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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素瘤抗原基因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
黑色素瘤抗原(melanoma antigen,MAGE)基因是首先从黑色素瘤中发现的一组肿瘤相关抗原基因,其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作用颇受重视.我们采用RT-PCR法,对33例食管癌标本的MAGE基因表达进行了检测,旨在为MAGE基因及其产物在食管癌患者主动免疫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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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肿瘤相关标志物的表达
乳腺癌是我国女性人群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与妇女的月经状况密切相关.我们以免疫组化的方法,对57例绝经后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s, 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 PR)、癌胚抗原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receptor 2, HER-2)联合检测,分析其在绝经后女性浸润性导管癌中的表达及与临床病理的相互关系,探讨它们联合使用对于绝经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预后价值及术后指导治疗选择的实用价值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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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瘢痕血管生成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在肿瘤相关的研究中,抑制血管生成治疗肿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临床上病理性瘢痕的发生具有类似肿瘤的增殖方式,尤其是瘢痕疙瘩.借鉴肿瘤发病机制及防治研究中血管生成的有关理论,国内外学者们开始关注瘢痕形成中的血管因素.瘢痕组织内血管生成过多、血供丰富支撑了瘢痕的过度增生,还是瘢痕组织中供血不足、组织缺氧诱发了病理性瘢痕的发展,这两种观点对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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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的新辅助化疗之我见
尽管宫颈细胞学及HPV的筛查减少了许多宫颈癌的发生,但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宫颈癌仍是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WHO的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新增宫颈癌病例53万,并导致了27.5万女性死亡,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相关死亡的第4位。我国形势更为严峻,年增宫颈癌病例超过13万,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死亡达5.3万,因此,宫颈癌的治疗仍是临床妇科肿瘤医师面临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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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和盆腔淋巴结组织中趋化因子受体CXCR4及其配体CXCL12基因DNA的表达及其意义
宫颈癌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连续的、多阶段的过程,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特异性.能转移到特定器官的肿瘤细胞,均具有多种机制促进其侵袭组织、刺激血管或淋巴管形成、产生各种细胞因子等作用,为肿瘤转移创造条件[1].趋化因子在肿瘤转移中发挥着多种作用,包括控制白细胞浸润至肿瘤、调节肿瘤相关的血管生成、激活宿主对肿瘤的特异性免疫应答、以旁分泌方式刺激肿瘤细胞增殖、控制肿瘤细胞运动等[2].趋化因子的基本功能就是对表达有相应趋化因子受体细胞的定向趋化作用,趋化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的相互作用能诱导靶细胞趋化性迁移及细胞骨架的重排,增强靶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能力等,在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本研究通过对宫颈癌和盆腔淋巴结组织中的趋化因子受体CXCR4及其配体CXCL12基因DNA表达的研究,探寻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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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C型趋化因子配体1及其受体在卵巢肿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卵巢恶性肿瘤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但由于发现时通常已是中晚期且常对化疗药物有耐药性,使其病死率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趋化因子是一类调节白细胞在体内传输的细胞因子超家族,在肿瘤生物学中,是决定巨噬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迁移到肿瘤局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肿瘤相关的白细胞对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起着重要的作用.趋化因子趋化大量的免疫效应细胞到达肿瘤微环境,继而激活宿主的免疫应答,为肿瘤的免疫学治疗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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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宫颈癌的研究进展
巨噬细胞是肿瘤微环境中炎症反应的主要参与细胞,按照表型可将其分为 M1,2型。M1型巨噬细胞可激活Ⅰ型超敏反应而杀伤肿瘤细胞,M2型巨噬细胞可通过分泌免疫抑制因子,下调免疫应答,并可参与肿瘤血管和淋巴管形成。肿瘤微环境的巨噬细胞,被认为是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研究发现,TAM 在肿瘤发生、发展、侵袭和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对 TAM 在宫颈癌的研究日益增多,并发现 TAM 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在宫颈癌发生、转移和免疫抑制性微环境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笔者拟就 TAM 在宫颈癌中的表达及可能作用机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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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氧化二砷治疗多药耐药的神经母细胞瘤的研究进展
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是儿童常见的颅外实体肿瘤,起源于原始神经嵴细胞,可发生于交感神经系统的任何部位,约占小儿恶性肿瘤的10%,小儿肿瘤相关死亡的15%[1]。NB早期转移,恶性程度高,约40%的病例属于高危(5年无事件生存率<50%)[2],虽然近年来采用化疗,放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等综合措施,但治愈率仍低;即使起病初期高危NB对强化疗反应较好,但仍有超过60%的患儿终因复发而死亡[3]。寻找新的有效治疗方法十分必要,本文就目前NB治疗的难点、NB 形成多药耐药性(multidrug resistance,MDR)机制、及潜在的治疗药物三氧化二砷(arsenic trioxide, As2 O3)治疗NB的机制的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1神经母细胞瘤治疗的难点在治疗初期,绝大部分NB可获得完全缓解,但在化疗后期,部分患儿因NB细胞出现MDR而复发;获得性的MDR是目前化疗药物杀伤肿瘤细胞的主要阻碍[4],也是NB 治愈率不能得到提高的主要原因。MDR是指对多种不同结构及药理作用的抗肿瘤药物交叉耐受,可以是对首次化疗即产生的天然性耐药,亦可是在化疗过程中产生的获得性耐药[5],一旦肿瘤对化疗表现为MDR,患者的生存率将明显降低[4]。尽管针对该问题采取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如使用大剂量维甲酸诱导NB分化等,但近十年来高危NB患儿的预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一般传统的化疗药物主要通过干扰肿瘤细胞DNA或RNA的复制,影响肿瘤细胞蛋白质的合成,激活P53基因的表达等机制发挥抗肿瘤的作用;但化疗药物也可增加基因突变,影响体内抑癌基因表达。在一些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细胞中,因化疗所继发的凋亡机制受损,如P53基因的突变,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aspase)失效等,导致传统化疗药物的毒性作用受限。虽然加大化疗剂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肿瘤细胞的耐药,但是大剂量化疗可引起多种严重的器官毒副作用,如心脏、肝脏、肾脏功能和听力的损害,使部分患儿无法耐受而放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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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母细胞瘤分子遗传学研究进展
近年来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率明显上升,已成为儿童疾病主要死亡原因之一。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是常见的儿童颅外恶性肿瘤,在儿童所有肿瘤相关死亡原因中达15%[1-2]。NB临床特点为原发部位隐匿,早期无特异性症状,早期诊断困难,恶性程度高,发展迅速且易发生早期转移等。NB肿瘤起源于神经嵴组织,常发生于肾上腺髓质或脊柱旁神经节,常表现为颈部、胸部、腹部和骨盆部的肿块,原发瘤多见的部位为腹膜后和后纵隔[3-6]。NB病因至今未明,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不断发展,对NB遗传变异的分子机制有了更为深入地了解,本文就该方面的进展作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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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系肉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髓系肉瘤(myeloid sarcoma,MS)是由髓系未成熟细胞在骨髓以外的器官和组织浸润而形成的恶性肿瘤[1],该肿瘤相关的命名还有粒细胞肉瘤(granulocytic sarcoma,GS)、绿色瘤(chloroma)、髓外髓样肿瘤(extramedullary myeloid tumor,EMT)等。本病主要与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密切相关,常常作为AML的髓外表现与AML同时发生[2]或为AML治疗缓解后的髓外复发[3]。本病亦见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 )[4]和骨髓增殖性疾病(MPDs)[5]。罕见情况为孤立性MS,是指无AML、MDS、MPDs的病史,骨髓活检无AML、MDS和MPDs的证据,且在确诊后30天内未发展为 AML 的MS[6]。MS可发生于各年龄组人群并累及全身各部位。常侵犯软组织、骨、腹膜、淋巴结和胃肠道,其它受累部位有泌尿生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等[1]。临床表现与病变部位、范围以及是否伴有骨髓增殖性疾病等因素密切相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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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肺癌的治疗选择
目前肺癌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常见的恶性肿瘤,在恶性肿瘤相关死亡原因中占第一位.其中,85%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确诊时多数患者已经属于晚期,全身治疗是这些患者的唯一选择.对于一般状况较好的患者,第三代化疗药物联合治疗的有效率在25%~35%,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4~6个月,中位的总生存时间在8~1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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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血清CA125浓度与血细胞生物学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卵巢癌患者血清CA125表达水平与血细胞生物学指标的相关性.方法:采用酶联免疫分析和流式细胞术,对33例卵巢癌患者血清CA125浓度和血细胞p53V+、CD44s+、p170+和Apo+细胞检出率进行了检测.结果:卵巢癌患者CA125浓度、p53V+细胞的百分率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CD44s+细胞表达率却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随着患者血清CA125浓度的增加,血细胞的p53V+细胞表达率逐渐升高,并呈显著的正相关,r=0.989,P<0.01,CD44s+细胞表达率逐渐降低,并呈显著的负相关,r =-0.910,P<0.05.结论:卵巢癌患者血清CA125浓度与p53V+细胞表达率、CD44s+细胞表达率、肿瘤临床分期以及肿瘤转移的关系都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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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液CEA和CA50检测在胃癌诊断及术后复发预测中的价值
探讨胃液癌胚抗原(CEA)、糖链多肽抗原50(CA50)在胃癌诊断和术后复发筛查中的价值.应用免疫放射法检测了62例胃癌患者手术前后胃液中CEA、CA50的变化并进行了随访观察.手术后32例肿瘤复发组2项标志物分别为CEA(65.81±18.6)ng/mL,CA50(90.13±21.43)U/mL,明显高于30例未复发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联合检测可将敏感性提高至81.25%,并可在胃癌术后亚临床期检出复发.初步研究结果提示,胃液CEA、CA50联合检测对胃癌诊断和术后复发筛查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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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19-9和CA242发光免疫分析对胰腺癌的诊断意义
目的:分析肿瘤标志物CA19-9、CA242 结果对胰腺癌的诊断意义.方法:采用发光免疫分析技术,选择2001年1月-2002年12月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共125人进行了 CA19-9、CA242检测,其中13例为临床明确诊断的胰腺癌患者.结果:胰腺癌患者血清中的CA19-9、CA242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CA19-9、CA242水平分析对胰腺癌的鉴别诊断、疗效观察及预后评估有较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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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应用多项肿瘤标志诊断卵巢恶性肿瘤的价值
目的:探讨CA125等7种肿瘤标志联合应用对卵巢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方法:对430例卵巢包块手术前患者(卵巢恶性肿瘤110例,卵巢良性肿瘤320例)及50例正常妇女血清应用ELISA法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包括糖类抗原CA125(CA125)、肿瘤相关物质(TSGF)、唾液酸(SA)、癌胚抗原(CEA)、甲胎蛋白(AFP)、促性腺激素(hCG)和铁蛋白(Fer).结果:卵巢恶性肿瘤患者血清中CA125、TSGF、SA、CEA、AFP及Fer水平明显高于卵巢良性肿瘤或对照组,F=177.24,P<0.000 1;F=52.49,P<0.000 1;F=3.38,P=0.034 7;F=6.88,P=0.001 1;F=34.94,P<0.000 1;F=8.23,P=0.000 3;F=124.37,P<0.000 1.在7项肿瘤标志中,CA125单独诊断价值大.单独应用CA125诊断卵巢恶性肿瘤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分别为86.4%、82.8%及83.7%.联合应用7项肿瘤标志时,以任意一项及一项以上异常指标为诊断标准时,诊断卵巢恶性肿瘤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分别为95.5%、45.6%和58.4%;以任意两项及两项以上异常指标为诊断标准时,分别为93.6%、80.6%和84.0%;以任意3项及3项以上异常指标为诊断标准时,分别为87.3%、90.3%和89.5%.结论:7项肿瘤标志联合检测对提高卵巢恶性肿瘤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有一定意义,其中CA125、TSGF及SA 3项肿瘤标志阳性诊断价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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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患者外周血CEA和TSGF及糖类抗原联合检测诊断价值的探讨
目的:评价外周血糖类抗原72-4(CA72-4)、糖类抗原19-9 (CA19-9)、癌胚抗原(CEA)和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联合检测对胃癌的诊断价值.方法:CA72-4、CA19-9和CEA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TSGF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484例胃癌患者、62例良性胃部疾病患者和56名健康体检者的外周血.t检验和x2检验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胃癌组CA72-4、CA19-9、CEA和TSGF的水平及阳性率[(36.3±32.6) U/mL与43.2%、(216.2±184.6) U/mL与32.6%、(47.2±43.4) ng/mL与23.1%及(72.4±9.3)U/mL与86.4%]明显高于良性胃部疾病组[(3.8±1.8) U/mL与6.5%、(21.6±14.8) U/mL与3.2%、(3.3±1.8) ng/mL与4.8%和(53.6±10.6) U/mL与3.2%]和健康对照组[(3.6±1.9) U/mL与1.8%、(18.2±12.4) U/mL与0、(3.1±2.0) ng/mL与3.6%和(50.4±13.7) U/mL与1.8%],P<0.01.随着临床分期递增,血清CA72-4、CA19-9、CEA和TSGF的水平和阳性率也呈正相关.4项肿瘤标志联合检测的灵教度可达到96.1%(465/484),诊断符合率可达到94.7% (458/484),阳性预测值为0.961,阴性预测值为0.881.结论:外周血CA72-4、CA19-9、CEA和TSGF联合检测可提高胃癌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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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125对卵巢恶性肿瘤诊断价值的评价
CA125是一种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存在于体腔上皮化生组织(如卵巢上皮与子宫内膜等组织)细胞表面的抗原.免疫组化发现,CA125存在于胎儿消化道上皮细胞、羊膜、成人胸腺、腹腔间皮细胞、输卵管内皮、子宫及宫颈内膜中,出生后消失.在成人及胎儿卵巢上皮细胞中并未发现CA125的存在,但在卵巢癌细胞中,CA125重新出现,子宫内膜异位症、附件炎、胸膜、腹膜疾病及肝硬化等情况下,CA125亦可呈阳性表现.我们旨在探讨血清CA125对卵巢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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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胃癌化疗进展
胃癌是人类常见的肿瘤之一.在过去的70年多年来尽管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显著下降[1],但胃癌仍旧 是全球第口大常见肿瘤和第二位的肿瘤相关死亡原因[2].在2002年,全球报道有1100万新发病例,有700万病人死亡[3].手术仍然是治愈胃癌的主要手段,化疗、放疗也占有重要地位,生物治疗、基因治疗等新手段也不断开展.本文就晚期胃癌化疗的进展状况进行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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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s与肿瘤代谢研究进展
一、引言1993年Lee等[1]在线虫中首次发现microRNA (miRNA)-lin-4.2000年Reinhart等[2]再次在线虫中发现第二个miRNA即let-7.2004年Calin等[3]研究发现miR-15和miR-16与慢性B细胞淋巴瘤发生相关,首次揭示miRNA与癌症发生相关.随后掀起了一股miRNA研究热潮,通过检索Pubmed发现近年来miRNA相关文献迅速增加.现在已经证实miRNA的生物学功能非常广泛,它不仅参与细胞发育、组织生长分化、细胞代谢等多个方面,而且它的异常表达和调控参与人类很多疾病的发生.目前发现miRNA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约50%的miRNA.基因位于肿瘤相关基因组区域或其脆性位点,且不同肿瘤的miRNA表达谱有明显的差异[4].根据miRNA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可将其分为致癌miRNA (oncomirs)和抑癌miRNA(tumor suppressor miRNAs)两种类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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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胎蛋白糖类抗原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单独或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研究
目的 探讨甲胎蛋白(AFP)、糖类抗原(CA199)、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三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单独和(或)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PHC)的互补诊断价值及对肝癌早期诊断的意义.方法 对2009年8月至2011年7月收治的55例PHC患者(PHC组)和30例肝硬化患者(肝硬化组)进行单独和(或)联合检测AFP、GPC3和AFU,并同期选择30例正常人作为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AFP水平,速率法检测CA199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GPC3水平.结果 PHC组患者血清GPC3、CA199和AFP水平均明显高于肝硬化组和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HC组患者血清GPC3、AFP和CA199阳性率分别为81.8%、74.5%和67.3%,AFP联合CA199和(或)GPC3可使检出率分别提高至78.2%和92.7%,三项指标联合检测PHC的阳性率可高达98.2%.AFP阴性的39例PHC患者中,血清GPC3、CA199阳性率分别为76.9%(30/39)、74.4%(29/39),表明二者对AFP阴性的PHC患者具有较高的诊断互补作用.结论 血清肿瘤标志物AFP、CA199和GPC3对PHC有一定的诊断价值.血清GPC3和AFP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PHC的诊断率,优于单项检测,特别是对AFP阴性或AFP呈低浓度PHC更具有诊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