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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死亡供体器官捐献在肝移植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肝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肝脏疾病的一种成熟手段，随着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严重的供体器官短缺越来越成为阻碍肝脏移植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为了使更多的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器官移植医生尝试了多种手术方式，如成人间亲属活体供肝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等术式，但是这些仍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器官需求。目前，我国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与术后受者存活时间已达到国际水平，但是在器官来源方面却存在着巨大差别。国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多以脑死亡供肝为主，心脏死亡供肝为辅，而我国的供者情况则是以尸体为主。由于缺少脑死亡的立法，虽然可以根据脑死亡判定标准（征求意见稿）判定供者是否符合临床脑死亡［1］，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支持，仍需等待撤除对供者的呼吸与循环支持，待供者呼吸循环完全停止后才能进行器官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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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高我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的成功率
自2010年我国政府启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工作以来，器官捐献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实现了移植器官来源从司法途径向公民自愿捐献的成功转型［1］。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移植第二大国和亚洲器官捐献的成功典范。然而，我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我国每百万人器官捐献率仅为2.1%，远低于欧美国家水平［2-5］，尚不能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如何提高我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改善捐献器官的质量，提高移植术后的疗效仍是我国器官移植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近10年来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实践经验，就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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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伦理道德与器官移植
医学发展早已度过了经验医学的年代，从而转向证据医学。近十年来，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大量应用于临床医学的各个领域，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各种诊疗的指南和规范不断地被发布，无疑起到了促进医学信息交流、推动医疗公平和医学成果应用的作用，体现出著名的循证医学的推动者David Sackett教授为循证医学所做的初定义：“谨慎地、明确地、明智地应用当代佳证据，对个体患者医疗做出决策”。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则更广泛地将循证医学应用于公共医疗决策，特别是在器官移植、临终医疗等涉及较多伦理争议的领域中。器官移植不同于其他临床医疗手段。因为供体器官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公共性资源，任何一个器官移植的决定者都分分秒秒处于两难的窘境之中。仅就肝移植来说，目前我国临床肝移植技术已相当成熟，年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但由于我国的肝病发病率高，我国的肝移植发展速度越快，供体肝脏供需矛盾就越突出。医生总是一方面争取做更多手术、救治更多病人；另一方面要接受来自内心和外界的伦理学挑战，因为供体分配直接关系到每一个等待移植患者的命运。作为单纯的学术命题，学术界始终在关于如何改进移植技术，并通过技术改良〔例如亲体间移植、劈裂式肝移植、多米诺供体肝移植、利用边缘供体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等〕增加可用供体，以及如何扩大移植的适应证，使器官移植广惠于民两个方面做着不懈努力。可医生们越是想多救治病人，便会在伦理层面留下越多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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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 a
序言
一、正如总干事在执委会第七十九届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人体器官移植始于20世纪初一系列实验性研究。该报告提请注意自1912年因为Alexis Carrel做出的开拓性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以来，这个领域取得的一些主要临床和科学进展。从死者以及活体捐献人身上获取器官，通过外科移植给患者或者生命垂危患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在过去50年里，人体器官、组织和细胞的移植已成为全球的做法，它延长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极大提高了其生活质量。医疗技术的不断改进，尤其是有关器官和组织排异方面，导致了器官和组织需求的增加。尽管近年来尸体器官捐献大幅度增加，同时也更多依赖活体捐献，但是需求总是超过供给。 -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第2版）
一、目的
为规范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行为，保障器官捐献者的合法权益，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制订了《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目的是在尊重捐献者权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合法的、符合医学伦理的临床应用程序，以避免任何可能对捐献者、捐献者家属、器官移植受者和医护人员所造成的伤害。 -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于2011年4月26日发布《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试点医院参照《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纪要的通知》（卫办医管函〔2011〕234号）确定的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见附件1），开展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试点结束后两年内，未开展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工作的省级指定和OTC核定移植医院将被取消相应移植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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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预告
由器官移植学分会举办的“中国器官移植峰会暨器官移植医师高级研修班”（项目编号：医会学术［2014］-P02-02-215）将于2014年11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会期5天。我国的器官移植整体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但从具体的国情出发并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仍有很大差距，各移植中心的发展和不同器官的移植状况极不平衡。在专业技术方面，有许多难点诸如：慢性排斥反应发病机理及其对策、移植免疫耐受的诱导、肝移植后乙肝病毒再感染的预防和处理、如何提高移植物长期存活率等尚未解决，需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我国器官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启动心跳死亡供者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面临居多挑战。为了提高中青年移植医师的专业基础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提高我国移植的整体水平，本项目旨在跟踪国际上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就本领域许多难点问题如：慢性排斥反应发病机理及其对策、肝移植后乙肝病毒再感染的预防和处理、如何提高移植物长期存活率等邀请有关专家教授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并解答他们在临床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联系人：徐骁，联系电话：0571-8723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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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联邦国家器官捐献相关法律的基本框架
临床医师和律师都认为建立一套明确、有效的法律法规以监督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当包括遗体在内的捐献过程是否合法尚不被公众所认知和确信的时候尤为重要。这些法律条款理论上讲应当是清楚、易懂且方便实用的，应为建立和提高器官捐献的公信度提供依据和保障，而且并不对已形成的器官捐献标准形成任何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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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器官移植的法制与体制建设概要
现代器官移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共同成果，其在涉及医学技术、材料、运输、通讯等硬件的同时，更涉及了法律、伦理、教育、信仰等软件内容。随着移植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中国年度器官移植例数已位居全球第二位，但人口、疾病、宗教、人文及器官来源方式等因素加剧了供体短缺形势。器官移植立法的滞后性及各移植中心的自由竞争式运行模式阻碍了中国器官捐献与分配工作的效率及规范性。在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历经了数十年的法制化历程，并呈现出健康、有序的发展态势。本文以法制与体制建设为主线，概括介绍美国器官移植的历史与现状，旨在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完善与进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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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器官捐献组织架构与法律管窥
每当讨论到如何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时，总有人发表意见，认为如果法律上能够实现假定同意的政策，将会大大增加器官捐献者的数量。而往往提到这一论点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将西班牙在器官捐献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作为自己的论据，因为西班牙的公民死亡后捐献率曾经在全世界高（2009年达到每百万人口34.4名捐献者［1］）。这一傲人成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假定同意这一法律规定的直接结果。但实际上，这其中存在着极大误解。如果假定同意的法律规定真是打开器官捐献之门的金钥匙，为什么其他有着相似法律条文的国家却不能获得相同的成功［2］？西班牙整体的捐献体系在获得如此成功的背后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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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TPM培训班纪实
2015年11月的巴塞罗那秋高气爽，由西班牙移植获取管理机构（TPM）举办的第21届国际器官捐献、获取技术与管理高级培训班在风景秀丽的小镇桑特伊拉里萨卡尔姆隆重开幕。参与本次培训班的有来自奥地利、澳大利亚、克罗地亚、爱尔兰、马其顿共和国、日本、荷兰、挪威、沙特阿拉伯、南非、瑞典、瑞士、越南和中国的50余名器官捐献相关专业人员。本人有幸参与了这届培训班，并代表中国进行了有关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现状的发言，获得了主办方与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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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制化建设迎来历史机遇期
我国器官移植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手术技术不够完善、生存率低、免疫抑制剂缺乏等因素的制约，经过一段尝试之后，陷入停顿。随着新型药物的研发成功，同时20世纪90年代一些海外中青年学者学成归国，在老一辈移植专家带领下，使2000年之后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目前，我国器官移植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肝脏、肾脏、心脏、肺脏以及胰腺、小肠等移植手术均已成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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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还是财产?论人体器官的法律地位
人体器官是人格的载体,是可移植再用的特殊物.为了补偿器官权人因捐献行为受到的身体损害,给器官捐献者一定的补偿符合现代民法的基本精神和发展趋势,无损于国际公认的自愿、无偿捐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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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化改革之策略
目前,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还没有明确的职业定位,运行机制、工作流程和职业资格认证等制度还不健全,严重阻碍了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快速发展.本文从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出发,提出了明确岗位配置、完善课程设置、健全制度体系等三个方面的策略,以促使器官捐献协调员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达到法律认可、社会认同、资格认证和角色定位的终目标,有效地提高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积极性,提升公民心死亡后器官捐献率,改善当前我国器官供体严重不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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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社会宣教体系的思考
分析我国目前人体器官移植所面临的困境及导致器官移植供体短缺的社会影响因素,发现民众普遍缺乏器官移植及捐献流程的相关知识.欲缓解器官移植供体紧张,扩大供体来源,必须要赢得公民的广泛支持与理解,才能保证器官捐献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构建人体器官捐献社会宣教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探讨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教育应该遵循的原则,为科学地进行器官捐献的宣传教育提供建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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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体器官买卖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探析
随着我国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在医疗领域的运用愈发成熟、广泛.这一技术在为广大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引发了如人体器官犯罪、非法器官买卖等诸多问题,挑战着医疗秩序、社会稳定和道德底线.早在2010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就已明确非法器官买卖这一罪名,但时隔多年,器官移植领域并未得到有效规范,相关案件层出不穷,情形不容乐观.本文对人体器官犯罪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此类案件屡禁不止的原因并提出合理的整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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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参与器官捐献决定的伦理反思
器官捐献因其可能对个体的生命健康和身体完整性构成侵害,因此,个体有效的同意是器官捐献合法性、伦理性的前提.由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个体主体地位丧失,亲属成了器官捐献的重要参与人和实际决策者,进而引发个体和亲属谁该拥有器官捐献终决定权、亲属能否否定个体生前捐献意愿、亲属之间的权利如何界定等问题的讨论.据此,充分尊重个体的意愿,明确亲属在保护逝者权利和承担社会道德方面的双重责任,保障亲属参与器官捐献的权利,适度扩大法定亲属范围并确定亲属行使决定权的顺位性或许是我国亲属参与器官捐献决定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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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损伤死亡部分器官捐献后死因鉴定1例
1 案例资料1.1 简要案情张 某, 男,42 岁. 某 日 17 时 46 分, 驾 驶 摩托车与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及时在当地就医.查 体:T 37.2 ℃,P 135 次 / 分,R 18 次 / 分,Bp 121/65mmHg,呈深昏迷状态,双侧瞳孔直径 3.5mm,均无对光反射.经头、胸、腹部 CT 等检查,诊断:硬脑膜外血肿、脑疝、左侧颞骨骨折、头皮撕裂伤、多发肋骨骨折等.给予心电监护、呼吸机辅助呼吸、去甲肾上腺素泵入维持血压、甘露醇脱水降颅压等对症支持治疗.伤者病情危重,急剧进展,于伤后3 天死亡.伤者家属全部同意在其逝世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以救助他人.伤者死后立即由医院相关医务人员实施肝、肾等器官摘取,用于人体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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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对亲属器官捐献决定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措施
目的 通过潜在心脏死亡人体器官捐献(DCD)案例的访谈工作,探讨家属对亲属器官捐献决定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措施,为制定临床上缓解器官供应紧缺的应对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2015年1月～2016年1月参与本移植医学中心协调的潜在DCD案例62例,对潜在DCD者的家属通过专业调查人员进行访谈,通过对DCD案例成败分析、访谈时机、调查人员专业度、家属对器官捐献接受程度、家庭成员构造、家庭成员对DCD决定的影响等调查,探索家属对亲属器官捐献决定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措施.结果 捐献成功的主要因素:(1)与家属访谈的时机均为家属放弃治疗之后;(2)家属接受临床DCD的概念及流程,对DCD体制和使用情况不会质疑;(3)调查人员通过DCD访谈技巧培训;(4)患者家庭构造是核心家庭,DCD讨论参与者只有核心的家庭成员.结论 家属对亲属DCD的决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与医疗机构需要规范DCD体制,加强调查人员的专业培训,宣传DCD知识,改良DCD的社会舆论,建立国家级DCD登记与分配平台,进而缓解器官供应紧缺的难题,提高我国DCD数量和捐献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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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人体器官遗体捐献意愿调查
目的:了解毕节市民的遗体(器官)捐献意愿情况.方法:在毕节市辖区内1200名不同社会阶层人群中采用随机抽样法进行调查.应用自制的人群对遗体(器官)体捐献的意愿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毕节市公民的遗体捐献意愿率为37.1％,捐献志愿者中男性多于女性,但性别构成总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14,P=0.07),但与学历和年龄有相关性;男性对遗体(器官)捐献程序的了解高于女性,同时也与年龄有相关性.毕节市公民的器官捐献意愿率为30.4％,与年龄及学历层次有相关性.结论:毕节市公民的遗体(器官)捐献意愿率较低,但遗体捐献率较器官捐献率高,影响公民捐献的因素可能与传统文化及遗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欠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