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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大学学员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老年大学学员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制调查表和纽芬兰主观幸福度量表(MUNSH)对老年大学卫生保健班学员进行调查.结果老年大学学员MUNSH总分为36.37分,说明其总体上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以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提示影响主观幸福感主要因素依次为:家庭关系,自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收入和对子女满意度.结论老年大学学员是一组主观幸福感较高,心理健康水平良好的老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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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孤独和人际信任与幸福感的关系
孤独感是个体的人际关系不能满足社交需要时所产生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1-2],其影响个体的幸福感[3-4],但目前集中在对儿童和老年群体的研究.人际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心理契约,个体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低,生活满意度越低[5-6],低人际信任也更易导致社会孤独感[7].本研究探讨大学生社会孤独、人际信任与幸福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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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的幸福感、自尊状况及其关系
“蚁族”是近年来人们对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形象化称谓,该群体被认为是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具有高知、弱小、群居等特点[1].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行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愈加严峻,“蚁族”群体相关的心理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研究结论不够明确.有研究发现“蚁族”的生存状况堪忧,心理问题较为普遍,幸福感程度较低[1-5];但也有研究认为他们是青年中受过高等教育并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积极上进的活跃群体,即使生活艰难也积极上进、充满活力[6-8].幸福感和自尊是心理健康相关的两个主要变量,本研究探讨“蚁族”的幸福感和自尊状况,为了解和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适应能力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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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幸福感与物质主义的关系及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幸福感与物质主义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在这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418名在校大学生,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测量被试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情感平衡量表(PANAS)测量其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水平,物质主义量表(MVS)测量其物质主义水平,社会支持量表(SSRS)测量其社会支持水平.结果:物质主义负向预测幸福感总分(β=-0.18),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0.15),正向预测负性情感(β=0.03),对正性情感没有预测作用.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在幸福感与物质主义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大小为-0.01(95％CI:-0.03～-0.01).结论:物质主义水平负向预测幸福感,社会支持在幸福感与物质主义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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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与社会支持、幸福感
目的:探讨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现状及其与社会支持、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取1191名大学生,采用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量表(CDDQ)测查职业决策困难现状,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生活满意度问卷(SWLS)测查社会支持、幸福感.结果:男生CDDQ得分高于女生,二年级学生CDDQ得分高于三年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学生CDDQ得分高于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及以下学生(均P＜0.01).CDDQ、PSSS、SWLS得分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r=0.53、0.48、0.39,Ps ＜0.01).进一步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对职业决策困难和幸福感有调节作用(B=-0.08,P＜0.05).结论:本研究提示,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与较低的社会支持、幸福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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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的自杀意念及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关系
目的:研究大学新生的自杀意念及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关系,探讨幸福感在生活满意度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某一综合性大学2009届大一新生789名,收回有效问卷750份.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幸福感量表(GHQ)、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进行调查.结果:大学新生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6％.有自杀意念的大学新生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得分均低于无自杀意念大学新生(P＜0.01).幸福感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与自杀意念得分呈负相关(r=-0.51,-0.47,P＜0.01),幸福感在生活满意度和自杀意念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6.8％.结论:大学新生自杀意念的形成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幸福感在生活满意度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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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和出世心理对网络成瘾与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初探
目的:初步探讨人世和出世心理对网络成瘾与幸福感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人世、出世心理问卷、网络成隐量表和综合幸福感问卷对603大学生施测,并对数据进行相关、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603大学生网络检出率为9.1%,男生多于女生(13.2%/3.2%,x2=16.47,P＜0.01),回归分析显示网络成瘾、拼搏精神、在乎结果、平常心进入回归方程(β=-0.216、0.531、-0.119、0.305),人世心理中的拼搏精神和出世心理中的平常心是重要的中介因素,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x2/df=0.050(P=0.822). GFI=1.000, AGFI=1.000, NFI=1.000, RFI=0.999, TLI=1.014, CFI=1.000, RMSEA=0.000.结论:网络成瘾除了直接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外,还会通过减弱拼搏精神和平常心而降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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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探讨初中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访谈、问卷调查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等方法对某城市四所中学初中学生共1244人的幸福感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结果:1.从总体上看,83.1%的初中生经常有幸福感的体验.2.初中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同伴关系、宽松的外部环境、自尊需要的满足、掌握知识、漂亮的外表、自主自由、物质生活的满足、休闲娱乐八个因素.结论:初中生幸福的体验主要来自良好的同伴关系、轻松愉快的生活氛围、老师同学家长的赞赏、学习知识、漂亮的外形、自由不受约束、富足的物质生活及休闲娱乐.这些因素和初中生心理特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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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酮维持治疗者接受社会功能康复干预后社会支持和总体幸福感的变化
目的:探讨美沙酮维持治疗者接受社会功能康复综合干预后社会支持和总体幸福感变化.方法:对82例美沙酮维持治疗者进行社会功能康复综合干预,并选取了未接受干预的美沙酮维持治疗者72例作为对照,干预前后分别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评定.结果:(1)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2.57±8.42)vs.(30.46±7.01),P=0.097],干预后,干预组得分(36.18±7.17)提高(P=0.004),对照组(30.62±8.34)无明显变化(P=0.897),且干预组得分高于对照组(P＜0.001).(2)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总体幸福感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6.74±18.05)vs.(105.71±19.13),P=0.730];干预后,干预组得分(113.09±15.46)明显提高(P=0.017).而对照组(107.63±16.28)无明显变化(P=0.518),且干预组得分高于对照组(P=0.035).结论:在美沙酮维持治疗者中开展社会功能综合康复干预,能提高病人的社会支持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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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训练提升幸福感的研究综述
随着正念训练在健康人群中的普及,正念训练提升幸福感的研究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对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正念训练的提升效果都得到一定验证.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取样范式.正念训练提升幸福感的机制研究还存在不足,如幸福感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存在争议.就国内而言,正念与中国文化价值观下的幸福感可能更加契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正念训练可能适用于提升个体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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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系统家庭动力学特征和幸福感的关系
目的:探讨主观家庭生活水平不同的初中生系统家庭动力学特征和幸福感水平以及两者关系.方法:在上海浦东新区5所初中学校的预备班到初二学生中取样1059例,采用自编一般社会人口学问卷、幸福感指数量表(IWB)、系统家庭动力学问卷(SSFD)评定幸福感和系统家庭动力学水平,用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的主观家庭生活水平的初中生评定结果.采用相关、逐步回归、AMOS结构方程等建立模型,分析系统家庭动力学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相对于主观家庭生活水平较差的初中生,主观家庭生活水平较好的初中生有较高的IWB得分(均P＜0.05).在总样本中,幸福感得分与家庭气氛得分、个性化得分、系统逻辑得分、疾病观念得分均呈负相关(r=-0.44 ～-0.08,P＜0.01);家庭气氛得分、个性化得分对幸福感得分有负向预测作用(β=-0.37、-0.13,均P＜0.01).结论:主观家庭生活水平较好的初中生有比较好的幸福感,幸福感与系统家庭动力学特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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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评估技术发展
Sonja Lyubomirs指出:尽管每个人幸福感的来源不同,但大多数人知道自己是幸福还是痛苦[1].30多年来,众多的研究者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幸福感的评估方法,评估技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系统,从测量到评价,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勾画出幸福感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的理念、新的思考、新的技术都促进了当代幸福感评估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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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预测中的影响偏差
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将人民幸福感指数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就的一条关键性的非经济标准.国外的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了对幸福感的探索.其中心理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二个阶段:一是对幸福感的描述,着眼于不同群体间幸福感的状况及差异;二是考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心理机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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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障碍到心理健康
据说在1979年,第一次到访的某美国教授曾满脸疑惑:刚刚经历了那么痛苦的文化大革命,物质生活条件又是如此之差,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还是那么快乐呢?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早已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痛苦中恢复过来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改善.没有前后研究数据的对比,我不敢说中国人是不是比以前更快乐了;但是,我大概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比任何时候更追求快乐:"开心"是年轻人常用的词汇;"快乐"是许多大众娱乐节目的品牌名称;"生活质量"已成为多科学的研究热点;民众的"幸福感"已经成为了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连舶来的"happy"、"high"等也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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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假日门诊护理人员总体幸福感的现状调查
目的 了解开展无假日门诊对护理人员总体幸福感的影响,为采取新的管理方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对119名门]诊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无假日门诊护理人员的总体幸福感与国内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科室护理人员总体幸福感不同,工作量能否接受与门诊护理人员的总体幸福感有关.结论 护理管理者需针对科室的性质、工作量的情况合理分配人力,提高一线护理人员的报酬,增加护理人员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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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医院低年资聘用护士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现状及相关性研究
目的 调查军队医院低年资聘用护士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现状,并探讨其相关性.方法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某军队医院119名低年资聘用护士进行现场调查.结果 军队医院低年资聘用护士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为(2.56±0.48)分,幸福感指数得分为(10.97±2.05)分,均低于常模(P＜0.01),且二者呈正相关(P＜0.05).结论 军队医院护理管理者应提高低年资聘用护士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幸福感,这对提升临床护理质量,从而更好完成医疗保障任务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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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干预对提升宫颈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及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研究
目的 探讨积极心理干预在提高宫颈癌患者生活质量及总体幸福感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2016年6月至8月行宫颈癌手术后出院的60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出院后接受常规的出院指导和健康教育,观察组出院后接受为期8周的积极心理干预,干预内容包括利用自身优势、记录3件好事、感恩的拜访、回味、积极应答、总结生活、积极服务、保持.并分别在出院时、出院后2个月、出院后3个月及出院后6个月,采用宫颈癌患者治疗功能评价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评价两组患者舒适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水平.结果 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及总体幸福感量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出院后2个月、3个月及6个月,生活质量量表中社会/家庭及情感两个维度,观察组得分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 积极心理干预可明显缓解宫颈癌患者的负性情绪,降低疾病带来的不适,促进正常生活的恢复,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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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士心理韧性和人格特征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
目的 探讨精神科护士的心理韧性和人格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方法 采用大五人格简式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420名精神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精神科护士幸福感得分(3.61 ±0.41)分,幸福感与人格特征中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感呈正相关(P＜0.01),与神经质呈负相关(P＜0.01),与心理韧性呈正相关(P＜0.01).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外倾性、责任感和心理韧性是精神科护士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P＜0.01).结论 护理管理者应重视精神科护士积极人格特征的塑造,采取相应措施增强护士的心理韧性,以提升其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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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护理人员幸福感与心理应激的相关分析
目的 探讨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护理人员幸福感与心理应激的相关关系.方法 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及团体用心理社会应激调查表(PSSG)对122名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其相关性.结果 男护士总体幸福感得分(100.58±4.77)分,在PSSG中生活事件得分(2.56±1.12)分、积极情绪(2.21±1.33)分、积极应对(5.97±3.04)分,均低子女护士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为-9.651,-6.833,-6.056,-3.813；P＜0.01)；男护士在应对心理应激时多采用消极情绪及消极应对,消极应对(3.39±1.47)分、应激总分(38.93±9.52)分,均高于女护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为14.348,2.918;P ＜0.01).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护理人员的总体幸福感与心理应激方面的生活事件呈负相关、与积极情绪及积极应对呈正相关(P＜0.05).结论 精神科护士的总体幸福感与心理社会应激密切相关,应加强精神科护士心理社会应激能力的培养,尤其男护士的心理链康状况,以提高精神科护理人员的幸福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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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积极体验对预防产后抑郁的效果研究
目的 探究在团体积极体验模式下对预防产妇产后抑郁的效果.方法 选取2015年1月—2016年7月于我院分娩产妇94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7例.对照组产妇孕期施以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施以团体积极体验.采用积极情感及消极情感量表(PANAS)、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母亲角色适应情况调查表比较两组产妇生产前后的幸福感、情绪变化以及母亲角色适应情况.结果 产后3 d,观察组消极情感量表(9.70±2.15)分、EPDS量表(11.43±2.66)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3.414、5.028;P<0.01);积极情感量表(31.53±3.97)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959,P<0.01);产后观察组母亲角色适应良好率为53.19%,对照组为29.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984,P<0.01).结论 基于团体积极体验对提高产后抑郁产妇幸福感,缓解产妇抑郁情绪,提高产妇母亲适应力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