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杂志
Organ Transplantation 기관이식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 影响因子： 0.97
- 审稿时间： 3-6个月
- 国际刊号： 1674-7445
- 国内刊号： 44-1665/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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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泌尿系感染的特点分析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泌尿系感染的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12月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肾移植的38例患者(男性24例,女性14例)的临床资料,对其术后1年内尿常规、尿培养结果及其他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38例患者肾移植术后1年内共查尿常规次数787例次,其中尿常规阴性结果为633例次,标本污染53例次,细菌尿次数101例次,其中71例次发生肾移植术后半年内.101例次泌尿系感染中,无症状性菌尿为68例次,上尿路感染19例次,下尿路感染14例次,并发脓毒血症者3例次.38例患者中,共有25例(男14例、女11例)患者出现细菌尿,有19例患者出现不少于2次泌尿系感染.常见的致病菌为大肠埃希菌(36例次),其次是粪肠球菌(26例次).肾移植术前血液透析患者术后感染率为70%.36例术后7 d内拔出尿管和双J管的患者肾移植术后感染率64%,而2例肾移植术后7 d后拔出尿管和双J管患者均发生感染.术后出现膀胱输尿管反流的3例患者均出现泌尿系感染.结论 肾移植术后泌尿系感染具有高发性、反复发作的特点,常见的致病菌为大肠埃希菌.女性、尿管和双J管的长时间留置、术后膀胱输尿管反流、术前长时间血液透析等都会诱发肾移植术后的泌尿系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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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新发宫颈癌1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新发宫颈癌的诊治和筛查方法.方法 2009年11月3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收治1例55岁肾移植术后4年的新发宫颈鳞癌患者,外院宫颈环形电刀锥切术病理结果示"宫颈中、低分化鳞状细胞浸润癌",B型超声(B超)示宫颈大小22 mm ×26 mm×34 mm,宫颈后壁肌层内见12 mm × 7 mm大小的低回声区.诊断为肾移植术后新发宫颈鳞状细胞癌(国际妇产科联盟临床分期Ⅱa期).予腹腔镜下行广泛子宫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补充拓扑替康单药化学药物治疗(化疗)4个疗程,第 1 个疗程0.75 mg/m2静脉滴注,每日1次,连用4 d,间隔21 d,共行4个疗程,并于第2 ~ 4个疗程调整拓扑替康剂量为1.25 mg/m2.术后调整免疫抑制治疗方案,停用泼尼松,环孢素改用原剂量的1 /4,继续应用麦考酚吗乙酯,并嘱定期规则随访.结果 患者手术顺利,对单药拓扑替康辅助化疗耐受良好,除出现Ⅲ度骨髓抑制外,未发生排斥反应及其它并发症.出院后定期随访,随访至投稿日患者已健康存活32个月,复查肾功能正常、鳞状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A)正常,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阴道细胞学涂片正常,未见肿瘤复发表现.结论 肾移植术后新发宫颈癌的早期治疗以根治性手术为主,肾移植术后接受规范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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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早期及晚期肝动脉血栓的超声造影鉴别诊断
目的 探讨超声造影对肝移植术后早期及晚期肝动脉血栓(HAT)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04年10月至2011年12月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或临床疑诊HAT的肝移植术后患者64例,入院后经临床观察、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和(或)计算机断层摄影术血管成像(CT angiography,CTA),予超声随访并且具备完整的超声造影资料.64例疑诊HAT患者分为早期组(＜ 30 d,18例)和晚期组(≥30 d,46例)两组.以临床表现、DSA和(或)CTA、超声随访等作为确诊HAT的参考标准,早期HAT组和晚期HAT组患者的HAT诊断时间、超声造影与参考标准所用检查的时间差用全距(中位数)表示,分别计算超声造影诊断早期HAT和晚期HAT 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总符合率).结果 早期组HAT的诊断时间为术后5～23 d(中位数13 d);晚期组HAT的诊断时间为术后30～1 800 d(中位数156 d).超声造影与参考标准所用检查的时间差为0～129 d(中位数6.5 d),10例超过30 d.早期HAT的超声造影表现为动脉期、静脉期早期肝内动脉均未见显示.超声造影诊断早期HAT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100%(8/8)、100%(10/10)、100%(18/18).晚期HAT的超声造影表现为肝外肝动脉显示不正常,肝门部细小迂曲的侧枝动脉形成,肝内动脉均可见显示.超声造影诊断晚期HAT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100%(9/9)、97%(36/37)、98%(45/46).晚期组1例肝动脉狭窄误诊为HAT,此例肝门部有丰富的侧枝动脉.结论 超声造影可以清晰显示肝动脉,对早期HAT诊断明确,对晚期HAT的诊断价值稍逊于早期HAT,侧枝动脉丰富是影响诊断晚期HAT准确性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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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肝移植术后罕见药物性肝损害1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目的 探讨儿童肝移植术后药物性肝损害的诊疗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1例小儿肝移植术后药物性肝损害病例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 患儿于肝移植术后1年4月余出现肝功能异常,其中血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水平明显升高,经除外急性排斥反应、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胆汁淤积性疾病、病毒感染、骨代谢异常、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及血液系统疾患等原因后,考虑为他克莫司(FK506)不良反应所致肝损害,停用FK506,改为麦考酚吗乙酯(MMF)+环孢素(CsA)抗排斥治疗后,患儿肝功能逐渐好转.结论 儿童患者的生理及药物代谢具有特殊性,小儿肝移植术后FK506所致药物性肝损害较为罕见,临床上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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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酰四氢叶酸钙溶液强化漱口减轻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口腔黏膜炎程度
目的 观察甲酰四氢叶酸钙溶液漱口方式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口腔黏膜炎发生的影响.方法 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28例造血系统恶性疾病患者,以2011年9月为界采用两种不同漱口方式,并据此分为两组:2010年6月至2011年9月的15例患者列为未强化漱口组,2011年9月以后的13例患者列为强化漱口组.在预处理过程中至移植后造血重建前,两组患者均常规给予口服抗菌药物,在使用甲氨蝶呤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治疗过程中,除给予一般的漱口液漱口外,还给予甲酰四氢叶酸钙100 mg+生理盐水500 ml漱口.未强化漱口组患者随意使用甲酰四氢叶酸钙溶液漱口,强化漱口组患者强化甲酰四氢叶酸钙溶液漱口,即每2 h漱口1 次,每次含漱3 min以上.比较两组患者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严重程度及其持续时间.结果 强化漱口组和未强化漱口组的口腔黏膜炎发生率分别为69%与73%,两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强化漱口组62%患者为Ⅰ～Ⅱ度的轻度口腔黏膜炎,而未强化漱口组60%患者为Ⅲ～Ⅳ度的重度口腔黏膜炎.强化漱口组患者口腔黏膜炎持续时间为(5.5±2.5)d,未强化漱口组口腔黏膜炎持续时间为(18.9±7.8)d,两组的持续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在行移植治疗过程中,每日坚持多次用甲酰四氢叶酸钙溶液强化漱口可以明显降低重度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减轻患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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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次谐波和双光子激发荧光相结合的非线性光学成像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
1961年,Franken等[1]使用红宝石激光器发出波长为694 nm的激光穿过石英晶体, 产生波长为347 nm的紫外光,这是早观察到的光学二次谐波(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SHG) 现象, 标志着非线性光学的诞生.1986年,Freund等[2-4]首次将SHG用于老鼠尾腱的胶原纤维成像,这是SHG在生物医学领域应用的开始,从此非线性光学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显微成像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广泛应用起来.在非线性光学技术中, SHG适合对组织非中心对称性分子进行成像[5],SHG的信号强弱与生物组织中的胶原含量密切相关,能特异性显示纤维性胶原沉积情况及三维形态[6-9].SHG还具有探测深度深,对生物体的损伤小,时间、空间分辨率高等特点.双光子激发荧光(two-photon excitation fluorescence,TPEF)是另外一种光学现象,可直接显示组织细胞等结构[7,9].上述两种方法的成像装置能相互兼容,复合成像可互为印证和补充,更直观地展现组织的形态结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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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肝纤维化的免疫调节研究进展
在各种原因所致的肝纤维化、肝硬化中,病毒性肝炎是常见且主要的原因.据统计,全球每年因肝纤维化、肝硬化导致死亡的慢性肝病患者例数达140万[1].我国是肝病大国,拥有大量的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及丙型病毒性肝炎(丙肝)患者,其中大部分患者未经有效治疗逐渐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因此,积极防治肝纤维化、肝硬化的发生、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近年研究表明肝纤维化是一种可逆性的病变,合理的治疗可以达到缓解甚至治愈肝纤维化的目标,这为治疗肝纤维化、肝硬化提供了可行性依据,更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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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防治策略
原发性肝细胞癌(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大部分肝癌患者合并肝硬化.对于肿瘤位置特殊无法手术切除或合并严重肝硬化无法耐受手术的患者,肝移植就成为较为合适的治疗手段.但是,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重要因素.大量研究资料显示,一旦发生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预后往往较差.迄今为止,国内外各移植中心在相关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探寻肿瘤复发相关因素及针对肿瘤复发的处理等.本文就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诸多因素和治疗对策作一综述,对如何降低肿瘤复发率、改善患者预后等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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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CD25+调节性T细胞体内外培养扩增方法的研究进展
随着医学的进步及外科技术的提升,器官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手段.免疫抑制剂的出现对器官移植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移植术中及术后应用免疫抑制剂可避免、减轻或逆转排斥反应,从而大大提高了移植物的存活率.然而,应用免疫抑制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感染几率增加、恶性肿瘤发生率升高、费用昂贵并且需要实时监测血药浓度等.诱导和维持移植物与受体之间产生免疫耐受,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即在不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情况下使移植物获得与自身组织相同的地位而长期存活,同时又不损伤免疫系统对其他非己抗原的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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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自体原位肝移植中逆行灌注法对急性肺损伤的影响
目的 探讨大鼠自体原位肝移植术中经下腔静脉逆行灌注与经门静脉顺行灌注法对急性肺损伤的影响.方法 Sprague-Dawley(SD)大鼠75只随机分成逆行灌注组、顺行灌注组、假手术组,建立大鼠自体原位肝移植逆行灌注、顺行灌注和假手术模型,各组于术后6 h、12 h、24 h分别随机处死6只大鼠,测定肺干/湿重量比值、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活性、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含量、肿瘤坏死因子(TNF)-α含量,行肺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逆行灌注组和顺行灌注组术后肺干/湿重量比值变小,肺组织MPO活性、MDA含量、TNF-α含量增加,以术后6 h与12 h明显.与顺行灌注组比较,逆行灌注组术后6 h、12 h的肺干/湿重量比值较高,而肺组织MPO活性、MDA含量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术后24 h两组间在上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逆行灌注组肺组织TNF-α含量在术后6 h、12 h、24 h均显著降低,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肺组织苏木素-伊红染色:逆行灌注组、顺行灌注组均表现不同程度的肺泡结构破坏,肺泡间隔增厚,小静脉、毛细血管充血、淤血,炎症细胞浸润.其中术后6 h、12 h表现较重,术后24 h较轻;同时显示逆行灌注组肺组织病理损伤较顺行灌注组明显减轻.结论 大鼠自体原位肝移植术中用顺行灌注或逆行灌注,术后早期均存在急性肺损伤,其中术后6 h和12 h损伤较严重,术后24 h肺损伤减轻;逆行灌注造成的急性肺损伤程度比顺行灌注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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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心脏移植受体选择变化的认识
自1967年人类首例同种心脏移植成功以来,心脏移植已被公认为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唯一有效方法[1-2].然而,移植受体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并非所有的终末期心脏病患者均适合进行心脏移植.在心脏移植开展的早期,移植医师并未对受体进行严格的筛选,术后早期死亡率非常高,首例心脏移植患者术后仅存活1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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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15年发生急性排斥反应1例报告
患者男性,63岁.患者以肾移植术后15年,移植肾区胀痛伴发热、尿量减少4 d入院,15年前患者因患尿毒症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术后给予他克莫司(FK506)2 mg/d+麦考酚吗乙酯(MMF)1 g/d+泼尼松4 mg/d三联免疫抑制方案,FK506血药浓度波动在4.5～7.0 ng/ml之间,血清肌酐(Scr)90～100 μmol/L.每日尿量约1 500～2 000 ml,发病后尿量约600～1 000 ml.发病前患者曾自行服用多日西洋参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