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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某监管场所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流行现状调查
目的 了解宁波市海曙区某监管场所收押的女性性工作者中艾滋病流行状况和流行因素,为制定艾滋病防治策略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2010年4-6月对宁波市海曙区某监管场所收押的439名女性性工作者开展问卷调查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梅毒和丙型病毒性肝炎(hepatitis C,丙肝)血清学监测.结果 该类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总体知晓率为70.62％;吸毒率为5.01％;近1年性病患病率为19.39％;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为83.17％;近1个月内每次使用安全套比例占53.29％.HIV抗体阳性率为0％,梅毒检测阳性率为21.87％、丙肝检测阳性率为1.37％.结论 该监管场所在押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疫情处于较低水平,梅毒感染率处于较高水平,亟需进一步普及性病和艾滋病预防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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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监管场所性罪错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及流动状况分析
目的 调查和了解我国性罪错人群人口流动和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状况.方法 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监管场所中开展性罪错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和HIV感染率调查,采用x2检验分析不同性别性罪错人员流行病学特征,并采用MapInfo 15.0软件绘制各省感染率及省间流动状态图.结果 本研究对80 660名新人所的性罪错人群开展的调查表明,HIV抗体总阳性率为1.86％,男性为1.91％,女性为1.48％,其中部分省份男女性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女性性罪错人员流出地均以中部和西南省份为主,流入地以东部沿海和较发达地区为主.在押的性罪错人员中,男性流动人口的HIV感染率高于非流动人口(x2=22.978,P=0.001);女性流动人口HIV感染率低于非流动人口(x2 =9.910,P=0.002).结论 监管场所性罪错人群HIV感染率较高,且省间流动频繁,应加强对该人群尤其是男性流动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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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甘井子区2010-2015年监管场所羁押人员HIV感染状况及危险行为调查
目的:了解大连市甘井子区监管场所羁押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及危险行为,为制定该类人群艾滋病防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统一编制问卷对辖区羁押人员进行危险行为状况调查,并按照《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开展HIV抗体检测.结果:对13 264名羁押人员进行HIV抗体检测,感染率为0.38％.羁押人员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因不同户籍、婚姻状况及危险行为史等条件不同而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甘井子区监管场所羁押人员存在一定的HIV感染,应建立卫生部门与监管场所的联合防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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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官渡区监管场所艾滋病病毒阳性病例管理模式探讨
官渡区是昆明市主城区之一,辖区有云南省第一强戒所、云南省第五强戒所、云南省女子强戒所、官渡看守所、官渡监狱、铁路看守所等6家监管场所.2012年监管场所HIV检测2 300例,确认阳性190例.随着2010年公安和司法工作职能的转换(公安部门不再对抓获的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戒毒,而是移交到司法部门管理的强制戒毒所进行管理),云南省大量强制戒毒人员转入我区的3家省级强戒所,转入和发现的阳性病例数也大为增加.为了提高监管场所阳性病例管理工作,提高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PLWHA)的生存质量,降低二代病例的传播,采用对监管场所阳性结果告知、阳性病例管理、出所转介等方式.通过三年的摸索,监管场所相关干警基本掌握了阳性病例管理的方法,综合管理率得到提升,形成了一定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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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场所发现的HIV感染者/AIDS病人失访原因和对策
目的 了解监管场所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HIV/AIDS病人)失访的原因,提出减少失访的策略.方法 对监管场所羁押的HIV/AIDS病人的失访原因进行个案访谈；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监管场所羁押人员的艾滋病随访知识和培训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对1998-2007年杭州市余杭区监管场所报告的HIV/AIDS病人出场所后随访管理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20名入场所后发现的HIV/AIDS病人认为,不接受随访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受到歧视,害怕泄露隐私,对治疗效果没信心和对健康不关心.213名监管场所羁押人员中,仅9.4％(20/213)的人了解随访管理的意义,10.8％(23/213)的人知道在哪里获得相关服务,2.8％(6/213)的人接受过相关培训；既往报告的120名HIV/AIDS病人中,33.3％(40/120)的人因地址信息错误或不详而没有找到,40.8％(49/120)的人因现住址未及时更新而没有获得医务人员主动提供的医学随访服务.结论 应通过开展降低艾滋病歧视干预、完善和落实艾滋病信息保密制度、开展监管场所健康教育和出所前告知、加强地址信息的管理等,来提高监管场所发现的HIV/AIDS病人出所后的随访管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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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羁押人群艾滋病乙型肝炎梅毒感染状况及行为危险因素调查
为掌握公安监管场所羁押人群中艾滋病病毒(HIV)、乙型肝炎病毒(HBV)和梅毒(TP)感染状况,为制定综合防治措施提供依据,于2005年7月-2006年12月,对辖区内看守所、拘留所的全部羁押人员进行了相关指标检测和行为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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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场所HIV感染者管理模式探讨
目的提出监管场所中HIV感染者管理模式.方法通过深入监管场所召开座谈会和进行现场调查,了解目前监管场所HIV感染者管理现状与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果上海市监管场所中卫生防病工作主要包括培训、监测及日常生活管理,对医务人员、管教干警及生活管理人员,劳动犯及所有犯人进行不同内容的培训;对不同地区来源的羁押人员和特殊高危人群进行HIV监测;同时加强日常生活中存在有可疑传播途径的行为进行管理.对HIV感染者有三种管理模式:(1)集中管理模式.(2)隔离管理模式.(3)医学管理模式.结论本研究认为:监管场所中HIV感染者管理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管理模式,同时应加强培训、监测和日常管理工作,使监管场所不出现二代病人(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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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对策
通过全面阐述和分析公安监管场所艾滋病病毒感染与传播的危险性,以及监管场所应对艾滋病挑战存在的问题与需求,提出了指导性和应用性兼备的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管理对策.指出了公安监管场所的艾滋病防控对社会艾滋病防治整体成效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是遏制艾滋病在我国传播和蔓延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倡导多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关注、参与和联合防治.其观点和方法将对加强公安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工作,动员多部门和社会力量找好工作切入点,积极参与和介入监管场所的艾滋病联合防治工作,有效推动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和遏制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与蔓延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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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场所中艾滋病检测政策的应用
在监狱及其他监管场所羁押的罪犯和违法犯罪人员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对他们开展艾滋病病毒(HIV)抗体检测,对于及时发现和治疗HIV感染者和病人,预防进一步传播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开展强制检测、自愿咨询检测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世界卫生组织主张开展自愿咨询检测,但美国、南非、澳大利亚等国都曾经或正在实行强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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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戒毒所传染病患者管理的难点与对策
吸毒人员长期滥用毒品,不良嗜好多,生活起居无规律,饮食营养不重视,食物摄入量少、消化吸收功能障碍等使机体处于入不敷出的负平衡状态[1],造成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吸毒者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器官损伤或机能障碍,多有并发疾病,许多疾病的患病率远高于正常人群[2],再加上静脉注射、肌肉注射等高危行为,极易感染各种传染病.使得强制戒毒所相比其它监管场所,在管理传染病被监管人员问题上矛盾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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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戒毒人员的护理体会
我所于2004年1月至11月共收治戒毒1905人,其中并发支气管哮喘的有20人,占1%.支气管哮喘在脱毒期间发生率较高较重,一般报告发生率为1%～4%.在监管场所内由于医疗设施简陋、医护人员的配备以及临床经验不足等问题,使得被监管对象哮喘发作而死亡的隐患长期存在.而我所在具体护理工作实践中,根据哮喘病的特点总结出几点护理经验,达到了较好的效果.现将我们的护理体会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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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戒毒所艾滋病感染者的治疗管理
注射毒品加速了艾滋病的蔓延,艾滋病感染者的管理是否得当,无论对于其本人,还是对于全社会艾滋病的蔓延程度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至今还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监管场所艾滋病控制管理办法.本人在强制戒毒所1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总结了一些强戒所艾滋病感染者的管理方法,供同道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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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监管场所内的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
据估计,全球约有1320万注射吸毒者,而全球所有的HIV感染者中,至少有10%是由于不安全的注射行为引起的,这一比例在东欧和中亚的部分国家甚至高达90%[1].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是针对海洛因及其他阿片类物质成瘾者的一种治疗方式,能够大限度地减少注射吸毒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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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场所中有童年期躯体情感虐待史羁押人员的心理干预效果分析
目的 改善监管场所羁押人员中有童年期躯体情感虐待史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并对心理干预的效果进行研究评估.方法 经过虐待史调查和心理评估,建立羁押人员心理团体咨询小组,同时建立19个配对对照组,由注册心理咨询师进行8次团体辅导心理,比较干预前后及干预组与对照组心理测量结果的差异.主要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总分及因子分得分差值进行评估.结果 干预组经心理干预后,前后自身对照各因子得分差值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前后大多数因子分差值没有统计学意义；而干预组与配对对照组比较,干预前后2次SCL-90评估中大多数因子分差值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监管场所中有童年期躯体情感虐待史的羁押人员进行一定的系统的心理干预是需要的,能有效地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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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新入所羁押人员HIV检测结果分析
目的:了解2016—2017年防城港市监管场所内羁押人员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状况,为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防城港市监管场所中新入所的羁押人员进行调查.同时采集静脉血进行HIV抗体检测.结果:2016—2017年共调查5262名羁押人员,HIV抗体检测阳性率为0.53％,不同年龄、行为人群及监管场所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防城港市监管场所羁押人群艾滋病疫情不容乐观.建议加强监管场所内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工作,以防止HIV在监管场所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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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2015年监管场所羁押人员HIV感染状况及危险行为调查分析
目的 了解和掌握乌鲁木齐市监管场所羁押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及危险行为,为指定监管场所预防艾滋病工作提供科学数据和策略依据.方法 采用统一编制的问卷对羁押人员进行危险行为状况调查,并按照《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开展HIV抗体检测.结果 2015年乌鲁木齐监管场所共检测羁押人员10 909人,其中男性占79.80％,女性占20.20％;男女比例为3.95:1.户籍为新疆的有8 571人,占78.57％.共检出HIV阳性者276例,阳性率为2.53％.新疆籍羁押人员占整个感染者的构成比为88.40％,不同籍贯、不同年龄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吸毒、性乱人员的阳性率高于其他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乌鲁木齐监管场所羁押人员的HIV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吸毒是羁押人员HIV感染的主要高危因素,20～40岁的羁押人员HIV感染率占的比重大.需要加强监管场所的综合防治艾滋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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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区2010-2012年监管场所羁押人员HIV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目的 了解万州区监管场所艾滋病感染状况,为制定艾滋病痛毒(HIV)控制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对2010-2012年万州区监管场所羁押人员HIV抗体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10-2012年共检测监管场所羁押人员5211例,确证HIV-1抗体阳性25例,阳性率为0.48％,全部为男性,年龄在10～59岁,以20～49岁居多,以注射吸毒和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结论 万州区监管场所HIV感染情况令人堪忧,而且已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更趋向于中年化.因此,应加强监管场所羁押人员艾滋病防治知识教育和性道德教育,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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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场所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分析
目前,全世界估计约有超过900万罪犯或违法人员被羁押在监狱、看守所等不同类型的监管场所内[1].在我国,不含拘留所、妇教所、劳教所以及强制戒毒场所羁押、收容的违法犯罪人员和嫌疑人员,仅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监狱在某一时点上的被羁押人员估计超过150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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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场所艾滋病筛查工作存在问题探讨
根据国家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三部委《关于印发对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工作方案的通知》(卫疾控发[2005]366号)的要求,自2006年起,对所有新进入监管场所的被监管人员开展艾滋病病毒(HIV)抗体常规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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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年南京市江宁区男性羁押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
目的 了解南京市江宁区男性羁押人员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状况,为制定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对2011-2015年江宁区男性羁押人员进行HIV抗体检测.初筛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确证试验采用免疫印迹法(WB).结果 对18 327名男性羁押人员进行HIV抗体筛查,检出HIV抗体阳性33例,总阳性率为0.18％.2011-2015年阳性率分别为0.34％、0.17％、0.20％、0.11％、0.07％,各年度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省籍男性羁押人员阳性率0.37％,高于江苏籍(0.05％);有吸毒、性乱史人员阳性率为0.92％,高于其他人员(0.0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检出HIV抗体阳性羁押人员中派出所送样所占比例为45.45％,多数为流窜作案人员,其次为看守所(21.21％)、戒毒所(21.21％),低为监狱(12.12％);其阳性率分别为:派出所(8.43％)、看守所(0.15％)、戒毒所(0.28％)、监狱(0.04％),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江宁区男性羁押人员存在HIV感染,应对监管场所和有吸毒、性乱史的羁押人员以及新抓捕的流窜作案人员加强管理并进行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