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献资料
-
大鼠腹腔异位心脏移植及移植物血管病模型的建立
目的探讨建立大鼠腹腔异位心脏移植及移植物血管病模型的方法和意义.方法将健康Witar大鼠和SD大鼠,建立腹腔异位心脏移植模型.分对照组、实验组和同系移植组,实验组腹腔注射CsA,对照组和同系移植组注射生理盐水.术后15、60 d切取供心,观测移植物冠状血管的病理变化.结果大鼠腹腔异位心脏移植成功建立,手术成活率90%.实验组术后15d出现冠状血管内膜增厚,60 d出现明显的移植物血管病理改变.结论建立Witar大鼠和SD大鼠腹腔异位心脏移植,可复制出移植物血管病病理变化,是一种理想的移植物血管病实验模型.
-
霉酚酸酯在心脏移植中的应用
自1967年Burnard首次成功地进行了人类同种异体心脏移植以来,心脏移植已逐步从试验性研究成为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有效方法。尽管其手术方法、围手术期处理的改进以及强有力的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已使心脏移植患者的近期存活率大大上升。患者术后1、5和10年的生存率分别为79%、63%和48%。但免疫抑制治疗不足所引起的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移植物血管病,免疫抑制治疗过量引起的机会性感染、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以及药物副作用已成为影响心脏移植远期效果的主要问题。更有效并能同时抑制细胞和体液特异免疫反应,诱导受体的免疫不应答,并具有对受体的骨髓抑制轻、不增加机会性感染和恶性肿瘤发生率的免疫抑制剂的获得,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
-
心脏移植后1年内外周内皮依赖的血管舒张功能的评估
心脏移植物血管病(CAV)是心脏移植后受者死亡的首要原因.有研究发现冠状血管内皮失功能现象(ED)是CAV的早期表现,在非移植受者中也发现了外周血管ED与冠脉血管失功现象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评价外周血管ED情况可能有助于判断早期CAV发生的风险.
-
热休克蛋白70与心脏移植
缺血/再灌注损伤以及排斥反应,是造成心脏移植物早期的功能不良甚至失功及相关外科并发症如各种排斥反应、感染和血栓形成等的主要原因.目前,还不能确定热休克蛋白在上述反应过程中的直接作用的机制,了解热休克蛋白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移植免疫中的作用,有助于进行热休克蛋白与缺血/再灌注、移植排斥反应,以及热休克蛋白转基因治疗移植物血管病关系的研究.
-
一种新型大鼠动脉移植模型的建立
目的 移植物血管病(allograft vasculopathy, AV)限制着移植器官功能及远期存活,是器官移植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传统的血管缝合方式需要优秀的显微外科技术,开展困难.探索出更为简便、可行的动脉移植方法,可为临床研究AV提供思路.方法 采用静脉留置针管自制血管套管,取供体大鼠胸主动脉牵拉入套管并两端翻转、结扎固定为移植体,将该移植体植入受体大鼠腹主动脉并于造模后1周、4周、8周取移植段动脉行HE染色,观测移植血管形态、测量内膜厚度.结果 40只受体大鼠中有38只健康存活达所需检测时间点,下肢及尾巴活动自如、大小便正常,且HE染色可见移植段血管内膜表现为与AV一致的同心圆样增厚.结论 此种大鼠动脉移植方法简便可行,较传统血管缝合方法可明显缩短腹主动脉阻断时间、减轻受体大鼠的手术创伤、造模成功率高,可复制性强.
-
左旋精氨酸抑制大鼠心脏移植术后移植物血管病的研究
目的探讨左旋精氨酸(L-Arg)预防和治疗心脏移植术后移植物血管病的作用.方法建立大鼠异位心脏移植动物模型,观察给与L-Arg、一氧化氮合酶(NOS)抑制药物左旋精氨酸甲酯(L-NAME)后不同时间移植心脏冠状血管的改变.结果 L-Arg组大鼠无移植物血管病(CAV)的形成和一氧化氮(NO)能大量合成,L-NAME组大鼠有CAV形成.结论 NOS抑制药物L-NAME加重移植后移植物血管病病变,L-Arg可以预防和减轻移植后移植物血管病的病变,NO具有抑制新生内膜形成的作用.
-
临床心脏移植几个问题的探讨
1967年人类首例同种心脏移植成功以来,全世界已经有330个医疗中心完成了心脏移植62 851例(截至2002年6月30日).
-
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mRNA的表达对心脏移植术后移植物血管病的抑制作用
-
雷公藤内酯醇通过抑制一氧化氮合成酶2表达减缓大鼠移植物血管病的作用
目的 了解一氧化氮合成酶2(NOS2)在大鼠同种异体移植血管病变中的病理作用以及雷公藤内酯醇对其影响.方法 以Wistar和SD大鼠间的腹主动脉移植为动物模型,实验分同基因组(A组),异基因对照组(B组),异基因雷公藤内酯醇组(C组).于术后7、28、56 d摘取移植动脉,测量移植动脉内膜厚度,并予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NOS2在移植血管组织各层的表达,计算各组积分光密度值.结果 术后28、56 d时移植动脉内膜增厚,C组(雷公藤内酯醇组)高,与A组及B组相比内膜厚度及积分光密度值差异均具有显著性(P<0.05).NOS2的表达在B组表达也强,C组NOS2表达受到抑制明显弱于B组(P<0.05).结论 雷公藤内酯醇可能通过抑制NOS2的表达减缓移植物血管病的进展.
-
激肽释放酶基因转染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心脏移植后的移植物血管病(CAV)是影响心脏移植患者长期存活的首要原因,其病理特点是移植物血管壁平滑肌细胞进行性增生,内膜增厚.血管腔狭窄.
-
心脏移植物血管病
心脏移植作为一种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有效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但长期随访发现,患者的远期(超过5年)存活率仍处在较低水平,而心脏移植物血管病(CAV)是影响心脏移植患者长期存活的首要原因[1].CAV是一种弥漫性、加速性冠状血管阻塞性疾病,其主要特点是以平滑肌细胞为主的新生内膜进行性增厚,并阻塞血管管腔,心脏表面和心肌内的冠状动脉和静脉均出现病变,此病选择性地侵及移植物的血管床,包括移植心的主动脉,而不累及受者的其它血管.
-
血红素氧合酶-1基因治疗减缓移植物血管病及机制
目的 观察血红素氧合酶-1(HO-1)基因治疗减缓同种移植物血管病的效果,探讨其机制.方法 以BN-Lewis大鼠血管移植为对象,依据基因治疗方案分为4组:同系对照组、空白对照组、载体对照组、腺病毒介导的HO-1( AdHO-1)组.移植后2个月,观察各组移植物纤维化和内膜增生,检测T细胞(CD3+)、B细胞(CD45RA)和巨噬细胞(CD68+)浸润数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Western blot检测移植物HO-1基因和蛋白的表达,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受体血清白细胞介素(IL)-10的浓度.结果 同系对照组无移植物血管病表现,空白对照组和载体对照组大量纤维沉积,AdHO-1组纤维沉积轻微.血管内膜/(内膜+中膜)百分比4组分别为7.6%、81.4%、85.9%、15.9%.每400倍视野浸润细胞数4组分别为T细胞(9.2±1.6、92.3±11.6、89.6±17.8、39.3±10.1)、B细胞(3.6±1.1、72.6±11.8、66.6±10.9、30.6±9.9)、巨噬细胞(7.5±1.2、78.5 ±21.7、72.5 ±19.8、34.5±18.7).血清IL-10浓度4组分别为(50.2±20.1)、(40.2±11.1)、(38.6±19.3)、(481.2 ±69.1)ng/L.AdHO-1组与空白对照组和载体对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dHO-1基因治疗增高了移植血管HO-1基因和蛋白的表达.结论 AdHO-1基因治疗减缓同种移植物血管病,移植物纤维化和内膜增生明显减轻.AdHO-1基因治疗下调了T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在移植物中的浸润,增加了HO-1和IL-10的表达,IL-10-HO-1通路的活化可能是移植血管得到保护的重要原因.
-
心脏移植后的巨细胞病毒感染抗巨细胞病毒性预防的回顾性分析
心脏移植是公认的终末期心功能不全的治疗方法,围手术期的死亡率很低,术后1年的生存率为80%~90%,由于在心脏移植后早期阶段免疫抑制治疗使感染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与25%的死亡病例有关。除了细菌感染外,主要是人类巨细胞病毒(CMV)感染性疾病。它在病毒感染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心脏移植后的早期阶段,巨细胞病毒感染有可能引起生命危险,将血清反应阳性的供体移植到未治疗的血清反应阴性受体,在80%~100%的病例会造成巨细胞病毒感染,其中50%~70%形成巨细胞病毒性疾病(表1),此外它还与细胞介导的移植物排斥反应相关,与常常是真菌感染的机会感染有关。后在常见有害的涉及到心脏移植长期预后的移植物血管病的发展中巨细胞病毒感染也发挥作用。巨细胞病毒感染亦能招致各种继发性的病理过程,通过抗感染治疗也无法使其消退。
-
心脏移植术后移植物血管病
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手术方法、围手术处理的改进以及强有力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使心脏移植术后早期死亡率大大下降,术后1年成功率达79%[1],以心脏移植作为一种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有效方法已经得到公认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但长期随访发现远期(>5年)生存率仍处在较低水平,术后5年和10年生存率分别为60%和40%[1],研究表明,影响心脏移植术后长期存活率的主要原因是移植物血管病(GVD)[2].
-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在抗心脏移植物血管病中的研究进展
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脏病有效的治疗手段,但移植术后多种并发症限制供心的长期存活;移植失败和感染是前3年内移植患者的主要死因,移植3年后心脏移植物血管病( cardiac allograft vasculopathy ,CAV)即成为患者主要的死因[1-2]。免疫因素和非免疫因素共同参与CAV的发生和进展,免疫因素在CAV发生及发展中占重要地位[3];非免疫因素也参与CAV的发生与进展[4],主要包括心血管危险因素,如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冠状动脉疾病史等。免疫和非免疫因素介导的内皮损伤被认为与CAV的发生及发展紧密相关[5]。 CAV形态学改变主要包括血管内膜的纤维肌性增生、动脉粥样硬化、脉管炎等[6-7]。其中具有特征性、常见的损害是血管内膜同心圆的纤维肌性增生,血管内膜的不断增生导致冠状动脉腔内堵塞、局部缺血损伤,终导致心功能不全。 CAV常表现为隐匿性进展,临床上患者一旦被诊断出CAV时大多处于较严重的阶段[5,8],突发的心源性猝死可能是CAV的首发表现[9]。而且一旦CAV确诊后,血管成形术或者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都是姑息性治疗,确切的治疗该疾病需要再次心脏移植。免疫抑制剂可以相对延缓CAV的进展,但免疫抑制治疗非特异性地抑制了所有的免疫应答,效果有限还易诱发感染和恶性肿瘤。如何诱导移植心脏免疫耐受,减少甚至摒弃传统的免疫抑制治疗,成为心脏移植领域研究的关键。现对CD4+CD25+调节T细胞( CD4+CD25+Tregs )抗CAV发生与进展的研究作一综述。
-
心脏移植中细胞凋亡的研究进展
心脏移植已成为终末期心脏病人的有效治疗手段. 全世界心脏移植每年以 2 000~ 3 000例手术量增加,出现了相当数量生存质量高及长期存活的群体.然而 ,急慢性移植排斥反应及移植物血管病仍是心脏移植患者长期存活的主要障碍.目前 ,许多证据表明 ,细胞凋亡在心脏移植排斥反应及移植物血管病中起重要作用.本文就细胞凋亡在心脏移植中的研究进展作出综述.
-
转化生长因子-β1与心脏移植
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是一种普遍存在强效细胞生长增殖调节蛋白,在器官移植免疫中扮演重要角色.了解TGF-β1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在移植免疫中的作用,有助于进行TGF-β1与心脏移植供心再灌注损伤、移植物排斥反应、TGF-β1转基因治疗及移植血管病关系的研究.
-
大鼠腹腔心脏移植术后移植物血管病模型的建立
目的探讨建立大鼠腹腔心脏移植物血管病动物模型的方法.方法将40只Wistar大鼠和40只SD大鼠随机配对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建立大鼠的异位心脏移植;对照组不注射环孢霉素A(CsA),实验组腹腔注射小剂量的CsA,两组分别于移植术后2周和4周切取移植心脏,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移植心脏冠状血管的改变.结果对照组术后2周和4周冠状血管内膜无变化;实验组术后2周冠状血管内膜增厚,4周后冠状血管内膜成同心圆样改变,管腔明显狭窄,出现移植后移植物血管病改变.结论该模型是一种可靠的移植物血管病的动物模型.
-
移植物血管病的免疫学机制
移植物血管病(allograft vasculopathy,AV)是限制移植器官长期存活的重要原因,其特征为移植血管弥散性、向心性狭窄,终致使移植物缺血并功能衰竭.AV既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身免疫病,亦不属于纯粹的心血管疾病,免疫损伤是其主要机制;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均参与其中,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亦在AV中发挥作用.本文旨在综述移植物血管病的免疫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