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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型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及其受体的研究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又称集落刺激因子-1,CSF-1)是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造血调节因子,也是重要的炎症因子.与白血病、肝癌、乳腺癌、妇科肿瘤的发展有关,还与肝、肾疾病及动脉粥样硬化、老年痴呆等常见病相关.所以对M-CSF的研究经久不衰,日益深入,成为研究热点.通常M-CSF以分泌因子形式出现,近10年来的研究发现病理状态下可出现非分泌型的MCSF:包括膜结合型、胞外基质结合型、胞质内及胞核中的M-CSF,总称异型M-CSF;M-CSF受体即原癌基因fms的产物,从发现开始就认为与肿瘤相关,但是一直认为它存在于细胞表面,对于细胞内的及可溶性的M-CSF受体研究报道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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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129与肿瘤
microRNA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中的长度约为21~25碱基的内源性小型非编码RNA,能够识别特定的目标mRNA,超过50%的miRNAs基因定位在肿瘤相关的脆性位点或基因组区域,提示miRNA的表达可能与肿瘤密切相关.若对这些基因进行转录后调控,miRNA则发挥促癌或抑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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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34a对肿瘤发生发展调控作用的近研究进展
真核生物基因组中超过97%的转录产物是不编码蛋白质的RNA,miRNA作为其中的一类非编码的单链小分子RNA,长约20~25个核苷酸,通过与其靶基因mRNA完全或部分互补结合在转录后水平发挥广泛的调节作用,包括生长发育、病毒防御、造血、器官形成、细胞增殖和凋亡等.目前已经识别的人类miRNAs约900种,调控至少30%基因的表达,其中半数miRNA的基因位于肿瘤相关的染色体脆性位点[1].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是导致肿瘤发生发展的主要原因,p53的突变是肿瘤中常见的基因突变,而miR-34a的表达受p53的直接调控,同时miR-34a可以通过其靶基因调控肿瘤增殖、侵袭迁移等多种生物学活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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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癌基因DLC-1的研究进展
肿瘤抑制基因又称抑癌基因或抗癌基因,是能够抑制细胞的恶性转化,对正常细胞的增生起负性调节作用的基因.肿瘤抑制基因失活后,正常细胞增生失控,转化成肿瘤细胞.目前,肿瘤抑制基因已成为肿瘤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这一领域的研究对终揭开细胞增生、分化和癌变的奥秘,实现肿瘤的有效基因治疗,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寻找肿瘤相关的特异性抑癌基因,可进一步从分子水平阐明肿瘤发病的原因,为肿瘤的诊断、转归、预后和疗效等提供依据.DLC-1(deleted in liver cancer 1)即为近期发现的一种重要抑癌基因,有望成为今后研究的靶基因.本文就抑癌基因DLC1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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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相关内皮细胞在肝细胞癌侵袭与转移中的作用
肝细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全球发病率逐年上升,位居恶性肿瘤的第5位;死亡人数接近60万/年,位居肿瘤相关死亡的第3位[1].我国每年新发病人数约占全世界新发病人数的50%以上,肿瘤相关死亡人数仅次于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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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型克隆策略及其技术与肿瘤相关基因克隆
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或多或少都与基因的异常表达及其相互作用有关,研究各种疾病的特异性和差异表达基因,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疾病表型差异的遗传背景,对疾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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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肿瘤抗原199、肿瘤抗原242及D-二聚体对胰腺癌早期诊断的意义
目的:探讨肿瘤抗原199(CA199)、肿瘤抗原242(CA242)、D-二聚体联合检测在胰腺癌诊断中的临床意义。方法选取本溪市中心医院2009年1月~2014年12月收治的胰腺癌患者58例和2014年2~6月于体检中心体检健康成人60例分别作为胰腺癌组和对照组,两组分别采用电化学发光法进行血清CA199、CA242检测,免疫比浊法进行血浆D-二聚体检测,并比较两组试验检测结果。结果胰腺癌组血清CA199[(229.5±121.2)kU/L]、CA242[(60.2±23.9)kU/L]、血浆D-二聚体[(2.95±1.42)mg/L]水平,与对照组血清 CA199[(19.2±9.2)kU/L]、CA242[(10.9±6.5)kU/L]、血浆D-二聚体[(0.45±0.22)mg/L]比较,检测值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452、3.024、3.592;P=0.002、0.002、0.001)。三项联合检测(CA199+CA242+D-二聚体)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5.4%和96.9%,高于任意两项联合检测及单一项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肿瘤抗原CA199、CA242及D-二聚体联合检测可提高胰腺癌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为临床诊断提供更为早期和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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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破裂出血射频消融治疗临床分析
肝癌(HCC)是世界第5大常见恶性肿瘤,占肿瘤相关死亡的第3位,全球每年大约50万人死于该病[1]。据报道,我国是HCC高发地区,其发病率位居恶性肿瘤的第三位,居肿瘤相关死亡第二位。 HCC具有自发性破裂的倾向,约3%~15%的HCC患者可发生肿瘤破裂出血,是危及生命的急性腹腔内出血性疾病,可导致出血性休克,急性期死亡率可高达25%~75%,占HCC死亡率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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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microRNA在肺癌诊断中的研究进展
肺癌死亡率在全球肿瘤相关死亡率中位居首位,肺癌大多到了晚期才显示出症状,超过75%的肺癌得以确诊时,均已到了晚期或已出现转移.相反,在得到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的Ⅰ期肺癌中,5年生存率可高达83%,因此,肺癌的早期诊断可有效降低死亡率.胸片和痰细胞学检查对于肺癌早期诊断敏感度较低,气管镜检查作为侵入性检查,创伤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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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患者外周血炎性指标临床应用研究现状
在各类肿瘤的发展过程中,炎症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炎症微环境甚至已经被指出是癌症的第7个影响因素[1],与肿瘤的进展和转移有关,因此,炎症微环境中的炎症标志物可以预测各种癌症的预后[2]。炎性细胞能够显著改变肿瘤微环境,通过产生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影响炎症细胞的募集和活化。此外,还能分泌活性氧和蛋白酶等物质,在调节肿瘤细胞增殖和转移方面具有特定的作用[3]。淋巴细胞在肿瘤免疫监视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可抑制肿瘤的浸润。炎症免疫反应标志物如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等提示了肿瘤相关炎症与机体免疫反应的相对状态,与肿瘤的演变转归相关。现围绕炎性指标在胃癌发生及发展过程中变化及与胃癌病理特征、预后的相关性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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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的分子靶向治疗
原发性肝癌( PLC,简称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全球发病率逐年增长, 已超过6216万/年, 居于恶性肿瘤的第5位; 死亡接近60万/年,位居肿瘤相关死亡的第3位.PLC在我国高发,目前,我国发患者数约占全球的55%;在肿瘤相关死亡中仅次于肺癌,位居第二.因此, PLC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和生命.已知PLC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其发生、发展和转移与多种基因的突变、细胞信号传导通路和新生血管增生异常等密切相关,其中存在着多个关键性环节,正是进行分子靶向治疗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的潜在靶点.近年来,分子靶向药物治PLC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受到高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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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腹腔镜在进展期胃癌分期中的作用
全球每年新增胃癌病例约99万,约42%的新发病例在我国。胃癌居于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第4位,肿瘤相关死亡原因第2位[1]。由于目前我国缺乏大规模内镜筛查计划,约80%的患者首诊时已发展至进展期[2]。针对这类患者群体,往往需要采用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才能获得佳的生存疗效。毫无疑问,综合治疗策略的合理选择高度依赖肿瘤治疗前的精确分期。因此,外科治疗前的临床分期评估显得尤为重要[3]。从临床实践来看,即便全面采用以 CT、MRI、超声内镜为主的高级影像检查方法,肿瘤侵犯深度、周围淋巴结转移程度、以腹腔种植为主的远处转移这三类核心评价指标仍无法精确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采用剖腹探查这种传统方法进行术中临床分期,据此判断能否实施根治性手术,并对具体的手术方案、淋巴结清扫范围、后续综合治疗方案进行关键决策。然而,传统剖腹探查带来的巨大创伤,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相当多已失去根治性手术机会患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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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相关血栓的防治
1865年Trousseau首次发现并提出静脉血栓形成是恶性肿瘤相关的并发症,并把两者同时出现的情况称为Trousseau综合征[1].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和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是恶性肿瘤的重要并发症之一,发生率为4%~20%,也是导致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肿瘤患者发生VTE的风险比非肿瘤患者高数倍,住院的肿瘤患者及接受化疗患者发生DVT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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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相关性疲劳
在接受细胞毒性化疗、放疗、骨髓移植或生物治疗的病人中,疲劳是普遍存在的症状.它发生于70%~100%的癌症病人,并且由于可致疲劳的多种治疗以及高剂量强度化疗方案的应用增加,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1].与处理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相比,疲劳的治疗不尽如人意.目前对于疲劳的确切病理生理机制并没有搞清楚.可能的机制包括:肌肉代谢产物的异常堆积、细胞素的产生、神经肌肉功能的改变、ATP合成的异常、血清素的功能异常及迷走神经传入激活等,但都缺乏充分的证据,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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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规范化、标准化诊治第11讲原发性肝癌治疗手段的选择和综合治疗策略(上)
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是全球第6大常见恶性肿瘤,高发于非洲东南部、东南亚和地中海沿岸,我国多见于东南沿海.近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每年大约有62万余人被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同时,它在与肿瘤相关的死亡中也居第3位,每年大约有59万余人因患此病而死亡.我国是一个"肝癌大国",肝癌的发病数占全球总数的43.7%,而死亡人数占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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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规范化、标准化诊治第20讲分子靶向药物在结肠癌辅助治疗中的应用
结直肠癌(CRC)是危害人类健康的第3大恶性肿瘤,也是恶性肿瘤相关死亡的第2大病因.在美国,每年约有150 000新发病例,同时,约有60 000患者死亡[1].在我国该病是恶性肿瘤发病上升快的瘤种之一.尽管早期患者可经手术治愈,但即使是局部病灶切除和辅助化疗后的患者,3年内仍有较高的复发风险.结肠癌辅助化疗在过去15年中发展迅速,尤其是静脉滴注氟尿嘧啶(5-Fu)、口服卡培他滨化疗方案的不断发展及以奥沙利铂为基础方案的引进.尽管这些细胞毒性药物和化疗方案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但疾病复发仍是一大难题.因此,为使患者获得长期无病生存,急需新的治疗药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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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登记大数据的建立及应用
WHO国际癌症研究中心预计2012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1409万例,死亡820余万例;中国癌症发病307万例,死亡221万例,居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中等偏上水平[1]。此外,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上升,癌症死亡已居全球及我国全死因第一位[2],而我国癌症发病率居世界首位[3],癌症危害日益严重,其防治工作日趋重要与迫切。要切实有效地防控肿瘤,首先必须完整、正确、及时获取肿瘤相关信息,掌握其流行规律和特点,评价防治效果,以更好地为制订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但是,随着相关学科和技术的发展、肿瘤防治工作的需要,肿瘤登记工作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如数据收集、整理、储存、统计分析、共享、安全和隐私等[4],这些问题难以用传统的数据库管理方法解决,需采用新的如大数据方法应对。肿瘤登记大数据的建立和应用不仅能够解决上述问题,也能很好地服务于肿瘤登记和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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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肿瘤性小脑变性二例
副肿瘤性小脑变性(paraneoplastic cerebellar degen-eration,PCD)是一种与肿瘤相关,但原因不明的小脑非转移性病变,可能与抗肿瘤抗体和神经细胞之间的交叉反应有关[1].临床报告较少,现报告2例并复习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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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干扰素释放试验联合肿瘤标志物CA-125在活动性肺结核诊断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联合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125(CA-125)在活动性肺结核(PTB)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入组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103例活动性PTB患者(包括48例确诊及55例临床诊断患者)、646例非PTB肺部疾病患者及60名健康对照者,分别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及电化学发光法进行全血IGRA及血清CA-125检测.比较活动期PTB患者与各类非PTB肺部疾病患者、健康对照者CA-125水平差异,并通过活动性PTB患者及健康对照者各60例计算CA-125单独诊断活动性PTB的佳cut-off值.而后通过剩余43例活动性PTB及所有非PTB肺部疾病患者进行CA-125、IGRA单独诊断及二者联合(即均为阳性)诊断活动性PTB的方法学评价.结果 活动性PTB确诊组与临床诊断组CA-125水平分别为55.00(25.35,156.90)、81.50(39.40,138.00)U/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1 093.00,P>0.05);男性与女性活动性PTB患者CA-125水平分别为69.15(29.43,125.28)、77.60(35.50,185.70)U/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1 124.00,P>0.05).活动性PTB组与其他各非PTB组间CA-125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CA-125诊断活动性PTB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933,诊断活动性PTB的佳cut-off值为22.00U/ml.将其单独用于活动性PTB诊断,准确率为70.5%(486/689)、敏感度为86.0%(37/43)、特异度为69.5%(449/646).IGRA单独用于活动性PTB诊断的准确率为73.3%(480/689)、敏感度为90.7%(39/43)、特异度为68.3%(441/64).IGRA联合CA-125用于活动性PTB诊断的准确率达90.6%(624/689)、敏感度为76.7%(33/43)、特异度为91.5%(591/646).其准确率及假阳性率(8.5%,55/646)均明显低于IGRA、CA-125的单独应用(x2=94.461、88.261,均P<0.001),但假阴性率为23.3%(10/43).结论 对于活动性PTB,尤其是无法获得病原学证据时,IGRA与CA-125的联合应用具有一定诊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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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黎芦醇对垂体腺瘤GH3细胞生长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
白黎芦醇(RE)是一种植物雌激素,具有多种有益作用,如调节脂代谢、抑制血小板聚集、保护心血管缺血性损伤、抗炎和抗肿瘤等,其生化机制包括抗自由基、诱导细胞凋亡、调节细胞周期和肿瘤相关酶的活性等.鉴于其多方面的有益作用,人们希望把RE开发成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用于与雌激素相关的疾病和抗肿瘤药物或化学预防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