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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关爱女孩行动六周年记
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基础的关系,是性别和谐与社会和谐的主要内容.人口学研究特别关注出生性别比,因为它决定着未来分年龄、分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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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领导强调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研究
3月11日,青海省副省长徐福顺在省计生委副主任宋厚琴陪同下,调研了湟源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徐福顺副省长一行听取了县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并深入县计划生育服务站了解工作情况,在充分肯定了湟源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结合当地工作实际提出:要强化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解,明确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后的职责,对区域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流动人口与就业、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人口安全与健康等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尤其把人口素质的提高引入优生优育的范畴,要对群众进行宣讲,不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还要合理配置资源,促进人口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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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布吉镇户籍人口出生性别比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深圳市布吉镇1985～2004年常住人口出生性别的动态变化和可能影响因素.方法:利用布吉镇3家公立医院住院的分娩新生儿性别资料,分析该地20年间出生性比例的动态趋势与相关特征.结果:该区域20年的平均出生性别比为115.73:100;大多数年份的性别比例高于联合国规定107:100的警戒线,近10年有向上波动的趋势;性别比与妊娠次数、生育孩次和产妇年龄都有一定的关系.结论:该区域户籍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而且与生育观念、医疗技术和生育政策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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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3年浦东新区不同户籍人群出生人口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上海市浦东新区不同户籍人群出生人口特征,为进一步完善浦东新区妇幼卫生管理和疾病预防控制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法:利用出生医学信息登记系统的监测数据,分析对比浦东新区流动入口与户籍人口的出生特征.结果:流动人口出生男女性别比为119.67,剖宫产率为43.87％.流动人口巨大儿率(7.93％)低出生体重率(3.23％),均高于户籍人口(6.48％、2.37％),流动人口出生缺陷报告率(10.51‰)高于户籍人口(9.89‰).结论:应加强外来流动人口的男女平等观念及优生优育健康教育,并为他们提供可及性高的妇幼保健和卫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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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治理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7,全国0～9岁男孩比女孩多出1 277万人,提示21世纪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面临着凸现的人口结构矛盾,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性发展等重大课题的挑战.各种资料显示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高、性别比异常只是一种人口表象,而传统的生育观--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根源.现代医学、遗传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导致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技术条件或途径.由此产生的后果则远超过"婚姻拥挤"范畴的社会、经济失调后果.出生性别比异常这远非一个计划生育部门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充分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部门配合、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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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4年郑州市住院分娩围产儿出生性别比调查
目的:了解郑州市住院分娩围产儿男女出生性别比.方法:采用1996-2004年郑州市出生缺陷监测网监测的住院分娩围产儿资料,计算围产儿出生性别比.结果1996-2004年全市住院分娩围产儿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有上升趋势.农村妇女住院分娩围产儿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呈逐年上升趋势.9年中各级医院的出生性别比均表现为县级医院高于省、市级医院.母亲分娩年龄30～34岁组围产儿出生性别比高.结论:我市围产儿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可能与性别偏好有关.女婴活产漏报、瞒报和溺婴不是我市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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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甲状腺功能筛查与子代认知功能
既往研究普遍认为甲状腺功能低下(甲低)孕妇的子代认知功能下降.但近Lazarus等[1]进行了1项随机对照研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该研究成果发表在2012年2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现编译如下.研究对象来自11所医疗机构(10所位于英国,1所位于意大利),排除标准为年龄＜18岁、孕周＞15+6周、双胎妊娠、已知患甲状腺疾病.共有21 846例孕妇纳入研究,孕周中位数为12+3周.研究对象被随机分为筛查组(10 924例)和对照组(10 922例).筛查组采血后立即检测血清中促甲状腺素和游离甲状腺素(thyroxine,T4)水平,对照组则将血液样本冷藏并于产后进行检测.结果阳性定义为促甲状腺素水平高于第97.5百分位,或者游离T4水平低于第2.5百分位,或者两者同时存在.研究结果显示,筛查组和对照组分别有390例(4.6％)和404例(5.0％)检测结果阳性.阳性结果的2组研究对象,比较其基本资料和社会经济学特征,包括筛查时的孕周、孕妇是否吸烟、孕期体重、夫妻的受教育水平、夫妻年龄、出生性别比、分娩孕周、早产率、子代进行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评估的年龄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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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区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分析
2008年阿城区计划生育统计结果显示,我区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5,即每100个存活女婴出生的同时就有115个活产男婴出生,比正常值高出8个百分点,应引起足够重视.我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08年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如何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研究和控制工作,保持人口性别比平衡,对促进我区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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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词聚类法的我国出生性别比研究热点分析
目的 利用共词聚类分析法探讨我国出生性别比研究热点.方法 在中国知网(CNKI)、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中检索出生性别比研究文献,运用Bicomb软件对文献关键词信息进行共现挖掘处理,并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系统聚类,根据树状图,分析研究热点方向.结果 共纳入有效文献1 398篇,得到有效关键词2 307个,截取高频关键词20个,系统聚类树状图显示分为3大类.结论 有关出生性别比研究的热点方向主要集中于出生性别比失衡原因、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以及出生性别比失衡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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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广东省的出生性别比1982年“三普”时已经出现中度失衡(110.5),随后继续升高,2000年“五普”时达到137.8,其中全省90.7％的县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而作为每年吸引众多外来人口的一个经济大省,探究其中流动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就非常有意义.本文将使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集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描述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技术探究广东省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特点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适度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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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3中国妇女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
目的探讨利用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资料来分析1998～2003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方法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生育率、初婚初育年龄、婚育间隔、生育间隔和出生性别比及其变化趋势.结果我国1998～2003年常住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对漏报进行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在1.5左右;城市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由1998年的25.9岁推迟到2002年的26.7岁,婚育间隔从1998年的2.09年到2002年的2.52年;农村育龄妇女第1、2胎生育间隔由1998年的5.2年延长到2002年的5.9年;出生性别比由1998年的117.02上升到2002年的125.17.结论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资料可以用于生育状况分析;近年来我国生育率在低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但妇女的生育模式在持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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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双生子出生率和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分布
双生子出生是双生子发生与孕期双生子存活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双生子出生的特点并结合双生子孕期发育状况,可为推测双生子发生机制提供线索.人的发生存在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性.在单胎形成时,两种类型的精子与卵细胞的结合并不是完全随机的,使得XY型受精卵的比例远远高于XX型受精卵,虽然孕期的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出生时的男性比例仍然高于女性.在自然状态下,人的出生性别比为105±2.与单胎相比,双生子的发生则要复杂得多,它涉及到妇女在一次排卵周期中的多发排卵及其受精以及受精卵形成后的分裂分离.双生子的发生是否存在性别倾向性,极少见报道.本文拟利用1989年中国各省市区的双生子出生记录,对中国不同地区双生子出生率及出生性别比的特点及其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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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2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
目的研究1998-2002年我国高出生性别比的人群、地域特征,为降低我国的出生性别比提供线索.方法利用第3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资料,计算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人群的出生性别比及其95%可信区间.结果1998-2002年间我国出生性别比呈上升趋势,城市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而农村普遍偏高,尤其是二、三类农村;中部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东部和西部.出生性别比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降低和产次的增加而增高,2孩以上的孩子随姐姐数的增多其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结论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主要发生在农村2孩以上孩次的孩子中,是传统文化和农村经济落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欠缺等现状共同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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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前后上海市居民生育特征比较分析
目的 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前后上海市居民生育特征变化情况. 方法 收集全面二胎政策出台前2015年10月-2016年3月和出台后2016年10月-2017年3月上海市出生登记数据,比较政策实施前后出生人口的变化情况,并分析政策实施前后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人群的生育特征及其变化情况. 结果 全面二胎政策出台后上海市户籍产妇生育头胎增长率为16.04％,二胎及以上增长率为52.60％,高于非沪户籍居民.全面二胎政策的效应主要显现于相对高龄和高学历人群,其中30 ～34岁和35 ～39岁妇女,二胎增长率分别为48.53％和70.54％;学历为本科以上的的妇女,二胎增长率为73.28％. 结论 上海市人口生育水平略有增长,有利于抑制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态势,应密切关注和跟踪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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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黄浦区2014年出生监测分析
目的 分析黄浦区出生人口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制订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上海市出生医学信息系统收集2014年黄浦区出生登记信息,对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和破宫产率进行分层分析,探索其影响因素. 结果 2014年黄浦区户籍人口的总生育率为45.67‰,总和生育率为1.17,生育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非户籍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达113.9,严重偏离正常范围.沪籍和非沪籍的破宫产率分别高达49.54％和45.62％,均高于WHO推荐的15％的警戒水平. 结论 出生监测信息的利用反映了人群生育水平和生育特征,显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转折点,也明确了控制出生性别比、降低破宫产率将是今后卫生部门需加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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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婴儿性别比分析与思考
目的了解青岛市出生婴儿性别比现状.方法记录青岛市市立医院2004年全部住院分娩产妇病历中出生婴儿性别,计算出生性别比,同时与国家权威机构公布的我国目前的出生婴儿性别比进行比较分析,以此数据结果初步评估青岛市的出生性别比现状.结果青岛市市立医院2004年全部住院分娩产妇病历中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24: 100. 结论 2004年青岛市市立医院分娩的产妇出生婴儿性别比高于国际公认的理论值,也高于我国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出生性别比116.86: 100,初步认定青岛市出生婴儿性别比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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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空间聚集性及影响因素
目的:采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0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生男婴数和女婴数及经济、教育和医疗等数据,拟合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结果:空间相关分析显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存在空间聚集性(Moran′s I=0.281,Z=4.093,P<0.001).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均显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平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张)、人口出生率(‰)和二胎及以上胎次比例(%)是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多重线性回归模型4个变量的β分别为-0.201、-6.237、2.458和-0.507(P均<0.05),模型R2为0.760;空间回归模型4个变量的β分别为-0.199、-6.314、2.451和-0.504(P均<0.05),模型R2为0.816.结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呈现空间聚集性;影响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因素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平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人口出生率和二胎及以上胎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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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住院分娩婴儿出生性别比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河南省住院分娩婴儿出生性别比的水平与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河南省抽取1个省级医疗单位、6个市级医疗单位、9个县级医疗单位作为调查对象.收集16个样本1990年至2003年住院分娩婴儿记录资料,计算活产婴儿的出生性别比.结果:河南省1990年至2003年住院分娩婴儿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并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各级医院的出生性别比都表现为第一胎较低,从第二胎起显著增高;县级医院的出生性别比均高于省、市级医院.结论:河南省医院分娩婴儿出生性别比偏高,倾向到医院生育男孩和产前性别鉴定并采取选择性别的人工流产可能是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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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住院分娩围产儿性别比分析
目的了解湖北省住院分娩围产儿的出生性别比.方法采用1992～2001年湖北省出生缺陷监测医院住院分娩的记录,分析围产儿的出生性别比.结果10年围产儿的出生性别比均高于自然常值,1994年后明显增加,农村性别比增加更加明显,随孕妇年龄增加性别比增高.结论围产儿性别比偏高是性别选择的结果,选择性人工流产是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影响因素.只有建立新型的生育文化,才能实现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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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医疗机构出生登记的出生性别比实证研究
背景出生性别比是计划生育考核中较敏感的数字,但长期以来,计生统计和卫生统计存在差别。目的利用住院和非住院分娩的出生婴儿登记记录分析出生性别比情况,并比较计生和卫生系统出生性别比的差异,以期为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某县具有产科资质且开展产科业务的全部医疗机构进行普查,收集新生儿及产妇的相关信息,推算计划外婴儿出生情况以及总体出生性别比情况。结果 T 县医疗机构出生性别比为118.07,考虑非住院分娩出生的影响为118.27,而同期计划生育系统统计的出生性别比为115.73,误差率在2.02%~2.31%之间。结论当地存在明显的性别选择现象；计生统计中存在漏报和误报,男婴的漏报或误报现象明显,需将出生性别比从计生考核中剥离,并定期对计生报告数据的质量进行抽检,建立基于数据质量的奖惩机制,以提高计生数据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