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杂志
Organ Transplantation 기관이식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 影响因子： 0.97
- 审稿时间： 3-6个月
- 国际刊号： 1674-7445
- 国内刊号： 44-1665/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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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器官移植受者的免疫功能测定研究进展
现代器官移植发展迅速，随着移植技术的日新月异、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发现及有效综合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受者的生存率得到显著提高。然而，移植后免疫相关的并发症仍是移植领域的难题。目前临床上主要根据免疫抑制剂剂量和血药浓度监测来调整免疫治疗方案。但是并非所有免疫治疗剂都能进行血药浓度监测，而且个体免疫系统对药物敏感性的差异以及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均会导致血药浓度甚至药代动力学指标无法真实反映患者免疫状态水平，进而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1］。我们在临床实践中也可观察到，使用完全相同免疫抑制方案的患者出现排斥反应或其他并发症的情况却不一致，因此测定受者的免疫功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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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活体肝移植胆道并发症的诊断及处理
婴幼儿肝移植发展迅猛并逐步成为治疗婴幼儿终末期肝病的主要手段，主要适应证包括先天性胆道闭锁、肝豆状核变性（Wilson 病）、糖原累积症、肝母细胞瘤等。由于供肝资源的缺乏，活体肝移植正逐步成为婴幼儿肝移植的主要类型。随着肝移植手术技巧的发展及围手术期护理水平的提高，婴幼儿活体肝移植受者的术后长期生存率明显增高，受者术后1年生存率可高达90％，多数婴幼儿受者可存活至成年［1］。然而，肝移植特别是活体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发病率仍然很高，可明显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者需要再次移植甚至死亡，是影响婴幼儿肝移植长期生存率的重要因素［2-3］。国内婴幼儿肝移植起步相对较晚，对移植后胆道并发症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成人方面。本文对婴幼儿活体肝移植中胆道并发症的诊断和处理作如下综述，希望为临床及时的诊断及处理提供帮助，从而提高婴幼儿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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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非T淋巴细胞在移植免疫中的作用
天然免疫细胞和获得性免疫细胞均在移植免疫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中T淋巴细胞毋庸置疑是介导移植免疫反应的“主力军”［1］。然而，大量研究表明许多非T淋巴细胞类细胞也能左右移植物的预后，影响移植免疫耐受的建立，它们在器官移植的各个时期均能单独或者通过与T淋巴细胞的相互作用来改变移植物的“命运”。对这部分细胞亚群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移植免疫调控的机制，有利于移植物耐受的诱导，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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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缺血性胆管病变的影像学研究进展
原位肝移植（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OLT）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方法。尽管移植外科的进步和免疫抑制剂的研发使移植受者的生存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OLT术后的胆道并发症一直是受体移植肝功能不良、损伤甚至丢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缺血性胆管病变（ischemic-type biliary lesions，ITBL）是肝移植术后较为棘手的胆道并发症之一。ITBL是由于血供破坏而导致的胆管局部或广泛的损害，可伴有胆泥或胆石形成，甚至发生移植肝无功能。ITBL的病变位于非吻合口部位，以肝内胆管的狭窄和扩张为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也可合并胆管感染，此时会加重病变。ITBL的早期诊断对保证患者和移植肝的存活至关重要，本文就ITBL的定义、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作一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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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自身免疫性肝病的预后分析
目的：探讨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的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1996年5月至2013年4月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实施原位肝移植术的48例终末期AILD受者的临床资料。计算受者的术后累积生存率，分析死亡病例的死因，了解术后排斥反应、病毒性肝炎新发感染及AILD复发情况。结果48例AILD受者中，存活38例，AILD受者术后5年累积生存率为76％。10例死亡受者的死亡原因包括多器官功能衰竭、移植肝衰竭、脓毒症、肺部感染、出血、肝动脉栓塞、肾衰竭。48例AILD受者中，肝移植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者9例（19％），有3例分别在术后1～2年内新发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有2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受者于术后2年出现原发病复发，经积极治疗均长期生存。结论终末期AILD肝移植受者多数可获得长期生存，应重视肝移植术后早期免疫抑制方案的制定，预防感染及排斥反应和术后新发病毒性肝炎，及时发现原发病复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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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用于预测婴幼儿活体肝移植预后的作用
目的：探讨儿童终末期肝病模型（PELD）评分系统用于预测婴幼儿活体肝移植预后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0月至2012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收治的101例小儿活体肝移植临床资料。患儿术前诊断均为胆道闭锁。术前对每例患儿进行PELD 评分，根据PELD评分将患儿分为两组：低分组（PELD评分＜16分，62例）和高分组（PELD评分≥16分，39例）。比较两组患儿围手术期的基本情况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两组患儿的手术年龄和体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但两组性别、移植物（肝）重量/受体的体重、供肝冷缺血时间、术中失血量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PELD高分组患儿移植术后的肺部感染和胆道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高于低分组（均为P＜0.05）。结论术前PELD评分可用于预测婴幼儿肝移植的预后，为婴幼儿肝移植的围手术期的治疗、监护及护理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对于术前PELD评分较高的患儿，应加强围手术期并发症的监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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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患者外周血辅助性T 17细胞的变化及意义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患者外周血辅助性T （Th）17细胞（CD4＋IL-17＋T淋巴细胞）与急性排斥反应的关系。方法本文研究对象为2008年6月至2012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肝胆胰脾外科因良性终末期肝病行原位肝移植术的76例患者。根据患者术后有否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分为排斥组（17例）和非排斥组（59例）。所有患者均按常规定期随访。记录患者排斥反应发生情况及治疗经过。排斥组患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时给予肝穿刺活组织检查确定排斥反应严重程度。所有患者分别于肝移植术前、出院后1年内定期（间隔3～6个月）、或急性排斥反应治疗前和缓解后（3～6个月），检测外周血CD4＋IL-17＋T淋巴细胞占CD4＋T淋巴细胞百分比（CD4＋IL-17＋T％）。比较两组患者各时间点的 CD4＋IL-17＋T％。分析 CD4＋IL-17＋T％与排斥活动指数（RAI）、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的相关性。结果急性排斥反应发生在术后0.7～12.0个月，中位数2.5个月。肝移植术后，与非排斥组比较，排斥组患者CD4＋IL-17＋T％明显升高[（1.79±0.44）％比（2.56±0.43）％，P＜0.001]。排斥组患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时，CD4＋IL-17＋T％均较未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时明显升高[（2.56±0.43）％比（1.50±0.25）％，P＜0.001）]。非排斥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CD4＋IL-17＋T％变化不明显（P＞0.05）。排斥组患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时的CD4＋IL-17＋T％与RAI呈正相关（r＝0.72，P＝0.001）。排斥组和非排斥组患者他克莫司、环孢素血药浓度与CD4＋IL-17＋T％无明显相关性（r＝0.21，-0.13；均为P＞0.05）。结论外周血CD4＋IL-17＋T％可作为诊断和评估肝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严重程度的监测指标，外周血CD4＋IL-17＋T％升高提示急性排斥反应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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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供受体HLA错配与术后并发恶性肿瘤的关系
目的：研究肾移植供受体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错配与术后并发恶性肿瘤的关系。方法对1993年至2009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行肾移植手术5年以上，且有完整的供受体HLA分型的102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研究。1021例肾移植术后患者中，非肿瘤患者928例，恶性肿瘤患者93例。收集供受者HLA-A、B和DR 3个位点共6个抗原的错配情况，分析供受体HLA错配数与肾移植术后发生恶性肿瘤的关系，以及不同性别肾移植患者的供受体HLA错配数与术后发生恶性肿瘤的关系。结果1021例患者中9.11％（93/1021）发生恶性肿瘤。HLA错配0～1，2、3、4、5和6个抗原的患者恶性肿瘤发生率分别为14％、13％、14％、6％、3％和4％。HLA半相合以上（HLA错配0～3个）患者的恶性肿瘤发生率明显高于HLA半相合以下（HLA错配4～6个）患者（14％比5％，χ2＝24.11，P＜0.005）。恶性肿瘤患者中，HLA半相合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为12例和54例；HLA半相合以下的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为12例和15例，HLA半相合以上患者中女性患者所占比例高于男性患者（χ2＝5.60，P＜0.025）。结论 HLA配错数越低的肾移植患者特别是女性患者，其恶性肿瘤发生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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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凋亡淋巴细胞的树突状细胞诱导高分泌白细胞介素-10的调节性B细胞的生成
目的：探讨未成熟树突状细胞（imDC）吞噬经补骨脂素长波紫外线（PUVA）处理的小鼠脾B淋巴细胞（PUVA-SP）后，将B淋巴细胞诱导为高分泌白细胞介素（IL）-10（IL-10＋）的调节性B细胞的可行性。方法培养小鼠骨髓来源DC，小鼠脾淋巴细胞经PUVA光源照射得到PUVA-SP，在体外将 PUVA-SP 与骨髓来源的 imDC 共同培养，后者吞噬 PUVA-SP 后形成 PUVA-SP DC。应用CD19磁珠分选小鼠脾脏B淋巴细胞，将不同的DC与B淋巴细胞共同培养48 h。采用酶链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B淋巴细胞、imDC、imDC＋B淋巴细胞、PUVA-SP DC、PUVA-SP DC＋B淋巴细胞的培养上清液中干扰素（IFN）-γ、转化生长因子（TGF）-β、IL-12p70、IL-10等细胞因子的含量。流式细胞仪分析 B 淋巴细胞、imDC ＋B 淋巴细胞、mDC ＋B 淋巴细胞、PUVA-SP DC ＋B淋巴细胞共培养后IL-10＋调节性B细胞数量。结果与其他4组细胞培养液比较，PUVA-SP DC＋B淋巴细胞上清液中的IL-10含量明显升高（均为P＜0.05）。与其他各组相比，PUVA-SP DC＋B淋巴细胞中IL-10＋调节性B细胞数量明显增多。结论 PUVA-SP DC可以诱导脾脏B淋巴细胞分化为IL-10＋调节性B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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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L02肝细胞氧化损伤模型的构建
目的：探讨L02肝细胞氧化损伤模型的构建方法。方法将L02肝细胞培养后分为损伤3 h组、6 h 组和12 h 组，每组再根据加入不同浓度的过氧化氢（H2 O2）分为100、200、300、500、750、1000μmol/L 6个亚组，对照组不加入H2 O2，分别在培养箱中继续孵育3 h、6 h或12 h后进行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检测。另1组L02肝细胞培养后分为损伤3 h组、6 h组和12 h组，损伤3 h组再根据加入H2 O2浓度不同分为100、200、300、500、750μmol/L 5个亚组，损伤6 h组分为100、200、300、500μmol/L 4个亚组，损伤12 h组分为100、200、300μmol/L 3个亚组，对照组不加入H2 O2，分别在培养箱中继续孵育3 h、6 h或12 h后进行Annexin V-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碘化丙啶（PI ）双染流式细胞检测。损伤模型的建立及鉴定：L02肝细胞培养后损伤组加入200μmol/L H2 O2，对照组不加入H2 O2。在培养箱中继续孵育6 h后检测细胞线粒体膜电位、丙二醛（MDA）、活性氧自由基（ROS）、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等指标。结果损伤3 h组中，200、300、500、750、1000μmol/L等各亚组的细胞存活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1）；损伤6 h组中，各亚组细胞存活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1）；损伤12 h组中，各亚组存活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1）。3 h H2O2浓度与细胞存活率的相关系数为-0.993，6 h组为-0.955，12 h组为-0.819。Annexin V-FITC /PI双染检测不同浓度、不同作用时间的H2 O2损伤情况下细胞凋亡/坏死率：损伤3、6、12 h组中，损伤各亚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1）。3 h组H2O2浓度与细胞凋亡或坏死率的相关系数为0.971，6 h组为0.992，12 h组为0.986。与对照组比较，200μmol/L H2 O2作用6 h 处理 L02肝细胞损伤组的线粒体膜电位、MDA、ROS、SOD、ALT、AST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1）。结论200μmol/L H2O2作用6 h处理L02肝细胞是体外模拟缺血-再灌注或氧化损伤的良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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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LA4-Ig基因修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抑制大鼠肝移植排斥反应
目的：探讨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免疫球蛋白（CTLA4-Ig）基因转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在抑制大鼠原位肝移植排斥反应的作用及机制。方法采用重组腺病毒（Ad）5-CTLA4-Ig转染MSC。转染72 h后，提取细胞总蛋白，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转染后MSC中CTLA4-Ig的蛋白表达。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方法检测未转染和转染后的MSC对外周血淋巴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以雄性Lewis大鼠为供体（40只）；以雄性Brown Norway （BN）大鼠为受体（40只）。采用改良的Kamada两袖套法进行原位肝移植，建立大鼠原位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模型。40只受体大鼠随机分为4组，每组10只。其中对照组（A组），于肝移植时门静脉输注生理盐水；MSC治疗组（B组），于肝移植时门静脉输注MSC；转基因MSC治疗组（C组），于肝移植时门静脉输注转基因MSC；免疫抑制剂治疗组（D组），于肝移植时门静脉输注生理盐水，术后即给予环孢素（CsA）1.5 mg /（kg·d）肌内注射，连续8 d。每组大鼠取5只观察生存情况。每组其余5只于术后第9日处死，检测外周血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2、IL-4、干扰素（IFN）-γ水平，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肝组织病理学变化和排斥反应程度。结果重组Ad5-CTLA4-Ig转染MSC 72 h后，蛋白质印迹法可检测到转染后的MSC中有CTLA4-Ig的蛋白表达。当未转染的MSC∶外周血单核细胞比例为1∶10、1∶20时，MSC抑制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分别为85.60％、76.69％。重组Ad5-CTLA4-Ig转染MSC 72 h后，在相同的数量比下，其抑制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分别为90.50％、84.20％；与未转染的MSC 比较，转染后抑制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增强（P＜0.05）。A、B、C、D组大鼠肝移植术后存活时间分别为（13±3），（41±6），（90±15），（102±18）d。A、B、C组的大鼠术后存活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和D组的大鼠术后存活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A组比较， B组和C组的IL-4水平明显升高；与B组比较，C组的IL-4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C组和D组的IL-4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A组比较，B组和C组的IL-2、IFN-γ水平明显降低，C组的IL-2、IFN-γ水平亦低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C组和D组的IL-2、IFN-γ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大鼠肝组织病理检查结果显示，A组移植肝发生重度排斥反应，B组移植肝亦发生排斥反应，但与A组比较程度较轻。C组与D组移植肝有轻度排斥反应。结论重组Ad-CTLA4-Ig转染MSC可抑制肝移植排斥反应，其效果优于MSC单独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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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右半肝原位辅助肝移植术的围手术期配合体会（1例报告）
目的：总结活体右半肝原位辅助肝移植术前与术中护理配合的体会。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暴发性肝衰竭患者辅助性原位肝移植术前与术中的临床资料，总结护理体会。结果术前制定相应的管理程序，包括供体、手术环境、常规用品和特殊器械物品的准备。做好术中配合，包括供体供肝切取时的配合、受体病肝部分切除时的配合、供受体术中超声吸引刀使用时的配合、受体供肝植入的手术配合等。供受体手术过程顺利，术后无发生手术相关并发症。结论原位辅助性肝移植是一项操作过程极为复杂的手术，完善而充分的术前准备，熟练而准确的术中配合，可以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和减少与手术相关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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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活体肝移植与劈离式肝移植供体手术的区别及手术配合的体会
目的：总结婴幼儿活体肝移植和劈离式肝移植供体手术方式的区别以及手术配合体会。方法2006年9月至2013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实施婴幼儿肝移植200例，其中活体肝移植170例，劈离式肝移植30例。收集活体肝移植和劈离式肝移植供体获取的手术资料，总结分析两种术式的术前准备（人员准备和器械准备）、术中配合、手术时间的差异。结果与劈离式肝移植供体获取比较，活体肝移植供体获取的手术操作较为复杂，参与手术的人员与所需特殊器械和物品相应较多。活体肝移植供体手术为在体劈离，分别离断肝动脉左支、门静脉左侧主干及在肝左静脉汇入下腔静脉处离断肝左静脉。劈离式肝移植供体获取则在体外修肝盆中完成，手术方式与活体肝移植类似。活体肝移植组供体手术组的手术时间为（4.3±0.2）h，劈离式肝移植组供体手术则为（1.6±0.2）h，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活体肝移植和劈离式肝移植两种婴幼儿肝移植的手术方式有所区别。与劈离式肝移植供体获取比较，活体肝移植术供体获取手术所需工作人员、特殊器械和物品的数量较多，手术时间较长。因此，所有参与手术的人员均应密切配合，手术过程中要求护理人员尤其需要有极强的无菌观念、动作敏捷、熟练掌握肝移植术的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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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边缘供肝移植的一点思考
器官短缺是限制临床肝移植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随着需要接受移植患者的数量日益增长，器官短缺已经成为等待移植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如何扩大供体来源，一直都是移植外科医师关注的热点［1］。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外科技术得到不断发展，移植外科医师发明创造了多种术式，如劈离式肝移植、活体部分肝移植和多米诺肝移植等来拓展供肝的使用范围。随着器官保存技术的不断改进，新型免疫抑制剂的成功研制及移植免疫理论的不断发展，也使得边缘供体的使用成为可能，进一步满足等待移植患者对供肝的需求。目前国内外使用边缘供体已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边缘供体的应用扩展了供肝的选择标准，增加了供肝数量，使得更多亟需肝移植的患者获益，但边缘供肝仍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对近年来边缘供肝的部分热点问题作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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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移植免疫调控机制的深入研究，对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及受体术后生活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刊特邀美国移植免疫专家--德克萨斯医疗中心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免疫生物学研究中心的Xian Chang Li教授就非T淋巴细胞在移植免疫中的作用作一述评。他在文中阐明了自然杀伤（NK）细胞、单核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DC ）及B淋巴细胞在移植物排斥以及免疫耐受诱导中的作用以及将其作为治疗靶点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移植免疫耐受的调控网络非常庞大，天然免疫细胞和获得性免疫细胞均参与了这一复杂的过程。为了达到诱导耐受及避免排斥的目的，必须设计全面针对这些靶点的治疗方案。对移植物慢性失功的深入研究发现，非T淋巴细胞类细胞在移植排斥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针对这些细胞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