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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卡拉汉与美国生命伦理学(一)
继2003年笔者第一次到美国纽约附近的海斯廷斯研究中心访问,10年已经过去了.今年,笔者又有幸得到了中心的资助,再次到这里做课题研究.与10年前相比,海斯廷斯中心的主任刚刚换任,研究人员大部分更新,但《海斯廷斯报告》杂志的主编和与笔者研究方向相同的教授仍在.中心的一切比10年前更加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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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卡拉汉与美国生命伦理学(五)
在当今美国有限的经济资源条件下,医疗花费越来越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美国的生命伦理学家在2005年就发现国家财政支出的40%~50%都用在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这个数字大大地超过了一般生活的消费总数.美国的卫生保健花费已经从40年前占其GDP的6%,上升到现在的18%,医疗花费出现的严重问题不仅使国家不堪重负,还使患者难以承受,无法保障其权利.美国目前大约还有4 000万人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其中一半是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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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卡拉汉与美国生命伦理学(二)
20世纪60年代末是美国生物医学新科技发展并展现于公众的新时代,卡拉汉教授主要研究了堕胎和人口问题.他用两年时间写完了《堕胎》一书.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在纽约医学图书馆劲读,还参加了一些由科学家组织的以基因和生物医学前沿发展为主题的会议,屡屡听到会议呼吁需要某些人有组织地研究相关伦理问题.机智敏感的他越来越明确以生命和医学科技为核心的应用伦理研究是医学职业和公共利益的要求,而且,这种研究是新时代的召唤和机遇.他决定不做一个只研究书卷理论的哲学家,而把自己的研究集中于生命科学发展中出现的伦理问题研究领域.1968年,创建自己的研究基地的意向形成并开始寻找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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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卡拉汉与美国生命伦理学(四)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强国、富国,科技发展领先的霸王之国.为了本国的发展和利益,一些国家不遗余力地积极效仿和追赶.但很多国家还不知道在科技强国的背后,美国已经出现千疮百孔.在当代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应用的热潮中,当美国医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泛滥之时,丹尼尔·卡拉汉教授没有盲目赞许,而是发现了其中亟需解决的许多社会和伦理问题.近年来,他在如何对待生死和对医学目的研究的基础上,将工作和研究的重点深入到科学技术伦理观和卫生保健伦理中的费用和效益方面.卡拉汉教授独特的伦理思考和多本相关著作的出版对美国生命伦理学和卫生保健政策的影响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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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卡拉汉与美国生命伦理学(三)
卡拉汉教授对海斯廷斯中心的运作是多学科交叉和合作的方法,其研究团队由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神经学家、医生、社会学家、科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史学家等组成.多学科研究的两个特征是以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命、生活及死亡的问题,并将生命伦理问题的研究提高到政策和法律水平.海斯廷斯中心对生命伦理学的影响和贡献主要就是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卡拉汉教授的一生也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生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绝对不正确,定义他是一个以多学科交叉角度研究生命伦理学的"生命伦理大家"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