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杂志
Organ Transplantation 기관이식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 影响因子： 0.97
- 审稿时间： 3-6个月
- 国际刊号： 1674-7445
- 国内刊号： 44-1665/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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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中液体治疗的研究进展
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 ESRD）的有效方法之一。与血液透析治疗相比，肾移植可使患者病死率降低40％～60％。接受尸体肾移植的患者术后3年存活率超过88％，而活体肾移植患者的术后3年存活率可达93％［1］。然而， ESRD患者常伴有酸碱失衡、水电解质紊乱、充血性心力衰竭、贫血等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加上术前禁食、透析治疗等因素的影响，往往造成临床医师难以预测患者对麻醉药物和麻醉方法的反应，对麻醉工作提出巨大的挑战，因此肾移植术中液体治疗管理尤为重要。本文就肾移植术中液体治疗的重要性、血流动力学参数、液体种类、液体治疗策略等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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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围手术期目标导向性液体治疗进展
同种异体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理想的手段，与血液透析治疗相比，肾移植能为终末期肾病患者提供更高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1-2］。近年来，肾移植相关并发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这主要得益于围手术期管理，尤其是围手术期的液体治疗管理。既往常采用传统的监测指标来指导液体治疗，效果不佳，以功能性血流动力学参数指导液体治疗的目标导向性液体治疗（goal-directed fluid therapy，GDFT）显示出其优势。本文就GDFT 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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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肝癌肝移植现状
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合并原发性肝癌（肝癌）的有效治疗手段，但肝癌肝移植患者手术前后的肝癌治疗策略，及如何减少术后肝癌复发率，仍是目前令人困惑的难题。近年免疫抑制剂和抗肿瘤药物的更新，早期诊断技术的进步，对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防治策略均有启发和促进作用。本文将笔者在美国纽约医学院肝胆与移植外科的临床经验与各位同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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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继免疫细胞治疗预防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新思路探究
我国是肝病大国，也是全球原发性肝癌（肝癌）的第一大国。我省更是肝炎、终末期肝病、肝癌的重灾区，广东地区肝脏疾病发病率高达近20％，严重危害着民众的健康。肝细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HCC ）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居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2位，每年大约有11万人死于HCC，占全世界HCC死亡人数的45％［1-2］。2011年中国肝移植注册网（ http：／／www.cltr.org）的统计数据显示，肝癌患者占我国肝移植受体总数的百分率超过40％。随着近年来肝移植外科手术成熟和术后管理的不断完善，肝癌肝移植患者的生存率有所提高，但肝癌复发仍是影响肝癌肝移植远期疗效的核心问题。随着肝移植适应证标准的拓展（肿瘤数目、肿瘤直径），肝癌复发风险增加，生存率下降，即使是符合米兰（ Milan ）标准的肝癌，肝移植术后仍有8％～15％的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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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动脉三维灰阶超声造影用于诊断肝移植术后肝动脉并发症的价值
目的：探讨肝动脉三维灰阶超声造影（3D-CEUS）用于诊断肝移植术后肝动脉并发症的价值。方法对26例肝移植供体或怀疑肝动脉并发症的肝移植受体进行常规彩超、二维灰阶超声造影（2D-CEUS）和3D-CEUS检查。评价3D-CEUS的图像重建成功率及重建的肝动脉三维图像质量。结果26例患者3D-CEUS可显示21条肝动脉，图像重建成功率81％。用3D-CEUS重建的肝动脉三维图血管连续性好，可显示冠状面Z轴上的、细小或迂曲的分支或属支，能帮助判定肝动脉段分支起源，能明确地显示血管的空间关系。结论3D-CEUS检查具有三维图像直观、立体、清晰的特点，在诊断肝移植术后肝动脉并发症中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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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胆泥超声声像图表现及其与预后相关性的初步探讨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胆泥超声表现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36例肝移植术后胆泥患者的超声声像图表现，按治疗结果分为不良疗效组和疗效稳定组，比较两组间初次发现胆泥时的超声特点。结果缺血性胆道病变合并胆泥者在不良疗效组中占95％（19/20），在疗效稳定组中则仅为13％（2/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疗效稳定组的胆泥均位于肝门部（16/16），胆泥与胆管壁分界清晰（14/16），肝门部胆管壁无增厚（14/16），肝内胆管未见扩张（14/16）；不良疗效组胆泥分布范围广，除肝门部外，常累及肝内胆管（10/20），胆泥与胆管壁分界模糊（15/20），肝门部胆管壁增厚明显（16/20），肝内胆管扩张（19/20）；上述4项指标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在不同预后组间胆泥的声像图特点有差异，对合并有缺血性胆道病变超声特点的胆泥，提示预后较差，可能需要进行积极的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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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肝少见肿瘤或肿瘤样病变的影像学表现
目的：研究移植肝少见肿瘤或肿瘤样病变的影像学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2月至2013年8月间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肝移植术后移植肝少见肿瘤或肿瘤样病变的4例患者的影像学资料，重点分析患者肝脏病变的计算机体层摄影术（CT）和（或）磁共振成像（MRI）平扫及动态增强表现。结果4例患者中，误诊3例，分别为肝未分化肉瘤、继发性淋巴瘤、嗜酸性肉芽肿；正确诊断1例，为胆囊癌肝转移。肝未分化肉瘤表现为囊实性占位，周围实性部分及分隔显著持续性强化，囊性部分无强化，短期内迅速增大；病灶周围无水肿带；可见较多钙化灶。肝继发性淋巴瘤表现为肝内多发结节灶，多数信号均匀，增强各期强化程度较低，不伴肝内血管侵犯，伴随肝外淋巴结肿大；少数病灶内见出血。肝嗜酸性肉芽肿表现为肝脏多发病灶信号及强化方式多样，提示病灶由多种成分组成，处于病变的不同阶段，多数病变呈环形进行性强化表现。胆囊癌肝转移肝移植术后复发表现为肝内稍低密度灶，动脉期轻度强化，门静脉期呈稍低密度，伴有腹膜后淋巴结肿大、融合。结论移植肝少见肿瘤或肿瘤样变的影像学征象各有特点，影像学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上述少见移植肝肿瘤或肿瘤样病变，结合病史及临床表现，有助于正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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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灌注应用在肾移植中的效果评价（附36例报道）
目的：探讨机械灌注法保存供肾的临床效果。方法2013年5月至10月，解放军第181医院肾脏科采用机械灌注保存供肾共36例。采用LKT-100型Lifeport器官灌注运输器及其配套专用的相关软件进行机械灌注保存、运输、灌注供肾。分析患者术后一般情况，机械灌注过程中阻力系数和流速与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 DGF）发生的关系。结果36例受者均未发生移植肾丢失。其中30例（83％）未发生DGF，移植肾功能恢复良好；6例出现DGF，经治疗术后3～18 d逐渐恢复正常。36例供肾进行机械灌注1 h，阻力系数≤0.3 mmHg/（ ml· min）28例，受者术后均未发生DGF；阻力系数＞0.3 mmHg/（ ml· min）8例，其中6例受者术后发生DGF。8例流速＞100 ml/min，受者均未发生DGF；21例流速60～100 ml/min，其中有1例受者发生DGF；7例流速＜60 ml/min，其中5例发生DGF。结论机械灌注法保存供肾能改善供肾质量，降低移植受者的DGF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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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外科手术优秀视频展评活动通知
为促进我国外科医师手术技术交流，展现当代外科医师风采，发现和培养临床外科优秀人才，由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手术学组主办，《中华肝脏外科手术学电子杂志》和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承办，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办的2014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外科手术优秀视频展评活动于2014年2月正式启动。入围选手将受邀请参加2014年9月西安召开的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手术学组年会暨2014年普通外科手术规范与技术创新高峰论坛，会议期间进行手术视频展播、评比、表彰，并与我国肝胆胰外科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现场点评、交流，且优秀作品可在该刊优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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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肝移植再灌注后综合征出现心脏停搏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原位肝移植再灌注后综合征（ postreperfusion syndrome ， PRS）中出现心脏停搏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至2013年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实施原位肝移植的19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38例患者出现PRS。根据有否发生心脏停搏，将38例PRS患者分为两组，其中心脏停搏组患者7例，男5例，女2例；非心脏停搏组患者31例，男23例，女8例。收集可能影响患者出现心脏停搏的指标，包括性别、年龄、术前心脏指标（心电图或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术前白蛋白、开放循环时（开放）临界pH值、临界体温、临界血钾、开放后血钙、供体脂肪肝情况、下腔静脉阻断时间及供肝冷缺血时间。两组间的数据比较采用t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检验。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再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PRS出现心脏停搏的可能危险因素包括开放临界pH值＜7.35、开放临界体温＜36℃、开放临界血钾＞4 mmol/L和供肝中度脂肪肝（均为P＜0.05）。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供肝中度脂肪肝是PRS出现心脏停搏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供肝中度脂肪肝是PRS出现心脏停搏的独立危险因素。合理选择供肝，加强受体围手术期的处理，这对降低心脏停搏的发生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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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肾移植模型手术改良技巧探讨
目的：探讨大鼠肾移植模型手术的改良方法。方法供体Sprague-Dawley （ SD）大鼠21只，受体Wistar大鼠42只。采用双侧供肾。受体左肾切除后借助自制导管，行受体肾动脉与供体肾动脉、受体肾静脉与供体下腔静脉端端吻合，供体输尿管带膀胱瓣与受体膀胱吻合，后切除右肾，腹腔内注入头孢米诺10 mg，关腹。记录手术时间，动、静脉吻合时间，冷、热缺血时间等手术数据；术后大鼠存活3d认为模型建立成功，计算建模成功率，分析死亡原因。结果供体手术时间为（32.7±5.6） min，供肾修整时间为（4.2±1.1） min。受体手术时间为（42.3±4.9） min，其中动脉吻合时间为（10.1±3.2） min，静脉吻合时间为（13.9±2.5） min，尿路重建时间为（6.3±1.4） min。热缺血时间为（5.4±1.8） s，冷缺血时间为（56.2±7.3） min。42只受体大鼠中，建模成功40只，成功率为95％。另2只受体大鼠死亡，其中1只死于血管吻合口出血，1只死于尿瘘引致的腹膜炎。结论采用改良的血管端端吻合法建立大鼠肾移植模型具有操作简单、手术时间短、成功率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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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肝移植--进展与展望
原发性肝癌（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居我国恶性肿瘤的第2位，因其恶性程度高、预后差而被称为“癌中之王”。随着肝移植手术技术和术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肝移植治疗肝癌的作用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我国在1980年至2011年间共实施肝移植手术20877例［1］，其中肝癌肝移植手术8874例（42.51％），但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6.57％、57.00％、49.80％，明显低于良性肝脏疾病受者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1.42％、76.48％、73.19％），其中31.68％的肝癌患者死亡原因为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和转移，明显高于国外文献报道的肝癌移植术后复发率（10％～20％）。如何有效地预防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是进一步提高我国肝癌肝移植整体疗效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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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肝移植免疫抑制治疗中激素的撤离
肝移植开展初期，由于缺乏可供选择的免疫抑制剂，肾上腺皮质激素（激素）在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中占据主导地位，且对提高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不断研发，免疫反应作用机制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激素引发的多种不良反应，如代谢性疾病、感染，以及原发病［原发性肝癌（肝癌）、病毒性肝炎］复发等，国内外众多学者一直在研究相对理想的激素撤离方案。本文就目前肝癌肝移植免疫治疗中激素的撤离方案作一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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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靶向预防和治疗的新希望：索拉非尼
原发性肝癌（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在肿瘤患者死亡原因中排第3位［1］。肝移植对部分肝癌患者疗效肯定。目前欧洲和美国每年因肝癌接受肝移植的患者分别占肝移植患者总数的25％及35％［2］，而我国该比例达48.2％［3］。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已成为制约肝移植手术应用于肝癌患者的重要因素。据报道，肝癌肝移植术后1、3、5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19.8％、30.5％及35.8％［4］。一项多中心回顾性分析显示我国肝癌肝移植术后总复发率为42.6％（496／1163例）［5］。为降低术后复发率，提高生存率，米兰标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 ， UCSF）标准等严格筛选受者的标准应运而生。虽然应用这些筛选标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限制了肝移植在肝癌中的临床应用［2，6］。因此，如何采取合理有效的综合治疗措施，拓展手术适应证、降低肝癌复发率及延长术后复发患者的生存期，是目前肝癌肝移植手术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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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肝移植适应证标准的发展及展望
肝移植是目前公认的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措施之一。自1963年第1例人原位肝移植术成功实施以来，肝移植术已经历了50余年的发展历史，迄今全世界已累积实施肝移植手术超过10万例。随着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和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肝移植围手术期并发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术后存活率不断提高、存活时间不断延长。因此，肝移植术的适应证亦逐步扩大。对于原发性肝癌（肝癌）患者，在合理掌握适应证的情况下，肝移植也能够获得良好的疗效。肝癌肝移植适应证标准的确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体系，本文就这方面作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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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综合防治策略--第六届羊城肝脏移植高峰论坛会议纪要
2014年第六届羊城肝脏移植高峰论坛于2月11～12日在广东广州隆重召开，共有国内外百余名移植专家参会。根据高峰论坛会议精神，总结出肝癌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综合防治策略，现汇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