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介入治疗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评价研究进展
摘要：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我国常见的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在全球范围恶性肿瘤中，肝癌的发病率位于第6位，在死亡原因中位于第3位，约四分之三的患者在发现肝癌时就已经失去手术机会[1]。肝癌的治疗方法很多，除病灶或肝叶切除、肝移植以外，还有化疗、放疗、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 TACE）、瘤内无水酒精注射、射频消融、微波、冷冻等多种方法[2]，众多研究表明[3-6]，TACE是HCC非手术治疗中有效和首选的方法。此种方法的治疗基础是肿瘤组织和正常肝组织不同的血液供应，也正是因为肝脏的这种双重血供，肿瘤边缘往往会有门脉侧支参与供血，导致供血血管无法完全栓塞以及栓塞后侧支形成、交通支开放等，加之TACE不能一次完全杀死所有肿瘤细胞等原因，此种方法很难达到根治的目的，需要多次治疗。所以TACE术后随访和对肿瘤存活与坏死的准确评价是其取得良好疗效的重要因素，能够指导制订治疗方案和把握治疗时机，同时能够判断患者的预后情况。以往常通过超声、CT或者MRI常规序列来对TACE术后进行随访和复查，但这些方法往往仅限于对肿瘤大小、密度、信号、强化等的评估，如临床上常用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确定的实体肿瘤的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RECIST）[7]主要评价肿瘤的大小变化，然而肿瘤大小不变并不代表没有杀死癌细胞，肿瘤体积缩小与肿瘤坏死并不是对等的，CT虽然能够很好地显示碘油的沉积，但同时也掩盖了残余肿瘤的显示，MRI虽然不受碘油影响，但其不能区分反应性肉芽组织和存活的肿瘤组织[8]。所以需要一种能够反映TACE术前术后变化的检查方式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是以组织结构的生理功能为基础，以图像形式显示其状态的成像技术，其出现为TACE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fMRI包括多种方法，如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灌注成像（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PWI）、磁共振波谱分析（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以及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blood oxygenation level-depend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BOLD- fMRI），以下分别对这几种方法在肝癌介入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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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脂蛋白在冠心病发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高密度脂蛋白具有逆转运胆固醇、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的作用,从而抑制了冠心病的发病和进展,因此在一定条件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冠心病的发病呈负相关关系.但是由于其高度异质性及其在炎症状态下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高密度脂蛋白却可能促进冠心病的发病和进展,通过药物升高血浆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浓度目前未能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文章对高密度脂蛋白在冠心病发病中作用的新进展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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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in A2与乳腺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Ammexin A2又名P36、P39、Annexin Ⅱ、Calpactin Ⅰ重链、Lipoeortin Ⅱ,是Annexin蛋白(磷脂结合蛋白)家族13个成员中的一员,存在于人内皮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神经细胞和一些肿瘤细胞,在增生和转化的细胞中高表达,在终末分化的细胞中低表达,早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发现Annexin A2高表达.近年来,Annexin A2越来越多的生物学效应被揭示,Annexin A2与其他Annexins不同,具有与RNA结合的特性,与DNA合成、复制相关,在肿瘤的发生、浸润和转移中起作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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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细胞癌与毛母细胞瘤鉴别相关分子标记物的研究进展
基底细胞癌与毛母细胞瘤在治疗和预后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由于对两者的分类和诊断比较混乱，给临床治疗带来诸多不便，也给患者增加了不必要的痛苦。这就要求临床医师能及时、准确、有效地鉴别诊断基底细胞癌和毛母细胞瘤。临床上，尤其在病理上，明确鉴别两者很困难。近些年，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从免疫组织化学和遗传学等方面对两者的研究增多，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鉴别依据。本文综述几种近年来研究较多的用于两者鉴别诊断的分子生物学标记物AR、CD10、Ln5γ2、Nestin、PHLDAl和CK20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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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胺2，3双加氧酶与调节性T细胞诱导移植免疫耐受的研究进展
如何有效克服移植排斥反应、成功诱导移植免疫耐受是目前器官移植领域面临的大难题。免疫抑制剂仍然无法解决移植物的慢性排斥问题，需终身服用且有较大的毒副作用［1］。移植免疫耐受是受体在无免疫抑制剂应用的情况下移植器官具有功能而不成为破坏性免疫攻击对象的状态。免疫应答过程包括一个高度抗原特异性的启动阶段和一个相对的非抗原依赖的效应阶段。为了有效地限制非特异性的破坏性效应，免疫系统发展了一系列的免疫调节机制。调节性T细胞（ regulatory T cell ， Treg）在这种调节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研究表明［3］，过表达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 antigen-4，CTLA-4）的Treg激发树突细胞（dentritic cell，DC）表达有活性的吲哚胺2，3双加氧酶（ 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 IDO）产生耐受性DC（tolerogenic DC，Tol-DC），进而诱导免疫耐受，提示在色氨酸分解代谢为基础上的IDO与Treg的相互调节作用可能是免疫耐受的关键介导因素之一。本文就IDO与Treg在诱导移植免疫耐受中的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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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PAK 信号通路与肿瘤的关系及其在结直肠癌中的研究进展
Rac 及其下游靶蛋白 p21活化激酶（PAK）均是近新发现的多功能效应因子，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PAK主要通过其N端调节/黏附区的p21结合域（PBD）与上游调节器Rac相互作用从而使Rac/PAK信号通路激活，在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侵袭及转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Rac/PAK信号通路不仅可以作为一种预测因子来判断结直肠癌的恶性进展及估计预后并且可能成为结直肠癌治疗的药物靶点，这些都为Rac/PAK信号通路应用于结直肠癌的诊疗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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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本甲状腺炎的诊断进展
桥本甲状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HT），又称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通常也叫桥本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发病率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中位居首位，近年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1］。由于发病隐匿，常在体检或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状时就诊，或因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肿瘤手术时证实。目前对桥本病的认识远不能满足临床需要。总结近10年相关文献及个案报道，将桥本甲状腺炎的发病机制、临床特点及影像检查特征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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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2在乳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 cell lymphoma/leukemia2，Bcl2）是一种抗凋亡基因，其高表达与肿瘤发生关系密切。非三阴性乳腺癌中存在Bcl2的高表达，其高表达的机制尚未完全清楚，已发现参与调节的因素有雌激素、COX2、EGFR、BP1及E-钙黏蛋白等。研究发现 Bcl2的高表达预示着非三阴性乳腺癌患者较好的预后，可能与Bcl2在乳腺癌细胞中高表达可减缓细胞增殖、肿瘤生长，并减弱其侵袭性有关。Bcl2过表达可拮抗细胞凋亡，减弱乳腺癌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Bcl2过表达却可作为乳腺癌对他莫昔芬治疗良好反应性的指标。针对Bcl2的基因治疗是目前肿瘤治疗的研究热点，反义寡核苷酸技术、Bcl2蛋白抑制剂等均可作为下调Bcl2的手段，已有不少体外实验证实了它对乳腺癌细胞凋亡的诱导作用及其逆转化疗耐受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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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血移植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因同胞间人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基因相合供者的不足,近十余年来已将供者扩展到HLA基因相合的无血缘关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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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诱发电位临床新进展
体感诱发电位广泛应用于临床，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异性躯体感觉传入通路、脑干网状结构及大脑皮层的机能状态，对于中枢系统诊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总结了近几年诱发电位的新进展，进一步为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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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强直性脊柱炎的MRI和超声诊断研究进展
脊柱关节病（ spondyloarthropathies ，SpA）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侵犯脊柱、外周关节和关节周围结构的多系统炎性疾病，以强直性脊柱炎（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为原型，还包括反应性关节炎与赖特综合征、银屑病关节炎、炎性肠病关节炎、幼年发病的脊柱关节炎以及一组未分化的脊柱关节炎。 AS是一类主要累及骶髂关节和脊柱关节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目前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被认为是一类与人类白细胞抗原（ human leucocyte antigen-B27，HLA-B27）基因高度相关的遗传性疾病，近来研究也证实与一些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MHC）类基因、非MHC基因及微生物感染有关。其主要特征有炎性背痛（ inflammatory back pain ， IBP）、脊柱运动受限、外周关节炎、肌腱附着端炎和前葡萄膜炎等。首发部位多为骶髂关节，逐渐累及脊柱及四肢关节。随着病情的发展，将造成软骨和骨的破坏，晚期的病理改变将难以修复，终发展为脊柱或外周关节骨性强直、畸形，甚至致残［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