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杂志
Organ Transplantation 기관이식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 影响因子： 0.97
- 审稿时间： 3-6个月
- 国际刊号： 1674-7445
- 国内刊号： 44-1665/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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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肝移植受者性生活状态的调查
目的 探讨肝移植手术对男性受者性生活状态的影响.方法 研究对象为2007年7月至2012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行肝移植且术后存活半年以上的男性肝移植受者,共69例.采用自制问卷调查与直接询问相结合的方法了解受者发病前、发病后及手术后的性生活状态.调查内容包括性欲状况、阴茎勃起情况(夜间及清晨)、勃起强度、性生活频度、性高潮情况、性生活满意度以及性生活认知情况(性生活对肝功能是否有影响).结果 受者发病后的性欲状况、阴茎勃起强度异常的发生率高于发病前和手术后,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1).与发病前比较,受者发病后和手术后性生活频度、性高潮情况、性生活满意度异常的发生率均较高,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与发病后比较,受者手术后性生活频度、性高潮情况、性生活满意度异常的发生率较低,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1).夜间及清晨阴茎勃起异常的发生率和性生活认知(认为性生活对肝功能有影响)的几率,发病前、发病后、手术后,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 肝移植可改善终末期肝病男性患者的性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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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素血症及炎症因子在肝肺综合征中的作用及其在肝移植术后的变化
目的 探讨内毒素血症及相关炎症因子在肝肺综合征(hepatopulmonary syndrome,HPS)发生、发展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肝移植术后的变化.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06年4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拟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的279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HPS患者31例列为HPS组,同时随机选取行肝移植术且未合并HPS的终末期肝病患者30例为非HPS组及10例健康志愿者为正常对照组.HPS组、非HPS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于术前或治疗前1 d检测血清Toll样受体(Toll like receptor,TLR)2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mRNA)、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mRNA、脂多糖(LPS)、肿瘤坏死因子(TNF)-α及内皮素(endothelin,ET)-1水平,HPS组和非HPS组分别于术后3、7、14、21、28 d检测总胆红素、TLR2 mRNA、TNF-α和ET-1水平.术后随访,记录随访期间的阳性事件和生存时间.结果 截止至2008年7月,平均随访时间2.4年(长4.4年).目前,HPS组中26例行肝移植术患者存活15例,死亡11例,非HPS组中存活24例.肝移植术前HPS组患者的LPS、TNF-α、ET-1、TLR2 mRNA,iNOS mRNA的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均为P＜0.05),但与非HPS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HPS组患者的TLR2 mRNA和ET-1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其iNOS mRNA、LPS与TNF-α也高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HPS组患者肝移植术后28 d较术前TLR2 mRNA、TNF-α、ET-1水平有所下降(均为P<0.05).结论 LPS及其相关炎症因子的释放增加在HPS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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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干扰素-γ的效应T细胞在预警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中的意义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早期外周血中分泌干扰素(IFN)-γ的效应T细胞数量变化在预警急性排斥反应(AR)中的意义.方法 本前瞻性对照非连续性研究对象选取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收治的200例同种异体肾移植患者.根据移植后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肾穿刺病理学检查结果分为两组:AR组(24例)和移植肾功能正常(stable allograft function,STA)组(176例).其中AR组根据病理严重程度再分为Ⅰ级(9例)、ⅡA级(7例)、ⅡB级(4例)、Ⅲ级(4例)4种等级.另外随机选择行活体亲属肾移植供者为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HC)组(10例).3组分别于术前1 d,术后1、3、5、7、14、21、28、60、90 d留取外周血;另外AR组于临床拟诊AR当日开始留取外周血,即0、1、3、5、7、14、21、28 d.通过体外刺激因子佛波酯(phorbol myfismte acetate,PMA)和离子霉素(ionomycin,Ion)刺激外周血淋巴细胞释放IFN-γ,采用酶联免疫斑点试验(enzyme linked-immunospot assay,ELISPOT)方法,动态监测外周血分泌IFN-γ的效应T细胞数量(IFN-γ ELISPOT值).比较3组研究对象外周血中IFN-γ ELISPOT值的动态变化;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IFN-γ ELISPOT值对AR的诊断效果;比较AR组患者冲击治疗前后IFN-γ ELISPOT值的动态变化;比较AR组中不同病理分级患者的IFN-γ ELISPOT值的动态变化,以分析IFN-γ ELISPOT值与AR病理分级的关系.结果 术后1、2、4 d,AR组和STA组的IFN-γ ELISPOT值明显高于HC组(均为P<0.05),肾移植术后1、2、4、7、14、21 d,AR组的IFN-γ ELISPOT值均明显高于STA组(均为P<0.05).IFN-γ ELISPOT值诊断AR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92,佳临界值为23 spots/ 5×105 PBLs,其评价AR的灵敏度为0.920,特异度为0.875.在诊断前3 d、前1 d及穿刺当日,4组患者之间IFN-γ ELISPOT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在AR发生前7 d内,IFN-γ ELISPOT值上升速度越快,上升峰值越高,提示AR病理损害越严重(P<0.05).结论 肾移植术后早期动态监测IFN-γ ELISPOT值对早期诊断AR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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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治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断与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12例肾移植术后肺部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12例患者中,真菌培养阳性者5例,其中白假丝酵母3例,曲霉2例.采用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后治愈11例,死亡1例.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患者呼吸频率及血二氧化碳分压降低,血氧分压及氧合指数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1).治疗前后患者的血清肌酐、尿蛋白、白蛋白、丙氨酸转氨酶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 肺部真菌感染是肾移植术后的严重并发症,应早期明确诊断,及时使用抗真菌药物,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应用大剂量丙种球蛋白及呼吸机支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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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应用来氟米特的长期效果分析
目的 研究肾移植患者术后长期应用来氟米特(leflunomide,LEF)进行免疫抑制治疗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性研究对象为2001年10月至2012年5月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长期随访(5年以上)的64例首次肾移植术后患者.应用钙神经蛋白抑制剂(CNI)+LEF+泼尼松三联免疫抑制方案的患者32例(LEF组),应用CNI+吗替麦考酚酯(MMF)+泼尼松三联免疫抑制方案的患者32例(MMF组).比较两组患者肾移植后1、3、5年人、肾存活率,肾功能变化、排斥反应、感染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结果 LEF组与MMF组患者术后1、3、5年的人存活率分别为100%、97%、81%和100%、94%、88%;两组术后1、3、5年的肾存活率分别为97%、91%、75%和97%、91%、81%;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LEF组患者术后1、3、5年的血清肌酐水平和24 h尿蛋白定量分别为(101±14)、(112±21)、(132±26)μmol/L和(896±98)、(1 232±126)、(1 458±110)mg;MMF组分别为(98±16)、(108±23)、(127±21)μmol/L和(912±101)、(1 275±117)mg、(1 483±133)mg(均为P>0.05).LEF组患者中,41%(13/32)出现不同程度的排斥反应,给予抗排斥反应治疗后,逆转5例(38%,5/13),移植肾失功8例;MMF组患者中,34%(11/32)出现不同程度的排斥反应,给予抗排斥反应治疗后,逆转5例(45%,5/11),移植肾失功6例.LEF组和MMF组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3%(4/32)和19%(6/32)(P>0.05).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亦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 肾移植患者术后长期应用LEF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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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远期胆道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
目的 探讨肝移植术后远期胆道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3年6月42例同种异体非转流原位肝移植术后远期不同类型胆道并发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42例患者于肝移植术后3个月发病.患者通过影像学手段如超声、经内镜下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MRCP)和经皮经肝胆管引流术(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PTCD)等确诊.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包括胆道狭窄21例,其中吻合口狭窄8例和非吻合口狭窄13例;胆道结石19例,其中泥沙型7例和非泥沙型12例;另2例为奥迪括约肌功能障碍.吻合口狭窄的患者中,6例经ERCP治疗3～5次后痊愈;另2例经ERCP治疗效果不佳改行胆肠吻合重建术后治愈.13例非吻合口狭窄患者中,ERCP治疗2例,再次肝移植11例,效果良好,无1例出现死亡.胆道泥沙型结石7例,经ERCP和PTCD治疗均无效,行再次肝移植效果良好.12例非泥沙型结石患者中,4例行ERCP取石成功,另8例行手术取石,效果良好.2例Oddi括约肌功能障碍患者行ERCP放置支架,效果良好.结论 肝移植术后远期胆道并发症主要依靠影像学检查确诊.一经确诊就应根据不同的胆道病变类型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案,采用积极的内镜和介入治疗,若无效时及时进行再次肝移植等手术治疗,疗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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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肾动脉栓塞治疗失功能移植肾不耐受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目的 探讨移植肾动脉栓塞治疗失功能移植肾不耐受综合征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13年3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移植肾动脉栓塞治疗失功能移植肾不耐受综合征的1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改良Seldinger技术穿刺股动脉,造影观察移植肾动脉吻合方式及有否侧支循环供血.超选择性进入移植肾主要动脉分支,使用3 F Progreat微导管,首先以明胶海绵颗粒缓慢栓塞至血流明显缓慢后,其次以微弹簧圈于移植肾动脉主干内栓塞,待血流几乎停滞后再用明胶海绵颗粒加强栓塞,后回撤导管至髂内外动脉分叉近端造影,证实移植肾动脉血流完全停滞后结束治疗.观察患者栓塞治疗的成功率.所有患者均随访3个月以上,观察有否栓塞后并发症.结果 1次栓塞治疗成功率为92%(11/12),另1例移植肾动脉栓塞治疗失败,再次行栓塞治疗后成功.患者栓塞术后住院时间4～19 d,平均9 d.随访期间,10例患者出现栓塞术后综合征,经对症治疗后短期内症状消失.所有患者栓塞术后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结论 肾动脉栓塞治疗失功能移植肾不耐受综合征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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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径导管保留支撑治疗肝移植术后胆管吻合口狭窄疗效观察
目的 评价大口径导管保留支撑治疗肝移植术后近期胆管吻合口狭窄的疗效.方法 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6例肝移植术后胆管吻合口狭窄引起梗阻性黄疸患者.胆管吻合口狭窄发生在肝移植术后1个月内4例,1个月以上2例.对肝移植术后1个月内发病的患者,先给予经皮经肝胆道引流术(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PTCD)引流,待患者的血清总胆红素迅速下降接近正常范围,然后采用大口径导管保留支撑的方法引流.肝移植术后1个月以上发病的患者PTCD后直接采用大口径导管保留支撑的方法引流.随访并观察6例患者的疗效.结果 6例肝移植术后胆管吻合口狭窄患者均成功使用10～14 F导管保留支撑的方法治愈.术前血清总胆红素中位数135 μmol/L,治疗后1个月内下降至中位数48 μmol/L,导管保留支撑的时间4～10个月.6例患者引流管撤除后随访3～10个月,患者均未出现黄疸症状复发.2例支撑导管保留时间较长者,治疗过程中导管周围出现胆汁渗漏和皮肤感染,给予对症处理后症状消失.结论 大口径导管保留支撑是治疗肝移植术后胆管吻合口狭窄的安全而简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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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肝移植术后门静脉并发症处理及远期疗效评估
目的 总结并评估原位肝移植术后并发门静脉并发症的处理及其远期疗效.方法 研究对象为2002年6月至2013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收治的12例肝移植术后门静脉并发症患者.对1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并发症的发生时间、病变性质、术前病史、术后诊断经过、处理经过及远期疗效.结果 本组患者门静脉并发症发生时间为肝移植术后3～54个月.其中门静脉吻合口狭窄3例,门静脉系广泛血栓4例,门静脉主干血栓2例,门静脉和肠系膜上静脉附壁血栓3例.3例门静脉吻合口狭窄患者成功放置血管内支架;3例门静脉和肠系膜上静脉附壁血栓患者经溶栓和抗凝治疗无病情进展;余6例患者行套扎术或硬化剂治疗后好转出院.随访3年,12例中无1例死亡.结论 肝移植术后门静脉并发症的治疗方案取决于门静脉病变性质和程度.对于早期门静脉血栓或局部附壁血栓,溶栓治疗可取得满意效果;晚期门静脉血栓溶栓治疗效果不佳.对单纯性门静脉狭窄行介入治疗是安全可行的.肝移植术后门静脉并发症经及时处理后远期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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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病因及防治研究进展
我国肝移植围手术期死亡率已降至5%以下,受体术后1、5、10 年生存率已分别达到 82.3%、73.8%和70.2%[1].然而,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biliary complication,B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分别高达8%～25%和 1%～5%,占肝移植术后死亡原因的 15%～34%[2-5].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指具有临床表现(发热、黄疸、腹痛、胆红素升高、肝酶谱异常等)且有影像学依据、一般需行药物、介入或手术治疗的一系列临床胆道综合征,如胆道狭窄、梗阻及胆漏等.因此,如何有效预防胆道并发症是肝移植的热点和难点之一.本文就该病的病因、预防和治疗作一综述并介绍本中心的经验,以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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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抑制剂对树突状细胞的影响
树突状细胞(DC)作为体内专职的抗原提呈细胞,在固有免疫和获得免疫反应中均发挥着启动免疫反应的关键枢纽作用[1].自上世纪末以来,DC诱导免疫耐受一直是移植免疫学研究的热点,例如基因修饰、结构改造、阻断成熟等抑制或改变DC固有的刺激免疫反应特性等方式,已成为诱导移植免疫耐受的经典途径[2].诱导生成耐受性DC的抑制机制主要包括分泌白介素(IL)-10、转化生长因子(TGF)、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等抑制性炎症因子,促进CD4+CD25+Foxp3+调节性T细胞(Treg)的增殖,诱导CD8+细胞毒T淋巴细胞(CTL)和CD4+效应T细胞的无能或凋亡等[3].近的研究还发现,DC通过释放淋巴毒素调节静脉高内皮细胞表型的表达来控制淋巴细胞向淋巴结归巢,进一步影响依赖T淋巴细胞的免疫应答反应[4].由此可见,DC在移植免疫应答中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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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肾移植模型中膀胱-膀胱吻合尿路重建术的改进
目的 探讨小鼠肾移植术中膀胱-膀胱吻合术式中供体膀胱留取改良方法的应用价值.方法 30只昆明小鼠同品系间行肾移植术,供肾均为左肾.结扎供体膀胱颈,远端横断后尿道,整体留取肾、输尿管和膀胱.供体膀胱留取方式:受体术中开放血流后,自供体右输尿管进入膀胱稍下方至左输尿管进入膀胱处上2 mm斜形横断供体膀胱,留取左输尿管带部分膀胱行供受体膀胱-膀胱吻合术.记录手术时间、存活率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28只受体小鼠长期存活3个月以上,手术成功率93%,总手术时间(115±12)min,其中膀胱重建时间(25±6)min.1只受体小鼠发生膀胱瓣部分坏死并发症,长期存活受体均无尿路并发症发生.结论 改良后的膀胱-膀胱吻合术更简单快捷,能减少小鼠肾移植术后尿路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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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免疫抑制策略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半个多世纪以来,器官移植已成为救治器官功能衰竭有效的措施,挽救了数以百万计患者的生命.免疫抑制治疗一直是器官移植成功的基石,新型免疫抑制剂(immunosuppresive agent,ISA)的研发又极大地推动了临床器官移植的发展,已成为器官移植学三大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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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调节特性及其在实体器官移植中的应用
自1954年人类首例肾移植成功实施以来,器官移植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对于许多危重病例及终末期疾病患者来说,器官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为了保证器官移植的临床效果,术后患者必须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但这些药物的免疫抑制作用是非特异性的,影响受体全身免疫细胞的功能,产生许多不良反应,包括增加患者感染及患恶性肿瘤的风险,引起心血管疾病,导致代谢紊乱和对移植物直接产生毒副作用等,终导致移植物失去功能[2].因此,如果诱导产生供体特异性免疫耐受就能克服上述缺点,使移植物维持良好功能并长期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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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撤退的研究进展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患者术后1年和5年生存率已分别达到85%和70%[1-2].在实体器官移植中肝脏属于免疫特惠器官,但为了预防术后出现排斥反应,移植患者术后仍需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这不仅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还会导致移植术后患者出现血清肌酐升高、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等,引起肾功能损害、心脑血管疾病、机会性感染和移植术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PTLD),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存活.因此,如何在逐渐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的基础上,完全停用免疫抑制剂是临床肝移植术后免疫调节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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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医学论文统计学问题及释疑(二):定性资料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统计学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受到广大医学工作者的重视,但也常存在诸如忽视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选择不恰当的分析方法等问题,进而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和正确性.在上一讲中,我们已经就外科学科研论文中定量资料分析常见的问题进行了释疑[1],这一讲中,我们会集中分析定性资料分析中常见统计学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医学工作者正确使用定性资料的统计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