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门螺杆菌感染对儿童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的影响

目的：探讨幽门螺杆菌（ Hp）感染对儿童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的影响。方法选取2010年3月至2012年9月在浙江大学金华医院初次就诊并确诊为Hp感染的患儿174例，同时选取同期来医院体检的年龄、性别与研究对象相当的100名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 Hp感染患儿给予一线抗Hp治疗，并随访2年。采用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及LSD检验比较Hp感染患儿与健康对照儿童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基线值，以及抗Hp感染根除治疗组与复发组随访两年的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结果174例Hp感染患儿中，确诊真性性早熟2例，中途放弃治疗者6例，失访8例，终共有158例患儿完成研究。其中，128例患儿完成治疗后转阴，30例患儿复发。158例Hp感染患儿的身高、体质量，以及外周血中血红蛋白（ Hb）、白蛋白（ Alb）、血尿素氮（ BUN）、铁（ Fe）及锌（ Zn）均显著低于健康儿童（t＝2.674、1.657、12.709、3.662、4.227、4.210、14.820，P值均＜0.05）。 Hp感染根除组随访1年与2年时测定的身高、体质量，以及外周血中Hb、Alb、BUN、Fe及 Zn均升高，与基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8.350、14.998、50.875、37.584、22.701、8.295和41.791，P值均＜0.01）；而30例复发患儿随访1年与2年时测定的外周血中Hb、Alb、BUN及Fe与基线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1.826、1.659、2.613、2.495，P值均＞0.05）。随访2年时Hp感染根除组身高、体质量以及外周血Alb、BUN、Fe、Zn 增长值均显著高于复发组（ t ＝7.86、5.17、8.80、5.92、2.17、7.28， P 值均＜0.05）。结论 Hp感染会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根除Hp感染有助于改善儿童生长发育与营养状况。

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 联合利巴韦林治疗慢性丙型肝炎无应答患者的疗效及影响因素

目的：观察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α-2a联合利巴韦林（RBV）治疗既往无应答的慢性丙型肝炎（ CHC）患者的疗效，并探讨抗病毒治疗的疗程和既往治疗背景对抗病毒疗效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开放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的方法选择2009年2月至2011年11月10个临床中心共81例CHC既往治疗无应答患者，随机分为A组（37例，PegIFNα-2a联合RBV治疗72周）和B组（44例，PegIFNα-2a联合RBV治疗96周），随访24周。统计两组患者病毒学应答情况，并观察病毒和宿主基因型、既往IFN和RBV使用情况对疗效的影响。采用SA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52例患者完成研究，其中A组28例，B组24例。 A组快速病毒学应答（ RVR）、完全早期病毒学应答（cEVR）、治疗结束时病毒学应答（ETVR）和持续病毒学应答（SVR）发生率为25.0％（7／28）、60.7％（17／28）、67.9％（19／28）和60.7％（17／28），B 组分别为41.7％（10／24）、70.8％（17／24）、70.8％（17／24）和70.8％（17／24），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IL-28B CC基因型患者SVR的发生率为82.9％（29／35），高于非CC基因型患者（3／1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既往治疗时是否联合RBV对再次治疗时的病毒学应答率无显著影响（P＞0.05）。既往治疗时使用普通IFN的患者再次治疗后 RVR、cEVR、ETVR和SVR的发生率分别为36.4％（12／33）、81.8％（27／33）、81.8％（27／33）和75.8％（25／33），其中cEVR、ETVR和SVR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既往使用PegIFN的患者（P＜0.05），而RVR的发生率与既往使用PegIFN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过程中，不良事件发生率为46.9％（38／81），无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结论 PegIFNα-2a联合RBV治疗既往治疗无应答的CHC患者可获得满意的疗效。 IL-28B基因型和既往治疗时所使用的IFN类型可影响CHC无应答患者再次治疗时的病毒学应答情况。

妊娠中期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目的：探讨妊娠中期慢性乙型肝炎（ CHB）抗病毒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就诊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及杭州西溪医院的79例妊娠中期CHB患者。根据患者意愿分为抗病毒治疗组（47例）和护肝治疗组（32例）。抗病毒治疗组在护肝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拉米夫定或替比夫定，护肝治疗组仅予保肝降酶治疗。所有妊娠妇女观察至产后12周，新生儿随访至出生后第6个月。采用t检验或χ2检验比较两组肝功能、HBV DNA载量、HBV血清学标志物的变化，妊娠期严重不良事件、HBV母婴阻断传播及新生儿生长发育情况。结果抗病毒治疗组分娩前的丙氨酸转氨酶（ ALT ）复常率和 HBV DNA 不可检测率分别为88.6％（39／44）和84.1％（37／44），而护肝治疗组分别为60.0％（18／30）和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27和50.46，P＜0.05）。分娩后12周，抗病毒治疗组的ALT复常率和HBV DNA不可检测率均为100.0％（44／44），而护肝治疗组分别为90.0％（27／30）和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9和74.00，P＜0.05）。抗病毒治疗组在分娩前及分娩后12周分别有2.8％（1／36）及11.1％（4／36）实现HBeAg血清学转换，而护肝组均为0，但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抗病毒治疗组因肝损伤或药物不良反应终止妊娠率为0，护肝治疗组为6.7％（2／3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1，P＞0.05）。抗病毒治疗组母婴阻断失败率为0，护肝治疗组为11.5％（3／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19，P＜0.05）。两组新生儿在胎龄、体质量、身长及Apgar评分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65、0.84、0.25和0.77，P＞0.05）。结论妊娠中期抗病毒治疗可改善肝功能水平，有效抑制HBV 复制，减少HBV母婴传播的风险，且安全性良好。

手足口病患儿外周血 Th17、CD4＋CD25＋Treg、HLA-DR mRNA 表达的研究

目的：探讨EV71阳性手足口病患儿外周血Th17、CD4＋CD25＋Treg、HLA-DR mRNA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2014年2至10月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收治的手足口病患儿60例，其中普通组、重症组和危重症组各20例，并选择同期在本院体检的20名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所有患儿均使用利巴韦林（10 mg／kg）抗病毒治疗。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Th17和CD4＋CD25＋Treg的表达，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T-PCR）检测HLA-DR mRNA的表达。采用方差分析和SNK-q检验比较各组间Th17、CD4＋CD25＋Treg以及HLA-DR mRNA的表达，并采用Pearson法分析HLA-DR mRNA表达与外周血Th17和CD4＋CD25＋Treg表达的相关性。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治疗第1天时，手足口病患儿外周血Th17表达升高（F＝310．4，P＜0．01），CD4＋CD25＋Treg和HLA-DR mRNA表达下降（F＝81．5和545．4，P＜0．01）。经过治疗，普通组、重症组和危重症存活组Th17逐渐下降，CD4＋CD25＋Treg和HLA-DR mRNA水平上升，但危重症死亡组患儿外周血Th17水平却升高，CD4＋CD25＋Treg和HLA-DR mRNA水平下降。治疗第10天时，普通组、重症组、危重症存活组的Th17和CD4＋CD25＋Treg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危重症死亡组Th17水平仍进行性升高，CD4＋CD25＋Treg水平继续下降，与存活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6．4和12．0，P＜0．05）；普通组和重症组HLA-DR mRNA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危重症存活组HLA-DR mRNA水平虽然呈上升趋势，但与普通组和重症组相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不过明显高于危重症死亡组水平（t＝7．8，P＜0．05）。 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 HLA-DR mRNA水平与Th17水平呈负相关（r＝-0．770，P＜0．01），与CD4＋CD25＋Treg水平呈正相关（ r＝0．883，P＜0．01）。结论外周血Th17、CD4＋CD25＋Treg、HLA-DR mRNA的表达与手足口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判断手足口病患儿病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指标。

山东临沂地区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卡他布兰汉菌耐药性分析及 bro 基因分型检测

目的：分析山东临沂地区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痰液样本中分离的卡他布兰汉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及bro基因分型对耐药性的影响。方法连续收集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镜检合格的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痰液样本，将其分别划线接种于4块不同琼脂培养基进行细菌分离培养及鉴定。对分离出的卡他布兰汉菌进行药敏试验和β-内酰胺酶检测，同时采用PCR扩增结合限制性内切酶分析法对分离株进行bro基因分型。采用χ2检验比较不同bro基因型菌株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结果5年来共分离出497株卡他布兰汉菌，以冬季检出多（共221株）。所有菌株对厄他培南和氯霉素完全敏感，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和头孢呋辛耐药率较低（≤2.8％），对复方磺胺甲噁唑、红霉素和氨苄西林的耐药率较高，为47．6％～89．8％，且呈逐年增加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共检出产β-内酰胺酶卡他布兰汉菌412株（412／497，82．9％），均为bro基因阳性菌株，bro基因阳性菌株对红霉素、复方磺胺甲噁唑、左氧氟沙星和氨苄西林的耐药率均高于bro阴性菌株（χ2＝12．16、16．18、8．41和200．00，P＜0．05）。经bro基因分型发现，bro-1型菌株占94．9％（391／412），bro-2型菌株占5.1％（21／412），bro-1型与bro-2型菌株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临床分离卡他布兰汉菌产β-内酰胺酶阳性率较高，且多为bro-1型阳性株。菌株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头孢菌素及β-内酰胺酶抑制剂敏感率较高，可作为治疗呼吸道卡他布兰汉菌感染的首选。

宁波地区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重症感染危险因素及菌株药物敏感性分析

目的：了解宁波地区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重症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和菌株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方法连续收集2008年5月至2013年5月宁波地区4家医院184例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病例的资料及分离的菌株。对患者一般特征（年龄、性别、基础疾病和入院史）进行回顾性分析，检测菌株的药物敏感性、毒力基因pvl和tst携带情况，并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菌株进行SCCmec分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以上因素与重症感染的相关性。结果184例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病例中，重症感染39例，占21．20％。菌株对青霉素、红霉素和克林霉素的敏感性都较低，而对苯唑西林、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利福平及万古霉素的敏感率均在75％以上。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 OR＝1．024，95％CI：1．005～1．043， P＜0．05）、恶性肿瘤（OR＝15．288，95％CI：1．609～145．229，P＜0．05）、自身免疫病或正接受长期激素治疗（ OR＝12．102，95％CI：2．082～70．338，P＜0．01）是社区金黄色葡萄球菌重症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宁波地区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中，菌株对苯唑西林、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利福平及万古霉素的敏感率较高，治疗时可优先选用上述抗菌药物。高龄、有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病或正接受长期激素治疗的患者更容易发展为重症感染。

肝功能轻度异常但肝组织有明显损害的慢性 HBV 感染者抗病毒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恩替卡韦治疗丙氨酸转氨酶（ ALT）＜2×正常值上限（ ULN），但肝穿刺病理检查炎症活动度≥G2和（或）纤维化分期≥S2的慢性乙型肝炎病毒（ HBV）感染者的抗病毒疗效。方法连续收集2008年1月至2011年10月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患者中HBsAg阳性，且治疗前HBV DNA均＞1．0×104 U／mL的乙型肝炎患者的资料。其中，血清ALT＜2×ULN，但肝组织病理检查炎症活动度≥G2和（或）纤维化分期≥S2为观察组，共75例；临床诊断CHB，治疗前ALT（2～5）×ULN的患者为对照1组，共38例；临床诊断CHB，ALT＞5×ULN的患者为对照2组，共42例。所有患者均给予恩替卡韦（0．5 mg，1次／d，口服）治疗，观察并比较治疗第12、24、48、96和144周时三组患者的ALT复常率、HBV DNA转阴率、HBeAg转阴率和血清学转换率等。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结果观察组治疗第12、24、48、96和144周时的ALT 复常率分别为86.7％、90.7％、90.7％、92.0％和96.0％，高于对照1组（χ2＝2.04、2.15、2.78、2.69和2.47， P ＜0.01），但与对照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53、2.42、2.09、2.24和2.32，P＞0.05）。观察组治疗第12、24和48周时的HBV NDA转阴率分别为70.7％、78.7％和82.7％，高于对照1组（χ2＝4.56、4.23和4.28，P＜0.05），但与对照2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2.75、2.62和2.98，P＞0.05）。观察组在治疗第48、96和144周时的HBeAg转阴率分别为6.6％、21.3％和25.3％，均高于对照1组（χ2＝4.68、4.78和5.01，P＜0.05），但与对照2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2.24、2.57和2.13，P＞0.05）。观察组治疗第24周时HBeAg血清学转换率为4.0％，高于对照1组（χ2＝2.87， P＜0.05）；与对照2组比较，观察组第96和144周时的血清学转换率较低（χ2＝2.92和3.14，P＜0.05）。结论 ALT＜2×ULN但肝组织病理炎症活动度≥G2和（或）纤维化分期≥S2的慢性HBV感染者采用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可获得较好的疗效。

艾滋病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诊断研究

艾滋病患者由于免疫功能低下，常合并各种机会性感染，其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是艾滋病患者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之一［1-2］。 HIV感染者一旦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会大大缩短病毒感染的潜伏期，迅速发展为艾滋病，病情迅速恶化甚至死亡［3］。因此，及时诊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对HIV感染者的临床诊治和降低病死率有着重要的意义［4-5］。然而HIV感染者并发结核病的临床表现多不典型，结核菌素试验（ PPD）阴性率较高，其中艾滋病患者PPD阴性率可达90％，胸部X线表现亦多不典型，易被漏诊和误诊［6］。近年来，在艾滋病研究领域，炎性反应逐渐被重视，研究人员猜测炎性反应细胞因子的迅速上升和病原特异性免疫应答（以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为特点）是引起艾滋病患者早期死亡的原因，对于有机会性感染的患者来说尤其如此，如结核与进展型HIV［7］。既往研究表明，持续的免疫活化导致HIV感染恶化，而炎症反应在机体免疫激活过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C-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CRP）等被看作免疫功能紊乱的标志物［8-9］。同时，感染HIV 后可引起机体炎性反应，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使得血液纤溶系统被激活，血浆中D-二聚体含量显著增加［10-11］。γ-干扰素释放试验（ TB-interferon gamma release assay，TB-IGRA）技术作为一种体外特异性T淋巴细胞免疫应答检测技术，应用细胞免疫应答原理，与PPD相比无需回访且结果判读更为客观，被广泛应用于结核病的临床辅助诊断和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检测［12］。研究显示，IGRA在HIV感染人群中筛查结核潜伏感染的敏感度优于PPD试验，但患有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肺结核病患者机体免疫应答能力较低，可能会出现假阴性结果［13-14］，只能作为诊断上的参考。本研究对2013年1月至2014年10月浙江省青春医院艾滋病病房收治的艾滋病患者进行CRP、D-二聚体和TB-IGRA检测，分析这些检测结果诊断艾滋病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价值。

高压氧辅助治疗成人危重型流行性乙型脑炎一例及分析

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是经蚊媒传播的人畜共患中枢神经系统病毒性传染病，流行于夏秋季。乙脑属急性热病，发病者病情重，在儿童中易留有后遗症，在成人中则病死率较高［1］。乙脑的治疗除了常规抗炎降颅压治疗外，高压氧治疗在近几年乙脑治疗中占据越来越重要位置［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于2014年7月22日收治一例成人危重型乙脑患者，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高压氧治疗后，患者病情好转，现对该例患者的诊治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

腹腔开放疗法治疗腹腔重度感染合并腹腔室隔综合征的临床应用

腹腔重度感染是指感染时间长、范围大、合并脓毒症或脓毒症休克以及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和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腹腔感染［1］，往往破坏肠黏膜屏障，导致腹腔内渗液增多、继发性肠麻痹，极易诱发腹腔室隔综合征（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ACS）［2］。 ACS指不同原因引起腹腔内压力非生理性、进行性、急剧升高到影响内脏血流及器官功能的一种临床症候群，极易引起致命性的器官功能衰竭，尽早腹腔开放减压是ACS的唯一治疗方法［3］。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收治的8例腹腔重度感染合并ACS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将治疗经验报道如下。

支气管肺隐球菌病继发嗜血细胞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嗜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HPS）是由单核巨噬细胞系统过度激活进而吞噬自身血细胞而导致的临床综合征。成人HPS往往继发于严重感染或恶性肿瘤，病情凶险，预后极差，对于原发疾病的早期识别和诊断是治疗成功的关键［1］。免疫功能正常宿主肺隐球菌病的报道并不少见，患者往往无明确的病原接触史，肺部影像学无特异性，易误诊为肺癌、肺结核等，而严重肺隐球菌病继发嗜血细胞综合征鲜见报道［2］。本文报道一例影像学类似结核的侵袭性支气管肺隐球菌病继发嗜血细胞综合征的病例，供临床医师借鉴。

临床分离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SCCmec分型及耐药性调查

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是一种重要的条件致病菌，常导致医院和社区获得性感染，包括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心血管感染、骨关节感染和呼吸道感染等［1-2］。金黄色葡萄球菌可通过平行转移获得盒式染色体mec（SCCmec），包含编码耐甲氧西林的mecA 基因，从而获得甲氧西林抗性［3］。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目前在全球流行，有研究报道，MRSA 感染发病与细菌毒力基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4］。不同分子背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现出的表型特征也有所不同，因此，了解本地区MRSA 分子流行病学特征，对控制耐药菌株的播散和流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外科手术治疗艾滋病合并结核性肛瘘一例

患者男，24岁，因“肛周疼痛伴流脓性液体1月余”来我院就诊。肛周疼痛为持续性钝痛，程度不剧烈，无放射痛，流淡黄色脓性液体，量不多，无畏寒发热，期间服用莫西沙星治疗1周效果不明显，遂来我院就诊。患者同性恋史6年余，由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抗-HIV （＋）2年余。入院体检：肛门截石位距肛门1．8 cm左右11点钟可见一外口，可触及一约2 cm左右瘘管，指压可见淡黄色脓性液体由外口溢出，肛门指诊肛管直肠未及肿块。血常规：白细胞计数（WBC）7．2×109／L，CD4＋T淋巴细胞计数406个／μL，CD8＋T淋巴细胞计数2298个／μL，CD4＋T／CD8＋T淋巴细胞0.18，结核分枝杆菌抗体（＋），结核感染T细胞酶联免疫斑点试验（ T-SPOT．TB ）抗原 A （ ESAT-6）（＋）， T-SPOT．TB 抗原 B （CFP-10）（＋），痰样本涂片（－），红细胞沉降率30 mm／1 h，其他检查未见异常。符合手术条件后遂行瘘管切开术，术前未行抗艾滋病、抗结核治疗，术中取患者瘘管中脓液予涂片、培养。涂片结果示：抗酸杆菌涂片（＋＋），分枝杆菌培养阳性（仪器法），分枝杆菌菌型（胶体金法）：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菌株对利福平、异烟肼、乙胺丁醇和链霉素均敏感。术后结核性肛瘘诊断明确后即行规范的抗艾滋病、抗结核治疗。抗艾滋病治疗具体方案为：替诺福韦二吡呋酯（0．3 g／次，1次／d，口服）＋拉米夫定（0．3 g／次，1次／d，口服）＋洛匹那韦利托那韦（2片／次，1次／12 h，口服）。抗结核治疗具体方案为：利福布汀（0．153 g／次，1次／d，口服）＋异烟肼（0．3 g／次，1次／d，口服）＋乙胺丁醇（0．75 g／次，1次／d，口服）＋吡嗪酰胺（0．5 g／次，3次／d，口服）。术后随访1个半月，伤口已愈合。

丙型肝炎病毒相关冷球蛋白血症研究进展

慢性丙型肝炎病毒（ HCV ）感染可导致多种肝外并发症，其中重要的是混合型冷球蛋白血症。 HCV相关的冷球蛋白血症主要临床表现是皮肤损害、肾小球肾炎、外周神经病变和广泛的血管炎。其治疗主要是清除HCV、抑制B细胞的克隆增生及冷球蛋白的产生、缓解临床症状。该文就HCV相关冷球蛋白血症的发生机制、临床表现、诊断以及治疗的新进展作了综述。

第八届国际暨全国肝衰竭与人工肝学术会议纪要

2015年4月16至18日，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联合主办，《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编辑部、海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海南省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承办的第八届国际暨全国肝衰竭与人工肝学术会议在海口召开。本次大会为期3天，共收到论文134篇，其中专题报告22篇，有来自我国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到会作了专题报告并进行了学术交流。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肝衰竭与人工肝学组组长李兰娟院士担任主席并致开幕辞，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侯金林教授、海南省医学会蔡敏秘书长和日本东京大学胃肠病学部门主任Masao omata教授等也出席了开幕式。

本刊可直接使用的医学缩略语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埃博拉病毒病患者一例护理分析

埃博拉病毒病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患者或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及其污染物等而传播，临床表现主要为突起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病死率可高达50％～90％［1］。人类至今还没有弄清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途径，也没有研制出有效的疫苗和救治药物。本文作者参加第二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利比里亚医疗队，在中国政府创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两个月，成功护理埃博拉病毒病患者1例，现将其护理体会总结如下。

埃博拉病毒病治疗的现状与思考

埃博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EVD），既往称为埃博拉出血热（ Ebola haemorrhagic fever， EHF），是由埃博拉病毒（ Ebola virus，EBOV）感染引起的急性烈性传染病，病变几乎可累及全身所有器官组织，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肝脏、免疫系统、泌尿生殖道等。 EVD自1976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同时暴发以来，在非洲已间断流行39年，包括此次于2014年3月开始的西非三国大暴发流行在内，共计暴发25次。依据既往24次资料统计，病死率高达53.8％～79.1％［1］。此次暴发流行共波及9个国家，截至2015年4月29日共有疑似、可能和确诊EVD病例26312例，其中确诊病例14895例；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确诊 EVD 患者的病死率分别为41.1％（3533／8586）和62.1％（1962／3158）（利比里亚无准确数据）［2］。此次暴发流行的病毒仍为扎伊尔病毒株（ Zaire Ebola virus，ZEBOV），且与1976年的流行株同源性高达97％［3］。与既往不同的是，此次暴发流行波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患病和死亡人数之多均是空前的。由于尚无特效抗病毒药物，在此次暴发流行中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及多个国际组织仍推荐对症支持、补液、预防和控制感染等为基础治疗措施。同时由于EVD严重危害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使得医务人员救治EVD患者的过程与救治普通患者存在巨大差异。笔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援利抗埃医疗队首席专家，参与了中国援助的埃博拉治疗中心救治EVD患者的全过程，对EVD有了深刻认识，这里谈谈笔者对治疗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人际传播病毒性出血热的临床管理

埃博拉病毒病自2014年初在西非暴发流行，已经导致数万人发病，超万人死亡，给当地人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疫情发生后，中国与各国及国际组织一起派出了大批医务人员赴疫情发生国家开展埃博拉病毒病的防治工作。中国医务人员在病毒检测、患者留观治疗、公共卫生培训、实验室建设和社会宣传动员等方面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参与了许多技术方案的制订和修订。卢洪洲教授作为中国首批援非公共卫生队员，在塞拉利昂工作了65天，期间参加了病例管理组的活动。由这一小组专家起草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塞拉利昂埃博拉治疗中心和其他护理中心患者临床管理》口袋书在2014年12月修订发行。为了更好地借鉴此次疫情中有关人际传播的病毒性出血热的治疗和护理经验，本刊特邀参与此次指南修订和翻译的卢洪洲教授，对指南中关于人际传播病毒性出血热的临床管理作节选和解读。

埃博拉病毒病患者及接触者的心理疏导及干预

埃博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EVD）又称埃博拉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种由埃博拉病毒（Ebolavirus）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患者或已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以及排泄物等途径而被感染，人与人之间还可通过气溶胶造成吸入性传播，传染性很强［1-3］。该病初表现为非特异性的流感症状，主要为发热、乏力、头痛、肌痛、恶心、呕吐等，随着病情发展患者出现胃肠道、呼吸道、肝、肾等多器官损害甚至顽固性休克，其病死率根据不同的病毒亚型有所不同，一般为50％～90％［4-7］。EVD 潜伏期为2～21 d，患者一旦开始出现症状即具有传染性［8］。埃博拉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凶险、对人类危害大的病毒之一，迄今没有针对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特异性治疗方法，也没有确切的预防药物，相关的药品和疫苗正在研发当中［9-10］。

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技术防控工程及其在利比里亚的实践

2014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病毒病（ EVD），西非埃博拉治疗中心的设计与建设随之启动。位于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SKD体育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是由中国自主建设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以下简称援利医疗队）独立运营的传染病治疗医院，设计床位100张，分接诊、留观、治疗Ⅰ、治疗Ⅱ共四个病区。考虑到EVD高致死率和接触传染等特点［1-3］，降低医护人员和EVD患者直接接触的机率显得极为迫切，因而提出了构建援利埃博拉治疗中心技术防控工程的需求。

埃博拉病毒病治疗经验综述

埃博拉病毒病（ Ebola virus disease， EVD）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病死率为45％～90％，平均50％［1］。2014年3月疫情在西非暴发后迅速蔓延，截止2015年4月29日，全球共报告埃博拉病毒感染者26312例，死亡10899例。西非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三个国家埃博拉病毒感染共计26277例，占全部病例的99.87％［2］。经过国际社会1年多的奋战，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目前利比里亚连续42 d未出现新发病例，疫情宣布结束，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每周仍分别有20例和10例左右的确诊病例，疫情的完全消失尚需时日［3-4］。

中国埃博拉出血热治疗中心与德国重症感染临时治疗中心特点的对比分析

2015年1月13日至3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批援利比里亚医疗队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中国埃博拉出血热治疗中心（Ebola treatmentunit，ETU）执行抗击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的任务。1月24日，与中国ETU 仅一墙之隔的德国重症感染临时治疗中心（Severe infection temporary treatmentunit，SITTU）正式开始收治患者。笔者与队友们一起参观了德国的SITTU，现将中国和德国两个医疗中心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

埃博拉病毒病五例临床分析

埃博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EVD）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患者或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等而感染，主要临床表现为突起发热、呕吐、腹泻、出血和多脏器损害等。埃博拉病毒是人类历史上致命性极强的病毒之一，患者病死率高达50％～90％，其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是生物安全等级高的代表病毒［1］。EVD 于1976年在非洲首次发现，所致的疫情至今已暴发26次。2013年12月始于西非几内亚的EVD 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援助利比里亚政府建立埃博拉诊疗中心，并派遣医疗队赴抗埃一线。2015年1至3月，中国在利比里亚的埃博拉诊疗中心共收治EVD 确诊患者5例，现对这5例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

从 SARS 到埃博拉病毒病--浅谈我国个人防护技术的发展变迁

西非埃博拉疫情中患者接诊工作对我国急诊科传染病防治的启示

埃博拉病毒病（ Ebola virus disease， EVD）是由埃博拉病毒（ Ebola virus， EBOV）引起的一种急性烈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患者或感染动物的体液、排泄物、分泌物等而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突起发热、乏力、呕吐、腹泻和多脏器损害，潜伏期一般为2～21 d。EBOV的自然宿主尚不清楚，果蝠是潜在的自然宿主，直接接触是本病主要的传播途径，感染EBOV的现症患者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是该病主要的传染源［1］。此次发生在西非的EVD疫情已持续1年多，截止2015年4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疑似、可能和确诊病例已达25515例，死亡10572例，是历史上规模大的一次EVD疫情暴发［2］。

第七届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大会暨传染病诊治高峰论坛第十五届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WHO 颁布的首部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解读

2015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第24届亚太肝病学会（ APASL ）年会上正式对外发布《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预防、护理和治疗指南》［1］（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care and treatment of person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infection ）（简称“WHO指南”）。这是WHO有史以来发布的首部慢性乙型肝炎（ CHB ）防治指南。 WHO全球肝炎项目（ Global hepatitis programe） Wiktor教授介绍了指南制订的背景。全球约有2．4亿人携带乙型肝炎病毒（ HBV），非洲和亚洲感染率高，每年死于乙型肝炎相关性疾病的患者约65万例，其中大多数死亡患者发生在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抗MERS药物研究获重要进展

自5月28日我国确诊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患者以来，国内各方均显示出极大关注。一个好消息是，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的国家“千人计划”学者姜世勃及同事，在抗MERS的药物研发方面取得重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