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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蛋白质组学
人类生命活动的深入研究:后基因组计划蛋白组学(Proteomics)是在人类基因组计划(HGP) 研究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新兴学科.它是从分子水平研究细胞内蛋白质的组成及其活动规律, --标志HGP的研究重点已从解释生命所有的遗传信息转到在整体水平上对生物功能的器官上来了.生物功能的主要表现者是蛋白质,它又有自身的活动规律.仅从基因角度研究是不够的,人类的多样性并非全部来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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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国内外大型系列性、前瞻性高血压病、糖尿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科研项目的启示
高血压、糖尿病、急性脑血管病的发生发展有复杂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是一种人类基因多态和环境多种危险因素(环境基因组)相互作用形成的全身性疾病.高血压是一种世界性的心-身疾病,由多种多态基因参与的复杂的、特别类别的生物-身心疾病.不论任何病因和异常心理状态,高血压病均将涉及机体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细胞或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如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迟早总会发生心、脑、肾血管并发症及内分泌代谢异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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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蜡切片FISH技术应用于肿瘤组织的探讨
荧光原位杂交(FISH)是8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非同位素杂交技术之一.FISH是DNA片断物理定位的主要方法,是绘制人类基因组物理图谱的主要手段.此外,FISH也可作为传统细胞遗传学的补充,在中期染色体片上检测出难以确定的染色体易位、微小缺失等,即使在分裂象少、分散质量差的玻片上,也能得到良好结果.因此,FISH是一种重要的分子细胞遗传学方法.1986年细胞遗传学概念提出后,FISH技术的应用领域大为扩展,可以在细胞系、分离细胞核、印片以及石蜡切片等标本中检查染色体数目和结构畸变,使细胞遗传学成为真正的全周期细胞遗传学,从而也引起了肿瘤学家的关注.利用此项技术的有关报道国内时常可见,但是用于石蜡切片者几乎没有,主要是方法上还存在一定难度,结果也不太好分析等.将FISH技术用于肿瘤石蜡切片,可以在病理形态尚正常时对肿瘤进行早期的分子水平的诊断,具有非常诱人的应用前景.我们采用一个染色体着丝粒探针和一个单拷贝基因探针,利用鼻咽癌和口腔癌石蜡切片,经过反复摸索,建立了石蜡切片FISH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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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形虫分子水平研究进展
弓形虫和其它顶复亚门原虫不同,生活史复杂,宿主类型多,组织寄生性广泛,病程长而隐匿,确诊十分不易.弓形虫对全世界的畜牧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给人类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生物大分子研究新方法的建立和水平的逐渐提高,使人们从分子水平上对这种专性细胞内寄生的单细胞原虫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特别是在一些热点问题上不断有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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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昆虫微生物杀虫剂的研究进展
杀虫微生物是指可导致宿主虫致病或死亡,或其代谢产物可直接杀死虫体的微生物.目前已知的杀虫微生物约有3 000种,其中用于防治害虫的微生物或其产物叫微生物杀虫剂,包括活化微生物杀虫剂及微生物源杀虫毒素、抗生素.活化微生物杀虫剂以及来源于芽孢杆菌、放线菌等的杀虫毒素都已经进入分子水平的研究,而且新的杀虫病原不断被发现,毒力强的病原不断被筛选和改造,编码强毒力毒素的基因被发现,并成功的转入藻类等多种载体中.目前这类杀虫剂已在医学昆虫的防治中得到应用.本文仅就与医学昆虫相关的微生物杀虫剂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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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毛虫感染大鼠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水平的检测
粘附分子是一类介于细胞与细胞、细胞与细胞外基质间起粘附作用的膜表面糖蛋白,在免疫应答等生理和病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近年来,为了探讨寄生虫免疫逃避的机理,人们对粘附分子在寄生虫病免疫机理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视.有关旋毛虫感染大鼠粘附分子水平的变化少有报道,本实验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对旋毛虫感染大鼠血清中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sICAM-1)的含量进行了检测,旨在为探讨旋毛虫免疫逃避的机理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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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届国际炭疽学术会议简介
1998年9月7~10日,第三届国际炭疽学术会议在英国普利茅斯召开.和数年前的文彻斯特会议相比,反映出人类对炭疽的认识又有长足进展.炭疽及其病原体炭疽芽孢杆菌在分子水平的面目,已日渐清晰.这里,拟对会议所交流的新研究成果,做一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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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s在非小细胞肺癌应用中的研究进展
肺癌位列全球癌症相关死亡因素之首,五年生存率小于15%.其中,约85%的肺癌患者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1].miRNAs是一类小的、非蛋白编码的RNA,主要生理功能包括调控细胞和器官的生长、发育,调节细胞增殖和凋亡,参与代谢和应激反应等[2].随着分子水平研究的发展,临床已逐步开始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分类靶向治疗,并取得部分成效.然而,潜在的肿瘤异质性相关机制依旧为人所知甚少[3].本文简要概括了miRNAs与肺癌的研究历史及研究成果;全面叙述了miRNAs在正常细胞和NSCLC细胞中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强调了miRNAs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中起的作用;总结了miRNAs对NSCLC患者的治疗做出的贡献;客观地评价了miRNAs在NSCLC中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及现今其科学研究仍旧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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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噬菌体展示技术研究功能基因组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与酵母双杂交方法比较
近年来基因组测序工作已揭示了数以万计的新基因,但是这些基因序列的价值只有当这些数据被翻译成蛋白质功能的时候才能被了解.而蛋白质与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细胞生化反应网络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从分子水平揭示蛋白质的功能,而且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过程、疾病机制和新药开发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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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信号通路与动脉粥样硬化
心血管疾病是当今世界导致人类死亡的头号疾病杀手,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其中常见的一种血管病变.目前认为,动脉粥样硬化是由单核/淋巴细胞黏附并激活内皮细胞(EC)而开启的由多种原因导致的疾病[1].伴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 AS 相关的细胞因子及信号通路被发现,介导细胞因子活性的信号通路在 AS 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对这些细胞因子及信号通路的广泛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寻找新的抗 AS 药物,并进一步从分子水平研究药物抗 AS 的作用机制.本文总结了动脉粥样硬化中相关的信号通路,并对中药抗 AS 作用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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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动物育种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的转基因动物技术是指将已知的外源基因导入动物细胞并稳定整合到基因组中,使其得以表达的技术.转基因动物育种是指通过转基因的手段,从分子水平对动物进行改良,以期得到目标性状.1997年,克隆羊Dolly的诞生[1],开创了哺乳动物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先河,随后,乳腺中表达人凝血因子IX的转基因克隆羊Polly培育成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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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素/黏着斑激酶信号转导通路与结直肠癌的侵袭和转移
结直肠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其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的进展,对结直肠癌分子水平的认识逐步深入.近,细胞内信号转导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生物学问题.它调节着多细胞生物的生长、发育、分裂及死亡等生物学行为,并且与结直肠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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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分子遗传学研究进展
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dermatofibrosarcoma protuberans,DFSP)是一种常见的低度恶性软组织肿瘤.DFSP临床以缓慢的局部浸润性生长、手术切除后易复发(复发率20%左右[1])、极少发生转移为特征;组织学上特异性表现为细长的梭形细胞呈典型的席纹状或车辐状排列[2, 3].近年来,随着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对DFSP的研究进入了染色体及基因水平,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以17、22号染色体变化为主的染色体异常的发现及对COL1A1-PDGFB融合基因的系统研究,从分子水平揭示了DFSP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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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1/CD82和E钙黏着糖蛋白及整合素β1表达与胃癌侵袭转移的关系
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KAI1/CD82、E钙黏着糖蛋白(E-cadherin)及整合素β1三种转移相关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情况,旨在从分子水平探讨胃癌浸袭转移的机制,以期寻找有助于判断胃癌生物学行为的分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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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淋巴瘤的组织形态分析
众所周知,恶性淋巴瘤(以下称淋巴瘤)由一组不同类型的独特疾病构成,而这些疾病的定义和识别,又建立在对其形态、免疫表型、遗传学以及临床特点综合认识的基础之上[1-2].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淋巴瘤的诊断和研究工作也已逐渐深入到蛋白、基因层面的分子水平.但在临床实践中,绝大部分淋巴瘤病例仍然必须通过组织病理学检查而明确诊断.这当中,通过常规HE染色切片对肿瘤的组织形态进行分析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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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肿瘤:从形态分类到分子分类
自1926年Bailey和Cushing提出基于组织发生概念的系统的胶质瘤组织形态分类以来,脑肿瘤分类几经更迭,至近的WHO分类(2000年)[1],其基本构架仍以组织形态学为主.长期实践证明,脑肿瘤的组织病理学分类和分级十分有效,不要求特殊技术条件,多数具有较好的重复性,是临床病理工作的重要支柱.但是,亦有一部分脑肿瘤类型或分级的形态学诊断标准不易确立,或难以避免主观因素影响[2].从治疗学角度看,一些脑肿瘤虽然组织形态相似而对治疗反应不一.因此,人们希望分子水平的检测可以有助于更为客观地进行脑肿瘤分类和分级.日益发展的针对特定基因改变的靶向治疗,亦需要更准确地了解脑肿瘤分子改变,或从分子变化的角度进行分子分类,以便于决定治疗方案和估计预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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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掌握肿瘤的WHO分类,提高病理诊断和研究的水平
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肿瘤学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从基因和分子水平阐明肿瘤的发生发展规律,揭示了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之间的差异,认识到大多数肿瘤是体细胞突变导致后天获得的遗传性疾病,对癌症本质是一种遗传性疾病(cancer is a genetic disease)的认识已渗入到临床肿瘤学的各个方面,在肿瘤的分类、诊断和治疗中许多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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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诊断病理学进展
淋巴瘤病理诊断要求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是不是淋巴瘤?是哪一种淋巴瘤?也就是淋巴瘤的诊断问题和淋巴瘤的分类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是淋巴瘤病理学发展的原动力,激发了淋巴瘤诊断病理学的发展和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淋巴瘤的认识主要在组织形态学的水平.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多项新技术的出现,作为临床前沿的淋巴瘤研究接纳了各种新技术,从蛋白水平和分子水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走在其他疾病研究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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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2007年10月8日宣布,20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来自美国的马里奥·卡佩基、奥利弗·史密斯和来自英国的马丁·伊文思.这三位科学家是因为"在涉及胚胎干细胞和哺乳动物DNA重组方面的一系列突破性发现"而获得这一殊荣的.他们的研究为"基因靶向"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学家希望借此技术发现人类一些疑难杂症在分子水平上的发病原因,并终找到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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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与人类健康
禽流感(Avian Influenza,AI)是由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从呼吸系统到全身性败血症等多种症状的传染性疾病综合征[1].禽流感病毒在分类地位上与人的流感病毒一样,属于正粘病毒科,A型流感病毒属,单股负链分节段的RNA病毒.根据表面糖蛋白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NA)的抗原性差异可分为不同的亚型[2].到目前为止,已经鉴定了16种H亚型(H1-H16)和9种N亚型(N1-N9)[3].禽流感病毒根据其对鸡致病性的强弱可分为高致病性和低致病性两种.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可引起鸡群高达100%的死亡率,故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列为A类疾病.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可引起温和的呼吸道疾病,但在混合感染或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可引起严重的疾病[4].近年来H5N1和H9N2等亚型的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事件,表明家禽是禽流感人畜传播潜在的中间宿主[5,6].这也使得世界各国对禽流感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因此,开展对禽流感病毒的研究,从分子水平掌握禽流感病毒的流行规律和致病机理,不仅在病毒学、兽医学等学科上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在公共卫生等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