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Diagnostics(Electronic Edition)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 影响因子： 1.84
- 审稿时间： 1个月内
- 国际刊号： 0537-3616261， 0537-3616260
- 国内刊号： 28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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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冠状静脉窦口的右侧旁路合并房室结双径路的诊断与鉴别
目的：探讨复杂多径路心动过速时的应用拖带和程序 S2刺激进行诊断和鉴别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间歇性预激波患者频发室上性心动过速，经心脏电生理检查行右心室拖带刺激和心室程序 S2刺激，测量后一跳刺激信号到自身心房波间期减去心动过速下心室到心房的间期（SA-VA）和起搏后间期（PPI）-心动过速周长（TCC），并行常规射频导管消融术治疗。结果术中心室分级刺激 S1 S1：350 ms 诱发右侧旁路参与的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TCL 为372 ms，PPI 为395 ms，继续行心房 S1 S2：500/310 ms 刺激，“跳跃”诱发同前一样的室房波不融合心动过速。再次行心房 S1 S1：280 ms刺激，可反复诱发慢快型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在旁路参与的心动过速下给予心室程序 S2刺激，测量 PPI 为385．1 ms，TCL 为360．1 ms，PPI -TCL≤20 ms，证实为右侧旁路参与的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同时存在慢快型房室结折返性行心动过速，给予常规射频导管消融成功径路和旁路。术后随访12个月未有心动过速发作。结论通过右心室心室拖带刺激，以及测量 SA-VA 间期和 PPI-TCL 间期可以用来鉴别典型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与间隔房室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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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患者腹腔内高压的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评估
目的：探讨危重患者腹腔内高压（IAH）的发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对2013年7～11月期间入住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的54例危重患者，经膀胱尿管间接测定腹腔内压力，记录人口学特征、入住 ICU 时的主要诊断、是否辅助通气及呼气末正压值、腹部手术情况、临床检验结果、腹围、中心静脉压、液体平衡、危重评分等指标，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 IAH 的危险因素。结果危重患者的 IAH 发生率为37．0％（20/54），其中Ⅰ级10例，Ⅱ级8例，Ⅲ级2例，Ⅳ级0例。IAH 患者较非 IAH 患者拥有较高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20．1±6．2）分，（14．9±5．6）分，t ＝8．04，P ＝0．000]、贯续器官衰竭估计评分[（10．4±6．4）分，（5．5±4．3）分，t ＝7．31，P ＜0．05]及中心静脉压[（10．4±2．8）mmHg，（8．9±2．0）mmHg，t ＝6．21， P ＜0．05]（1 mmHg ＝0．133 kpa），相关危险因素有机械通气、腹腔积液、感染性休克、胆道疾病（均P ＜0．05）。结论 ICU 危重患者的 IAH 发生率较高，且以轻中度为主，与机械通气、腹腔积液、感染性休克及胆道系统疾病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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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态与激光治疗效果的关系
目的：探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态与激光治疗效果的关系。方法对2009年1月至2012年11月就诊接受激光治疗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362例587眼，使用 Zeiss Visucam 型眼底造影机采集视网膜新生血管的形态、面积和分布，将视网膜新生血管按形态分为4个类型：隐匿型、轻型、中型、重型。隐匿型采用全视网膜激光光凝术，其余采用超全视网膜激光光凝术，记录患者激光治疗参数、激光治疗前后视力、眼压和眼底的动态变化，进行为期9～12个月随访，总结不同类型新生血管对激光治疗的反应和预后。采用 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临床疗效采用行×列表的χ2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不同视网膜新生血管类型激光治疗的有效率：视力维持或提高：（1）隐匿型：77．3％；（2）轻型：56．7％；（3）中型：41．0％；（4）重型：17．2％；新生血管消退且无灌注区减少：（1）隐匿型：42．3％；（2）轻型：34．9％；（3）中型：16．9％；（4）重型：5．4％。结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视网膜激光治疗的预后，与视网膜新生血管的不同类型相关，及时进行视网膜激光治疗是挽救患者视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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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阴性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的实验室指标及预后分析
目的：探讨培养阴性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CNP）的临床特征及治疗体会。方法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收治的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PDAP）患者56例，回顾性分析 CNP 患者的病史、化验室指标、病原菌、治疗方式及转归，并与同期收治的革兰氏阳性（G ＋）球菌、革兰阴性（G -）杆菌腹膜炎进行分组比较。采用 SPSS 15．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两组血清不同致病菌PDAP 患者血清血红蛋白、白蛋白水平及腹膜透析液白细胞计数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显著性比较采用 t 检验，治疗的疗效、近期抗生素使用史及合并症发生率的比较用χ2检验。结果56例 PDAP 中CNP 组21例，G ＋球菌组24例，G -杆菌组11例；CNP 组有较高的近期抗生素使用史（23．8％）；3组患者在腹膜透析液白细胞计数[（2486．9±2576．4）×106/L，（3017．5±1979．4）×106/L，（2526．7±509．7）×106/L，F ＝0．185，P ＞0．05]、近期抗生素使用率（23．5％，4．2％，9．0％，χ2＝4．48， P ＞0．05）、合并出口/皮下隧道感染（4．8％，4．2％，0％，χ2＝0．5，P ＞0．05）方面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NP 组血红蛋白（78．2±11．9）g/L 低，与 G ＋球菌组（89．5±16．5）g/L （LSD-t ＝11．26， P ＜0．05）及 G -杆菌组（89．1±15．8）g/L（LSD-t ＝10．95，P ＜0．05）比较，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NP 组血白蛋白（25．1±4．1）g/L 低，与 G ＋球菌组（31．5±7．5）g/L（LSD-t ＝6．32，P ＜0．05）及 G -杆菌组（32．5±6．7）g/L（LSD-t ＝7．31，P ＜0．05）组比较，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在疗效方面，CNP 组患者有较低的完全治愈率（66．7％），较高的拔管率（9．5％）、复发率（23．8％），但3组间初始应答率（81％，87．5％，90．9％，χ2＝1．68，P ＞0．05）、完全治愈率（66．7％，75．0％，81．8％，χ2＝1．12，P ＞0．05）、拔管率（9．5％，4．2％，0％，χ2＝1．4，P ＞0．05）、复发率（23．8％，8．3％，0％，χ2＝4．42，P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培养阴性腹膜炎的产生与近期抗生素使用无关，其有较重的营养不良；且完全治愈率低，拔管率及复发率均较高，提示其预后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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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化酶-2和生存素在乳腺癌、癌前病变及普通导管增生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探讨环氧化酶-2（COX-2）和生存素（survivin）在乳腺癌及癌前病变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选取274例乳腺癌及癌前病变患者为观察组，包括128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DC）患者，89例乳腺导管原位癌（DCIS）患者和57例乳腺非典型导管增生（ADH）患者的病变组织；以60例乳腺普通导管增生（UDH）患者作对照。应用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 COX-2和 survivin 在上述组织中的表达，研究：（1）不同组织中阳性表达模式；（2）阳性表达差异；（3）COX-2和 survivin 在 IDC 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因素包括肿瘤大小、分级、分期及 ER、PR、HER-2和 Ki-67表达的关系；（4）COX-2和survivin 在乳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COX-2和 survivin 在不同组织中表达率的比较用χ2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结果（1）表达模式：COX-2在不同组织中主要表达在细胞质中；survivin 在 UDH 中主要表达在细胞质，而在 IDC、DCIS 和 ADH 组织中则在细胞质和细胞核中均有表达，在 IDC 中 survivin 在细胞核中表达增多；（2）COX-2和 survivin 在 IDC 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79．5％和67．2％，DCIS 为55．1％和59．6％，ADH 为42．1％和57．9％，UDH 为16．7％和1．7％，与UDH 组比较，COX-2和survivin的表达 IDC 组（χ2＝66．745，70．540）、DCIS 组（χ2＝22．084，51．967）和ADH 组（χ2＝9．176，42．82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3）COX-2和 survivin 的表达 IDC （79．5％和67．2％）与 DCIS（55．1％和59．6％）（χ2＝14．768，P＜0．05；χ2＝1．330，P ＞0．05）、IDC 与ADH（42．1％和57．9％）（χ2＝25．293，P＜0．05；χ2＝1．484，P ＞0．05）比较，COX-2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survivin 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4）DCIS 与 ADH 比较，COX-2和survivin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331，0．039；P ＞0．05）；（5）患者不同年龄、肿瘤大小 COX-2和 survivin 的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不同组织学分级、有无淋巴结及远处转移COX-2和 survivin 的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6）COX-2和 survivin 二者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r＝0．210，χ2＝5．626，P＜0．05）。结论 survivin 在乳腺良、恶性病变中表达的不同定位，对乳腺疾病性质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COX-2和 survivin 高表达是乳腺癌发生、侵袭转移行为的生物学标志，联合检测有望成为评估乳腺癌生物学行为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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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氟尿嘧啶磁性白蛋白微球对离体牛肝脏射频消融增效作用的研究
目的：探讨射频消融（RFA）联合5-氟尿嘧啶磁性白蛋白微球（5-Fu-MAMS）对离体牛肝脏射频消融体积的影响。方法实验材料采用新鲜离体牛肝，根据消融介质的不同，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A 组为单纯 RFA 组；B 组为 RFA 联合游离5-Fu 组；C 组为 RFA 联合5-Fu-MAMS 组。观察各组消融灶形态学特征，测量消融灶平均大纵径和横径，计算消融灶体积，通过肉眼大体观察和显微镜下观察消融灶病理改变。射频消融时间、温度、消融灶纵径、消融灶横径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显著性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离体牛肝对射频融灶的形态肉眼观，所有消融灶中心横切面大体形态均呈灰白色椭圆形外观；剖面可见明显的凝固性坏死区，中央组织干燥，治疗区域和周围肝组织分界比较清楚；镜下呈典型凝固性坏死改变。A、B、C 组所形成的平均消融体积大纵径分别为（4．45±0．23）cm、（4．93±0．53）cm、（5．68±0．59）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10．23，P ＜0．05）；平均大横径分别为（2．83±0．25）cm、（3．08±0．22）cm、（4．10±0．14）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61．23，P＜0．05），RFA 联合5-Fu-MAMS 组平均消融体积明显大于其他两组。A、B、C 组平均消融时间分别为：（472．00±20．49）s、（632．50±21．05）s、（836．50±19．10）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489．28， P＜0．05）。A、B、C 组消融完成时距离中心穿刺点周围3cm 处的平均温度变化分别为：（41．83±2．04）℃、（47．33±3．83）℃、（55．67±2．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37．20，P ＜0．05）。结论RFA 联合5-Fu-MAMS，能产生更大的组织消融灶，组织病理上呈典型凝固性坏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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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5-氟尿嘧啶修饰物在裸鼠大肠癌组织分布的意义
目的：探讨聚乙二醇（PEG）修饰的5-氟尿嘧啶磁性白蛋白微球（PEG-5-Fu-MAMS）和5-氟尿嘧啶磁性白蛋白微球（5-Fu-MAMS）对大肠癌组织的被动靶向性。方法20只人大肠癌裸鼠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PEG-5-Fu-MAMS 组、5-Fu-MAMS 组，每组10只，分别将2种不同的制剂（按8 mg/kg5-Fu）经尾静脉给药，在磁场下30 min 后，经眼眶采血，处死大鼠，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肿瘤组织、血清和肾脏组织中5-Fu 的水平。采用 SPSS 13．0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两组不同组织中5-Fu 水平以 x ±s 记录，显著性检验采用 t 检验。结果注射 PEG-5-Fu-MAMS 组大肠癌组织中的5-Fu水平为（51．21±2．12）μg/mL，明显高于5-Fu-MAMS 组的（33．07±8．21）μg/mL（t ＝78．69， P＜0．05）；而在注射 PEG-5-Fu-MAMS 组的血清中5-Fu 的水平为（1．69±0．53）μg/mL，则明显低于5-Fu-MAMS 组的（6．78±0．23）μg/mL（t ＝18．76，P＜0．05）；在肾脏中 PEG-5-Fu-MAMS 组药5-Fu 水平为（21．1±2．3）μg/mL，明显低于5-Fu-MAMS 组的（38．2±4．9）μg/mL（t ＝39．23，P ＜0．05）。结论PEG-5-Fu-MAMS 比5-Fu-MAMS 的亲大肠癌作用强，PEG-5-Fu-MAMS 有望成为一种新的靶向治疗大肠癌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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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 RNA 在肺腺癌发生与发展中的研究进展
全世界每年约有160万新诊断的肺癌患者，肺癌已成为男性常见恶性肿瘤，为女性肿瘤发病率的第2位［1］，在肺癌中，多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其中肺腺癌尤为常见，并且大部分患者在确诊时已是晚期，失去了手术机会。在治疗方面，虽然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等治疗手段飞速发展，但其生存率仍不令人满意。微小 RNA（microRNA，miRNA）是一种真核生物内源性小分子单链 RNA，包括约21～25个核苷酸，是一组不编码蛋白质的短序列 RNA，其5′-非翻译区的2-7个核苷酸的“种子序列”可以与靶 mRNA 的3′-非翻译区以碱基配对方式完全或不完全互补结合，诱导 mRNA 的切割降解，翻译抑制或者其他形式的调节机制抑制靶基因的表达［2-4］。1993年发现首个 miRNA：miRNA-lin-4，miRNA 的编码基因是目前大的一类调节基因。近年来研究显示， miRNA在细胞的生长、增殖、分化和凋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并与许多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5-8］。本文对目前 miRNA 研究在肺腺癌领域的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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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病（3）
黄斑部视网膜前膜（macular epiretinal membrane）：黄斑前膜可引起患者视力下降和视物变形。本例图片是黄斑部视网膜前膜患者，眼底照相检查图像（左图）：可见黄斑区视网膜皱缩，呈现灰白色膜状物，视网膜血管受牵引，走行扭曲变形。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检查图像（右图）：可见黄斑区视网膜血管受牵拉迂曲变形。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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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合作”教学模式对医学本科生临床诊断和科研能力的影响
随着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医学各学科的研究内容不断完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医学机能学实验教学成为医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机能实验学是把生理学、药理学和病理生理学三门学科的实验有机地融合为一门新型的独立的实验性课程，从临床实践出发，将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病理病生和生理特点、药物治疗这些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培养医学本科生的全局观念、科学思维和临床诊断能力极有利。如何提高医学本科生的自学能力、临床诊断能力、科技创新能力，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亟须解决的课题。其中提高医学本科生临床诊断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合理构建机能实验课程体系和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笔者在以往实践［1］的基础上，借鉴研究生培养模式，适时适度地开展了医学机能学实验学研合作教学方法的改革。“学研合作”教育模式是将学习和科研相结合，以科研问题为学习的起点和中心，主要通过自主学习来解决问题，是一种创造性的教学模式，也是现代以来国际上诸多学派所共同认识并大力提倡的学习方式，它同时也对许多教学模式产生过积极影响并成为其理论内核。在过去的医学生教育中我们不断提高了对理论课、临床实践技能的培养的重视，但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医学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此，将学研合作模式运用于医学机能学实验教育中，能促进发展以培养诊断水平和科学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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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杆菌γ-干扰素体外释放试验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体外释放酶联免疫法检测结核杆菌γ-干扰素（TB-IGRA）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科2014年1～9月诊治的55例结核性和49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的病例资料，对患者进行 TB-IGRA、细菌涂片镜检、结核菌素皮试（PPD）和结核杆菌抗体等检测，并对以上诊断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联合检测血清癌胚抗原（CEA）及胸腔积液腺苷脱氨酶（ADA），以评估 TB-IGRA 联合 CEA 和 ADA 对鉴别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意义。采用 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阳性例数以率表示，并进行卡方检验。CEA 和 ADA 的测定值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显著性检验用 t 检验。结果55例结核组患者 TB-IGRA 阳性53例，达96．36％；49例恶性组患者 TB-IGRA 阳性1例，仅2．04％，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8．62，P＜0．05）。结核组血清CEA 水平[（2．34±1．80）μg/L]显著低于恶性组[（2358．68±1069．40）μg/L，t ＝-15．42，P ＜0．05]；胸腔积液 ADA 水平[（57．51±26．90）U /L]显著高于恶性组[（14．43±3．57）U /L，t ＝11．76， P ＜0．05]。结核组中 TB-IGRA、涂片镜检、PPD 试验以及结核杆菌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96．36％、22．64％、46．67％和35．14％，TB-IGRA 的阳性检测率高（χ2＝78．60，P＜0．05）；TB-IGRA 对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敏感度（95．65％）、特异度（96．77％）、阳性预测值（97．78％）、阴性预测值（93．75％）及准确性（92．42％）高。结论与传统的检测指标相比，TB-IGRA更具灵敏性和特异性；TB-IGRA联合 CEA、ADA 检测对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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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技术在胸腔积液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胸腔积液病因复杂，相当一部分临床诊断困难，有创性技术在其病因诊断中有重要地位。本文详述了有创技术包括胸腔穿刺术、胸膜活检以及内科胸腔镜等在胸腔积液诊断的应用价值。胸腔穿刺术、胸膜活检术常作为初步的诊疗手段，胸腔穿刺术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并发症少，临床广泛开展。胸膜活检可以直接提供病理组织学标本，对诊断具有确诊的价值，优于常规的检查方法，但是其阳性率不高，经超声或 CT 引导下进行胸膜活检术可以提高活检阳性率，尤其在尚未开展胸腔镜的基层医院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内科胸腔镜可以直观、清晰地观察几乎包括全部壁层胸膜及大部分肺脏表面和横膈，能够发现早期较小的病灶，并且可以选择可疑部位，钳取组织进行活检，阳性率可高达90．0％以上，提高了胸腔积液确诊率，是一项安全性和诊断率均较高、并发症尤其严重并发症发生率较低的一项检查手段，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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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诊为肺炎的老年性显微镜下多血管炎一例
临床资料：患者男性，73岁，农民，因“咳嗽、咳痰、气促伴发热1月，加重2 d”于2013年3月26日入住广东省人民医院呼吸科病区。患者于1个月前无诱因出现咳嗽、咳少量白粘痰、伴胸闷、气短、乏力、纳差、低热，外院胸部 CT 提示右中下肺叶多发肺气囊肿并感染。2 d 前高热，高达39．6℃，咳嗽、咳痰、胸闷、气短等症状加重，无脓痰、胸痛、咯血，1个月体质量下降4 kg。既往有高血压病史10余年，有吸烟史，偶饮酒。入院查体：体温：36．8℃，脉搏：85次／分，呼吸：24次／分，血压：125／70 mmHg （1 mmHg ＝0．133 kPa），神清，气促，胸廓对称，右下肺语颤减弱，双肺叩诊呈清音，右下肺可闻及散在湿罗音，心率85次／min，律齐，未闻及心脏杂音及心包摩擦音，腹部、四肢、神经系统检查无特殊。入院后检查及诊治情况：白细胞（WBC）：17．99×109／L，中性粒细胞（N）比值：0．854，嗜酸性粒细胞（EOS）比值：0．092；红细胞沉降率（ESR）：139 mm／h，降钙素原（PCT）：0．7μg／L，C-反应蛋白（CRP）：160 g／L；血清肌酐（Cr）：263．7μmol／L，血清尿素氮（BUN）：11 mmol／L；尿常规：血液（3＋）、白蛋白（＋），红细胞：113．7／UL；血气分析、肿瘤指标、肝炎、梅毒与 HIV、结核抗体、心、肝功能未见异常，痰、尿、血培养阴性；血曲霉菌、假丝酵母菌和新型隐球菌抗原、G 试验均为阴性；胸片提示右上肺结节影，双下肺间质性炎症并少量胸腔积液；心脏彩超提示左室舒张功能减退、左室射血分数为66％；腹部 B 超未见异常；纤维支气管镜下表现大致正常。入院初步诊断为“肺炎”，先后予“头孢他啶＋环丙沙星”、“头孢哌酮／舒巴坦”及“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呼吸道症状略有缓解，但仍有发热、乏力。检查：WBC：20．82×109／L，N 比值：0．817，EOS 比值：0．080，PCT：0．88μg／L，CRP：120 g／L，Cr：378μmol／L，尿蛋白：1432．2 mg／24 h，尿白蛋白：381．3 mg／24 h、尿蛋白肌酐比值：1248．91 mg／gCr，血白蛋白：15 g／L，尿量减少。肺部体征较前无明显变化。4月1日患者出现双下肢腓肠肌压痛和凹陷性水肿，追问病史，诉“双下肢疼痛1月余”。4月7日胸部 CT：右肺上叶尖段见结节影，右肺中叶外侧段及右肺下叶各段支气管扩张，呈囊状改变，双侧胸腔少量积液，见图1～4。4月8日，C3：0．892 g／L，C4：0．289 g／L，RF：36．3 IU ／mL；抗β2-GP1-IgG：6．2 RU ／mL，抗β2-GP1-IgM：3．1 RU ／mL，抗心磷脂抗体 IgG、IgM均阴性；抗双链 DNA：17 IU ／mL，抗核抗体和抗 ENA 抗体均阴性；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阳性，抗髓过氧化物酶（MPO）抗体：146 Ru／mL，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7．4 U ／ml，抗蛋白酶（PR3）抗体：2 Ru／mL。肾穿刺活检：可见多个肾小球毛细血管袢纤维素样坏死伴新月体形成，肾小管灶性萎缩，间质可见广泛中性粒细胞浸润。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实验室检查和病理结果，诊断“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PA）”明确，遂给予“甲基强的松龙”，联合环磷酰胺静脉冲击治疗。治疗3 d 后，患者精神渐好转，偶有低热，无咳嗽、咯痰、胸痛、气促，双下肢肌痛不明显，再次复查血常规及炎症指标：WBC：14．43×109／L，N 比值：0．78，EOS 比值：0．011， PCT：0．06μg／L，CRP：5．6 g／L；Cr 降至232μmol／L，BUN：29．11 mmol／L；复查胸片提示肺部阴影明显减少。于2013年4月17日出院，门诊随访。后诊断：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icroscopic polyangiitis，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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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胸腔镜检查对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内科胸腔镜检查对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病因诊断的价值，了解不同病因胸腔积液内科胸腔镜下影像学的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90例经内科胸腔镜检查的胸腔积液患者的病因构成，比较结核性胸腔积液（16例结核组）、癌性胸腔积液（50例癌性组）和炎症性胸腔积液（24例炎症组）患者的临床资料与胸腔镜下表现。结果（1）病因构成：90例胸腔积液患者中，炎症性与癌性所占比例大，分别为26．7％和55．6％；（2）临床资料：结核组黄色胸腔积液较多见，癌性组血性胸腔积液较多见；（3）内科胸腔镜下表现：结核组以胸膜粟粒结节、广泛粘连较多见；癌性组胸膜不同程度分隔、包裹、大小不等弥漫结节较多见。结论癌性、炎症性、结核性分别是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的常见3种病因，内科胸腔镜检查结合病史资料及胸腔积液生化检测，可以大大提高该类胸腔积液病因的诊断率，并有创伤小、恢复快、安全性高的优势，应成为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的标准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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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标本留取和检验技术进展
形成胸腔积液的病因繁多，实验室检查可区分漏出液与渗出液，鉴别良性与恶性、结核性与非结核性胸腔积液。胸腔积液的实验室检验包括常规检验、细胞学检验、生化检验、免疫学检验和分子生物学检验。标本留取属于分析前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室认识到分析前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其在临床工作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形成胸腔积液的病因以结核性和癌性居多，因而出现了大量针对结核性和癌性胸腔积液检验的新项目和新技术。本文就这些新项目、新技术检测结果的意义和全程质量控制进行评述，分析其优缺点，便于临床实验室决定是否开展该项目和技术，同时也便于临床医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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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的诊断思路及临床处置
胸腔积液是由各种病因所致的胸膜腔积液，其只是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体征，并非是一种疾病，因此胸腔积液的诊断并非确诊的终点，而病因诊断才是终目的。胸腔积液的病因复杂多样，形成机制千变万化，因此病因诊断也非常困难。在临床中渗出液、漏出液的分析，良性、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应遵循优先无创检查，必要时有创检查的原则。在整个诊断思路中，恰当的应用整体、辨证的哲学思维正是诊断学的艺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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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特异性胸膜炎的定义和诊断
本文介绍非特异性胸膜炎（NSP）的定义和诊断。NSP 一般指病因未明的渗出性胸腔积液，胸膜活检无结核及恶性疾病等特异性发现，仅有胸膜炎症的非特异性组织学改变。大部分胸膜活检诊断为 NSP 的患者可在随访中找到病因，包括肺及胸膜炎症或良性疾病、结核、恶性胸膜间皮瘤等。明确 NSP 的定义及诊断方法、探寻其具体病因有利于对患者及时进行诊断和干预，有积极的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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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睾囊肿伴阴囊结石的超声影像学特征
超声检查广泛应用于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普查，超声诊断阴囊结石临床少见，国内文献多散在报道睾丸鞘膜腔内结石伴有睾丸鞘膜积液［1-5］。附睾囊肿伴阴囊结石的报告罕见，现报道1例附睾囊肿合并阴囊结石的超声表现，旨在提高超声检查对该疾病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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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第一届编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中华诊断学高峰论坛纪要
《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第一届编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中华诊断学高峰论坛，于2014年8月9日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隆重召开。中华医学会电子音像出版社社长史红编审，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总编白波教授，《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总编、《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名誉总编、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杨志寅教授，“十五”规划教材《诊断学》第6版主编、《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编委会顾问潘祥林教授，《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编委会顾问高长斌教授，全国高等教育委员会诊断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副总编康熙雄教授，济宁医学院副院长李建军教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副总编陈东风教授，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期刊管理办公室鲁玉红主任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位编委出席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