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献资料
-
拯救男孩——学会欣赏:不一样的男孩(下)
男孩的劣势不可否认,与女孩相比,男孩在发展的脆弱性、言语能力以及情感表达三个方面处于劣势.发展的脆弱性从受精卵开始,男孩就比女孩更加脆弱,对各种危险以及疾病的不良影响更为敏感,表现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伤害.男孩在发展过程中也比女孩更容易出现各类发展问题,如阅读障碍、言语缺陷、多动、情绪障碍和智力落后等等.对此,我们在前面已作过详细论述.
-
中庸之美
写意花鸟画作为中国画特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存在已久,近代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花鸟画大师,进一步将写意花鸟画推向极致.当代写意花鸟画随着历史发展和审美需要,其核心问题在于对"写意"的理解和把握,画家越来重视创作情感表达.为此,花鸟画的立意往往不是描绘客观存在的自然表现景物,而是更关乎人文精神和表达作者的内在思想追求,强化通过花鸟画的创作来影响人的情操与审美.
-
用显微镜看客户和产品--访吉林省晖翔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晓刚
跟吉林省晖翔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晓刚聊天，你会觉得他非常憨厚和平易近人，很有亲和力。他没有那种一丝不苟的衣着和职业化的笑脸，更没有力求无破绽的回答。一身休闲装，留着短寸平头，三十出头的年纪显得朝气又有魄力。在他的情感表达里，总是那么自由、徜徉，有活力，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发动机。
-
家庭环境因素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和家庭环境的关系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方法:用自编"家庭环境调查问卷"、修订的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对80例患者家庭和80个正常家庭进行调查,用Camberwell家庭会谈表(CFI)评定患者亲属的情感表达(EE)水平.结果:(1)组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差,父母有不良行为习惯者多(P＜0.05);家族性患者父母文化水平低、经济收入低、状况差(P病例＜0.01).(2)病例组父母养育方式不恰当,散发性家庭表现更突出.(3)病例组高EE家庭占74.4%(61/82),散发组正性情感和情绪过分卷入多于家族组.(4)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组的家庭环境及父母教养方式的风险因素为家庭成员的高矛盾性和控制性差,以及父亲的低情感温暖、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母亲的低情感温暖(P＜0.01或P＜0.05).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存在许多问题,可能对本病的发生起促进作用,并影响疾病过程.
-
述情障碍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述情障碍(alexitymia)又译作"情感表达不能"或"情感难言症",它并非一种独立的精神疾病,可为一种人格特征,也可为某些躯体或精神疾病时较常见到的心理特点,或为其继发症状.它的主要特征为:①缺乏言语描述情感的能力;②缺乏幻想;③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其过程具体而僵化,缺乏象征性.国外自从1972年Sifneos命名以来,引起心身医学和精神病学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对其有关方面已有不少报告.国内早由张建平(1990)在中国心理学会"个性"研讨会作了"述情障碍"个性特点的研究概况的报告[1],杨菊贤等(1991)在<上海精神医学>上发表了<冠心病患者的行为类型和情感难言症>一文[2],姚芳传(1991)在<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上发表<述情障碍>一文,对述情障碍的名称起源、表现、发生率、引起原因、检测手段、对疾病与治疗的影响以及处理等作了全面的介绍[3].
-
北京地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情感表达测查报告
目的:探讨北京地区的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情感表达方式及测查方法的实用性、测查工具应用的一致性.方法:经过训练的研究人员,采用费氏修订的CFI-CV访谈提纲,对171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的284位家属进行访谈和录音,并将录音打印成文字资料.第一测评员即访谈者进行直接评定;第二测评员根据录音及文字资料进行评定.两名测评员按相同测评标准进行独立评定为高或低情感表达.结果:测评员之间有较高一致性,一致率89%(252/284),Kappa值为0.774(95%CI 0.658-0.891;Z=22.3,P＜0.001).结论:在北京地区,用CFI-CV问卷,测评员之间测评结果一致性良好;并易被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家属所接受,可供医疗部门及社区医务工作者用于测评家庭情感种类,为家属的心理干预提供资料.
-
首发精神分裂症家庭情感表达特点
目的:探计北京地区首发精神分裂症家庭情感表达(EE)特点.方法:采用CFI-CV作为访谈工具,对163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241位同住家属进行录音访谈;将录音内容整理为书面资料后调查员本人和另一评定员各自独立听录音进行评定、将被调查对象划分为高或低EE(因批评话题多、表露敌对性或有中度以上的情感过分参入而划分为高EE).结果:241位调查对象中94位 (39.0%)划分为高EE,其中55位(58.5%)为单一的高情感过分参入而划分为高EE.163 个家庭中有82个家庭(50.3%)至少有一个家属划分为高EE.女性家属的高EE比例明显多于男性(61/33,52.6%/26.4%),其中女性家属高情感过分参入明显多于男性(49/19,42.2%/ 15 .2%).结论:北京地区首发精神分裂症家庭高情感表达主要表现为情感过分参入,其特征和相关因素与其他国家报道有所不同.
-
北京地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情感表达方式及特征
目的:了解家属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北京地区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情感表达的种类、对患者的监护水平、对精神疾病认识和受歧视的体验等.方法:采用包括十个维度的费氏CFI-CV情感表达测评工具,对265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中的427名亲属,在患者住院当时进行访谈和录音.访谈后由测评员按标准对各维度进行评分,并把被试者划分为高或低情感表达的种类.结果:427名家属中,61人(14.3%)对患者有高批评,26人(6.0%)表露敌对情感,172人(40.3%)有情感过分参入,总00人(46.8%)有高情感表达.有情感过分参入和高度赞扬的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家属对患者在急性期与缓解期治疗的监护方式以被动为主,在日常生活和患者对外关系中以主动方式为主.结论:北京地区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属中有高情感表达的比例.技
-
家庭治疗对精神分裂症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及其情感表达的影响
目的:探讨家庭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及其情感表达的影响.方法:将100例临床疗效达"痊愈"的精神分裂症出院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50例,对研究组患者及家属进行为期半年的家庭治疗,采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及坎伯威家庭问卷中文版在治疗前后对两组进行评定.结果:研究组家庭的实际亲密度、理想亲密度及实际适应性、理想适应性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高情感表达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家庭治疗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家庭环境,增加亲密度及适应性,降低高情感表达的发生率.
-
精神病患者与家属心理状态的因果关系分析
目的:对精神病患者与家属心理状态的研究,方法:对符合CCMD-2-R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104例患者家属进行抑郁量表(CES-D)、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情感表达测定,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情感表达问卷中的九项因素及其总分分别与CES-D自评总分、SAS自评总分进行相关分析,情感过分参入与CES-D自评总分呈正相关(r＝-0.1242)热情的缺乏与CES-D自评总分呈负相关(r＝0.1618);各项因子分及其总分均与SAS有显著相关关系(10＜0.001),结论:说明情感表达与家属的心理状态休戚相关,降低家庭情感表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家属教育干预的效果研究
目的本研究旨在建立系统的由临床护士实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教育/干预项目,进而观察其短期和中远期效果.方法 101名符合CCMD-II-R精神分裂症诊断的患者和家属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组46例,对照组55例.教育/干预从患者入院后开始,在出院前、出院3个月和出院9个月时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和家属的状况进行评价.结果通过教育/干预,实验组患者出院9个月时症状明显减轻,社会功能明显提高,复发率显著下降,家属的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知识水平明显提高.实验组患者的药物依从性好于对照组,但差别不显著.高情感表达作为复发的指标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证实.结论由护士组织的患者/家属教育/干预对患者和家属有积极的作用.
-
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在精神科的应用
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是社会科学领域常用的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1].随着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定性研究逐渐进入医学领域并日益受到重视.在精神科,定性方法可用于该领域的健康教育、制定相关政策、了解精神卫生服务的利用度,以及如何改善医疗护理质量等方面的研究、临床和管理工作.目前,国内精神科的一些同道在研究精神病患者或家属的情感表达[2,3]、自杀原因、歧视[4]和群众对精神病或自杀的态度时,已运用了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的方法,但多数精神科医护人员对定性研究尚缺乏了解.从学科发展、提高研究水平和临床工作质量的角度看,精神科医护人员有必要掌握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因此,我们对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做一简单介绍.
-
中文版本LEE量表预测家庭成员情感表达模式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目的 LEE(the Level of Expressed Emotion scale)量表是一款由患者评估家庭成员情感表达的自评问卷,国外已讨论过该量表的信效度并将该量表运用在临床各个领域.亚洲将LEE量表引进并结合文化背景进行修订和运用的国家目前只有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因此本研究拟探讨使用中文版本的LEE量表对预测精神科慢性疾患家庭成员情感表达的可能性,为我国临床上使用LEE量表来预测与评估家庭成员的情感表达,从而降低家庭因素对疾病再发的影响提供依据.方法 对符合本研究对象标准的130例精神障碍患者采用中文版LEE量表与家庭功能FAD量表以及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进行调查评估.通过因子分析、信度检验及相关分析比较中文版LEE量表在临床上使用的有效性.结果 因子分析的结果得到因子负荷量很高的3个分量表:欠缺情感支持(LES,26项)、干涉/干预型(INTR,10项)和易怒/易激惹型(IRR,7项).3个分量表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LES:α系数0.92;INTR:α系数0.60;IRR:α系数0.56),各分量表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同时该结果中分量表的类型及项目数量和其他研究结果相比较还存在差异,因此该量表临床上使用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评估.结论 本研究中使用中文版本的LEE量表中3个分量表具备预测精神科慢性疾患家庭成员情感表达的信度与效度,但部分项目内容还需要再进一步考察.
-
家庭文化影响孩子成长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塑造儿童良好性格和人格的重要场所.研究显示,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大多数与家庭环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男性儿童来说,家庭矛盾及父母离异是焦虑或抑郁产生的主要根源;对女性儿童而言,家庭矛盾或父母离异不仅会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还与其成年后的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等密切相关.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家长应当为孩子提供一个和睦友爱、富有亲情和情趣的家庭环境,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以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
神奇的"戏剧疗法"
在北京安定医院老年病房内,时常见到病人们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戏剧疗法"治疗.他们根据病人不同的病史和症状,编写成戏剧、小品等,让病人自己扮演角色,在排演过程中,让病人的症状在剧中再现,通过人物对话和情感表达,重新激发出病人正常的思维、情感,让他们客观地检查和批判自己病态的思维和举止言谈,经过对比而有所感悟.
-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述情障碍的影响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情感表达能力的影响.[方法]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对全国10个省的大学生1 031人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社会支持总分为36.79分±6.09分,述情障碍总分为56.95分±9.81分;大学生非述情障碍、临界述情障碍、述情障碍检出率分别为25.41％、38.51％、36.08％.大学生社会支持与述情障碍呈显著正相关(P＜0.001);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对述情障碍有显著预测性(P＜0.001);随着年级的升高,述情障碍各因子得分也随之增加,各年级总分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36.08％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述情障碍,各部门应重点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给予适当的社会支持,降低大学生述情障碍发生率,提高大学生情感表达能力.
-
精神分裂症病人家属情感表达的护理教育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病人家属的情感表达与精神分裂症复发的关系.[方法]采用5 min讲话样本、家属态度量表、家庭环境量表、Magama评判标准,对60例病人家属进行情感表达测定并进行分组护理教育.[结果]45.0%的家属属于高情感表达批评型,36.7%的家属属于高情感表达过分投入型,18.3%的家属表达了温暖、关怀和爱;病人家属的情感表达的方式与精神分裂症的复发有关;护理教育后家属的情感表达改善.[结论]进行家庭护理教育尤其是情感表达教育可降低病人住院日.
-
家庭环境对护理人员自信心的影响
[目的]了解护理人员自信心状况及其与家庭环境的关系.[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护理人员自信心量表及家庭环境量表对120名护理人员进行调查.[结果]大多数护理人员自信心处于一般水平(27.33分±3.06分);护理人员自信心总分与家庭环境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知识性、娱乐性、组织性得分呈正相关,与家庭环境的矛盾性得分呈负相关;情感表达是影响护理人员自信心的家庭环境特征.[结论]良好的情感表达有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自信心.
-
临床恶性肿瘤病人文化改变现状的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恶性肿瘤病人患病后文化改变的现状，为临床肿瘤护理工作者提供参考。[方法]应用自编的肿瘤病人文化改变调查问卷，对340例住院恶性肿瘤病人进行调查分析。[结果]84.12%的病人睡眠质量变得不满意；61.76%的病人对患病原因的看法由命中注定转变为科学认知；57.06%的病人对死亡的看法由无所谓转变为恐惧；52.06%的病人作息习惯发生改变；52.06%的病人对健康教育的看法由不在乎转变为渴望；不同性别、学历、个人月收入、来自城镇/农村等人口学资料的病人文化改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结论]肿瘤病人患病后会发生文化改变，临床护理工作者可通过入院文化护理评估了解肿瘤病人的文化改变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提高临床肿瘤护理工作的效率和护理质量。
-
父母情感表达对双独家庭青年不孕不育病人及其配偶生育压力的影响
[目的]探讨父母情感表达对双独家庭青年不孕不育病人及其配偶生育压力的影响.[方法]随机抽取南京某医院生殖中心2016年1月-2016年12月就诊的383对不孕不育病人夫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情感表达量表(LEE)以自评方式评估病人及其配偶父母情感表达水平.采用生育压力问卷(FPI)评价不孕不育病人及其配偶生育相关压力,对两项评分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男性不育病人缺乏感情支持型(LES)和干涉/干预型(INTR)评分低于女性不孕病人(P＜0.05),易怒/易激惹型(IRR)评分高于女性不孕病人(P＜0.05).男性不育病人配偶LES评分和INTR评分高于女性不孕病人配偶(P＜0.05),IRR评分低于女性不孕病人配偶(P＜0.05).不育不孕病人和配偶LES、INTR和IRR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不育病人的社会压力评分高于不孕女性病人(P＜0.05),女性不孕病人配偶的社会压力评分高于男性不育病人配偶(P＜0.05).男性不育病人社会压力评分高于配偶,女性病人则相反,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人父母LES、INTR、IRR、C与病人社会压力、夫妻关系、父母角色的需求和无生育子女压力均呈正相关(P＜0.05或P＜0.01).病人配偶父母LES、INTR、IRR、C与病人社会压力、性压力、夫妻关系、父母角色的需求和无生育子女压力均呈正相关(P＜0.05或P＜0.01).病人配偶父母LES、INTR、IRR、C与病人配偶社会压力、性压力、夫妻关系、父母角色的需求和无生育子女压力均呈正相关(P＜0.05或P＜0.01).[结论]应鼓励双独家庭不育不孕病人及其配偶的父母给予病人及其配偶更多宽容和关怀,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和生育相关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