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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血液病理学研究50年的回顾
50年来我国血液病理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以下对50年来我国在骨髓和脾脏方面的(非淋系)血液病理学研究进展作一回顾与展望.1932年美国Forknet在我国建立第一个血液实验室,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成立,近30年全国各省市已有数十个血液学(病)研究单位.血液病临床病理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骨穿涂片(BMA)细胞学、骨髓活检(BMB)组织学和尸体解剖病理学.BMB方法早在1903年由Pianese等建立并逐步改进,当时血液病诊断主要靠BMA,直到上世纪50年代国内才将BMB逐步应用于临床.70年代初中国医学科学院四川分院血液学研究所将BMB技术用于再生障碍性贫血(AA)、骨髓纤维化(MF)、骨髓转移癌等疾病的诊断与研究.张志宏和杨崇礼教授主编的<血液病造血组织病理学图谱>是国内血液病理学的一个里程碑[1].随着科学技术交流加快,电镜、塑料包埋切片(PES)、细胞培养,免疫组织化学、流式细胞术,细胞与分子遗传学等技术广泛应用,血液病理学研究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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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周期蛋白D1表达、聚合酶链反应及荧光原位杂交检测t(11;14)(q13;q32)易位在套细胞淋巴瘤诊断中的应用
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证实,70%~80% 套细胞淋巴瘤(MCL)中可以检测到t(11;14)(q13;q32) [1-3],易位使位于11q13上的bcl-1癌基因(也称为PRAD1,parathyroid adenomatosis,甲状旁腺腺瘤病或CCND1)处于14q32上IgH基因增强子的调控下,从而被激活,使其编码的细胞周期蛋白(cyclin) D1过度表达.这种易位在其他小B细胞淋巴瘤中极其罕见,所以通过免疫学和分子遗传学方法检测cyclin D1表达和t(11;14)(q13;q32)可作为区别MCL和其他小B细胞性淋巴瘤的重要手段.我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cyclin D1蛋白表达,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和荧光原位杂交(FISH)分别检测t(11;14)(q13;q32),以比较三种方法的敏感性和优劣点,探讨如何合理应用组织学、免疫组织化学和分子遗传学方法为日常病理诊断MCL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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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多态性与自杀关系的研究进展
自杀占世界人口死亡率的2%[1],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2]、自杀行为在世界各国都是导致死亡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并呈逐年上升趋势,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导致自杀的原因复杂,其中遗传因素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普遍认为,试图自杀的人具有一定的个体遗传易感性[3] ,这来源于其特定的个性品性,尤其是易冲动/攻击性行为品性.这种个体品性可以定义为内在表型,可在家族之中遗传传递,从而可以从分子遗传学角度来研究自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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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因芯片的比较基因组杂交方法在分析非特指型外周T细胞淋巴瘤染色体改变中的价值评估
目的 探讨基于基因芯片的比较基因组杂交(array-based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Array-CGH)方法检测非特指型外周T细胞淋巴瘤(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not otherwise specified,PTCL-NOS)的分子遗传学改变特征的临床价值.方法 收集2001年10月至2008年12月PTCL-NOS患者组织标本31例,采用1Mb Array-CGH检测其基因变化,并用Tile path Array-CGH对检测结果进行验证.数据采用SPSS 14.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31例PTCL-NOS标本中,有17例(54.8%)出现不同程度的染色体改变,且有基因改变的患者生存期明显短于无基因改变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经Tile path Array-CGH检测验证,1Mb Array-CGH检测的基因改变与Tile path Array-CGH检测的基因改变完全一致.结论 Array-CGH可以全面快速检测与肿瘤相关的染色体改变,对研究淋巴瘤特异性遗传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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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学检验技术在血液肿瘤诊治中的应用及展望
血液学检验技术从早期经典的细胞形态学及细胞化学染色方法,到后来的组织病理学检验和免疫学分析,再到细胞遗传学及分子遗传学分析、分子生物学分析,进而对血液肿瘤的认识从细胞形态上升到遗传和基因水平,对血液肿瘤的类型也有了更准确和更细致的划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检测技术不断涌现,不同的检测技术适用于不同血液肿瘤的诊治,而多种技术联合检测也能够提高诊断血液肿瘤的准确性,为临床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对血液肿瘤患者的诊治和预后评估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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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cot-Marie-Tooth病1X型的临床与分子遗传学研究进展
在Charcot-Marie-Tooth病(CMT)中,1X型发病率居于第2位,它由GJB1基因突变致Connexin32蛋白结构或功能异常,引起细胞间通道缺陷导致发病.文章综述了CMT1X的典型临床特征和分子遗传学进展,总结了CMT发病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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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是指躁狂(或轻躁狂)与抑郁症状发作反复间歇交替出现或循环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心境障碍,年发病率约0.5%~1%[1].目前双相障碍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双相障碍的发作具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体现出遗传学因素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遗传学作用方式十分复杂.随着分子遗传学等方法的开展,双相障碍的遗传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现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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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易感基因的研究进展
国际糖尿病联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IDF)发布的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世界糖尿病患病人数已达3.66亿,较2010年的2.85亿增加近30%,因此糖尿病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21世纪的灾难".糖尿病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疾病,在对糖尿病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中发现了多种与糖尿病发病机制有关的易感基因.本文现就新近发现的易感基因研究进展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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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动脉干畸形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进展
先天性心脏病是常见的儿童先天性畸形之一,我国活产儿中患病率是3‰~8‰[1].而其中圆锥动脉干畸形(conotruncal malformation)占先天性心脏病的1/4~1/3,约占青紫型先天性心脏病的70%[2].圆锥动脉干畸形造成的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病情相对较重,预后相对较差,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圆锥动脉干发育异常造成的畸形主要包括:法洛四联症、大动脉转位、右心室双出口、肺动脉闭锁以及永存动脉干.随着外科手术技巧以及术后监护技术的日渐成熟,圆锥动脉干畸形所致死亡率和治愈率都有所提高.但对其发生机制和病因的理解仍有局限,其发病率依然居高不下.目前认为,圆锥动脉干畸形所致的先天性心脏病,多数是由环境因素及遗传因素共同造成.环境因素包括:暴露于维生素A、视黄醇、烟酸以及视黄醇受体.另外包括除草醚、空气污染、氯化烃以及杀虫剂等都已经有相关报道证明与流出道畸形的形成有关[3].近几年,随着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圆锥动脉干分子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巨大的关注并且进展迅速.本文就近年来研究的较为成熟和热点的几个候选基因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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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大细胞癌病理学研究进展
按照2004年WHO肺癌分类定义,大细胞癌是一类缺乏小细胞癌、腺癌或鳞癌分化的细胞和结构特征的未分化非小细胞肺癌,至少包括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淋巴上皮瘤样癌、基底样癌、透明细胞癌、大细胞癌伴横纹肌样分化等多种类型,是个典型的"垃圾箱",显然这一组织学分类已经无法满足患者个体化治疗需求,迫切需要对传统意义上的大细胞癌进一步精确分型.近年来,随着一些新的免疫标记及分子学检测技术的应用,大部分大细胞癌可以根据免疫表型和分子遗传学特征进一步细分为腺癌、鳞癌或腺鳞癌等,证实了形态学上的大细胞癌本质上是一组高度异质性的肿瘤.这些突破性的研究进展对大细胞癌的传统定义提出了挑战,并对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现对大细胞癌在病理诊断、免疫表型分型和分子学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进行梳理,总结出更加合理的大细胞癌病理诊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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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相关进展
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 acute myeloid leukemia , AML)是一组临床及遗传学上均具异质性的恶性疾病,约占儿童白血病的15%~20%,可为原发性疾病,亦可继发于骨髓异常增生、范科尼贫血或其他恶性肿瘤化疗后。近10年由于细胞、分子遗传学的不断进步、微小残留病检测对早期治疗反应的有效评估、更合理的临床危险度分组、化疗方案的不断改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进展等,使儿童AML的5年总生存率已从约30%升至50%以上或更高。然而,仍有约半数儿童AML由于复发、治疗相关合并症而治疗失败。本文将就AML(除外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预后因素、治疗进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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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内胆道肿瘤的重新认识及超声表现:从WHO新分类说起
随着影像学检查的广泛应用,肝内及邻近肝门区域检出的肿物越来越多;部分起源于肝细胞,亦有相当部分起源于胆管细胞。因此,肝内肿物病理类型众多。即使同为恶性肿瘤,其影像学特征、生物学行为以及预后也大相径庭。近年来由于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影像学的发展,临床对来源于胆道的肝内肿瘤的分类也有了重新认识。目前国内超声专著中关于肝内胆道肿瘤的超声表现描述不多,对相关分类也缺乏统一认识,明显滞后于CT或MRI等。超声医师熟悉肝内胆道肿瘤的分类方法,更新对其认识,对进一步提高其诊断及鉴别诊断水平有重要意义。因此,肝内胆道肿瘤的超声诊断并非已经到了一个终点,相反是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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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病毒转化建立淋巴母细胞系转化前后细胞分子遗传学性状比较研究
外周血淋巴细胞寿命短、不易传代,给临床诊断和研究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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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病原微生物快速诊断中的应用
21世纪是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生命科学的时代.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学基因诊断技术在医学、遗传学、法医学、生物学等各个领域广泛应用,推动着现代医学由细胞水平向分子水平、基因水平发展,形成了分子细胞学、分子肿瘤学、分子遗传学、分子微生物学、分子免疫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等新学科.许多微生物学工作者把微生物的基因分型广泛应用于微生物学的研究:包括分类学、微生物进化的动力、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以及微生物在人群中的传播等各个方面,都可通过基因分型加以鉴别.同时可为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基因的多样性、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微生物的致病性和药物的耐受性、微生物的生物降解能力,核酸分子的多样性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基础信息[1].现就分子生物学基因诊断技术在病原微生物快速诊断中应用作一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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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单胞菌感染的研究进展
现代分子遗传学的发展,把以往被归类为弧菌科的气单胞菌属划为一个独立的科,即气单胞菌科[1].到目前已扩展到包括嗜水气单胞菌、豚鼠气单胞菌、温和气单胞菌、维隆气单胞菌、杀鲑气单胞菌、中间气单胞菌、嗜矿泉气单胞菌、简氏气单胞菌、鳗鱼气单胞菌、舒氏气单胞菌、尺骨气单胞菌、气单胞菌群501、异常嗜糖气单胞菌和庖氏气单胞菌共14个气单胞菌表型种和16个基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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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结构变异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胃癌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过程,其中染色体结构异常而导致的抑癌基因的失活和癌基因的激活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对染色体结构变异的研究寻找肿瘤相关的抑癌基因或癌基因成为胃癌及肿瘤学研究中的重要手段.本文将综述目前胃癌染色体结构异常研究进展,并从方法学上阐述几种分子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常用手段在研究胃癌染色体结构变异中的作用,旨在为读者的实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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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F1A糖尿病被误诊的影响
在英国,青少年起病的成人型糖尿病(MODY)占糖尿病的1%~2%,但是它经常被误诊为1型糖尿病.应用分子遗传学试验鉴别出MODY的不同亚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可以指导治疗.比如,HNF1A型的MODY患者通常对磺脲类药物的降糖作用非常敏感.这类患者用磺脲类药物来治疗可以获得更好的血糖控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shepherd等,2003;Shepherd与Hattersley,2004).本文提供的数据来自对一个18岁男性和他母亲的深度随访的定性研究,前者在16岁时被误诊为1型糖尿病,后者被诊断为2型糖尿病.反复产生低血糖症状的诱因,分子遗传学检的测结果以及治疗的变更均由其家人提供.非遗传学在鉴别诊断中的应用和与健康护理人员有关的误诊因素在本文中一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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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厚型心肌病的相关基因学研究进展
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是一种常见的遗传性心脏病,属染色体显性遗传.临床表现为心肌肥厚,尤其是室间隔的非对称性肥厚、心律失常、运动耐量受损及猝死,是一种原发于心肌的疾病.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编码肌小节结构蛋白的基因突变是肥厚型心肌病的根本病因,数个基因中的一个发生突变即可致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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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1-YAP2信号通路在肥厚性心肌病中分子机制及作用的研究现状
肥厚性心肌病(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是一种以心肌非对称性肥厚和心室(一般指左心室)内腔变小为特征的心肌细胞增生性疾病,是一种常见(成人发生率1/500)、异质性突出的心血管疾病[1].HCM的临床表现多样,可无症状或轻度胸闷、胸痛、心悸,并发心房颤动、室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衰)及心源性猝死等.近几年,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蛋白信号转导通路逐渐成为肥厚性心肌病临床研究和实验心脏病学的热门研究课题.国内外研究证实,Mst信号通路在细胞增殖与凋亡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基因调控作用,对于组织增生,器官大小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意义[2],为HCM致病机理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远期HCM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靶点.本文就Mst信号通路的发现、分子机制及其在肥厚性心肌病中的潜在作用进行简要概述.
关键词: 肥厚性心肌病 MST-YAP信号通路 基因突变 分子遗传学 -
胰腺内分泌肿瘤的分子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的发病机制
一、胰腺内分泌肿瘤简介胰腺内分泌肿瘤(Pancreatic endocrine tumors,PETs)是一类少见的肿瘤,年发病率为4~12 /百万人[1].多数PETs可分泌多种胃肠激素,通常有一种主要激素导致特定的临床综合征[2、3].如胃泌素瘤产生的胃泌素可导致卓-艾综合征;VIP瘤分泌过量的VIP可造成低胃酸,腹泻和低血钾.除胰岛素瘤外其他的PETs多数为恶性,但肿瘤生长缓慢,预后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