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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人生前预嘱认知和态度的调查研究
目的 调查老年人对于生前预嘱的认知和态度.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对上海市浦东新区2个社区、1所社区医院及1所养老院的394名老年人进行生前预嘱认知和态度的调查.结果 社区老年人认知度较低(8.88％),态度较正面,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方式、是否经历过他人的临终过程为影响老年人对生前预嘱态度的因素.结论 老年人对生前预嘱认知度较低,在推广生前预嘱应考虑和顺应东方传统文化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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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对生前预嘱文书内容认同度的调查研究
目的 调查老年人对于生前预嘱文本内容的态度.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对上海市浦东新区1所养老院、1个社区医院及2个社区的394名老年人进行一般资料及生前预嘱文书内容的认同度调查分析.结果 生前预嘱认知度较低(8.88％),对文本中医疗代理人、医疗选择的认同度、留给家人的话认同度较高,个人护理和精神护理的认同度较低.年龄、性别、工作状态、宗教信仰、个人月收入是影响其认同度的因素.结论 生前预嘱文本的修订需要适应中国的文化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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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某社区人群“生前预嘱”理念认知的调查与分析
目的 通过对某社区人群在“生前预嘱”理念的认知态度调查,了解目前城市社区人群认知“生前预嘱”的现状.方法 对某社区人群200人进行死亡态度及“生前预嘱”认知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由“选择与尊严”网站关于居民对“生前预嘱”认知程度的调查问卷为基础,按实际情况自行修改而成.全卷和各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800 0以上,在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校标关联效度3方面,其问卷方差的总解释率为76.74％.结果 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0份,回收有效率为95％.城市社区人群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接受“生前预嘱”理念的心理基础和观念基础,但较为深入的了解却欠缺,包括医务工作者.男性与女性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总评分分别为(2.61±0.61),(1.48±0.5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21,P＜0.01)；不同年龄社区人群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总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01,P＜0.05)；而不同宗教信仰、收入、职业、婚姻、医疗付费方式社区人群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提供“生前预嘱”理念的普及,使大众接受“生前预嘱”理念是一种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死亡困境的方式,“生前预嘱”理念必须植根于前沿的生命伦理观,医务工作者在“生前预嘱”与社会心理和传统习俗的碰撞中应起到积极地传播,有效的实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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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预嘱的产生和应用现状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大多数人对于死亡和濒死的态度可能非常强烈和个性化,有些人对于由机器来维持生命感到恐惧.另一些人,即使通过一些痛苦的方式来维持,也希望尽量多活一些时间.生前预嘱尊重患者的医疗自主权.强调了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之间在医疗工作中的合作关系,是医学领域中必要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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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背景下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研究进展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无法挽救的生命可以通过生命支持治疗得以维持.生命末期的过度医疗只是延长了患者的死亡时间,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使患者失去了应有的尊严,而且由于患者无法表达自己的生命意愿,所接受的治疗是否符合患者本人的意愿也无从得知.然而,开展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可以了解患者将来的治疗意愿,保障患者的自主权,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已得到了广泛开展.本文综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为中国内地开展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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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对于生前预嘱态度的初步调查
生前预嘱(advanced care planning,ACP)指患者本人对自己将来可能涉及到的医疗问题事先做出选择,以便在自己不能做决定时,使当时的医疗决策符合自己的意愿,其内容主要包括指定医疗决策代理人、预定在疾病终末期或特殊情况下是否进行生命支持治疗.数据证实,通过ACP,可使人们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医疗[1].ACP在许多国家已广泛使用,并有法律支持.美国于1991年通过了"病人自决权法案"(the 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明确患者有权了解病情、选择医疗措施,承认书面ACP的合法性;并要求医务人员向患者提供有关ACP的信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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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居民对死亡的态度调查
目的 在调查郊区居民对死亡态度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影响死亡观念的影响因素,为临终关怀在郊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行提供依据,同时也为推进生前预嘱这一理念奠定基础.方法 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随机抽取上海市青浦区户籍居民1 000名于2014年10月-2015年3月进行问卷调查.用卡方检验和频数分析研究影响死亡概念的因素.结果 67.1％的人更愿意谈论临终问题,同时也有70.8％的人想象过自己的临终问题;13.3％的高龄老人不愿想象自己的临终问题,而62.5％的年轻人更愿意想象自己的临终问题.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于死亡态度更开明,247名大学生中有166名表示会思考自己的临终.相较于已婚人士,73.1％的未婚人士更多的考虑临终问题.87.5％的医护人员、85.7％的教师和84.6％的政府机构人员更敢于面对临终这个话题.农民、工人、失业人士不愿意讨论临终这个话题;尊重个人选择并有尊严的死亡是居民对于“好死”和“善终”主要的理解.结论 在研究对死亡态度的基础上,分析出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类型等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对死亡观念认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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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对于生前预嘱态度的调查分析
[目的]调查医护人员对于生前预嘱的态度,对于生前预嘱在医护人员中的率先推行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便利选取204名医护人员,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及生前预嘱问卷进行调查分析.[结果]189人(92.6％)希望医生直接交代病情;201人(98.5％)希望自主或者与家人、朋友一起做出医疗决定;50％以上的医护人员在处于肺病终末期、永久而严重的脑损害中、肿瘤终未期、陷入昏迷并且不能恢复清醒状态时拒绝生命支持,其中处于肺病终末期的拒绝率高,达82.8％.[结论]医护人员对于生前预嘱的态度更为积极,可以考虑在医护人员中率先推广生前预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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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研究进展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化的快速增长和集中爆发,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然而如何使老年人尊严离世仍是重大问题.本文旨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以老龄化现状和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战略研究总报告为蓝本,探讨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ing,ACP)在我国的可行性.对于该话题的研究已越来越多,但我国政府至今尚未有关于ACP的立法.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增多,相信对该方面的研究也将日趋完善.虽然ACP在我国必将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考虑到尊严死和姑息护理的有利方面,它的前途仍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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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科医护人员对晚期肿瘤患者实施预先指示的质性研究
探讨肿瘤科医护人员对晚期肿瘤患者实施预先指示(advance directives,AD)的态度.使用目的抽样法对8位肿瘤科医护人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结果显示,肿瘤科医护人员对实施AD的态度可归纳为:(1)认可并有需求；(2)具体实施仍有一定困难；(3)可尝试应用但需一定对策.因此,肿瘤科医护人员总体非常支持AD的实施,但具体应用还需一定时期的本土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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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生前预嘱的立法保护
生前预嘱允许人们通过提前签署相应文件对临终医疗护理进行选择,维护自身的尊严.尽管其目的不是强制性要求公民的应用,但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且社会认可度较低,只有立法是其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在理清生前预嘱界定的基础上,借鉴先行国家的开展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践情况,以立法为基础,确立其实施主体,规范其实施要求,制定严谨的立嘱、鉴定、实施、撤销程序,保障患者的自主选择,为生前预嘱的法律建设提供参考,进而促进其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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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肿瘤患者对生前预嘱及临终关怀的认知及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对生前预嘱及临终关怀的认知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对笔者所在医院诊治的晚期肿瘤患者进行问卷调查.97.10％的患者不知道生前预嘱概念;69.20％的患者愿意选择生前预嘱,年龄、性别、长期居住地、宗教、婚姻状态、住房类型、肿瘤类型是其影响因素;84.00％愿意接受临终关怀医疗服务,长期居住地、教育程度、宗教、婚姻状态、住房类型、肿瘤类型是其影响因素.由此可见,生前预嘱在晚期肿瘤患者中知晓率很低且受多种因素影响,有必要促进生前预嘱的宣传,让每位晚期肿瘤患者的意愿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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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对生前预嘱态度差异分析及对策研究
目的 在研究社区居民对于生前预嘱态度认知基础上,来探讨影响社区居民对于生前预嘱态度差异的因素并研究服务对策,主要发挥家庭医生在这一做法宣传、拟定和执行中的重要作用,以期待更好的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方法 在2014年10月-2015年3月进行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抽取青浦户籍居民1000名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为自行编制的《社区居民生前预嘱态度调查问卷》.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经过调查发现,听说过生前预嘱的人占39.4％,但68％的人表示愿意了解并在条件成熟后填写生前预嘱.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住址、职业、医疗付费、宗教信仰这些方面的差异影响着居民对于生前预嘱的接受度.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有无子女、受教育程度、职业、医疗付费、宗教信仰这些因素影响着居民对于生前预嘱这个做法的赞成情况.结论 应对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进行分类,采用更适合的宣传方式进行传播普及.将这一前沿的生命伦理观,与居民的社会心理和传统习俗做好对接工作.建议社会和政府给予重视推进生前预嘱的合法化进程并加强家庭医生配合传播和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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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医务人员对"生前预嘱"认知及认同情况的调查分析
目的 初步了解郑州地区医务人员对"生前预嘱"的认知及认同情况,探讨其推广的可行性及如何推动我国缓和医疗的发展与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439名医务人员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生前预嘱"的知晓率为46.02％,其中52.48％(106/439)是通过报纸、书籍和网络的方式了解"生前预嘱";不同职位、学历的医务人员"生前预嘱"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医务人员中78.26％(342/439)愿意对"生前预嘱"进一步了解,69.25％(304/439)对"生前预嘱"持赞同态度;肿瘤科医务人员的"生前预嘱"认同率高于非肿瘤科医务人员(95.24％比67.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96,P<0.05);77.22％(339/439)被调查者支持将"生前预嘱"作为一项政策推广.结论 郑州地区医务人员"生前预嘱"的知晓率仍偏低,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对"生前预嘱"持赞同的态度,多数支持将"生前预嘱"作为一项政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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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护士临终照护态度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目的 调查ICU护士的临终照护态度,分析其影响因素,为ICU科室开展临终护理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天津市4所三级甲等医院ICU科室的207名护士,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照顾临终患者态度量表对其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护士临终照护态度总得分为(97.88±14.49)分,其影响因素为是否接受过临终关怀教育或培训、宗教信仰、是否有照顾临终亲人的经历、年龄、对生前预嘱的知晓情况(P＜0.05,P＜0.01),能解释护士临终照护态度总变异的41.80％.结论 ICU护士临终照护积极性不高,年龄≤25岁,有照顾临终亲人的经历,有宗教信仰,对生前预嘱比较了解的护士临终照护态度更积极.应在ICU科室有针对性地开展临终关怀教育,培养护士的心理疏导能力、沟通能力、同理心及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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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患者死亡质量的研究现状及启示
综述国内外临终患者死亡质量研究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包括姑息医疗资源、社会文化、死亡地点、照护人员及患者综合素质等.提出需加大姑息医疗资源建设力度、积极开展生前预嘱、尊严死宣教和因地制宜深入开展死亡质量研究等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死亡质量的提高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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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医疗指示的研究进展
综述预设医疗指示的相关概念,该理念产生、发展及国内外应用情况.提出预设医疗指示在我国大陆地区推广和施行需注意的因素,包括儒家孝亲文化、传统重生讳死观念、家属决定权与患者医疗自主权、医生权威与患者医疗自主权、制度因素等,以期为预设医疗指示在中国大陆地区推行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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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名老年科护士对生前预嘱的认知现状调查
目的：调查某三级甲等医院老年科120名护士对生前预嘱的认识情况。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2016年5月抽取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老年专科门诊及病房120名护士，采用一般资料及老年科护士生前预嘱认知问卷对其进行调查。结果老年科护士对生前预嘱的总体认识情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本科及以上护士对生前预嘱的认识得分高于低学历护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92，P=0.006）；年龄与对生前预嘱的认识总分呈正相关，但相关密切程度低（r=0.226，P=0.016）。结论老年科护士对生前预嘱的认识整体上还有待提高，高学历护士及年长护士对生前预嘱的认识优于年轻护士及低学历护士，有待通过开展院内护士继续教育项目、在大中专院校中开展相关课程、构建多部门合作的方式，推动生前预嘱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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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前预嘱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目的 对我国生前预嘱所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进行综述,为生前预嘱的推广、发展提供新思路.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对当前国内外生前预嘱的发展及应用现状进行综述.结果 发达国家的整体趋势是推动生前预嘱成为正式的法律文书,且已有许多关于生前预嘱的成熟研究.我国大陆尚无法律支持或禁止生前预嘱的签署,且无论医护人员,还是患者、社区居民,对生前预嘱的认知程度较低,对其概念及理念不太了解,且有关生前预嘱的研究较少.结论 生前预嘱的普及化已是社会的趋势,因此医护人员对这一概念推广及教育应肩负什么责任的问题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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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综合评估及其在预前护理中的应用展望
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 .3亿,占总人口的16 .7％ ,其中65岁以上达1 .5亿 ,占10 .8％ .未来一个时期,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将持续增加.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呈现出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明显、少子化老龄化并存、性别与地区失衡等特点.老年人群的剧增 ,使老年医护行业面临机遇挑战并存的局面.为弥补传统医学的不足 ,在临床医学门类中新生出了专门的老年医学科.老年医学将预防和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 ,有助于大限度地维持和恢复患者功能 ,从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