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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在酒精毒性机制中作用及叶酸保护机制的研究
MicroRNAs(miRNAs)是一种由22个核苷酸组成的小的非编码的RNAs,序列特异性的靶向结合并调节mRNAs的表达.miRNAs调节的靶基因广泛涉及到发育、细胞增生、凋亡、和肿瘤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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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肿瘤DNA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恶性肿瘤因高发病率及病死率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与生存,早期诊断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然而由于肿瘤早期症状的非特异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属晚期;且由于肿瘤基因的不稳定性[1],有创的病理活检难以实行动态监测,往往导致治疗失败的发生,因此早期诊断、实时监测肿瘤进展且无创的检测方法亟待开发。
肿瘤患者外周血循环游离DNA(circulating cell?free DNA,cfDNA)除来自正常及凋亡细胞释放的DNA外,还主要来自于肿瘤细胞释放的DNA,即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使得肿瘤患者cfDNA在质和量上均不同于健康人群。ctDNA存在肿瘤相关变异,在肿瘤早期即可升高,可实时反应肿瘤原发灶及所有转移灶的平均水平[2],且取材方便、无创,近来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就ctDNA的检测方法、临床意义进行综述。 -
肠道淋巴瘤临床病理、免疫表型及与EB病毒相关性的研究
目的研究肠道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病理、免疫表型及与EBV感染的相关性.方法应用多种抗体标记B淋巴细胞(CD20,CD79a,CD45RA,κ,λ,CD5,CD10,bcl-2,cyclin D1)和T淋巴细胞(CD3ε,CD8,CD45RO,CD56,Gram B,TIA),同时进行细胞增殖活性的检测(Ki-67)、免疫组织化学染色(SABC法)、EBV寡核苷酸探针(EBER)原位杂交.结果60例中,免疫组化证实B细胞性淋巴瘤48例(80%),T细胞性淋巴瘤12例(20%).EBV-EBER原位杂交40例中6例阳性表达,均为T细胞性淋巴瘤,阳性细胞占肿瘤细胞的30%~80%,34例B细胞性淋巴瘤EB病毒检测阴性.结论肠道淋巴瘤以B细胞淋巴瘤多发,并以惰性的黏膜相关性边缘区B细胞性淋巴瘤多发,与EBV无相关性.肠道T细胞性淋巴瘤侵袭性较强,且与EBV相关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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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美肿瘤精准医学高峰论坛”在津召开
9月22–24日,由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中国抗癌协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美国西奈山医学院肿瘤中心、美国癌症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美肿瘤精准医学高峰论坛”在天津举行。包括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郝希山院士,北京医院、中国科学院曾益新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工程院詹启敏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医学院 Raju Kucherlapati 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Ludwig 研究所 Webster Cavanee 教授在内的5位院士及全球肿瘤学领域专家、学者,分别就肿瘤精准医疗的政策和管理、研究平台建设、肿瘤基因组学研究、生物大数据、精准免疫治疗、肿瘤精准医疗的临床应用等多个当下全球肿瘤防治前沿热点话题进行交流探讨。会议期间还举办了高通量测序和生物大数据及生物信息学分析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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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基因在上皮源性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恶性肿瘤染色体重排的研究已逾半个世纪,但由于技术等原因限制,上皮源性恶性肿瘤基因融合的研究明显滞后于恶性血液系统肿瘤和肉瘤[1-2]。近十年,上皮源性恶性肿瘤基因融合研究层出不穷,人们借助于荧光原位杂交( FISH)、二代测序等技术,揭示出其与血液肿瘤和肉瘤不一样的改变。基因融合在一系列上皮源性恶性肿瘤中被发现,譬如前列腺、肺、乳腺、头颈部、皮肤、胃肠道、肾脏、甲状腺和涎腺等。在此,我们作一综述,旨在总结上皮源性恶性肿瘤基因融合的研究进展,包括常见基因融合、功能性融合及其临床诊断和治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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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体-腺相关病毒质粒复合物介导基因联合抗小鼠肝癌的研究
目前肝癌主要采用手术、放疗、化疗和局部治疗为主的综合疗法,但治疗效果多不满意,有必要探索新的治疗方法.IL-2和IFN-γ是目前研究较多、疗效较为肯定的2个肿瘤基因治疗用细胞因子基因,并已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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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抑素-可溶性血管内皮细胞生长抑制因子融合基因重组腺病毒的包装与鉴定
目的:构建内皮抑素-可溶性血管内皮细胞生长抑制因子融合基因重组腺病毒载体并包装成重组腺病毒,为下一步基因治疗打下基础.方法:用PCR方法在hENDO基因的5'端引入IL3信号肽、3'端引入弹性蛋白连接肽序列(linker),再与sVEGI基因连接,插入到pCA13腺病毒载体中.用脂质体介导包装出重组腺病毒,PCR法对重组腺病毒进行鉴定.结果:构建完成hENDO-sVEGI融合基因重组腺病毒载体,融合基因包括IL3信号肽、hENDO全长基因、弹性蛋白连接肽序列和sVEGI基因,总长度约1114 bp,经酶切鉴定、序列分析证实克隆序列、插入方向和读码框架均正确.可包装出携带融合基因的重组腺病毒,用TCID50法测定粗制重组腺病毒滴度为2×1011 TCD50/L.结论:成功构建了hENDO-sVEGI融合基因,连接肽序列使两蛋白空间构象不受影响,IL3信号肽保证蛋白可被分泌至胞外.完成携带融合基因的重组腺病毒的包装与鉴定,为进一步开展肿瘤基因治疗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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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肿瘤基因和生物学展望
关键词: 肿瘤基因 -
胰腺内分泌肿瘤基因和染色体改变对预后的意义
一、胰腺内分泌肿瘤特点及临床预后指标胰腺内分泌肿瘤(pancreatic endocrine tumors,PETs)是少见的肿瘤,除胰岛素瘤90%以上为良性外,其他PETs有相当比例为恶性肿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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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达垂体瘤转化基因通过p21抑制A549肺癌细胞的生长
垂体瘤转化基因(PTTG)是从大鼠垂体瘤GH4细胞克隆出的一种肿瘤基因.PTTG在垂体泌乳素瘤的表达受雌激素的调控,其致肿瘤作用可能与刺激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和激活C-Myc有关[1].此外,PTTG与抑制姐妹染色单体分离的securin序列一致[2].PTTG mRNA和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呈细胞周期依赖性[3].因此,我们推测高表达PTTG有可能抑制某些肿瘤细胞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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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XB13基因的遗传变异与前列腺癌高危因素
背景:很少有人认识到家族史是前列腺癌的一种高危因素,目前这种内在联系的研究已经包括了前列腺癌易感基因可能出现的位置—17号染色体q21-22片段.方法:自肿瘤基因相关区域的家庭中选取了94个非相关的前列腺癌病例,并按照遗传基因的顺序检测了其17号染色体q21-22片段中的200个基因.并应用家系成员、门诊病例和对照组去描述基因突变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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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基因AKT2在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 研究AKT2蛋白产物在原发性肝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表达特点.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SP法和RT-PCR法检测32例原发性肝癌中AKT2的表达,并以同期4例良性肝脏疾病作为对照.结果 原发性肝癌的AKT2基因蛋白产物阳性表达率(62.5%,28/32)显著高于良性对照组(0,0/4).AKT2在低分化、有淋巴结或远处转移组的表达率明显高于高中分化、无转移组.AKT2术后随访显示阳性肝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显著低于AKT2阴性患者(76 d比463 d).结论 在原发性肝癌中AKT2表达上调.AKT2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转移中起重要作用.检测AKT2在原发性肝癌中的表达有助于反映原发性肝癌的生物学特性,为预后判断提供参考指标,并为干预性基因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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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缺氧诱导因子治疗肾细胞癌
20世纪以来,肾癌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虽有所提高(>60%),但增高的原因可能不是治疗手段的进步,而是早期发现的结果[1].近年来,随着对肿瘤基因发病机理的不断了解,对不同类型的肿瘤采用特异性分子治疗也已进入临床试验研究阶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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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基因治疗分子生物学(第二版)》和《现代肿瘤基因分子生物学(第二版)》已出版
由成军教授主编的《现代基因治疗分子生物学(第二版)》和《现代肿瘤基因分子生物学(第二版)》于2014年9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现代基因治疗分子生物学(第二版)》简介:本书共37章,详细介绍了基因治疗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内容包括基因治疗概论、基因克隆、基因的人工合成、基因的PCR扩增、基因转移的靶细胞、干细胞与基因治疗、基因的转移方法;基因治疗的各种载体;基因治疗的基因调控、RNA干扰与基因治疗、DNA疫苗、基因治疗的管理;以及各种疾病的基因治疗等。 -
肝细胞癌的流行病学与普查的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HCC)是世界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引起几乎100万人死亡[1]。近几年来,HCC的流行病学与筛选检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进展,从而可能较早期地诊断和治疗HCC。本文复习HCC的流行病学和普查方面的研究进展。 一、流行病学的进展 (一)发生率和流行由于世界不同地区流行的危险因素不同,因而HCC的地理分布不均匀[1-3]。在亚洲、非洲和地中海沿岸地区HCC是常见的肿瘤之一。在美国每年诊断约有6000例新病例[4]。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主要是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中国东南和台湾,HCC发生率高,每年每100000人口超过30例。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HCC发病率高,达每年每10万人口15例;而其余发达国家发病率居中(南欧为5~10/100000/年)和低(北欧和美国<5/100000/年)(表1)[1-3]。近10年来,HCC的发病率在几个国家似乎已发生改变。这种现象是由于诊断工具的有效性改善,还是危险因素的改变所导致的真正发病率增加尚有争议。日本的资料表明,HCC发病率的逐渐增高可能是由于普通人群中丙肝病毒(HCV)感染的流行增加[5,6]。 (二)HCC的危险因素 HCC通常在慢性肝炎的背景上发生,大多数病例既有恶性肿瘤本身又有肝硬化,后者通常是慢性肝炎的结果。虽然慢性肝炎的致病学不同,但形态学过程和结局十分相似:坏死、纤维化、再生,并常常出现门脉高压和/或肝衰[5,7,8]。因而HCC,就象静脉曲张出血、肝性脑病和腹水那样,是肝硬化的一种可能并发症[9]。流行病学研究表明,HCC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年龄、性别以及任何病因导致的肝硬化,但HCC主要由于酗酒和/或乙肝病毒(HBV)或HCV的慢性感染。HBV和HCV感染在肝细胞癌发生上的有关作用,因人群不同而不同(表2)[10]。HBV和HCV两者在HCC的致病学上起协同作用[10]。1.年龄和性别与年龄的关系可能反映了危险因素(HCV或HBV)的获得与癌发生之间的时间滞差(间隔)。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HBV流行地区,如非洲的莫桑比克或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HBV垂直传播发生高,因而,HCC发生在年青人。至于性别,全世界范围内HCC的发生以男性占优势,男∶女之比约4∶1。 2.肝硬化肝硬化是与HCC有关的重要的危险因素[8,11]。在西班牙HCC以肝硬化为基础的病例占80%以上。在肝硬化病人中HCC的年发生率为3%~5%[12,13]。巴塞罗那的资料表明,经详细检查,5%的代偿性肝硬化诊断为HCC;当检查肝硬化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的病人,这个百分比上升到15%;当检查发生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的肝硬化病人时,其中20%为HCC。此外,在日本、意大利和美国尸检研究表明,在肝硬化病人中HCC 的发生率为20%~80%[5,6]。 3.乙肝病毒 HBV是HCC的一个重要致癌因素[5]。在HBV感染高流行地区HCC发生率高,表明了HBV与HCC之间的联系。此外,随访研究表明,在HBV携带者中发生HCC的危险明显增高,在慢性肝病患者中则更高,而在无慢性肝损害的健康携带者中,这种危险没那么高[8]。HBV的肿瘤基因机制被认为是基于基因损害,这种损害与慢性炎症和HBV的DNA 整合到宿主基因组有关[5]。 4.丙肝病毒流行病学研究表明,HCV与HCC的发生有关[14]。在HCC病人中抗HCV抗体的阳性率,在南欧和日本为70%~80%,在中国和南非约30%。约20%的HCC病人同时存在慢性HCV感染和HBC感染或酗酒,可能在HCC的发生上有互相作用[10]。虽然慢性HCV感染病人发生HCC的危险增加,但没有HCV肿瘤基因直接作用的证据,因而认为HCV可能通过诱导慢性炎症坏死性肝活动的肝硬化,来促进HCC的发生。HCC很少在HCV阳性的正常肝脏发生,而大多数病例在与HCV有关的肝硬化情况下发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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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分子放射生物学在精准医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继“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今晚,我将启动一项新的精准医疗计划(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PMI),它将使我们更加接近治愈肿瘤、糖尿病等疾病,同时获取能确保我们自己及家人更加健康的个体化信息”[1]。该计划在近期将集中于肿瘤治疗,长期则将覆盖整个人类健康和疾病领域。与之相对应,2016年美国财政预算计划拨款2.15亿美元资助精准医疗计划,其中资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1.3亿美元,用以建立至少百万人群的“国家研究队列”。同时资助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 NCI)7千万美元,用于肿瘤基因组学研究,以开发新的肿瘤治疗方法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癌症知识网络”[1?2]。目前国内对精准医疗的讨论亦已开始,国家政策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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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ES-EGR-1-endostatin基因放疗抗肿瘤效应的实验性研究
肿瘤基因-放疗(gene-radiotherapy,GR)是目前研究热点,电离辐射可启动重组表达载体中早期生长反应因子1(early growth response-1,EGR-1)同时诱导下游基因的超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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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干细胞被确认
据2004年12月16日<中国医学论坛报>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工程中心赵春华教授领导的863课题组成功地找到了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粒)干细胞,并证实了慢粒癌基因突变发生在比造血干细胞更为原始的干细胞水平.这一发现加深了人们对慢粒发病机制的理解,明确了白血病治疗上的一个直接、有效的靶点,有助于清除可导致白血病复发的微小残留病变,并可能成为根治白血病的突破口.随着干细胞生物学研究的日趋成熟,肿瘤学家提出肿瘤可能源于恶性增殖的母细胞,即"肿瘤干细胞".通常人们认为慢粒是造血干细胞水平发生的克隆性疾病,而"慢粒肿瘤干细胞"却源于慢粒患者骨髓中分离出的表型为血液血管干细胞群体,它已表达BCR/ABL肿瘤基因.在单细胞水平上证实该细胞群体具有成血管内皮细胞和造血的潜能,且可以在健康小鼠体内复制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粒肿瘤干细胞群体的分离确认,证实了慢粒的基因转化发生在比造血干细胞更为原始的血液血管干细胞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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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基因表达与临床应用
大肠癌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近年来由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对肿瘤基因的研究日渐增多.分子生物学及基因表达已成为继解剖学、病理学之后,跨进外科学领域的第三代外科学基础.目前许多研究热点集中于大肠癌的许多方面,因此有必要将大肠癌基因知识纳入临床范畴,推动临床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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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干细胞与胶质瘤微环境
神经胶质瘤的恶性比率逐年增高,尤其是中老年患者.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GBM)患者因其肿瘤基因的不稳定性、细胞异质性和广泛浸润性即使接受手术、放化疗,平均生存期也只有12-15个月[1].常规的放化疗并不能杀死所有的肿瘤细胞,如胶质母细胞瘤细胞通过下调P53基因[2]和上调DNA修复酶如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3]躲避放化疗伤害.恶性胶质瘤患者迫切需要更有效的、分子水平的联合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