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Diagnostics(Electronic Edition)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 影响因子： 1.84
- 审稿时间： 1个月内
- 国际刊号： 0537-3616261， 0537-3616260
- 国内刊号： 28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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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相关危险因素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NAFLD）的相关危险因素及其与代谢综合征（ MS）的关系。方法研究对象为2013年9—12月在西安市第九医院参加体检，并排除酒精、药物、肝炎等可能导致的脂肪肝，共4615例资料完整的西安铁路职工。根据腹部超声是否有脂肪肝分为NAFLD组和正常组。比较两组对象的血压、人体质量指数（ BMI）、腰臀比、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及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血脂、肝功、肾功等指标，以及两组间代谢综合征及其组分的检出率。全部数据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各项观察指标多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用t检验，MS检出率等计数资料用χ2检验。结果4615名铁路职工，检出NAFLD患者1848例，检出率为40．04％；其中女性职工总数1373名，检出NAFLD患者520例，检出率为37．87％；男性职工总数3242名，检出NAFLD患者1327例，检出率为40．93％，男性检出率略高，但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9， P＞0．05）。年轻职工NAFLD检出率低于中老年职工；NAFLD组与正常组比较，年龄[（50．78±12．51）岁，（47．22±14．61）岁， t ＝－3．24， P＜0．05]、BMI[（26．23±3．02）kg／m2，（22．40±2．62）kg／m2， t ＝－16．32， P＜0．05]、腰臀比（0．91±0．09，0．85±0．09， t ＝－8．21， P ＜0．05），收缩压[（127．69±18．29）mmHg，（118．32±16．93）mmHg， t ＝－6．54， P＜0．05]（1 mmHg＝0．133 kPa）、舒张压[（84．82±11．21）mmHg，（78．32±9．31）mmHg， t ＝－7．84， P＜0．05]、空腹血糖[（5．38±1．84）mmol／L，（4．69±1．03）mmol／L， t ＝－5．89， P＜0．05]、空腹胰岛素[（10．93±4．97）μU／ml，（6．04±2．85）μU／ml， t ＝－2．99， P ＜0．05]、HOMA?IR[0．89±0．20，0．47±0．16， t ＝－2．61， P ＜0．05]、胆固醇[（5．00±1．07）mmol／L，（4．59±0．85）mmol， t ＝－5．24， P＜0．05]、甘油三酯[（2．37±1．59）mmol／L，（1．45±0．96）mmol／L， t ＝－7．22， P＜0．05]、谷丙转氨酶[（38．17±19．35）U／L，（22．92±14．83）U／L， t ＝－8．52， P ＜0．05]、尿酸[（364．54±84．39）μmol／L，（333．74±84．63）μmol／L， t ＝－4．44， P ＜0．05]水平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AFLD组代谢综合征（30．95％，21．94％）、中心性肥胖（41．40％，30．36％）、高血压（52．60％，43．73％）、高甘油三酯（49．35％，32．42％）、高血糖（13．80％，6．69％）的检出率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是NAFLD的危险因素，NAFLD患者有更高的代谢综合征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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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联合胆道镜体内碎石治疗老年人肝外胆道结石
在研究微创技术治疗老年人肝外胆管结石中，腹腔镜联合胆道镜的方法在国内医疗单位中已日趋成熟［1］。本研究2011年6月至2014年12月施行腹腔镜联合胆道镜体内微电极碎石治疗肝外胆管结石（双镜组）28例，并与同期开腹手术的（开腹组）35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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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例肺曲霉菌病误诊分析
目的：探讨肺曲霉菌病的临床特点和诊断方法，提高临床诊断能力。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4年4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科收治的22例肺曲霉菌病误诊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22例肺曲霉菌病患者全部初诊为其他疾病，其中初诊为细菌性肺炎16例（72．7％），疑诊为肺结核3例（13．6％），疑诊为肺癌或肺内转移瘤3例（13．6％）。患者临床表现：咳嗽、咳痰16例，喘息、呼吸困难13例，发热8例，咯血5例，胸痛2例，声音嘶哑2例。13例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高，15例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12例C反应蛋白（ CRP ）呈不同程度的增高；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检测（ GM试验）阳性者6例。患者CT改变呈多样性，并呈动态演变。右肺病变9例，左肺病变2例；双肺病变11例，其中“空气新月征”6例，双肺多发的斑片状阴影5例，支气管轻度或中度扩张5例，单发或多发的大小不等的结节或肿块3例，“晕轮征”2例，“指套样”改变1例。另外，伴有肺气肿或肺大泡10例，肺门、纵隔淋巴结肿大有9例，多发或单发的空洞5例，合并单侧或双侧少至中等量胸腔积液4例。病原学检查发现，有9例深部痰标本直接镜检可见菌丝，其中烟曲霉5例，黄曲霉2例，两者均有2例，同时经痰真菌培养分离出曲霉菌3例；经BALF培养分离出曲霉菌3例，其中烟曲霉2例，黑曲霉1例；同时经痰真菌培养和BALF培养出曲霉菌者2例。电子支气管镜下肺活检病理确诊2例；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病理确诊1例；外科手术后病理确诊1例。结论肺曲霉菌病起病隐匿，临床表现不典型，早期误诊率较高，应尽早完善病原学检查和组织病理检查以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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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连续血液净化治疗腹部创伤术后腹腔高压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早期连续血液净化治疗（CBP）腹部创伤术后腹腔高压（IAH）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二院重症医学科，2008年9月至2014年3月间收治的35例腹部创伤术后IAH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是否进行早期CBP ，将患者分为早期CBP组（17例）和对照组（18例）。比较腹腔间隙综合征（ ACS）发病例数、IAH持续时间和预后情况；比较两组的平均动脉压、氧合指数（ PaO2／FiO2）水平、腹腔压力（IAP）平均值和乳酸水平。 IAH持续时间、平均动脉压、PaO2／FiO2、IAP平均值和乳酸水平以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两组ACS发病例数和死亡例数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早期CBP组出现ACS和死亡例数（分别为4例和2例）均较对照组（分别为13例和9例）明显降低，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30，5．93；P＜0．05）；早期CBP组IAH持续时间[（3．22±1．47）d]较对照组[（6．53±2．38）d]缩短（ t ＝4．91， P ＜0．05）；早期CBP 组的平均动脉压[（92．17±8．37）mmHg]（1 mmHg＝0．133 kPa）和PaO2／FiO2水平（309．80±74．70）均高于对照组[分别为（68．92±8．35）mmHg和（256．60±85．50）]，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8．22，2．04；P ＜0．05）；而早期CBP组的IAP平均值和乳酸水平[分别为（11．81±1．59）mmol／L和（2．05±1．31）mmol／L]则均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8．38±3．87）mmol／L和（3．35±1．44）mmol／L]，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6．50，2．79；P＜0．05）。结论腹部创伤术后腹腔高压的早期CBP是一种能有效降低IAP和预防ACS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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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对婴儿痉挛症患儿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
目的：探讨婴儿痉挛症患儿免疫功能变化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对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方法2012年11月至2014年9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初次确诊的25例婴儿痉挛症患儿作为病例组，21例健康儿童为对照组。病例组给予ACTH治疗4周，治疗前及治疗4周后分别检测其外周血CD3＋T淋巴细胞、CD4＋T淋巴细胞、CD8＋T淋巴细胞和CD4＋／CD8＋值，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病例组CD3＋T淋巴细胞为（64．2±7．5）％，低于对照组[（70．2±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2．53， P＜0．05）；病例组CD4＋T淋巴细胞为（38．7±4．8）％，低于对照组[（46．8±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5．15， P ＜0．05）；病例组 CD8＋T 淋巴细胞为（35．6±5．7）％，对照组为（34．4±4．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0．77， P＞0．05）；病例组CD4＋／CD8＋值为1．4±0．3，对照组为1．7±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2．41， P ＜0．05）；病例组CD3＋T淋巴细胞治疗前为（64．2±7．5）％，治疗后为（64．9±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0．32， P ＞0．05）；病例组 CD4＋T 淋巴细胞治疗前为（38．7±4．8）％，治疗后为（39．2±4．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0．41， P＞0．05）；病例组CD8＋T淋巴细胞治疗前为（35．6±5．7）％，治疗后为（35．9±5．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0．21， P＞0．05）；病例组CD4＋／CD8＋值治疗前为1．4±0．3，治疗后为1．5±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0．80， P＞0．05）。结论婴儿痉挛症患儿存在免疫功能紊乱，ACTH对其淋巴细胞亚群无影响，未影响患儿细胞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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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伴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情绪障碍的临床诊断与治疗
目的：探讨慢性胃炎伴幽门螺杆菌（ Hp）感染患者情绪障碍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对280例慢性胃炎伴Hp感染患者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进行情绪状态评分，其中93例伴抑郁和（或）焦虑情绪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A组：给予抗抑郁及常规治疗，B组：给予抗抑郁治疗，C组：给予常规治疗，疗程均为8周，抗Hp治疗（12周），治疗前后进行消化道症状及情绪状态评分，并检查胃镜及13C?尿素呼气试验（13C?UBT）。采用SPSS 12．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治疗前后各量表评分及消化道症状评分比较用t检验，临床疗效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慢性胃炎伴 Hp感染患者因担心癌变情绪障碍发生率为33．2％，对照组情绪障碍为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0．02， P＜0．05）。 A组患者治疗后的消化道症状明显改善至消失，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25．3±4．1）分，治疗后（11．4±1．6）分， t ＝14．1， P ＜0．05]，B组患者部分改善[治疗前（25．4±3．9）分，治疗后（15．3±3．1）分， t ＝5．8， P＜0．05]，C组患者无明显改善[治疗前（25．2±4．4）分，治疗后（19．8±3．7）分， t ＝1．9， P＞0．05]。结论慢性胃炎伴Hp感染患者抑郁焦虑情绪发生率较高，常规抗Hp不能改变与情绪障碍相关的症状，总体疗效差，抗抑郁治疗部分有效，而抗抑郁加常规治疗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胃肠道症状和抑郁焦虑情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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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肱指数对2型糖尿病患者下肢血管病变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 PAD）患者的踝肱指数（ ABI）与尿白蛋白、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 sICAM?1）的关系。方法分析342例2型糖尿病患者测得的ABI、24 h尿白蛋白（24 h?μAlb）、空腹血糖（ FBG）、餐后2 h血糖（2 hBG）、甘油三酯（ TG）、总胆固醇（ 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sICAM?1水平，其中ABI≤0．9患者为下肢血管病变（PAD）组，48例，占14．8％；0．9＜ABI＜1．3的为非 PAD 组，294例。两组患者的 ABI 病程、年龄、24 h?μAlb、FBG、2hBG、TG、HDL?C、LDL?C水平采用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ABI与各指标的相关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PAD组尿白蛋白[（125．4±108．2）mg，（67．6±55．5）mg， t ＝5．47，P＜0．05]和 sICAM?1[（278．6±234．1）ng／ml，（161．5±115．2）ng／ml， t ＝5．01，P ＜0．05]、年龄[（67．7±15．4）岁，（54．2±12．8）岁， t ＝3．08， P ＜0．05]、病程[（15．4±14．1）年，（8．2±7．5）年， t ＝4．06， P＜0．05]、LDL?C[（1．8±1．7）mmol／L，（1．0±1．1）mmol／L， t＝6．85，P＜0．05]、2 hBG[（15．8±5．2）mmol／L，（11．0±4．4）mmol／L， t ＝2．96，P ＜0．05]水平均高于非 PA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BI 值[（0．8±0．2），（1．2±0．2）]水平则低于非PA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3．53，P＜0．05）。 PAD患者ABI与24 h?μA1b （r ＝－0．207， P ＜0．05）、sICAM?1水平呈负相关（ r ＝－0．201，P＜0．05）。结论 ABI可作为筛查2型糖尿病患者下肢血管病变与糖尿病肾病的方法，并反映其炎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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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双源CT双能量心肌灌注成像对心肌梗死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第二代双源CT双能量心肌灌注成像对心肌梗死的诊断价值。方法40例30 d内有综合随访资料（冠状动脉造影证实、实验室检查肌钙蛋白I增高、心电图有动态演变等资料）的可疑心肌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二代双源CT双能量扫描模式，对可疑心肌梗死患者进行一站式心肌灌注及冠状动脉成像。以冠状动脉造影和临床资料为金标准，计算第二代双源CT双能量心肌灌注诊断心肌梗死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评价冠状动脉各段图像质量及有效射线剂量。采用SPSS 19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射线剂量采用x ± s表示，不同观察者间的一致性检验采用Cohen′s Kappa分析。结果第二代双源CT双能量心肌灌注诊断心肌梗死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5．0％、97．0％、86．4％和98．9％。1例患者出现断层伪影，右冠状动脉、回旋支显影差，中远段血管不可评估；另1例患者由于心率变异性较大，造成右冠状动脉中远段有运动伪影，其余患者成像质量均良好。第二代双源CT的平均有效射线剂量为（6．1±1．5） mSv。结论第二代双源CT双能量一站式心肌灌注碘图，结合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检测心肌梗死的准确性高，有效射线剂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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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斑块破裂的光学相干断层成像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技术（OCT），观察临床表现为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冠状动脉斑块破裂的影像学诊断特征。方法分析1例临床表现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比较冠状动脉血管造影、血管内超声（ IVUS）及OCT技术对罪犯病变的判断。结果患者临床表现为反复加重的静息情况下胸痛，体格检查未见异常，胸片显示正常；心电图示Ⅱ、Ⅲ、avF导联出现q／Q波，V5～V6导联T波倒置；心肌特异性标志物肌钙蛋白Ⅰ为0．20 mg／L（正常＜0．04 mg／L）；心脏多普勒超声显示下壁运动局限性减弱，心脏射血分数为50％；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前降支支架内未见明显狭窄，左回旋支慢性闭塞病变（与8个月前显示一致），右冠状动脉粗大，近段轻度狭窄（30％～40％），斑块显示不稳定；IVUS显示右冠状动脉近段斑块面积负荷73％狭窄，血管小管腔面积5．80 mm2，并伴有假腔的形成，斑块特征显示不清晰；OCT结果显示该斑块含有薄的纤维帽（0．70μm），纤维帽下富含较大的脂质核心斑块，并伴有斑块的破裂和内膜撕裂。结论应用OCT技术能够发现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罪犯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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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能量CT血管造影在颈动脉狭窄和斑块中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双能量X线计算机体层摄影术（ CT）血管造影（ CTA）在颈动脉狭窄和斑块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应用双源CT双能量CTA检查80例缺血性脑梗死患者的颈动脉，分析双能量CTA自动减影去骨技术对颈动脉的显示情况，并评价图像质量。分析80例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分布、类型，并对不同类型的斑块在颈动脉各段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其中有30例患者在2周内选择了血管造影（DSA）检查，并与双能量CTA检查结果进行比较。应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双能量自动去骨后颈动脉各段血管满意率用百分比表示，去骨后图像质量评分和血管狭窄程度与DSA结果对照用段数表示，不同类型的斑块在颈动脉各段的分布以斑块数表示，行R×C表χ2检验。结果80例患者经颈动脉双能量自动减影去骨后，显示颈动脉血管总体满意率为86．0％，其中颈内动脉颅外段（ICA?E）血管满意率高（96．3％）。30例阳性患者颈动脉双能量自动去骨后与DSA对照，狭窄吻合率基本一致，中度以上狭窄吻合率超过90．0％。72例检出斑块，其中颈内动脉起始部斑块检出率高；软斑块多位于颈总动脉段（63／115），硬斑块多位于颈内动脉颅内段（81／132），混合斑块多分布在ICA?E段（54／85），不同类型的斑块在颈动脉各段分布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17， P＜0．05）。结论双源CT双能量颈动脉成像是一种简便、快速、无创性检查方法，通过分析颈动脉斑块及狭窄程度为脑血管事件的防治提供了较高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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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典型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不典型脑干海绵状血管瘤误诊为胶质瘤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经手术及病理学证实为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并文献复习。结果患者临床首先表现左侧肢体乏力、头痛，自觉左侧肢体稍乏力，左侧脚大拇指屈曲困难，颅脑磁共振（ MRI）平扫显示脑干囊性病变，增强扫描显示病灶呈环形强化，壁稍厚，环形稍模糊。 MRI波谱分析，显示N?乙酰天门冬氨酸峰值减低，胆碱峰值升高，考虑诊断为胶质瘤。进行放射治疗，于模拟机下定位，行局部放射治疗，连续治疗15次，同时予以替莫唑胺化疗，疗程结束后肢体乏力及头痛症状未见明显减轻，并且症状加重，出院时患者生活不能自理。病程持续近1年，临床主要症状为头痛，术后病理为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结论脑干海绵状血管瘤可以呈囊性改变，增强扫描时可以呈环形强化，需要与脑干胶质瘤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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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食管型颈椎病的影像学诊断
食管型颈椎病是颈椎病较为少见的一种类型，约占颈椎病的2％［1］，出现吞咽受阻症状患者临床上常误诊食管本身的病变。食管型颈椎病目前尚无明确诊断标准，现报告一例典型食管型颈椎病误诊为食管癌病例，旨在减少误诊、误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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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主动脉瓣及瓣下狭窄左室流出道几何学研究
先天性主动脉瓣口狭窄包括主动脉瓣狭窄（ aortic stenosis， AS ）、主动脉瓣上及瓣下狭窄（ subaortic stenosis， SAS），与之有关的病因学假说主要涉及遗传易感性、左室流出道（lef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LVOT）解剖变异及血流动力学改变等。主动脉瓣上狭窄在先天性主动脉出口狭窄中为少见，患者可伴有智力发育迟钝，多认为与遗传变异有关。而一系列研究显示，AS及SAS更倾向于是一种获得性病变，即左室流出道解剖变异和流体力学的改变可能为导致疾病发生和进展的高危因素［1?4］。本研究通过超声心动图对先天性AS及SAS患者的LVOT几何形态学特点进行研究，以期发现共同之处，提高疾病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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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评价淋巴瘤患者蒽环类药物化疗后左心室亚临床功能的价值
目的运用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 RT3DE）探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DLBCL）患者，蒽环类药物化疗后左心室亚临床功能减退的敏感超声参数及其价值。方法对26例行蒽环类药物化疗的DLBCL患者，于化疗前、化疗2个周期后（累积剂量100 mg／m2）、化疗4个周期后（累积剂量200 mg／m2）、化疗6个周期后（累积剂量300 mg／m2）进行 RT3DE检查，获得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EDV）、收缩末期容积（ESV）、每搏输出量（SV）、射血分数（EF）、整体长轴应变（GLS）、整体圆周应变（ GCS）、左心室旋转（ LVtw）及左心室扭转（ LVtor），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RT3DE的各项参数EDV、ESV、SV、EF、GLS、GCS、LVtw、LVtor等计量资料均以x ± s表示，多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分析后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检验。结果 DLBCL患者化疗前、化疗2个周期后、化疗4个周期后、化疗6个周期后RT3DE检查结果比较：化疗前、化疗2个周期后、化疗4个周期后、化疗6个周期后 DLBCL 患者 EDV[（71．4±14．8）mL，（76．3±15．6）mL，（81．7±19．5）mL，（79．7±16．2）mL]、ESV[（22．9±5．1）mL，（25．1±5．4）mL，（27．1±8．1）mL，（26．6±6．7）mL]、SV[（48．6±10．4）mL，（51．2±11．0）mL，（54．6±12．8）mL，（53．1±10．7）mL]、EF[（67．9±3．1）％，（66．9±3．1）％，（67．0±4．1）％，（66．7±3．6）％]、GLS[（－26．9±4．8）％，（－27．1±4．4）％，（－25．5±7．5）％，（－26．7±7．1）％]、GCS[（－34．7±2．5）％，（－33．7±3．4）％，（－34．1±3．8）％，（－33．7±3．3）％]的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1．905，2．297，1．388，0．628，0．344，0．585；P＞0．05）；而LVtw[（19．9±6．8）°，（13．1±10．0）°，（13．5±8．1）°，（11．1±5．8）°]、LVtor[（2．9±1．2）°／cm，（1．8±1．4）°／cm，（1．8±1．1）°／cm，（1．5±0．8）°／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007，7．013；P＜0．05）；与化疗前两两比较，DLBCL患者化疗2个周期后、化疗4个周期后、化疗6个周期后LVtw、LVtor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Vtw：P ＝0．025，0．016，0．001；LVtor：P ＝0．008，0．007，0．000）。结论 RT3DE可以早期发现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LVtw、LVtor可作为早期监测DLBCL患者蒽环类药物化疗后左心室亚临床功能减退的敏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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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骨矿密度研究
目的：应用双能X线骨密度仪，探讨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骨矿密度（ BMD）的变化情况。方法以国际临床骨测量学会制定的骨密度测定方法学为标准，分别测量118例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和97例老年健康志愿者（对照组）的骨密度，测量部位包括腰椎、股骨近端和非优势侧前臂骨1／3段，比较两组BMD变化。结果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腰椎、左侧股骨近端和左侧前臂骨1／3段BMD绝对值分别为：（0．79±0．21）g／cm2，（0．78±0．19）g／cm2，（0．65±0．18）g／cm2，低于健康对照组（0．99±0．17）g／cm2，（0．91±0．14）g／cm2，（0．89±0．16）g／cm2，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6．53，－4．12，－5．37；P＜0．01）。老年2型糖尿病组男性腰椎[（0．78±0．20）g／cm2]、股骨近端[（0．74±0．23）g／cm2]、左侧前臂骨1／3段[（0．66±0．18）g／cm2]BMD值均大于女性[（0．74±0．23）g／cm2]、股骨近端[（0．69±0．15）g／cm2]、左侧前臂骨1／3段[（0．65±0．15）g／c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5．62，－5．49，－4．37；P＜0．01）。健康对照组男性腰椎[（1．06±0．14）g／cm2]、股骨近端[（0．94±0．11）g／cm2]、左侧前臂骨1／3段[（0．95±0．14）g／cm2]BMD 值均大于女性[（0．98±0．13）g／cm2]、股骨近端[（0．93±0．14）g／cm2]、左侧前臂骨1／3段[（0．91±0．13）g／c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6．19，－7．38，－3．49；P＜0．01）。结论各年龄段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腰椎、股骨近端和前臂骨BMD均低于同年龄段健康人群；男性BMD值均大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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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肺癌低剂量CT筛查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的恶性肿瘤［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 WHO／IARC）（ GLOBOCAN 2012）新估计，2012年全球肺癌新发病例数为182万，占恶性肿瘤的13．0％，死亡病例数为158万，占恶性肿瘤的19．4％，均居全球恶性肿瘤首位。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吸烟人数居高不下、空气污染等肺癌高危因素的加剧，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持续上升趋势［2］。资料显示，目前肺癌的5年生存率仅为15％［3］。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是约75％的患者在确诊时已进入癌症的进展期或晚期，而早期肺癌术后的5年生存率接近70％［4］。对于无症状人群进行筛查是发现早期肺癌的重要途径，影像学检查是早期肺癌检出的主要手段。2011年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试验（national lung screening trial，NLST）的研究结果显示，低剂量CT（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LDCT）可降低20％的肺癌高危人群死亡率，且所检出的肺癌大部分为T0～T2期［5］，印证了LDCT在肺癌检出方面的巨大价值。在健康人群中进行LDCT肺癌筛查是一项复杂而具有争议的课题，LDCT尚存在哪些不足，以及如何对这些不足进行处理，均是LDCT应用于筛查实践中所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LDCT早期肺癌筛查的现状及上述问题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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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波谱在遗忘型与非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磁共振波谱（1H?MRS）在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aMCI）与非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 naMCI）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明确诊断的25例 aMCI患者（ aMCI组）、22例naMCI患者（ naMCI组）及20例认知功能正常老年人（ NC组），行多体素1 H?MRS检查，以左侧海马、扣带后回及额叶为兴趣区，检测N?乙酰天门冬氨酸（ NAA）、谷氨酸（ Glu）、肌醇（ mI）及肌酸（ Cr）的峰下面积。使用SPSS 17．0软件包对所测定的数据进行分析，3组间NAA／Cr、mI／Cr及Glu／Cr值的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用小差值显著法（ LSD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aMCI 组和naMCI组在左侧海马的NAA／Cr值（分别为1．09±0．11、1．07±0．08）均低于NC组（1．20±0．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10．23， P＜0．05）；aMCI组和naMCI组在左侧扣带后回的NAA／Cr值（分别为1．02±0．09、1．07±0．10）也低于NC组（1．22±0．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8．73， P＜0．05）；aMCI组和naMCI组在海马与扣带后回的NAA／Cr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1．54， P＞0．05）。 aMCI组扣带后回Glu／Cr值（0．35±0．04）低于naMCI组与NC组（0．43±0．02、0．42±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8．44， P＜0．05）；3组间的 Glu／Cr值在海马和扣带后回的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0．38，0．36；P ＞0．05）。aMCI组在海马的mI／Cr值（0．66±0．07）高于naMCI组和NC组（分别为0．39±0．04、0．41±0．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11．47， P＜0．05）；aMCI组在扣带后回的mI／Cr值（0．62±0．05）高于naMCI组和NC组（分别为0．42±0．03、0．44±0．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9．41， P＜0．05）；naMCI组在额叶区的mI／Cr值（0．58±0．04）高于aMCI组和NC组（分别为0．43±0．03、0．41±0．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7．83， P＜0．05）。结论 aMCI及naMCI组患者脑内mI及Glu代谢存在区域性的差异，1 H?MRS为临床鉴别aMCI及naMCI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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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三维可视化触屏技术在外科临床诊断思维培养中的应用
临床诊断是临床医师对疾病和患者的认识观，是对临床表现、体格检查、实验室结果、影像学资料等信息的综合判断，是临床思维形成和实践的过程［1?2］。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必须要有正确而全面的认识观和敏锐的临床直觉，其中形象思维的淬炼尤为关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如何利用医学三维可视化触屏技术来培养和建立更加完善的外科形象思维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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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心脏病合并心房颤动的临床诊疗进展
结构性心脏病指先天性或获得性以心脏和大血管结构异常为主要表现，可导致心脏病理生理改变的一类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心脏瓣膜疾病（valvular heart disease，VHD）、心肌病等［1］。结构性心脏病因心脏及大血管解剖和结构上的缺陷，如二尖瓣狭窄、房间隔缺损、扩张性心肌病等，可引起心脏房室扩大，心肌肥大及纤维化，是合并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的常见原因［2?3］。已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其手术对窦房结的损害以及在心房遗留的手术瘢痕，也可导致术后发生房颤或致房颤难以恢复窦性节律［4］。国内外大样本回顾性调查显示，29％的房颤患者存在结构性心脏病［5?6］。本文就结构性心脏病合并房颤的临床特点及诊疗进展做一综述，以加深读者对此类疾病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