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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发展历程
移植器官来源模式是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文精神升华完美结合的产物.移植器官来源经历了异种动物、死刑遗体、亲属活体、脑死亡供体、亲属活体+非亲属活体、心死亡供体、多种来源这7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异种移植离临床应用遥远;死刑来源倍受批评;活体移植伤害健康人.器官捐献移植发展史证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值得大力推广.以美国全脑死亡器官捐献和英国脑干死亡器官捐献为代表的美-欧模式,均为生前自愿同意,且绝对无偿.公民认为任何形式的补偿都会改变捐献行为本来的性质.心死亡器官捐献是脑死亡器官捐献的补充,适用于既不符合脑死亡标准又无法救治,同时家属又有强烈捐献意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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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心死亡器官捐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供器官短缺是全球器官移植面临的大问题之一.我国器官捐献率明显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心死亡器官捐献(DCD)是现阶段解决器官短缺的关键性措施.我国DCD工作刚开始,涉及到一系列伦理、法律、人权等社会问题.为避免出现器官买卖现象,保障器官捐献工作的有序开展,必须加强器官捐献工作的规范管理,用法律来规范器官捐献的社会行为,用行政手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协调系统,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制定器官分配的规则和合理的捐献救助标准,以保证DCD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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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有序开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同样面临供器官短缺这一严峻的挑战.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捐献逐渐减少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拓展其他来源的器官捐献.为此,卫生部及相关部门在加快脑死亡立法,规范活体器官捐献,以及推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些规范管理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和长远发展.本文主要分析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面临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应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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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协作，全民参与，全面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逐渐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器官短缺严重阻碍着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要摆脱人体器官移植工作面临的困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需从根本上解决器官来源问题，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既符合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伦理学原则，又切合我国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相关工作，并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开展。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初具规模，工作成绩显著。今后，只有多方协作，全民参与，才能全面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开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新局面，使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为世界器官移植事业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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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思考
器官捐献离不开协调员.只有建立一支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职业化协调员队伍,才能及时发现潜在捐献者、提高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率.现阶段协调员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选拔、聘用协调员忽视专业特点,协调员队伍建设非专业化明显;协调员职业方向不明确,对未来比较迷茫;协调员社会地位不明确,流动性大;政府配套制度缺陷,基本保障制度未建立,协调员缺乏被尊重感.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器官捐献法,确保器官捐献工作有法可依;并设立专门机构,健全组织领导,明确协调员的工作权限和其他相关部门的义务;同时建立严格的选拔机制,加强培训与考核,建立精神激励、物质激励、职业发展激励等多方面的长效激励机制.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需要经历一个在实践中探索、认识上深化、理论上总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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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捐献与分配相关问题初步探讨(2):弹性假定同意器官捐献登记系统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医疗卫生投资较低,预示了在中国建立器官捐献系统较发达国家将会更加困难."弹性假定同意"是经过多年多国实践检验的、能快速增加器官捐献率的知情同意法则,它既符合WHO器官捐献原则,在尊重供体捐献意愿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家属的知情同意权,同时也尊重不愿或不能捐献器官人群的人权,其经济易行的优点更加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心死亡器官捐献、高效率的器官捐献登记系统、帮扶政策三者的有机结合,似乎更加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是中国器官捐献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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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肾移植11例临床分析
器官来源日益紧缺是目前肾移植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第2版)》[1]中国三类标准,即中国过渡时期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awaiting cardiac death,DBCD)为扩大器官来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泌尿外科2007年9月至2012年8月完成的11例DBCD肾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特点,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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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心理咨询理论与技能提高器官捐献成功率
器官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有效的方法.随着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移植技术不断提高,在临床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国.然而,供器官短缺是当今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1].由于我国器官移植事业起步晚,相关制度不够健全,宣传力度不足,加之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导致供器官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患者的需求,供器官来源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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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成年人逝世后捐献肾脏的功能维护、评估和应用指南
1 前 言随着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未成年供者(未满18周岁)的器官捐献逐渐增多.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移植中心为例,自2011年至今,未成年人供肾移植占该中心所有CDCD肾移植的20.1％,未成年捐献者占所有捐献者的19.7％.未成年人逝世后器官捐献供器官的应用,扩展了捐献器官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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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版）
器官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脏器功能衰竭为有效的手段。研究表明，供器官获取、保存及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影响移植预后的重要因素［1］。自20世纪中期起，各研究中心不断研发、改进器官保存液，如Collins液、UW（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液、HTK（ histidine-tryptophan-ketoglutarate）液等相继问世，促进了基于器官保存液的静态冷保存（ static cold storage，SCS）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器官保存进一步摆脱了时间及地域限制，器官保护技术进入崭新的纪元，极大推动了器官移植事业的进步［2］。 SCS仍是目前器官保存常用的技术，为全球多数器官移植中心广泛使用。目前，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然而捐献器官本身以及较长的热缺血、冷缺血时间，导致缺血再灌注损伤（ ischemic reperfusion injury， IRI ）更为严重，显著影响移植预后。因此，如何改善供器官质量尤为重要［3］。近年来，新兴的机械灌注技术应用于器官保存与修复，但受压力、灌流速度、氧合情况等参数综合影响，其广泛应用还需大量多中心临床试验验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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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
1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与心脏死亡诊断标准1.1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属于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三大类中的“中国二类(C-Ⅱ)”,即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注)或称无心跳器官捐献(non-heart beating donation,NHBD)[1].近年来,DCD在我国已发展成为移植器官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移植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联合制定本专家共识,以规范DCD器官的评估与应用,保障移植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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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膜肺氧合在中国公民逝世后捐献供器官保护中的应用专家共识（2016版）
1前言2012年，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第2版）》依据前期探索经验并参照国际分类，将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三大类：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 ），包括目前国际上的Maastricht标准的M-Ⅰ～Ⅴ类；中国三类（ C-Ⅲ），中国过渡时期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awaiting cardiac death ， DBCD）。这三类供者均可发生中枢神经体液调节紊乱和炎症介质释放，出现血流动力学紊乱，导致进行性组织器官氧合灌注障碍，使器官功能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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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获取组织的建设与管理
器官获取组织(OPO)的建设和管理是发展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关键.国内现有OPO均依托具备移植资质的医院组建,存在主管部门不明确,团队成员构成不合理,内部制度建设落后,工作流程不规范,资金支持力度弱,监管机制缺乏等等问题.应借鉴欧美等国家的先进经验,按任务型组织模式合理配置OPO数量及其人员,相对独立地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承担全国OPO日常工作的组织与领导职责.OPO内部成员共享领导权和决策权,并加强伦理监管,建立规范的捐献流程和经济核算制度,完善协调员职业发展与激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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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的移植应用
实体器官移植后感染是影响移植器官及受者存活的重要因素。我国自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以来，供者来源性感染（DTI）案例不断增加。 DTI包括各种细菌、真菌、病毒等。临床上需要根据具体的病原体及受者的情况综合判断感染性供者器官是否使用。受者术后是否会发生DTI受供者感染的病原体种类、受者情况、术中情况及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方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建立完善供者来源性疾病的监控／报告系统，更好地通过循证医学证据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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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救助体系建立与实现途径的构想
为保证器官捐献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完善的器官捐献救助体系和长效工作机制。器官捐献救助的特点是开放、公正和独立。各级民政部门要成为器官捐献救助的主体，同时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并积极推动器官捐献救助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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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美国移植年会纪要
2015美国移植年会（theAmericanTransplant Congress， ATC）于2015年5月2号至6号在美国费城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美国移植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 AST ）和美国移植医师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 Surgeons ， ASTS ）主办，共有380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共收到会议摘要2000余篇，内容涵盖实体器官移植、活体移植、器官捐献与分配、新免疫抑制方案、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和免疫耐受诱导等领域。世界各地移植领域专家齐聚费城，分别就肝移植、肾移植、小肠移植、心肺移植、胰腺移植及器官捐献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专题报告或口头发言，相关内容发表在2015年6月《美国移植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本文介绍的研究进展均来自2015 ATC专题发言或者口头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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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器官捐献协调员作用发挥受限的 因素及对策分析
目的 研究器官捐献协调员作用发挥受限的因素及对策.方法 选取本省器官捐献协调员54位,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估其工作中协调作用发挥受限的影响因素及解决措施.结果 应用统计学方法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在"捐献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阻力"调查中:59.26％的协调员认为捐献政策及法律法规不完善,96.30％的认为捐献者家属不理解及不支持,51.85％的认为医疗机构不支持,46.30％的认为交通等部门不配合,70.37％的认为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在"希望得到哪些支持"调查中:83.33％的希望有完善的法规依据及保障,87.04％的希望建立多部门协调共商机制,96.30％的希望加强器官捐献的宣传和推广,87.04％的希望建立协调员工作交流平台.在"协调员个人希望得到哪些方面的提高"调查中:85.19％的希望得到器官捐献法律法规的培训,79.63％的希望得到医学相关知识的培训,100.00％的希望得到沟通技巧的培训.在"建议"调查中:83.33％的建议卫生部门出台规定,将器官捐献工作纳入医院医疗工作内容,并作为考核指标之一;98.15％的建议发挥好省(市、县)红会协调员的作用,利用地域优势开展工作,拓展捐献信息资源;98.15％的建议大力开展捐献工作的宣传推广,利用多种形式做好省(市、县)捐献工作的宣传.结论 本省器官捐献协调员作用受限的因素包括:家属不配合、法律法规不完善、部门间协作不畅、自身沟通技巧有待提高、缺少工作交流平台.可采取的对策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多部门协调合作的长效共商机制,加大对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广及支持工作,建立协调员专业知识及沟通技巧的培训平台,积极发挥地区红会力量,拓展捐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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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运作流程分析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人体器官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了扭转目前国内器官供需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提高大众对器官捐献的知晓率和认同感,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的法律法规,各省市也根据实际情况先后对器官捐献移植运作流程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但是,目前在国家层面,器官捐献移植仍无统一的运作流程,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严重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本文从器官捐献的基本概念出发,总结分析了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的基本组成结构.以运作流程为视角,将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过程划分为器官捐献流程、器官获取流程、器官分配移植流程和器官移植后的总结分析流程,并对每个流程的具体运作过程进行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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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方式和方法
器官移植有赖于器官捐献,器官捐献属于"利他善行".要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匮乏问题,必须广泛开展与之相关的公民教育.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渗透教育与情境陶冶、重点教育与典型示范、自我教育与德性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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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日、中四国器官移植伦理和法律规范的比较
本文选取英、美、日、中四国关于器官移植的伦理、法律规范及学者观点进行研究对比.对于器官的界定,四国的差异在于是否将人体组织和细胞视为人体器官.器官来源主要以尸体为主,美、日、中三国都采用“选择加入”模式,英国率先在威尔士实行“选择退出”模式,四国对活体捐献以及未成年人的捐献范围进行了严格规定.在器官的摘取方面,英、美、日三国都以法律形式承认了脑死亡,我国仍采用多种死亡评判标准.在器官分配方面,四国都成立了独立机构并制订了相应的执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