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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自然死亡的研究进展
重症监护病房(ICU )在抢救危重症患者方面,如液体复苏、气道管理、生命支持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日益更新的治疗手段更是给患者生命延续带来了希望。但是不可回避的一个现状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由于病情的不可逆转或进行性加重,不能避免死亡的结局。假设 ICU 医务人员能够提前预测到这个结局,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修正我们的治疗目标而改变日常的医疗行为?如果患者在有充分自主能力的前提下,主动要求放弃进一步的有创治疗,那么 ICU 医务人员这种看似“不作为”的“允许自然死亡(allow natural death , AND)”行为是否能在伦理层面被允许呢?本文就允许自然死亡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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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中常见伦理困境及对策
护士的品质包涵了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心理素质、业务素质及体态素质等。上升到伦理层面来说,则是指护士怎样把这些品质元素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充分发挥,从而影响、鼓舞、激励、挽救他人[1]。临床护理是护士服务于患者的过程,是患者接受治疗与护理的过程,也是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相互适应的过程。医护人员是否具备良好的临床护理道德直接决定了患者能否得到上述标准的护理过程[2]。护患关系是护理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护患关系的协调与否,与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护理质量的提高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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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伦理道德与器官移植
医学发展早已度过了经验医学的年代,从而转向证据医学。近十年来,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大量应用于临床医学的各个领域,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各种诊疗的指南和规范不断地被发布,无疑起到了促进医学信息交流、推动医疗公平和医学成果应用的作用,体现出著名的循证医学的推动者David Sackett教授为循证医学所做的初定义:“谨慎地、明确地、明智地应用当代佳证据,对个体患者医疗做出决策”。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则更广泛地将循证医学应用于公共医疗决策,特别是在器官移植、临终医疗等涉及较多伦理争议的领域中。器官移植不同于其他临床医疗手段。因为供体器官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公共性资源,任何一个器官移植的决定者都分分秒秒处于两难的窘境之中。仅就肝移植来说,目前我国临床肝移植技术已相当成熟,年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但由于我国的肝病发病率高,我国的肝移植发展速度越快,供体肝脏供需矛盾就越突出。医生总是一方面争取做更多手术、救治更多病人;另一方面要接受来自内心和外界的伦理学挑战,因为供体分配直接关系到每一个等待移植患者的命运。作为单纯的学术命题,学术界始终在关于如何改进移植技术,并通过技术改良〔例如亲体间移植、劈裂式肝移植、多米诺供体肝移植、利用边缘供体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等〕增加可用供体,以及如何扩大移植的适应证,使器官移植广惠于民两个方面做着不懈努力。可医生们越是想多救治病人,便会在伦理层面留下越多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