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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多基因遗传位点的筛检
精神分裂症(精分症)是人类常见的精神性疾患之一.在中国,精分症的终身患病率高达0.7%左右,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可见,确定其病因从而达到防治是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需迫切解决的问题.遗传流行病学研究证实,精分症与遗传因素有密切关系,但不符合经典的孟德尔单基因遗传规律,属于多基因遗传病或人类复杂疾病.人类基因组系统扫描发现,除19号、21号和Y染色体以外,其余的染色体上都可能含有精分症易感基因.但是,能获得较好重复性的染色体区域至少有6个,包括1q21-22、5q22-23、6p24-21、8p22-21、13q14-33和22q11-12[1-7].本研究工作以中国汉族精分症患者和健康父母双亲组成的核心家系为研究对象,拟在22号染色体长臂一区一带(22q11)和6号染色体短臂二区一带(6p21)染色体区域构建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连锁不平衡图,以筛检精分症易感基因和决定疾病易感性的SNPs.此项研究工作是后基因组时期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将有助于阐明精分症的分子遗传学机制,并具有潜在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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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表遗传学
长期以来,对于肿瘤的发病机制,就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肿瘤的发生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的遗传特性改变引起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肿瘤的发生是由于基因表达的失调,即通过表遗传学机制引起的.只是近几十年来,由于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的发现及对之研究的巨大进步,使得肿瘤表遗传学的研究一直处于遗传学研究的阴影之下而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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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发生的宿主遗传学机制研究进展
近年来,耐药结核病尤其是耐多药(multi-drug resistant tuberculosis,MDR-TB)和广泛耐药结核病(extensively drug resistant tuberculosis,XDR-TB)的流行与传播引起了全球各国学者的极大关注[1-3].我国2007~2008年开展的全国结核病耐药性基线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肺结核患者中耐多药率为8.3%,据此估算,我国每年新发耐多药结核病患者12万例,占全球每年新发总数(51万)的24.0%,位居全球第二位,与全球结核病耐药监测报告中的中国耐多药率和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数相近[4].研究显示,仅不到10%的结核感染者会发展成为活动性结核病,而终进展为耐药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的所占比例更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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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甲基化及其在肿瘤分子诊断中的前景
DNA甲基化是研究为深入的表观遗传学机制.该机制的异化可导致基因表达的异常及基因组稳定性的降低,继而促进肿瘤发生和发展.启动子CpG岛的高甲基化已被认为是与遗传性缺陷同等重要的、造成抑癌基因在肿瘤中失活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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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物致Brugada心电图的分子遗传学及其与恶性心律失常的相关性探讨
目的:探讨麻醉药物致Brugada ECG的分子遗传学机制,揭示基因型与临床表型、及其与恶性心律失常的相关性。
方法:以麻醉前ECG正常,麻醉过程中或麻醉后出现Brugada ECG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排外高血压、冠心病、某些药物以及其它因素所致复极化异常因素。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和外周血标本并进行DNA提取。以DNA直接测序法筛查候选基因SCN5A、SCN1b、SCN3b和GPD1L,若发现基因变异,与200例正常人DNA序列对照以明确基因突变或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该基因变异与Brugada ECG的相关性及其致恶性心律失常的危险分层。 -
染色体20q区无中国北方汉族Graves病的主要易感位点
Graves病(GD)是一种常见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是自身免疫甲状腺病 (AITD) 之一.临床及流行病学资料均提示,遗传因素在本病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尽管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GD发病的遗传学机制至今尚未阐明.Tomer等[1] 对53个北美及欧洲AITD多发家系(323名个体)中32个GD 家系的连锁分析研究表明,GD与染色体20q11.2区的一个位点相连锁,大多点Lod值达3.5.为了确定染色体20q区是否也存在中国人GD的主要易感位点,我们采用7个高度多态的微卫星筛查了54个中国北方汉族GD多发家系322名个体的整个20号染色体长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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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DQB1基因多态性与扩张型心肌病遗传易感性研究
扩张型心肌病(DCM)是在一定遗传易感性的基础上,病毒感染诱发的免疫性心肌损伤.这种抗自身组织的异常免疫应答是由于病毒诱导心肌细胞抗原暴露,人类白细胞抗原(HLA)-II类分子异常表达,将自身抗原信息传递给T淋巴细胞,引起心脏自身免疫损伤.HLA限制T细胞受体识别外来或自身抗原,从而在不同水平参与介导免疫识别、应答及调控.本研究采用PCR-SSP检测DCM患者HLA-DQB1等位基因频率,探讨DCM发病的免疫遗传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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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的表观遗传学机制
目前认为,基因改变如突变和表观遗传学改变是前列腺癌(PCa)恶性转化和进展的2大机制,其中表观遗传学机制如DNA甲基化及组蛋白修饰在PCa发生发展以及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AIPC)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1-2],并且由于其改变的可逆性,可能成为PCa诊断和治疗的新靶点.现就:PCa的表观遗传学机制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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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病因机制中的基因学研究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是发生于青春期发育前后的常见的脊柱畸形,其病因不明.目前其病因学研究主要包括遗传学机制、激素的作用、结缔组织异常、生长不对称及生物力学作用等,但并无统一的病因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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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遗传学机制的研究进展
先天性心脏病(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是胎儿期心血管发育异常、发育障碍或出生后应该退化的组织未能退化所造成的心血管畸形,是控制心脏发育的基因产生突变以及这些基因在时间(发育阶段)和空间(组织特异性)调控表达异常引起的。CHD是人类常见的出生缺陷疾病,是婴幼儿非感染性疾病中主要的死亡原因[1]。据国外文献报道的数据显示,CHD的发病率为(5.4~16.1)/1000[2],而国内文献报道的出生缺陷监测结果中,CHD的发病率为25.1/10000[3]。CHD可因心脏结构和血流动力学异常而导致身体运动耐力下降、脑发育延迟、肺动脉高压、心脏扩大、心功能衰竭、艾森曼格综合征、血栓栓塞、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心律失常以及死亡[4-6]。近年来,随着对心脏发育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发现了一系列参与心脏发育转录调节、信号传导和形态发生的关键基因,随后遗传学分析证实多个基因参与了CHD的发病[7]。随着对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的成功和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遗传因素在CHD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识别遗传缺陷对CHD的防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从近年来的CHD分子遗传学机制方面,对染色体异常、单基因突变、基因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CNV)以及重要的转录调控因子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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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质瘤的DNA甲基化研究新进展
DNA甲基化主要指DNA的5'-胞嘧啶甲基化,是真核生物DNA的一种常见的修饰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表遗传学机制.近年来,DNA甲基化与胶质瘤相关性研究表明,许多肿瘤相关基因启动子区域CpG岛高甲基化与胶质瘤的形成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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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胶质瘤p16、p15、CDK4基因改变和pRb表达及等位基因谱分析的研究
颅内肿瘤中以胶质瘤常见,约占43.5%.尽管应用了手术、放疗和化疗等综合疗法,胶质瘤患者的预后仍然很差,绝大部分患者难以避免肿瘤复发,其中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术后的平均生存期不到一年.因此,人脑胶质瘤的治疗仍然是神经外科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本研究针对临床实践中的这一难点,对脑胶质瘤发生发展的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机制进行了探索,共包括两大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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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甲基化在结直肠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结直肠癌(CRC)是一种基因病,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欧洲CRC发病率及死亡率居恶性肿瘤的第二位[1].我国CRC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2].由于饮食和生活习惯变化2007年全世界新增120万CRC病例中有60万人[3]死亡.目前常用诊断方法如粪便隐血试验(fecal occult blood test,FOBT)、结直肠镜检查、影像学检查等存在不足,甚至可导致肠道出血、穿孔、感染等并发症,限制了它们在CRC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一旦确诊CRC多数已为进展期.近年来,表观遗传学机制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发现在肿瘤发生发展中DNA序列外的调控机制异常非常普遍[4],因此DNA甲基化与肿瘤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DNA异常甲基化作为肿瘤发生发展中的早期事件[5],使其成为诊断治疗肿瘤的标志物.本文就特定基因甲基化在早期诊断CRC中的应用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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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中的凋亡
人们对神经系统中的凋亡,特别是对凋亡与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认识较晚[1].近年发现,细胞凋亡不仅发生于胚胎发生和正常发育过程中,而且也出现于病理情况下.在神经系统,肿瘤、癫痫、缺血、外伤以及Alzheimer病、巴金森病、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等神经退行性变时均有细胞凋亡的参与,探究其分子和遗传学机制,可使人们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机理和防治策略.本文对凋亡进行一般性概述后对近年有关神经系统中凋亡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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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中的凋亡
人们对神经系统中的凋亡,特别是对凋亡与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认识较晚[1].近年发现,细胞凋亡不仅发生于胚胎发生和正常发育过程中,而且也出现于病理情况下.在神经系统,肿瘤、癫痛、缺血、外伤以及Alzheimer病、巴金森病、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等神经退行性变时均有细胞凋亡的参与,探究其分子和遗传学机制,可使人们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机理和防治策略.本文对凋亡进行一般性概述后对近年有关神经系统中凋亡的研究进展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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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表遗传学(三)
第三讲 表遗传学机制(一)DNA甲基化1 概述在传统遗传学发展的100多年间,阐明了性状在世代间的遗传规律,并证明遗传信息贮存于DNA序列之中,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将这一方向的研究推向极致,然而仍不能很好说明两个生物学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从单一细胞的受精卵分化形成由多种细胞类型组成的、复杂的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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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表遗传学(四)
人类基因组长约2 m的DNA,通过与组蛋白构成染色质,而压缩进直径约6μm的细胞核内.高密度的染色质保护了脆弱的DNA不易受损伤,同时也成为需要DNA参与相关生物学过程,如转录、复制、修复和重组等的障碍.此时要使这些过程适时、定向和有序地进行,染色质结构的精确调控则成为问题的关键[1-3].本讲将重点介绍与此相关的染色质组织化、组蛋白修饰和组蛋白替换等表遗传学机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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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表遗传学(十)
第十讲 肿瘤表遗传学临床应用的研究表遗传学在整个现代生物医学中是具前景和迅速扩张的研究领域之一,表遗传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多细胞有机体的正常功能,依赖于基因型决定的细胞基本特性,与表遗传学调控机制间的密切协同作用。调控基因表达的表遗传学机制主要有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调节ncRN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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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中的基因因素
随着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遗传学机制的差异性是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的内在物质基础.重症监护治疗病房(ICU)的医师们很早就注意到脓毒症病人的临床病理生理表现差异很大,即使同一人群、同种病原体、相同的病情,个体的临床表现以及对相似治疗的反应也极为不同.人们逐步认识到除了外在的病原体因素外,内在因素中的个体基因构成,对脓毒症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脓毒症是一多基因控制的疾病.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阐明脓毒症的病因、病理生理过程,并为治疗ICU中这一棘手问题提供"可能的新靶点".本文就脓毒症中基因因素的研究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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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抑制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在胃癌中的功能意义及临床价值
西方国家胃癌发病率相对较低[1],中国胃癌发病率相对较高[2].胃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表观遗传学和遗传学机制均参与胃癌的发生过程.基因甲基化是常见的表观遗传学改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