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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排螺旋与双源CT在多发伤诊断中的价值
在西方发达国家,创伤仍是45岁以下年龄占主导地位的死亡原因,曾被喻为20世纪大的流行病.在我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创伤造成的人类死亡也呈逐年上升.由于创伤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两者之和,因此,创伤成为危害公共健康的全球性焦点问题之一,并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统计显示,2007年仅美国用于创伤的费用高达3千亿美元.可喜的是,近10年医学影像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相继推出了多排螺旋CT(multidetector CT,MDCT)和双源CT(dual source CT,DSCT),并已逐渐广泛用于创伤患者的病情评估,多发伤的诊治由此取得了较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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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禽流感病毒实验室检测的几个问题
2004年初,某些亚洲国家陆续报告了人禽流感病毒感染而发病的病例.核病病死率高,传播途径欠明确,临床实验室检测缺乏经验,应引起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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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细菌耐药监测提高耐药监测水平
细菌耐药问题自青霉素临床应用不久就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已经可以肯定的是,新抗菌药物的开发无法跟上细菌耐药进化的步伐.因此,合理使用现有抗菌药物,控制耐药菌的传播就成为解决细菌耐药问题的关键[1].实现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和有效控制耐药菌传播,就要求临床医师、院感控制部门以及医药行政卫生单位掌握本国或本地区的细菌耐药流行病学资料,包括常见临床分离细菌对各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耐药谱及耐药机制,及时发现新的耐药菌.国际上很多国家和机构,都已建立起长期的细菌耐药监测网络,如:美国国家医院感染监测系统(National Nosocomial Infections Surveillance,NNIS)、亚历山大项目(Alexander Project)、美罗培南年度药物敏感试验信息采集项目(Meropenem Yearly Susceptibility Test Information Collection,MYSTIC)、替加环素评价与监测试验项目(Tigecycline Evaluation and Surveillance Trial,TEST)等,我国也有很多单位加入了上述监测网.但建立一个我国自己的完善、系统的耐药监测网络,为我国的医务工作者提供可靠的有关细菌耐药的第一手资料,对我国的细菌耐药控制工作更具有现实意义.现有的监测已经提示,亚洲国家较之西方国家,各国、各地区在临床细菌和真菌耐药特性上的差异更加明显,这可能与亚洲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卫生条件、政策管理水平方面的参差不齐有关[2].在某些西方国家,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产KPC酶肺炎克雷伯菌等多重耐药菌已经遍布其社区和医院,而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青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等高流行的问题则更为突出[2-3].临床医师经验使用抗菌药物须参照可靠真实的本地耐药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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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和阻断的研究进展
乙型肝炎(乙肝)病毒感染是危害我国乃至全球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目前,全球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约3.5亿.我国人群中慢性乙肝病毒携带率9.5%左右,约1.25亿;慢性乙肝患者2 000多万,是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高危人群.乙肝病毒母婴传播是我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病毒感染主要的传播途径,30%~50%的乙肝病毒感染是通过母婴传播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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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替卡韦:一种有希望的抗慢性乙型肝炎药物
目前全球有20多亿人感染乙型肝炎(乙肝)病毒,其中有约3.5亿人为慢性感染(终生感染)者.这些感染者可能死于肝硬化及肝癌的几率很高[1].这3.5亿人当中,75%居住在亚洲[2].原发性肝癌或肝细胞癌(HCC)在许多亚洲国家位列癌症死因的前3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50万人死于原发性肝癌,而80%的肝癌起因于乙型肝炎(乙肝)[3].我国是全球乙肝和肝癌负担沉重的国家,HBV流行率高,HBV病毒携带者占全球总数的1/3以上.据估计约有1.2亿~1.3亿乙肝病毒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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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亚洲2型糖尿病流行特征
2014年9月15-19日,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EASD) 50周年年会在维也纳召开.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主任委员翁建平教授受邀出席,并作了题为“亚洲2型糖尿病人群之流行特征”的学术报告.翁建平教授报告,在过去30年间,欧美国家的糖尿病患病率渐趋平缓,但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糖尿病患病率却急剧上升.根据2013年国际糖尿病联盟的糖尿病地图,上述3国的糖尿病患者人数分别已达到9840万、6510万和850万,分列糖尿病患者人数多国家的第1、2和7位,糖尿病在这些亚洲国家已成流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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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殖器结核的诊断和治疗问题
近年来,全世界结核病的发病率有所上升[1].肺结核的增加意味着肺外结核的增多[2],女性生殖器结核(female genital tuberculosis,FGT)也会更多.在一些亚洲国家,25%以上的不孕患者发现有FGT[3],85%的FGT病例从未妊娠,对于原发性不孕症患者,生殖器结核是其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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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T细胞淋巴瘤临床分析
2001年颁布的WHO淋巴肿瘤新分类中认为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PTCL-U)是来源于胸腺后T淋巴细胞的一大类恶性肿瘤.这是一类排除性疾病,它包括除特指的外周T细胞以外的所有不能分型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即诊断前需除外T/NK细胞淋巴瘤、淋巴母细胞淋巴瘤、间变大细胞淋巴瘤等.本病有明显的区域分布,在欧美国家发病率较低,约占非霍奇金淋巴瘤(NHL)7%,而在我国及亚洲国家发病率较高,约占T细胞NHL的50%,占NHL的15%.目前,对PTCL-U的临床表现、病理形态、免疫学及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有限,认识不足,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现将我院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的23例PTCL-U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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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防治药物与循证医学
迈入21世纪,我国人口已经近13亿,60岁以上的人群达10%,这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骨质疏松症病人势必迅猛增加.以对健康威胁大、资金耗费多的髋部骨折为例,1990年全球约170万病人.预计至2050年将超过600万,其中75%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50%在亚洲国家.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地处亚洲,人口基数大,老龄人群增加速度快,这两个世界第一,决定了骨质疏松症及其严重后果--骨折,在我国已构成一个严重的公众健康问题,被称为无声无息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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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治疗方式的选择及其评价
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ARAS)是西方国家肾动脉狭窄常见的原因,约占70%~90%左右[1].以往我国及亚洲国家的报道以多发性大动脉炎发病率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对自1979年11月至2003年11月收治经动脉造影确诊的144例肾动脉狭窄研究显示,多发性大动脉炎确是20世纪90年代前肾动脉狭窄的首要病因,约占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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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替卡韦:一种新型治疗乙型肝炎药物的全球临床试验回顾
目前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HBV,其中有约3.5亿人为慢性感染者.这些感染者部分可发展为肝硬化及肝癌[1].在这3.5亿人中,75%居住在亚洲[2].原发性肝癌或肝细胞性肝癌(HCC),在许多亚洲国家位列癌症死因的前三名[3].据WHO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50万人死于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而80%的肝癌起因于乙型肝炎[3].我国是全球乙型肝炎和肝癌发病高的国家,HBV流行率高,HBV携带者占全球总数的1/3以上,据估计约有1.2~1.3亿HBV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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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血管痉挛性心绞痛
血管痉挛性心绞痛(coronary spastic angina,CSA)指心外膜下冠状动脉(冠脉)主干及其主要分支发生一过性痉挛收缩,导致管腔不同程度闭塞,支配心肌区域产生透壁性或非透壁性缺血,心电图表现为相应导联ST段抬高或压低,临床表现为缺血性胸痛症状[1].流行病学研究表明CSA的发病率并不低,在亚洲国家更是一种常见病.2000年日本一项针对2251例心绞痛患者的多中心研究表明冠脉痉挛检出率竟然高达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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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早期复极综合征误诊急性心肌梗死病例分析
早期复极综合征是一种生理变异的心电图表现,多见于青年人,发生率地区差别很大,非洲国家为9.1%,亚洲国家2.6%;国内报道3.2%.因其心电图特殊表现,在某些情况下使临床诊断产生困难,易误诊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包炎等器质性心脏病.临床上有将早期复极误诊为急性心肌梗死进行溶栓治疗的病例报道.笔者附3例病例来分析误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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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地区骨密度检测结果分析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低骨量、骨组织的微细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疾病.据估计,在美国髋部骨折危害大,病死率10%~20%,余下的50%将终身致残.国际学者们预言,到2050年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以亚洲国家增长占首位,尤其多见于中国,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老年人群急剧增加,因此我们面临严重的挑战,骨质疏松的防治已成为众所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为此我们对无锡地区健康成人体检中骨密度检测数据分析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必将为骨质疏松的防治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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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病发病机制及治疗研究进展
平山病(Hirayama disease,HD)又称青年上肢远端肌萎缩(juvecusculr atrophy of distal upper extremity),早由日本学者平山惠造(Keizo Hirayama)在1959年报道.目前全球报道本病约1500例,主要发生在日本等亚洲国家及欧美国家,多为散发,罕见家族史.平山病是一种良性自限性运动神经元疾病,但临床特点、发病机制以及预后与运动神经元病完全不同.笔者就平山病的临床特点、发病机制以及治疗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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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脉炎的诊治进展
大动脉炎(Takayasu arterifis,TA)是一种累及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肺动脉的慢性非特异炎症性疾病.日本医生Takayasu在1908年日本眼科年会上首次报道了1例22岁的女性患者视网膜血管病变的病例,故又称为Takayasu病[1].TA的病理特征为动脉壁全层炎,急性期可见大量炎性细胞浸润,以淋巴细胞、浆细胞为主,后期动脉壁广泛纤维化及瘢痕形成.由于血管内膜增厚,导致管腔狭窄或闭塞,少数患者因炎症破坏动脉壁中层,弹力纤维及平滑肌纤维坏死,而致动脉扩张、假性动脉瘤或夹层动脉瘤.TA的发病率因种族和地域而不同,以亚洲国家较多见,男女发病比例约为1∶9,女性发病高峰在20岁左右,男性无确切的发病年龄高峰[2].病因迄今尚不明确,可能与自身免疫因素、遗传因素、性激素等相关.本文就TA的诊治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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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电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经验与教训
1987年法国的外科医师Philipe Mouret在里昂成功完成世界上第1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LC),20世纪90年代初,LC除了在欧美开展以外,在亚洲国家迅速开展起来,1991年在我国首先报道LC的是云南曲靖地区医院的外科医师荀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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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在亚洲国家中,乙型病毒性肝炎与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关系密切,我国肝癌患者中乙肝重度指标阳性者高达70%~80%.原发性肝癌的治疗强调以手术切除为主的综合性治疗,但是手术切除后的复发和转移一直是影响病人疗效和获得长期生存的主要障碍.因此,如何在肿瘤转移和复发前对其作出预测和在临床微转移灶刚萌芽时作出早期诊断,并积极探求更为有效的预防转移发生以及临床治疗方法,已经成为当前肝癌研究中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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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外科治疗理念的变化
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组慢性﹑进展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1-2].IBD的发病率有明显的地理分布特征.欧洲和北美洲是高发区,每年患这两种疾病者高达(10~20)/10万人. 随着环境及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变化,中东及亚洲国家IBD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 [3]. IBD是内科病,其特点是需要长期用药维持缓解,常因出现并发症或药物治疗失败而需外科干预.新一项多中心研究[4]结果显示,患者被诊断为CD后1﹑5﹑10年累积手术率分别为16.3%﹑33.3%和46.6%, 被诊断为UC后1﹑5﹑10年累积手术率分别为4.9%﹑11.6%和15.6%, 因此外科治疗也是IBD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随着外科诊疗经验的不断丰富,IBD的外科治疗理念也不断变化. 本文针对IBD外科治疗的热点问题,包括外科治疗手术时机及术式选择﹑术中功能保护与术后生活质量提高﹑IBD外科治疗展望三方面探讨IBD外科治疗理念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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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综合征外科治疗的选择与进展
布-加综合征(Budd-Chiari syndrome,B-CS)是指主肝静脉(main hepatic vein,MHV)出口部和(或)肝后段下腔静脉(inferior vena cava,IVC)血流受阻所引起的肝后性门静脉高压和(或)IVC高压综合征[1,2].在西方国家多以MHV血栓形成为主,而我国等亚洲国家则以IVC合并MHV的梗阻多见.B-CS发病机制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其病理改变和临床表现各异,临床病理分型和治疗方法繁多,治疗方案尚难统一,且治疗适应证尚待明确.本文就相关问题结合国内外文献及我们的经验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