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下呼吸道感染的革兰阴性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AECOPD ）下呼吸道感染的革兰阴性菌分布及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方法连续收集浙江省台州医院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收治的742例AECOPD 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痰液样本，用Vitek 2 Compact 系统联合纸片扩散法对菌株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用改良Hodge试验和乙二胺四乙酸（ EDTA ）协同试验筛选耐碳青霉烯类药物菌株。采用WHONET5．6和SPSS 20．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分离出革兰阴性菌593株，其中非发酵菌367株（367／593，61．89％），肠杆菌科细菌220株（220／593，37．10％），其他革兰阴性菌6株（6／593，1．01％）。非发酵菌中，分离的主要菌株分别为鲍曼不动杆菌（186株）、铜绿假单胞菌（99株）、嗜麦芽窄食单胞菌（33株）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22株），对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唑林、头孢曲松、头孢替坦和呋喃妥因耐药率均较高，为67．20％～100．00％。另外，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对其他β-内酰胺类、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复方磺胺甲噁唑和米诺环素等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著高于非耐碳青霉烯类菌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0．01）；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仅对左氧氟沙星、复方磺胺甲噁唑和米诺环素等少数抗菌药物敏感。肠杆菌科细菌中，分离的主要菌株分别是肺炎克雷伯菌（89株）、大肠埃希菌（80株）和阴沟肠杆菌（25株），三种肠杆菌科细菌对氨苄西林几乎完全耐药，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和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率低，均＜15％，且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舒巴坦、大部分头孢类药物（除头孢替坦和头孢哌酮／舒巴坦）、庆大霉素、妥布霉素、氟喹诺酮类、氨曲南、复方磺胺甲噁唑和米诺环素呈中、高度耐药，耐药率均≥50％，其耐药率均高于非产ESBLs 菌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结论 AECOPD下呼吸道革兰阴性菌感染以非发酵菌和肠杆菌科细菌为主，其中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产ESBLs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感染耐药现象尤为严重。

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样本中腺病毒感染特征及遗传进化研究

目的：对不同类型的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腺病毒的感染及其遗传进化特征进行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3月至2013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散发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样本1178份，其中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咽拭子513份，下呼吸道感染病例气管吸取物665份；同时收集2011至2014年9起腺病毒聚集性发病病例。采用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进行腺病毒检测，扩增阳性样本的六联体（hexon）基因高可变（HVR）7区并测序，鉴定腺病毒基因型别并构建系统进化树。采用荧光PCR对腺病毒阳性样本进行其他常见呼吸道病毒的检测，并对下呼吸道感染阳性病例进行临床特征分析。采用χ2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1178份散发病例样本中共检出104份腺病毒，检出率为8．83％，其中上呼吸道感染组腺病毒检出率为13．65％（70／513），高于下呼吸道感染组检出率（34／665，5．1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6.193，P＜0．05），且在0～1岁和＞3岁年龄组腺病毒检出率上呼吸道高于下呼吸道（χ2＝6．575和7.334，P＜0．05或＜0．01）。腺病毒散发病例全年均有检出，流行高峰为春夏季。所有散发病例样本中54份鉴定出腺病毒型别，其中1型4株，2型6株，3型26株，4型2株，7型15株，31型1株。在9起聚集性发病疫情中，1起为腺病毒4型，其余8起均为腺病毒3型。腺病毒 hexon基因HVR 7区高度同源，与Genbank中序列比对发现高可变7区基因序列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上呼吸道感染组腺病毒合并其他病毒的感染率为12．86％（9／70），下呼吸道为58．82％（20／3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4．045，P＜0．05）。此外，下呼吸道腺病毒单一感染和合并感染病例在临床特征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合并感染病例中出现2例死亡。结论腺病毒在上呼吸道感染中的检出率高于下呼吸道，腺病毒散发病例中以3型和7型为主，而聚集性发病病例中以3型为主。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IP-10mRNA表达与HBsAg和HBVDNA的相关性及其在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目的：探讨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 HBV-ACLF）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 mRNA的表达与血清HBsAg和HBV DNA水平的相关性及其在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选取2013年10月至2015年2月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HBV-ACLF患者、60例慢性乙型肝炎（ CHB ）患者和25名健康体检者，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HBV-ACLF、CHB患者和健康体检组PBMC中IP-10 mRNA的表达，组间差异的比较用方差分析。检测HBV-ACLF患者血清HBsAg和HBV DNA水平，采用Pearson检验分析IP-10 mRNA表达与血清HBsAg和HBV DNA水平的相关性。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3个月，采用t检验比较HBV-ACLF患者生存组与死亡组IP-10 mRNA、HBsAg和HBV DNA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OC）评价IP-10 mRNA、HBsAg和HBV DNA在HBV-ACLF预后评估方面的价值。结果 HBV-ACLF患者、CHB患者和健康体检者PBMC中IP-10 mRNA水平分别为0.998±0.186、0.641±0.083和0.412±0.062，且HBV-ACLF患者IP-10 mRNA水平明显高于CHB组和健康对照组（ t＝3.841和16.661，P＜0.01）。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外周血IP-10 mRNA水平与血清HBsAg水平呈负相关（r＝－0.576， P＜0.01），与血清HBV DNA水平呈正相关（r＝0.547， P＜0.01）。 HBV-ACLF生存组外周血IP-10 mRNA水平平均为0.894±0.164，低于死亡组的1.103±0.177（t＝－4.328，P＜0.01）；生存组血清HBsAg水平平均为3.303±0.565，高于死亡组的2.605±0.844（t＝3.251，P＜0.01）。 ROC分析显示，IP-10 mRNA预测疾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20，高于HBsAg（0.663）和HBV DNA（0.570）。结论 HBV-ACLF患者PBMC中IP-10 mRNA表达增高，与患者血清HBsAg和HBV DNA水平密切相关，且IP-10 mRNA水平能更好地预测HBV-ACLF患者的预后。

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长期抗病毒治疗后临床特点和肝脏组织学改变

目的：探讨长期抗病毒治疗对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乙肝肝硬化）患者临床指标和肝脏组织学的影响。方法选择2010年9月至2015年3月于浙江省台州医院接受抗病毒治疗的61例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其中HBeAg阳性26例，HBeAg阴性35例。接受恩替卡韦（ ETV）治疗39例，阿德福韦酯（ ADV）治疗22例。每3个月检测患者生化学、血清学和病毒学指标，根据实验室检查作肝功能CTP（Child-Turcotte-Pugh）评分。所有患者在基线及治疗144周后行肝穿刺活检，采用Metavir评分系统评估患者肝组织炎症活动度（ A）和纤维化分期（ F），治疗前后的比较用配对资料Wilcoxon秩和检验。肝功能治疗前后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结果61例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患者抗病毒治疗144周后，95．1％（58／61）的患者 HBV DNA载量低于检测值下限，14例（14／26，53．8％）HBeAg阳性患者获得HBeAg消失，10例（10／26，38．5％）获得HBeAg血清学转换。与抗病毒治疗前相比，患者的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血清总胆红素（TBil）水平降低（t＝7．489、8．259和14．000，P值均＜0．01），凝血酶原时间（PT）缩短（t＝9．777，P＜0．01），血清白蛋白（Alb）水平增加（t＝3．446，P＜0．01），CTP评分降低（t＝6．026，P＜0．01）。抗病毒治疗后，患者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和纤维化分期均得到明显改善（Z＝5．716和6．657，P＜0．01）。26例基线肝组织炎症活动度为A1的患者中，16例降为A0；24例基线为A2的患者中，9例降为A0，15例降为A1；11例基线为A3的患者中，1例降为A0，5例降为A1，5例降为A2。61例患者基线肝组织纤维化分期均为F4，治疗后7例降为F1期，22例降为F2期，20例降为F3期。结论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患者经过长期抗病毒治疗后临床指标和肝脏组织学均能得到改善。

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放疗期间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放疗期间发生医院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8月至2014年12月湖州市中心医院189例头颈部恶性肿瘤接受放射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可能影响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189例患者中，64例并发医院感染，医院感染发生率为33.86％。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口咽部黏膜炎（χ2＝11.47，P＜0.01）、有基础疾病（χ2＝6.59，P＜0.05）、肿瘤分期Ⅲ～Ⅳ（χ2＝4.36，P＜0.05）、照射范围为全面颈（χ2＝7.64，P＜0.05）、照射剂量≥50 Gy（χ2＝8.92，P＜0.05）、合并化疗（χ2＝6.53， P＜0.01）、侵入性操作（χ2＝4.21，P＜0.05）、PS评分＝1（χ2＝3.58，P＜0.05）及体质指数偏低（χ2＝9.56，P＜0.05）是医院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口咽部黏膜炎（OR＝3.46，χ2＝8.72，P ＜0.01）、有基础疾病（OR ＝1.91，χ2＝4.66，P ＜0.05）、肿瘤分期Ⅲ～Ⅳ（OR＝2.01，χ2＝5.22，P＜0.05）、照射范围为全面颈（ OR＝1.78，χ2＝4.89，P＜0.05）、照射剂量≥50 Gy（OR＝1.69，χ2＝3.25，P＜0.05）、合并化疗（OR＝1.84，χ2＝6.91，P＜0.05）及体质指数偏低（OR＝1.53，χ2＝2.59，P＜0.05）是引起医院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放疗期间医院感染发生率较高。放疗期间口咽部黏膜炎、基础疾病、肿瘤分期、照射范围、照射剂量、合并化疗及营养状态可能影响医院感染的发生。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耐药基因及毒力因子研究

目的：对临床分离的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 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的耐药机制及毒力特点进行分析。方法连续收集2014年5月至2015年5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分离的非重复CRKP 20株，采用Vitek 2 Compact系统对菌株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采用改良Hodge试验、乙二胺四乙酸（ EDTA）双纸片试验进行耐药表型筛查，采用PCR方法、基因测序检测耐药基因、荚膜血清型及毒力基因。结果20株CRKP对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等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率较高，均≥80．0％，对替加环素、阿米卡星及左氧氟沙星敏感，敏感率≥70．0％。检出碳青霉烯酶KPC和NDM基因，分别为7株（35．0％）和8株（40．0％），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以SHV基因检出率高，为16株（80．0％），DHA质粒介导的产AmpC酶基因检出2株（10．0％）。8株（40．0％）和13株（65．0％）分别存在膜孔蛋白编码基因OmpK35和OmpK36缺失。耐药基因组合方式以携带碳青霉烯酶，同时携带 ESBLs 和／或合并膜孔蛋白变异为主，占70％（14／20）；其次是携带ESBLs和／或合并膜孔蛋白变异，占30．0％（4／20）。检出荚膜血清K1型3株、K57型1株，4株均为产KPC基因菌株。 rmpA基因阳性8株（40．0％），均产碳青霉烯酶，其中5株产KPC，2株产NDM，1株同时产KPC和NDM基因。 aerobactin基因阳性6株（30．0％），4株产KPC基因。 FimH-1基因20株（100．0％）均阳性。结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分离的CRKP主要耐药机制是携带KPC和NDM基因，ESBLs合并膜孔蛋白缺失也是导致耐药的重要原因，且产KPC基因的荚膜血清型菌株分离率较高，应引起临床重视。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RIG-Ⅰ基因表达与丙型肝炎病毒载量及Ⅰ型干扰素基因的相关性

目的：研究慢性丙型肝炎（ CHC）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中维甲酸诱导基因Ⅰ（RIG-Ⅰ）mRNA表达量及其与丙型肝炎病毒（HCV）载量及Ⅰ型干扰素（IFN）基因之间的关系。方法选择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收治初入院未治疗的101例CHC患者，并选择同期的健康体检者69名作为对照。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RIG-Ⅰ、IFNα、IFNβmRNA表达和HCV载量，并采用Pearson法分析RIG-ⅠmRNA表达量与IFNα和IFNβmRNA表达量以及HCV载量的相关性。结果设健康对照组mRNA表达量为1，CHC组RIG-Ⅰ、IFNα和IFNβ基因mRNA表达量分别为0．082、0．022和0．156，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7．83、3．65和2.13，P值均＜0．05）；HCV RNA载量＜（1×106） IU／mL 组RIG-Ⅰ基因表达量为HCV RNA载量≥（1×106） IU／mL组的1．79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60， P＜0．05）；CHC患者RIG-ⅠmRNA表达量与IFNα、IFNβmRNA表达量呈正相关（r＝0．247和0．489， P＜0．05），与HCV载量无相关性（r＝0．187， P＞0．05）。结论与健康人群相比，CHC患者RIG-ⅠmRNA表达量降低，且与IFNα和IFNβmRNA表达量呈正相关。

荆州地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子型别及相关临床特征

目的：了解湖北省荆州地区流行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的主要分子型别和相关临床特征。方法连续收集2014年1至12月分离自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患者并经mecA基因检测确证为MRSA的80株临床分离株。采用全自动微生物检测仪Vitek 2 Compact对所有菌株进行药敏试验，采用多重聚合酶链反应（ PCR）和基因测序分别检测菌株的葡萄球菌A蛋白（ SPA）和葡萄球菌染色体mec基因盒（ SCCmec）分子型别，并采用PCR法检测所有菌株的杀白细胞素（ PVL）基因。采用χ2和Wilcoxon秩和检验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80株MRSA中共检出16种spa基因型别，以t030和t437为主，分别为40株（50％）和23株（28．8％）；共检测到SCCmecⅠ～Ⅴ型77株，以SCCmecⅢ和SCCmecⅣ型检出多，分别为36株（45．0％）和28株（35．0％），且SCCmecⅢ型对应的spa型以t030（33／36，91．7％）为主，SCCmecⅣ型对应的spa型别以t437（20／28，71．4％）为主。t030型／SCCmecⅢ型MRSA感染患者年龄大于t437／SCCmecⅣ感染的患者（ T＝446．500和607．500， P＜0.01）；前者多来自外科和重症监护病房（ ICU），后者多来自儿科，两种型别感染者的病区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3．724和29．768，P＜0．01）；t030／SCCmecⅢ型MRSA对利福平、红霉素、克林霉素、四环素、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环丙沙星和庆大霉素的耐药性均＞70％；t437／SCCmecⅣ型MRSA除对红霉素、克林霉素和四环素耐药外，对多种非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均敏感，耐药率基本＜20％。另外，检出携带pvl毒力基因的MRSA 11株（13．8％），以t437-SCCmecⅣ型为主（7株）。结论荆州地区流行的MRSA分子型别众多，但以t030-SCCmecⅢ型和t437-SCCmecⅣ型为主。 t030-SCCmecⅢ型菌株表现出多重耐药的特点，感染对象多为外科和ICU病区的老年患者；t437-SCCmecⅣ型菌株对多种非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敏感，感染对象主要为儿童和青少年。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1397例肝组织病理和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通过大样本量分析慢性乙型肝炎病毒（ HBV ）感染者的肝组织病理学改变与临床特征相关性，为无创检查的判断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1397例慢性HBV感染者的肝组织病理学和临床资料。采用Ridit分析或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研究临床指标与患者肝组织炎症分级（G）和纤维化分期（S）的相关性。结果1397例慢性HBV感染者中，≥G2者604例（43．24％），≥S2者504例（36．08％）；男性肝组织炎症分级和纤维化分期均高于女性（ u＝3.093和2.854， P＜0.01）。≤30岁组的肝组织炎症分级和纤维化分期均低于＞30～40岁组和＞40岁组（ r＝0.259和0.303，P＜0.01；F＝4.199和12.226，11.610和24.359，P＜0.05和＜0.01）。 HBV DNA≥103拷贝／mL的HBeAg阴性患者的炎症分级高于HBeAg 阳性组和 HBV DNA ＜103拷贝／mL 的 HBeAg 阴性组（F＝8.788和5.635，P值均＜0.01），但纤维化分期只高于HBeAg阳性组（F＝12.886，P＜0.01）。随着丙氨酸转氨酶（ALT）的升高，肝组织炎症分级和纤维化分期升高（r＝0.537和0.517，P＜0.01）。在ALT为（1～＜2）×ULN且HBV DNA≥103拷贝／mL的慢性HBV感染者中，三个年龄组间炎症分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365，P＞0.05）；纤维化分期仅＞40岁组高于≤30岁组（ F＝3．177，P＜0.05）。结论对年龄＞30岁、ALT轻度异常、HBeAg阴性及可检测到HBV DNA的慢性HBV感染者推荐行肝组织病理学检查并给予抗病毒治疗，特别是男性患者；HBeAg阴性及低水平HBV DNA的慢性HBV感染者应重视肝纤维化的筛查。

HBeAg阳性慢性HBV感染者免疫耐受期和免疫清除期的误判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 HBV ）感染的自然史分为5期，分别是免疫耐受期、免疫清除（活动）期、低复制期、HBeAg阴性慢性乙型肝炎（ CHB）和HBsAg阴性期［1］。免疫耐受期的特征是 HBeAg 阳性、HBV DNA 高水平、丙氨酸转氨酶（ ALT）正常或稍高、肝脏无或存在轻微炎症以及无或存在轻微纤维化；免疫清除期的特征是HBeAg阳性、HBV DNA水平较免疫耐受期稍低、ALT升高、肝脏炎症和（或）纤维化程度明显［1］。肝脏穿刺活检（肝活检）主要用于CHB疾病阶段的判定［2］，这其中包括免疫耐受期和免疫清除期的判定，以决定下一步的诊疗方案。然而，临床上并不是每位患者均进行肝活检，再加上HBV DNA水平高低没有一个准确的界限较难把握，ALT水平可能会受多种非HBV因素影响，因此在无肝活检的情况下，慢性HBV感染免疫耐受期和免疫清除期可能会被误判，导致后续治疗失败、耐药和疾病进展恶化等不良后果。本研究拟对郑州大学与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两个中心的394例经肝活检确定免疫耐受期和免疫清除期的HBV感染者进行分析，研究在有或无肝活检时免疫耐受期和免疫清除期诊断准确率的差别。

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获得性耐药基因的指标与样本聚类分析

肺炎克雷伯菌是临床常见分离到的细菌之一，其对临床常用药物（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的耐药性连年居高不下［1-2］，继出现多耐药（ MDR）菌株后，又出现了泛耐药（PDR）菌株及极度耐药（XDR）肺炎克雷伯菌［3-7］。由可移动遗传元件介导的细菌获得性耐药基因是细菌耐药性急速传播的主要原因［8］。2012年，我们分离到20株耐药肺炎克雷伯菌，为了解菌株的常用药物获得性耐药基因与可移动遗传元件存在状况，我们检测了39种β-内酰胺类、21种氨基糖苷类、4种喹诺酮类获得性耐药基因与12种可移动遗传元件标记基因，并对检测结果作指标聚类分析，以探讨获得性耐药基因与可移动遗传元件可能存在的关系。此外，我们还对检测结果进行了样本聚类分析，以探讨本组菌株之间的亲缘关系，现报道如下。

Xpert MTB／RIF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和利福平耐药性的应用研究

结核病的诊断主要依靠痰涂片抗酸染色和结核分枝杆菌（ MTB）培养，但痰涂片敏感度较低而MTB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耗时较长，易延误诊断或漏诊。随着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分子检测方法利福平耐药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 Xpert MTB／RIF）可以在2 h内直接从临床样品中检测到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物（MTBC）与利福平（RIF）耐药性，在多个国家的评估性研究中显示出高度敏感性和特异性［1-2］，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可和推荐［3］。

黑色素瘤缺乏因子2炎性体在抗微生物感染中的研究进展

固有免疫是机体抵抗病原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黑色素瘤缺乏因子2（ Absent in melanoma 2，AIM2）作为DNA感受器，是固有免疫系统非常重要的一员，它识别病原微生物双链DNA形成AIM2炎性体，激活Caspase-1依赖的细胞焦亡且促进IL-18和IL-1β的成熟与释放，有助于宿主抑制和清除病原微生物。 AIM2炎性体在抵抗李斯特菌、土拉弗朗西斯菌、肺炎链球菌、结核分枝杆菌、烟曲霉、牛痘病毒、小鼠巨细胞病毒及乙型肝炎病毒等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文就AIM2炎性体各组分构成及其在抗微生物感染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肾功能损伤

长期乙型肝炎病毒（ HBV ）感染不仅能够引起肝脏损伤，而且对患者肾脏功能也会产生影响。慢性HBV感染相关的肾功能损伤，主要包括：（1）HBV相关性肾炎；（2）肝肾综合征；（3）长期口服核苷（酸）类药物导致的肾功能损伤。该文主要介绍了HBV感染引起肾功能损伤的发病机制及其治疗原则，以期为进一步指导临床治疗提供基础。

核糖核苷酸还原酶抑制剂的抗病毒作用研究进展

核糖核苷酸还原酶（ RR）是细胞 DNA 合成的限速酶，其功能是将二磷酸核糖核苷酸（NDPs）还原为二磷酸脱氧核糖核苷酸（dNDPs），后者是DNA合成的基本材料。近年来发现，RR 酶活性与某些病毒DNA的复制有明确的关系，且将RR 抑制剂应用于临床抗病毒治疗。本文系统综述了关于RR及其抑制剂的相关研究，具体包括：（1）RR的分类、结构以及功能；（2）RR抑制剂的分类、机制及其在抗病毒治疗的研究与应用；（3） RR抑制剂的发展前景。

《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稿约

创伤弧菌脓毒症早期连续血液净化技术的应用与护理

创伤弧菌（ Vibrio vulnificus）属嗜盐海生革兰阴性杆菌，患者感染创伤弧菌多见于被海洋生物刺伤，主要临床表现为受伤肢体皮损和脓毒症［1-2］。由创伤弧菌感染引起的脓毒症病情凶险、进展迅速、病死率高，文献报道死亡病例约60％，其中有慢性病毒性肝病史的患者病死率可高达80％，大多数患者在48 h 内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3-5］。因此，《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在2006年将创伤弧菌列为对人类危险的细菌之一［6］。

创伤弧菌感染误诊为蛇胆中毒一例

患者男，50岁，浙江省宁波市余姚人，因“全身浮肿、皮疹伴发热1 d”于2015年6月9日入住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监护室。患者于6月8日16：00饮白酒服蛇胆1枚，当日夜间出现眼睑浮肿，渐至颜面部及四肢，伴触痛，进行性加重，感发热，自测体温37．9℃，有恶心、呕吐1次，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无头痛、头晕，无胸闷、气急，无畏寒、寒战等不适，未进食，睡眠差，无尿，解稀黄粪便2次，拟“蛇胆中毒”收治入院。患者否认近期服用海产品及接触海水史。体格检查：体温38．6℃，脉搏124次／min，呼吸31次／min，血压：96／58 mmHg（1 mmHg＝0．133 kPa），神志清，烦躁不安，双侧眼睑浮肿明显，不能睁眼，心肺听诊无殊，四肢肢端冰冷肿胀，有触痛，四肢皮肤可及大小不一散在片状紫斑，约4h后患者双下肢皮肤出现数个水泡、血泡，疱疹融合，表皮破溃，渗液呈咖啡色（图1），余查体无殊。既往有痛风病史10余年，嗜酒30年，平均每天约饮白酒500～750 mL，否认酒精性肝炎及肝硬化病史，否认嗜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