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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
目的 通过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中影响潜在供者捐献成功率的因素,为进一步提高器官捐献效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以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潍坊市人民医院发现的176例潜在供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捐献情况分为同意捐献组(A组)和拒绝捐献组(B组) ,比较两组人群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职业、居住地、死因.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家属同意捐献率为34.6%.捐献是否成功与潜在供者的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死因有关,与性别、居住地无关.结论 目前人们对器官的需求率与日俱增,但器官捐献率不高,潜在供者转化率较低.这与潜在供者的自身条件及家属意见有关,需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捐献意识,从根本上解决器官供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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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围手术期应用的研究进展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佳手段.为扩大供体来源,卫生部于2010年开始启动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然而研究表明,与活体肝移植相比,DCD供肝的近期和远期疗效均较差.为改善DCD供肝肝移植疗效,预处理作为一种有效的处理措施正不断被人们关注.本文就预处理在DCD肝移植围手术期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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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受者体表面积比值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时选择受者中的作用
目的 探讨供/受者体表面积(body surface area,BSA)比值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 death,DCD)供肾移植术后肾功能恢复的影响,以指导DCD供肾时受者的选择.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5年3月行DCD供肾肾移植的供/受者的临床资料.供者69例,男58例,女11例;年龄18 ～66岁,平均(41.9±13.5)岁;BSA为1.25 ～2.05 m2,平均(1.77±0.15) m2.受者127例,男100例,女27例;年龄18 ～ 58岁,平均(37.7±9.3)岁;BSA为1.34～2.21 m2,平均(1.70±0.16) m2.依据BSA比值将受者分为≤1.0组39例与＞1.0组88例;再根据供肾估计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分为4个亚组:A组[BSA比值≤1.0、供肾eGFR≤40ml/(min·1.73 m2)]5例,B组[(BSA比值≤1.0、供肾eGFR＞ 40 ml/(min·1.73 m2)] 34例,C组[(BSA比值＞1.0、供肾eGFR≤40 ml/(min·1.73 m2)] 16例,D组[(BSA比值＞1.0、供肾eGFR＞ 40ml/(min·1.73 m2)]72例.将接受同一供者供肾且BSA比值差异＞10％的受者(按1∶1配对)分为高BSA比值组和低BSA比值组,各27例.分别比较各组受者术后1、2周,以及1、3、6、12个月的肾功能变化,分析供/受者BSA比值对移植后肾功能恢复的影响.结果 供/受BSA比值＞1.0组术后各个时间点受者SCr下降及eGFR恢复均优于供/受BSA比值≤1.0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术后各时间点受者SCr下降及eGFR恢复均差于其他3组,D组术后各时间点受者SCr下降及eGFR恢复均优于其他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术后各时间点受者SCr下降及eGFR恢复稍低于B组,1、3、6及12个月时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BSA比值组术后3个月内受者肌酐值略低于低BSA比值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个月后受者SCr显著低于低BSA比值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BSA比值组术后1个月内受者eGFR值略高于低BSA比值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个月后受者eGFR值显著高于低BSA比值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供/受者BSA比值可作为选择受者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供/受者BSA比值＞1.0的受者能够有效利用器官获取前肾功能较差的边缘供肾.接受同一供者的供肾时,高BSA比值的受者术后长期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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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单中心233例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的临床效果及改善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2007年2月至2013年8月实施233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的资料,分析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以及其中儿童供、受者肾移植的临床效果. 结果 供者130例,包括本院器官获取组织77例和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53例.受者随访1个月～6年.术后6个月、1年、3年、5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9.1％/95.7％、99.1％/95.7％、99.1％/94.5％和98.7％/93.3％.其中198例(85.0％)受者移植肾功能恢复顺利,2例(0.8％)受者发生原发性移植肾无功能,33例(14.2％)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3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6例受者移植肾丢失,28例(12.0％)受者发生肺部感染.儿童供肾肾移植50例,其中10例儿童受者、40例成人受者.1例成人受者发生急性体液性排斥反应,3例成人受者发生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经抗排斥治疗后逆转.其中实施小儿双供肾移植手术6例,其中2例发生一侧肾动脉血栓,对侧肾功能均代偿良好.其余4例术后恢复良好.实施儿童受者肾移植21例,其中成人供肾11例、儿童供肾10例.术后2例发生DGF,分别于术后1周和1个月恢复,其余受者移植肾功能顺利恢复;2例受者行移植肾切除术,再次肾移植顺利恢复. 结论 采用多种维护措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可获得较好的中短期移植物存活和肾功能.合理、有效地利用儿童逝世后捐献的供肾,可取得良好的移植疗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及器官分配共享政策有助于推进我国儿童肾移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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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劈离式肝移植单中心经验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劈离式肝移植(ISSLT)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5年5月至2017年2月实施的10例ISSLT供、受者临床资料.10例供者均为中国Ⅰ类器官捐献,中位年龄33岁,脑死亡原因分别为脑外伤6例,脑出血4例;中位体质量指数22.8 kg/m2,ICU住院时间(3.8 ±2.1)d.经评估后按3种方式完成在体供肝劈离,产生20例具有独立解剖功能的供肝.10例ISSLT中,6对成人-儿童,4对成人-成人,移植物重量与受者体质量比为1.5%~2.7%.6对成人-儿童中,5对分别使用扩大右半肝和左外侧叶,1对分别使用左、右半肝;4对成人 -成人分别使用左、右半肝.接受右侧肝叶的受者行经典原位肝移植,接受左侧肝叶的受者行背驮式肝移植.结果 供肝劈离手术时间(226 ±58)min,出血量(138 ±51)mL;供肝离体修整时间为(84 ±25)min.20例受者中,8例在外院手术,12例在我院手术.截至2017年9月,在本院手术的12例受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13.5个月,10例未发生出血、血管及胆道并发症,肝功能恢复顺利.2例出现胆道并发症,1例胆管吻合口轻度狭窄,经皮胆道支架植入好转;1例接受右三叶供肝的受者术后2周夹闭T管后出现少量胆漏,经引流后好转.5例接受右三叶供肝的受者中,1例术后移植肝Ⅳ段坏死,受者ALT升高,肝叶萎缩,2周后肝功能恢复正常;其余4例Ⅳ段门静脉重建的受者,术后肝功能均恢复较快.结论 ISSLT可以在循环状态稳定的脑死亡供者中顺利开展,在保证供肝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了供肝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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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率的关键.器官捐献协调员作为供器官调度的执行者,掌握着器官捐献者的一线信息,参与器官移植全过程,在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显得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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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器官获取和修整手术进行腹部外科临床解剖教学的探讨
对解剖结构和毗邻关系的理解是外科手术技能和临床思维培养的基础和关键.利用器官移植专业供体手术的特殊优势,针对住院医师和研究生,可在器官获取和修整过程中向学员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腹部脏器解剖特点和毗邻关系.教学过程按照器官捐献、获取、修整的流程进行设计,主要教学内容包括腹壁解剖层次、腹部脏器毗邻、重要管道结构走行以及医学人文教育.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越来越普及和规范的背景下,这一教学方式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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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感染性供者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7年6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17例DCD供者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常规行痰液、尿液、血液、引流液培养,观察DCD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来源分布和构成比,并进行耐药性分析.结果 217例DCD供者中共有128例存在感染,感染率59％,共分离出病原菌218株,其中革兰阴性菌占55.5％ (121/218),革兰阳性菌占33.5％ (73/218),真菌占11％ (24/218).病原菌主要来源于痰液(72.5％),其次为尿液(15.6％).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其中肺炎克雷伯菌对常用的抗菌药物均有不同程度耐药,但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仍较敏感;鲍曼不动杆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率普遍较高,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耐药率达60％,呈多重耐药趋势.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对青霉素和克林霉素耐药率较高,但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胺敏感性仍较好.结论 DCD供者感染率较高,以呼吸道感染为常见.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中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仍较敏感,鲍曼不动杆菌呈现多重耐药趋势;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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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器官捐献高等教育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思路
器官移植是各种终末期疾病的根本治疗手段,而供体短缺严重制约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我国自2013年推广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在器官捐献工作发展的初期,需要大量的相关工作人员投入到该项事业中来,因此,中国教育部与欧盟合作,在中国和欧洲设立器官捐献高等教育研究生课程,实现研究生共同培养,此探索性的培养模式为培养器官捐献人才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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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逝世后潜在供者器官捐献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吉林省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中,潜在供者对于捐献成功率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器官捐献效率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选取自2011年7月-2014年12月的291例潜在供者为研究对象,对转化率、同意率、捐献成功时间与捐献失败原因进行描述分析,对潜在供者人口学、临床指标等影响因素采用卡方检验.结果 捐献成功率即供体转化率为31.9％,家属同意捐献率为52.2％.捐献成功时间集中在夏秋季节.男性高于女性,但无统计学差异.捐献是否成功与潜在供者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职业、既往史、死因、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来源类型有统计学意义.捐献是否成功与潜在供者的性别、居住地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目前吉林省器官捐献率不高,潜在供者转化率较低.潜在供者的自身条件及家属意见影响捐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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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及高龄边缘供肝在成年肝移植中的临床应用初步经验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与年龄相关的边缘供肝临床肝移植应用经验.方法:对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12月至2015年10月3例与年龄相关的边缘供肝应用于肝移植的临床情况进行回顾分析,包括供受者双方的临床资料及受者术后短期恢复情况.结果:3例供者其中2例实施中国Ⅲ类即脑-心双死亡(DBCD)器官捐献,另外1例实施中国Ⅱ类器官捐献.3例供者中1例为7岁儿童,另外2例分别为79岁老年男性和83岁老年女性.3例肝移植受者术后恢复顺利,肝功能恢复良好,其中儿童供肝肝移植患者术后1个月出现幻觉、幻听及被害妄想等神经精神症状,经治疗痊愈.结论: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儿童和老年边缘供肝只要科学评估和合理应用于合适的受体一样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年龄不应该成为独立的肝移植禁忌证,在做好充分评估的基础上,与年龄相关的边缘供肝应用于肝移植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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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分析
目的 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并探讨其预防、诊疗措施.方法 施行DCD肾移植病人521例,总结术后3个月内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并探讨其预防、诊疗措施.结果 2013年DCD肾移植丢失率为1.3％(1/76),2014年早期移植肾丢失率为7.8％ (12/154),2015年早期移植肾丢失率为4.1％ (12/291).其中移植肾出血(52.0％)已成为我中心移植肾早期丢失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肺部感染(16.0％)以及心脑血管意外(12.0％),而原发性移植肾无功能(PNF)和排斥反应仅各占4.0％,术后早期移植肾感染是早期移植肾出血的主要因素(61.5％).结论 感染所致的移植肾血管破裂出血是DCD肾移植早期移植肾丢失的主要原因,术前多次供体采样进行微生物学培养及针对性抗感染治疗,对感染高危受者术后进行强化预防性抗感染治疗,有利于降低早期移植肾丢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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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73例，供者43例，其中本院器官获取组织42例，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1例。分析肾移植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73例受者随访9～38个月，术后6个月、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7.3％/94.5％、94.5％/91.8％。10例（13.7％）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15例（20.5％）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1例（28.8％）受者发生肺部感染。2例受者移植肾丢失，4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近期疗效较好，是解决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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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类型的器官捐献供肝移植临床疗效及并发症的比较
目的 比较3种不同类型器官捐献(即中国一类、中国二类、中国三类)供肝移植的临床疗效、并发症和存活率.方法 收集2010年6至2016年6月422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接受中国一类、中国二类和中国三类肝移植分别为124例、81例和217例,并分别设为中国一类肝移植组,中国二类肝移植组和中国三类肝移植组,手术方法以背驼式肝移植为主.观察指标:(1)受者术后肝功能;(2)术后并发症;(3)受者存活率.结果 (1)3组受者术后疗效根据丙氨酸转氨酶(ALT)和胆红素总量(TBil)进行评估.与中国一类肝移植组和中国三类肝移植组比,中国二类肝移植组ALT较高(P＜0.05),疗效较差.(2)3组术后并发症比较:在中国一类肝移植组中移植物原发无功能(PNF)发病率为3.23％,中国二类肝移植组PNF发病率为9.88％,中国三类肝移植组PNF发病率为2.30％(P＜0.05);中国一类肝移植组中急性排斥反应发病率为9.68％,中国二类肝移植组急性排斥反应发病率为38.27％,中国三类肝移植组急性排斥反应发病率为24.89％(P＜0.001);中国一类肝移植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发病率为5.65％,中国二类肝移植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发病率为39.50％,中国三类肝移植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发病率为10.14％(P＜0.001);其他并发症的发病率3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中国二类肝移植组术后3个月内死亡14例,死亡率为17.28％,存活率为82.72％;中国一类肝移植组1、3、5年存活率分别为76.55％、74.18％、69.14％;3组中受者1、3、5年存活率分别为88.02％、85.72％、81.11％.结论 自2015年6月起,与中国二类比较,中国一类器官捐献的数量同比增长较快;同时,与中国二类比较,接受中国一类器官捐献的受者近期及远期临床效果较好;如何对3种不同类型器官捐献的供者器官进行修复和质量优化是保障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研究热点,需要研究者不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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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后感染性移植肾动脉破裂五例临床分析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感染性移植肾动脉破裂的防治策略.方法 结合文献对5例肾移植术后感染性移植肾动脉破裂供、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5例受者其对应的供者均有导致移植肾动脉感染的潜在因素,5例供者均有供者来源性感染(donor-transmitted infections,DTI)的风险因素,包括肺部感染(1例重症肺炎)、供肾挫裂伤(1例供肾多处挫裂伤)、肠破裂(1例外伤导致小肠破裂)及切取供肾时剪破肠管(2例供肾切取时剪破肠管).供肾保存液培养发现的致病微生物有肺炎克雷伯菌1例,白色念珠菌1例,粪肠球菌1例,有1例未培养出致病菌,外院切取的供肾保存液未作培养1例.切除的移植肾病理检查均显示动脉管壁坏死、淋巴细胞浸润.术后将切除的移植肾血管壁、周围髂窝组织送细菌、真菌培养发现:1例新型隐球菌(例1)、2例白色念珠菌(例2、例4)、1例肺炎克雷伯菌(例5),还有1例(例3)未培养出致病菌,但考虑真菌感染可能性大.例1于移植肾动脉再植10个月后行再次移植,随访至今移植肾功能正常;例4于移植肾切除2个月后行再次移植,因难治性排斥反应导致移植肾迅速功能丧失,继续血液透析治疗.其余3例受者均存活至今,等待再次移植.5例受者均未再次破裂出血.结论 移植肾动脉破裂是肾移植术后较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严格供、受者的感染学筛查,围手术期应用广覆盖敏感抗菌药物是预防感染性移植肾动脉破裂的关键,早期发现并尽快手术是挽救受者生命唯一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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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机械灌注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的功能维护及质量评估
目的 采用LifePort肾脏灌注运转器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供肾进行低温机械灌注保存,总结低温机械灌注保存法对供肾质量评估和功能维护的意义.方法 自2013年1月至2016年8月,共对625例DCD供肾采用静态冷保存后移植(静态冷保存组),同时使用LifePort对119例DCD供肾进行低温机械灌注保存(低温机械灌注组),在以灌注终点时的阻力指数和流量进行质量评估后,对其中105例进行移植.观察和分析两组供肾移植后移植物功能恢复延迟(DGF)发生率、肾功能恢复正常时间、未发生DGF受者的肾功能恢复正常时间、发生DGF受者的肾功能恢复正常时间及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的发生情况.对部分弃用供肾进行病理分析.结果 低温机械灌注组有14例供肾被弃用,弃用率为11.76％(14/119).低温机械灌注组受者术后DGF发生率为13.33％(14/105),肾功能恢复正常的时间为(17.7±13.6)d,未发生DGF受者的肾功能恢复正常的时间为(8.1±5.2)d,发生DGF受者的肾功能恢复正常时间为(33.7±16.9)d,有1例术后发生PNF.2例弃用供肾的病理检查结果显示,肾组织严重水肿、90％肾小管坏死、足突少量融合、系膜基质增生并电子致密物沉积.静态冷保存组受者术后DGF发生率为12.8％(80/625),肾功能恢复正常的时间为(18.6±24.5)d,未发生DGF受者的肾功能恢复正常的时间为(5.6±7.3)d,发生DGF受者的肾功能恢复正常时间为(31.1±19.0)d,有1例术后发生PNF.结论 低温机械灌注对供肾质量的评估和修复具有一定的意义.低温机械灌注终点时的阻力指数和流量是重要的评估参数,需要结合临床参数共同进行供肾质量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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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机械灌注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评估及维护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低温机械灌注保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供肾评估及维护中的应用,并对移植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172例DCD供者供肾移植的临床资料.172例供者成功捐献供肾344例,其中232例供肾应用LifePort进行低温持续灌注保存(LifePort组),112例采用单纯低温保存(对照组).评估后LifePort组弃用供肾6例,共完成338例肾移植.对两组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血肌酐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和探讨LifePort组供肾的机械灌注参数等指标.结果 338例受者中术后2例出现原发性移植肾无功能.Lifeport组和对照组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分别为12.5％(28/224)和10.7％(12/112)(P=0.76),经抗排斥反应治疗后均逆转.Lifeport组和对照组术后DGF发生率分别为8.5％(19/224)和19.6％(22/112)(P=0.003).LifePort组受者中,发生DGF受者的供肾终末阻力为(0.31±0.11)mmHg·ml-1·min-1,较未发生DGF受者的(0.22±0.07)mmHg·ml-1 ·min-1显著升高(P＜0.01);发生DGF受者的供肾终末流速为(90.20±21.34ml·min-1),较未发生DGF受者的(112.68±19.53) ml/min显著降低(P＜0.01).LifePort组和对照组未发生DGF受者的术后血肌酐恢复至正常的时间分别为(5.2±1.8)d和(7.6±2.4)d(P＜0.01).Lifeport组和对照组术后第7天血肌酐分别为(107.2±43.3)μmol/L和(165.6±54.8)μmol/L(P＜0.01).结论 低温机械灌注在DCD供肾评估及维护中具有重要作用,应用低温机械灌注进行供肾质量评估过程中,建议结合灌注参数、供者因素及供肾病理情况综合判断,以期提高供肾评估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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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机械灌注参数预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供肾移植术后早期效果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供肾使用LifePort行低温机械灌注保存过程中的灌注参数与其移植后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的发生及移植肾功能恢复正常时间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6年3月期间359例DCD供肾移植的临床资料,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方法研究5个LifePort参数(初始灌注流量、终末灌注流量、初始灌注阻力、终末灌注阻力及灌注时间)对移植后DGF发生的影响.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LifePort参数与移植肾功能恢复时间之间的关系.结果 术后共有42例受者发生DGF,发生率为11.6％(42/363).无DGF组和DGF组供肾初始灌注阻力分别为(0.45±0.20)和(0.65±0.33)mmHg·ml-1 ·min-1,终末灌注阻力分别为(0.25±0.08)和(0.33±0.10)mmHg·m1-1 ·min-1,初始灌注流量分别为(77.13±19.20)和(60.57±17.57)ml/min,终末灌注流量分别为(107.87±17.23)和(96.26±22.36) ml/min,以及灌注时间分别为(4.23±2.44)和(5.18±2.78)h,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DGF组灌注阻力始末变化值为(0.33±0.30)mmHg·ml-1 ·min-1,较无DGF组的(0.20±0.16)mmHg·ml-1 ·min-1下降更显著(P＜0.05).Logistic回归分析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终末灌注阻力是移植后发生DGF及移植肾功能恢复正常时间延长的重要危险因素.结论 LifePort灌注参数为评估DCD供肾质量和预后提供了一项客观、量化的辅助指标,为更加合理的临床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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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的评估与维护
目的 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供者评估和维护的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至2014年4月间共实施的112例DCD器官捐献和211例DCD供肾移植的临床资料.对供者的评估和维护及移植效果进行分析.结果 实施112例DCD中,中国三类98例,中国二类14例.获取肾脏222个,实施肾移植211例.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7.1％(115/211),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发生率11.4％(24/211).接受原发病为脑血管意外供者供肾移植的受者术后1和6个月的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显著低于接受其他原发病供者供肾移植的受者(P＜0.01).器官获取前无低血压和未行心肺复苏供者的eGFR显著高于有低血压和进行过心肺复苏的供者(P＜0.01)),且前者相应受者的移植后eGFR更高(P＜0.05).应用LifePort(R)机械灌注后DGF发生率显著降低(P＜0.05).结论 早期正确的DCD供者的评估和维护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移植器官和更好的移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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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护理模式在肾移植术后的应用
目的:探讨协同护理模式对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肾移植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自我护理能力、生活质量以及长期存活率的影响.方法:选取肾移植患者100例(来自50对CDCD供肾),其中每对CDCD的一个供肾移植患者随机分至A组,另一个供肾移植患者分至B组,两组采取不同处理:A组为对照组(n=50),实施常规护理.B组为干预组(n=50),即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协同护理模式,干预6个月后,采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uIs)、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两个方面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应用协同护理模式能够显著提高肾移植术后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和生活质量,帮助患者改善不良情绪,以及提高对疾病的认知(P＜0.05).结论:协同护理模式能提高肾移植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改善负面情绪,提高患者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并对提高移植术后长期存活率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