2%[1],通常起病于青春期或成年早期,男女发病率基本相当.大多数强迫症患者均经历慢性、消长变化的过程,常伴有明显的抑郁及焦虑情绪.研究显示,强迫症患者自杀风险高于普通人群,约1/3的患者因症状无法正常工作[2],不仅个人的生活质量下降、社会功能严重受损,也给家庭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

ICD-11精神与行为障碍(草案)关于分离性障碍诊断标准的进展

分离性障碍以记忆、思维、身份、情感、感觉、知觉等成分正常整合过程中出现非自主扰乱或中断为特征.国内精神科就诊人群中,分离性障碍所占比例高于一般人群,危害性大.国内1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应用分离体验量表评估了423例住院患者、304例门诊患者和618名工厂工人,结果显示在门诊患者中可识别出病理性分离障碍患者,但在一般性人群中相对罕见,而病理性分离在创伤人群中更为常见[1].Yu等[2]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与分离性障碍存在较高的共病率,验证了以上结论.

信息动态

激越患者精神科处置专家共识

一、概述激越(agitation)是精神科常见的一种急性综合征.在ICD-10精神病学词汇中,激越被描述为:明显的坐立不安和过多的肢体活动,并伴有焦虑[1].在临床实践中,激越表现为一系列思维活动、情绪和行为从低到高不同程度的兴奋过程,且无法平静,严重时可表现为兴奋冲动、威胁、攻击、自伤等行为,而且激越常常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增加医疗成本[2].因此,尽早识别激越,预防激越程度发展严重,有效缓解激越相关的临床症状,防止严重激越时出现危险行为,对患者个人、病房管理及社会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主体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刑事责任能力,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以下称《刑法》)第18条第1款用"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评定.首先确定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即医学要件;然后判定被鉴定人行为时的精神状态对其辨认或控制能力的影响,即法学要件;后评定被鉴定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对于前者由鉴定人评定一般没有争议,而对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判定及责任能力的评定,是鉴定人还是法官为主体存在争议.我们就以上问题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