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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例乳腺癌患者BRCA1基因突变检测
目的分析186例散发乳腺癌患者肿瘤易感基因BRCA1(breast and orarian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BRCA1)突变情况及突变位置.方法应用PCR-SSCP(single-stranded canformational polymorphs, SSCP) 和直接测序方法定位,检测乳腺癌部分患者部分BRCA1基因外显子和内含子与外显子之间接拼区突变及突变位置.结果 186例患者中,有13例发生BRCA1基因突变,突变例数占总例数的7.0%,其中8例突变位置在内含子与外显子的拼接区,5例突变位置在外显子上.结论筛查BRCA1基因突变对于乳腺癌患病风险评估、发病检测、早期诊断及基因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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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易感基因CYP4501A1和GSTm1多态性与高氡暴露地区居民肺癌关系研究
目的 研究高氡暴露地区居民肺癌易感基因CYP4501A1和GSTm1多态性的变化规律,探讨这2种基因多态性与肺癌及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方法 按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从甘肃省庆阳地区选择原发性肺癌病例和相匹配的对照人群进行室内氡、钍射气的测量,并应用PCR-RFLP和PCR方法检测2种基因的多态性.结果 研究表明,携带杂合型CYP1A1(w/m)或缺失型GSTm1(-)基因与野生型基因的个体比较,肺癌发病风险分别为1.46倍(95%CI为0.72～2.95)和1.28倍(95%CI为0.67～2.41).同时携带两种突变基因型的个体,肺癌发病风险为2.00倍(95%CI为0.72～5.58),重度吸烟者肺癌的发病风险会增至2.14倍(95%CI为0.35～13.12).居住在室内氡、钍射气累积有效剂量50～100 mSv并携带突变型CYP1A1(w/m)或GSTm1(-)基因的个体患肺癌的风险分别为2.63倍(95%CI为0.21～31.34)和3.50倍(95%CI为0.31～39.12).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肺癌发病风险是3.75倍(95%CI为1.51～9.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杂合型CYP1A1(w/m)和突变型GSTm1(-)基因是较重要的肺癌风险因子,尤其在有效剂量50～100 mSy和2种突变基因的协同作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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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胱甘肽S-转移酶基因缺失与肿瘤易感性
现多认为肿瘤是在致癌物和致突变物等有害物质作用下,引起的一种多阶段、进行性多基因紊乱疾病.但人群共同暴露于环境,仅部分人群易患肿瘤,携带易感基因可能是其的主要原因,寻找肿瘤易感基因并应用于人群筛查,对高危人群进行早期预防,是肿瘤一级预防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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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性乳腺癌患者亲属BRCA基因突变研究
目的 研究河北省家族性乳腺癌患者一级亲属BRCA基因突变情况.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ingle strand conformation polymorphism,PCR-SSCP)和基因测序技术对国内外报告中常见的4个BRCAl/BRCA2突变热点区域(BRCA1:外显子2、11、20:BRCA2:外显子11)进行检测.结果 在12个家族性乳腺癌家系46例一级亲属中,发现1个BRCA2基因突变位点(5329insT)和1个核苷酸多态性位点(287 G>C).结论 家族性乳腺癌家系中健康一级亲属突变基因和核苷酸多态性位点携带者存在较大的乳腺癌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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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抑癌基因治疗研究进展
抑癌基因(tumor suppressor gene)又称抗癌基因(antioncogene),肿瘤易感基因(tumor susceptibilitygene),隐性癌基因(recessive oncogene).研究表明几乎一半人类肿瘤都存在抑癌基因的失活,可见抑癌基因失活与肿瘤生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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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A突变乳腺癌的特点及治疗策略探索
乳腺癌可粗略划分为家族性乳腺癌与散发性乳腺癌两大类.前者是指具有家族聚集性的乳腺癌,其家族中一级或二级亲属中有2例或2例以上的乳腺癌患者.大量的研究表明,家族性乳腺癌的发生与肿瘤易感基因(Breast cance rsusceptibility gene,BRCA)结构和功能异常密切相关.BRCA基因的发现,使业界对遗传性乳腺癌的认识逐渐深入.BRCA主要由BRCA1、BRCA2和BRCA3组成[1],国内外研究较多的是BRCA1、BRCA2与乳腺癌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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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与甲状腺激素及甲状腺受体的关系研究
乳腺癌是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逐年上升且趋于年轻化。尽管其发病机制复杂，但激素与受体激活是肿瘤发生发展的主要机制。而影响激素如何激活或者抑制受体的转录和活性，是肿瘤机制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研究发现三碘甲腺原氨酸（3，5，3'-tri-iodothyronine，T3)抑制细胞周期蛋白D1和T1基因表达，调节乳腺上皮细胞细胞周期的进程进而降低乳腺上皮细胞的增殖[1]。甲状腺激素可能通过允许作用对雌激素等产生影响[2]。Dinda等研究T47-D细胞系（表达较多雌激素受体）发现，T3影响其生长及增殖周期，提升 p53基因水平，促进 pRb蛋白磷酸化，且过程与雌激素受体信号通路交叉调节T47-D细的分化与增殖。有学者研究T3和雌二醇（E2）对人乳腺癌细胞株（MCF-7，T47-D）作用时发现，ER 拮抗剂抑制-tamoxifen抑制T3和 E2依赖的细胞增殖作用，T3协同增强E2对T47-D细胞株的增殖作用，还促进雌激素-雌激素受体所介导的基因表达，但这种效果较 E2作用较轻，这些研究证明T3协同E2促进乳腺癌细胞增殖，还增强 E2的促细胞分裂作用[3]。肿瘤易感基因101（TSG101）（与酵母菌 vps23基因同源的哺乳动物基因），负责细胞内蛋白质的分选、囊泡的运输、保持基因组的稳定性，在乳腺癌、甲状腺癌组织[4]中均存在过表达。TSG101的上游调控元件存在甲状腺转录因子2（TIF-2）和甲状腺激素受体结合位点，在转化原发性肿瘤细胞中，甲状腺激素可能差异参与对TSG101启动子活性的差异性调节过程，进一步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5]，这些提示乳腺癌的发展受甲状腺激素的调节。但是甲状腺激素对乳腺癌产生影响的途经尚不十分清楚，且乳腺癌组织中是否有甲状腺激素受体的表达尚无较为明确的报道，但有研究对70例散发乳腺癌患者甲状腺激素受体（thyroid hormone receptor，TR）表达和突变情况进行研究，未发现乳腺癌组织中TR的表达，但在一些病例中，如原发性乳腺癌患者，继发性乳腺癌患者，进行 RNA和蛋白质水平的检测，发现 TRα和TRβ基因表达情况发生了特异性的改变[6]，因此可以认为甲状腺受体的变化可能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