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糖尿病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Diabetes Mellitus 중화당뇨병잡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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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孕检血脂谱和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关系
目的 探讨首次孕检血脂谱和甘油三酯-葡萄糖(TyG)指数与妊娠期糖尿病(GDM)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4年6月至2018年2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内分泌科门诊的妊娠妇女545例,根据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结果分为正常糖耐量(NGT)组(n=157)和GDM组(n=388).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和TyG、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等代谢指标进行比较;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Mann-Whitney检验,应用Logistic回归对孕期影响GDM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预测孕期发生GDM的各指标的阈值.结果 GDM组的TG水平、TyG指数和TG/HDL-C均明显高于NGT组[分别为2.09(1.44,2.94)比1.47(1.02,2.64)mmol/L, 1.75(1.38,2.13)比1.16(0.84,1.70),1.30(0.86,1.74)比0.96(0.71,1.44),Z=-2.169、-3.910、-2.283,均P<0.05],年龄、孕前体重、孕前大体重、孕前体质指数(BMI)、超重肥胖的比例、分娩前体重、一级亲属糖尿病家族史、黑棘皮征、既往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情况也高于NGT组(P<0.05).校正年龄、孕前BMI、糖尿病家族史(BMI)、黑棘皮征和既往不良妊娠结局等混杂因素,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TyG指数(OR=24.138,95%CI:4.167~139.862,P<0.001)是孕期发生GDM的危险因素,GDM发生风险随着TyG指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OR=10.803,95%CI:10.803~54.244,P=0.004).ROC曲线示,当TyG指数为1.38时,灵敏度为75.5%,特异度为65.6%,,曲线下面积是0.730(95%CI:0.632~0.827,P<0.001);当TG为1.59 mmol/L时,灵敏度为72.6%,特异度为54.3%,曲线下面积是0.623(95%CI:0.513~0.732,P=0.056).结论 当TyG指数>1.38时,妊娠妇女孕期易发生G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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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式葡萄糖监测系统在儿童1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观察
目的 初步了解河南省儿童1型糖尿病(TIDM)患者血糖控制现状,观察扫描式葡萄糖监测系统(FGMS)在T1DM患儿中应用的安全性.方法 选择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15家河南省三级医院内分泌科门诊T1DM患儿116例,年龄≤14岁,均采用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CSII)或每日多次胰岛素注射(MDI)治疗,入选后佩戴FGMS 2周,记录FGMS监测期间各项血糖指标,监测不良事件,并分析糖尿病病程、胰岛素注射方式等因素对血糖控制的影响.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比较组间差异,相关性采用偏相关性分析.结果 患儿基线HbA1c为(8.3±1.7)%.FGMS监测期间,预估HbA1c为(7.8±1.3)%,平均血糖为(9.8±2.1)mmol/L,目标范围血糖(3.9~7.8 mmol/L)时间百分比为(37±14)%,低血糖(<3.9 mmol/L)时间百分比为4%(3,8)%,血糖标准差(SDBG)为(4.1±1.2)mmol/L,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为(8.4±2.5)mmol/L.与MDI组相比,CSII组患儿的SDBG、MAGE均显著降低(分别为t=2.65、2.51,均P<0.05).偏相关性分析显示,SDBG、MAGE与基线HbA1c呈正相关(分别r=0.401、0.357,均P<0.05).研究期间无仪器相关不良事件发生, FGMS传感器的脱落在冬季显著减少.结论 河南省14岁以下T1DM患儿HbA1c水平偏高,低血糖发生率高,血糖波动性大.在T1DM患儿中应用FGMS是安全的,通过减少FGMS传感器的暴露可能有助于减少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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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综合征患者糖代谢异常的特点及其与染色体核型之间的关系
目的 分析特纳综合征(TS)患者糖代谢异常发生率及临床特点.方法 纳入通过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和染色体核型而确诊的TS患者61例.其中54例完成3 h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测定0、30、60、120和180 min血糖和血胰岛素水平,同时测定糖化血红蛋白(HbA1c)、糖尿病自身抗体[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抗胰岛细胞抗体(ICA)、蛋白酪氨酸磷酸酶抗体(IA-2A)].有7例患者因呕吐而未完成OGTT,仅测定HbA1c和糖尿病自身抗体.采用t检验、Logistic回归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所有TS患者平均就诊年龄(15.2±4.9)岁,体质指数(BMI)(20.5±3.5)kg/m2.(2)患者HbA1c为5.4%±1.4%.3hOGTT结果显示,31.5%(17/54)的患者存在糖代谢异常:其中糖尿病4例,孤立性空腹血糖受损(IFG)4例,孤立性糖耐量减低(IGT)6例,IFG合并IGT者3例.与健康青年女性(n=40)相比,TS患者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更高(3.4±2.7比2.0±0.7,t=3.321,P=0.001),OGTT血糖及胰岛素曲线下面积均明显高于对照组[(22.3±8.8)比(17.7±2.4)mmol·h/L,t=2.339,P=0.022;(284±178)比(175±86)mU·h/L,t=3.533,P=0.001].有1例患者IA-2A阳性,但糖代谢正常.(3)根据核型把完成OGTT的患者分成三组:45,XO组(n=23);isoXq组(n=17):包括核型46X, (I X)(q)和45,XO/46X,i(X)(q);其他核型组(n=14).这三组的糖代谢异常发生率分别为47.8%(11/23)、23.5%(4/17)和14.3%(2/14),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764,P>0.05).结论 与健康成年女性相比,年轻的TS患者存在更加严重的胰岛素抵抗,糖代谢异常的发生率更高,以IGT为主要表现.与其他异常核型患者相比,核型为45,XO的患者存在糖代谢异常风险增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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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米沙坦在细胞周期依赖性蛋白激酶5介导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磷酸化调节脂联素表达中的作用
目的 研究替米沙坦在细胞周期依赖性蛋白激酶(CDK)5介导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γ磷酸化水平上升、调节3T3-L1脂肪细胞脂联素表达的机制.方法 诱导至转化率达到80%的3T3-L1脂肪细胞以不同浓度肿瘤坏死因子(TNF)-α(10、50、100 ng/ml,分别为T10、T50、T100组)刺激1h,T100组以替米沙坦不同剂量(0.1、5、10 μmol/L,分别为Tel0.1、Tel5、Tel10组)干预24 h后利用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CDK5、p35蛋白表达水平和PPARγ磷酸化水平;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CDK5、p35、PPARγ mRNA表达变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ELISA)检测培养基上清脂联素释放变化.构建并包装携带p35基因的逆转录病毒感染3T3-L1细胞,以空载体病毒为对照,同时设置CDK5抑制剂组,检测CDK5、p35/p25、磷酸化PPARγ(pPPARγ)及脂联素表达.实验数据以xˉ±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与未处理组相比,T10、T50、T100组CDK5 mRNA及蛋白相对表达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50、T100组p35 mRNA(2.11±0.66、2.71±0.59比1.22±0.35;q=3.77、4.91)及蛋白(0.32±0.02、0.45±0.04比0.09±0.01;q=2.19、4.55)相对表达量显著上升(均P<0.05);各组PPARγ mRNA及蛋白相对表达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50、T100组pPPARγ/PPARγ显著上升(0.21±0.03、0.47±0.04比0.11±0.02;q=3.89、6.91),脂联素释放显著下降(1.56±0.34、1.07±0.12比2.36±0.55;q=6.32、6.99,均P<0.05);替米沙坦干预后,与T100组相比,各组CDK5、p35 mRNA及蛋白相对表达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el5、Tel10组pPPARγ/PPARγ显著降低(0.11±0.03、0.05±0.01比0.38±0.02;q=4.91、5.22),脂联素释放显著上升(1.71±0.26、1.92±0.17比1.11±0.05;q=5.77、6.43,均P<0.05);过表达p35可检出p25表达,同时显著上调pPPARγ/PPARγ(0.87±0.12比0.07±0.02,q=9.13)并下调脂联素释放(1.39±0.12比2.21±0.33,q=5.67),抑制剂组pPPARγ/PPARγ下降(0.15±0.01比0.87±0.12, q=3.14),脂联素释放上升(1.95±0.24比1.39±0.12,q=4.99),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替米沙坦能够抑制CDK5过度激活导致的PPARγ磷酸化,调节3T3-L1脂肪细胞脂联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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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格列净和阿卡波糖临床疗效间接比较的系统性综述和Meta分析
目的 评价达格列净和阿卡波糖治疗2型糖尿病(T2DM)的临床疗效.方法 通过计算机检索PubMed、万方等数据库,收集截至2016年4月发表的单独使用达格列净或阿卡波糖,并单独以安慰剂作为对照的所有随机对照研究,提取糖化血红蛋白(HbA1c)、体重和收缩压(SBP)作为评价指标进行Meta分析.采用R语言Meta分析包,运用加权均数差(WMD)进行评价指标的合并、敏感性分析、发表偏倚分析,并采用Bucher法进行达格列净与阿卡波糖降HbA1c、体重和SBP的间接比较.结果 共14项研究纳入Meta分析.与安慰剂相比,达格列净降低HbA1c的WMD=-0.59%[95%CI :(-0.67,-0.51)%]、降体重的WMD=-1.62[(-1.80,-1.43) kg]、降SBP的WMD=-2.60 mmHg [(-3.01,-2.19) mmHg(1 mmHg=0.133 kPa),均P<0.001];阿卡波糖降HbA1c的WMD=-0.52%[(-0.64,-0.40)% ,P<0.001]、降体重的WMD=-0.70 kg [(-1.10,-0.29) kg,P<0.001]、降SBP的WMD=-0.13 mmHg [(-2.54, 2.28) mmHg,P>0.05].以安慰剂作为中间变量,与阿卡波糖间接比较,达格列净降HbA1c的WMD=-0.07%[(-0.21,0.07)% ,P=0.341]、降体重的WMD=-0.92 kg [(-1.37,-0.47) kg,P<0.001]、降SBP的WMD=-2.47 mmHg [(-4.91,-0.03) mmHg,P<0.05].结论 达格列净降HbA1c的效果与阿卡波糖相当,但降体重和SBP的效果优于阿卡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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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糖尿病患者药物性低血糖症的临床特点分析
目的 探讨非糖尿病患者药物性低血糖症的临床特点及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1例含口服降糖药物成分的壮阳保健品所致药物性低血糖症患者的诊疗经过,并总结北京协和医院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收治的非糖尿病患者药物性低血糖症案例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特点.结果 本例患者壮阳保健品经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检测出格列本脲、苯乙双胍和西地那非,停用该药后未再发低血糖症,证实为药物性低血糖症.在北京协和医院近10年收治的12例非糖尿病患者药物性低血糖症案例中,发病年龄为13~76岁(中位年龄64岁),男女比例为11:1;其中8例行药物成分测定,常见者为格列本脲(100%),其次为格列喹酮、二甲双胍、苯乙双胍等.药物性低血糖症患者多无严重肝肾等基础疾病,发作时间无规律性,发作时血糖多低于2.0 mmol/L,影像学检查无明显异常;详细询问病史,常可追溯发作前有可疑用药史.结论 低血糖症的临床诊治中需排查药物性低血糖症,详细询问用药史并进行成分测定对明确诊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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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糖尿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效果的Meta分析
目的 系统评价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社区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和依从性的效果,为推广糖尿病患者的家庭医生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计算机检索CNKI、VIP、CBM与万方等数据库,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18年1月31日,收集所有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常规社区干预相关研究的文献.由2位论文评阅者按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并对纳入文献提取数据.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38篇试验研究,共计8 809例糖尿病患者,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4 551人,实施常规社区干预4 258人.与实施常规社区干预比较,家庭医生管理组各生化指标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外均见显著下降,其中糖化血红蛋白下降多为1.07%(SMD=-1.070,95%CI=-1.309、-0.831),而对舒张压的控制亦未见显著差异(SMD=-0.171, 95%CI=-0.366、0.025,P>0.05);家庭医生管理组的糖尿病患者遵医用药、控制饮食、血糖监测和体育锻炼的比例分别增加23.9% ( RR=1.239,95%CI=1.147、1.338)、28.7%( RR=1.287,95%CI=1.021、1.622)、39.4% ( RR=1.394,95%CI=1.226、1.584)与38.0%( RR=1.380,95%CI=1.209、1.576).结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糖尿病患者血糖与依从性的控制更为有效,并且随访依从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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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型糖尿病患者进食障碍的研究进展
近几十年中,全球糖尿病患者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30年,糖尿病患者将增长到3.8亿,且大部分将集中于发展中国家.2013年报告中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达11.6%,糖尿病已成为严重影响国人身心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1].饮食治疗是糖尿病治疗的基础,是糖尿病自然病程中任何阶段预防和控制必不可少的措施.糖尿病患者饮食问题的发病率是非糖尿病同龄人的2倍[2].其中,常见的是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s)[3].进食障碍常见于1型糖尿病(T1DM),发病率高达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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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α细胞功能和表型变化在糖尿病治疗学中的重要意义
传统观念认为,胰岛素分泌绝对或相对缺乏是糖尿病重要的病理生理学缺陷,此即"胰岛素中心论".近年来胰岛α细胞在血糖稳态调节和糖尿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胰高糖素是α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在拮抗胰岛素作用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主要通过胰高糖素受体(glucagon receptor,GcgR)发挥作用.胰高糖素主要的生理学功能是在空腹状态下刺激肝糖产生,为机体重要器官提供葡萄糖,其血中浓度受到血糖水平紧密的负性调控.在糖尿病个体中存在胰岛素水平绝对或相对缺乏,伴有空腹和负荷后胰高糖素水平升高.同时α细胞对葡萄糖的反应性受损,血糖升高无法抑制胰高糖素的分泌,可进一步加重高胰高糖素血症.此外组织学研究显示糖尿病动物和患者的α细胞数量不变或代偿性增多,α/β细胞比值较非糖尿病个体显著升高[1].因此糖尿病目前被认为是双激素失调的一类疾病,α细胞功能和表型变化参与了糖尿病的发生发展.抑制胰高糖素分泌和阻断胰高糖素受体信号通路均可降低血糖,另一方面,促进α细胞转化为β细胞可重建功能性β细胞总量从而恢复血糖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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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二甲双胍在多囊卵巢综合征代谢调节中的作用及机制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是育龄期妇女常见的内分泌生殖系统疾病,发病率达5%~10%[1].PCOS是伴随女性一生的疾病,青春期可能出现肥胖、糖耐量异常,育龄期可能伴随高血压、糖尿病、不孕、流产等风险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宫内膜癌、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随着对PCOS认识的不断深入,胰岛素抵抗被认为在PCOS的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二甲双胍被广泛应用于治疗PCOS.然而,目前对二甲双胍在PCOS代谢调节中的作用认识仍然有不确定之处,本文就二甲双胍对于PCOS患者的代谢调节作用及其机制作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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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腺疾病与糖尿病
性腺功能与糖尿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性腺功能减退是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反之,高血糖对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也有影响.随着研究深入,两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一、糖尿病对性腺功能的影响及机制临床研究显示,1型糖尿病女性患者多有卵巢功能受损,表现为初潮年龄推迟、月经不规律、流产、死胎风险增高[1].2型糖尿病(T2DM)男性患者中超过1/3存在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对103例平均患病时间为7年的T2DM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游离睾酮正常的T2DM患者相比,低游离睾酮患者的促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 LH)和促卵泡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也明显降低[2].通过对比分析老年男性糖尿病患者与同期住院的无糖尿病病史老年患者的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发现老年男性T2DM患者存在性激素水平紊乱,并随着病程的延长有加剧的趋势[3].来自意大利的多中心、前瞻性SUBITO-DE研究表明新诊断T2DM患者性功能障碍达46.9%,勃起功能障碍发病率达43.3%[4].目前对于T2DM患者的研究观点比较一致,T2DM男性患者睾酮水平、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ex hormone-binding globulin,SHBG)下降,且睾丸功能受损极有可能早于下丘脑-垂体功能减退.女性患者存在高雄激素血症,在绝经后的女性中,睾酮明显升高,SHBG明显下降,雌二醇报道不一致,存在升高、持平、下降等情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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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循证证据看扫描式葡萄糖监测技术的应用
血糖监测在糖尿病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自我血糖监测(SMBG)是血糖监测的基本形式,但SMBG依从性较差,难以获得患者动态连续的数据,因而无法精准地指导临床决策[1-2].持续葡萄糖监测(CGM)已作为糖尿病管理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可连续监测患者血糖的变化,尤其能发现隐匿性高血糖、低血糖以及血糖波动大的患者,成为传统血糖监测方法的有效补充,但CGM仍需指尖校准,无法完全取代SMBG.2016年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瞬感扫描式葡萄糖监测系统(flash glucose monitoring,FGM),有别于以往的CGM,可以提供长达两周的葡萄糖动态图谱,且经过算法的改进,可不通过对指尖血糖检测获得的数值来对CGM的数据进行校正.本文将从循证证据的角度来阐述瞬感FGM的准确性及临床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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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类似物致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一例及治疗策略
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是引起胰岛素抵抗、反复自发性低血糖的少见疾病,常由含巯基药物诱发.本文报道1例胰岛素类似物引起的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终明确诊断为1型糖尿病,并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通过分析本例患者的临床特点,剖析诊治经过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对临床工作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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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真实世界证据的意义与实施
在循证医学这一概念提出后,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据被应用于指导临床实践,包括指南和共识的建立.然而近十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等一系列高水平临床研究期刊中逐渐涌现出大量的真实世界证据(real-world evidence,RWE).就在2016年底,美国国会公布的《21世纪治愈法案》中也提出将采用真实世界研究(real-world study, RWS)产生的证据用于医疗器械的审批[1].真实世界数据(real-world data,RWD)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如电子健康病历、账单数据、疾病注册信息以及患者自身报告)获得的与患者本身健康状况和/或卫生保健的供给相关数据.而RWE则是对这些RWD进行加工和分析得到的与临床资源与医疗产品的利用及其潜在获益与风险相关的临床证据[1].那么RWE与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到底存在何种差异?本综述将基于这些问题对RWE的特征进行介绍.
关键词：
| 年 | 期数 |
| 2019 | 02 |
| 201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3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2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1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0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9 | 01 02 03 04 05 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