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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助听时前注意加工的特征
目的 以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为指标,初步研究声场下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助听时前注意加工的特征.方法 对14例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助听器组)和18例听力正常者(对照组),应用美国64导Neuroscan EEG/ERP记录系统,采用经典的Oddball模式,标准刺激和偏差刺激分别为1 000 Hz和1 100 Hz的短纯音,分别测试两组声场下MMN,分析两组MMN的峰潜伏期、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持续时间、峰值波幅和61～240 ms时程内每20 ms的平均波幅.结果助听器组有12例检出MMN,检出率为85.71%(12/14);对照组检出率为100%.对照组MMN开始时间的平均值为93.06±12.26 ms,助听器组为122.17±32.36ms,助听器组明显比对照组晚(P<0.05);对照组结束时间的平均值为233.44±13.20 ms,助听器组为192.08±46.10 ms,助听器组明显比对照组早(P<0.05);对照组MMN持续时间的平均值为140.38±61.78 ms,助听器组为69.92±52.08 ms,助听器组明显比对照组短(P<0.05);对照组161～240 ms时程内MMN的平均波幅为-1.20μV,助听器组为0.12μV,助听器组明显比对照组降低(P<0.05);两组61～160 ms时程内MMN平均波幅、MMN峰潜伏期、峰值波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助听时可在前注意加工阶段对声音的频率进行加工,与听力正常人相比,助听器组MMN波形的开始时间明显延迟,而结束时间提前,导致MMN波形的持续时间明显缩短,161~240 ms时程内的平均波幅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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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的语前聋儿童言语识别能力的研究
目的 通过对使用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的语前聋儿童的言语识别能力的比较研究,为人工耳蜗植入适应证提供参考.方法实验对象包括18例人工耳蜗植入和40例配戴助听器的先天性语前聋儿童,先在自由声场测试双耳裸耳听阈,根据装置使用时间和平均裸耳听阈值分组,测试并比较使用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的语前聋儿童封闭项的声母、韵母、单音节词识别率.结果人工耳蜗植入时间≥2年组儿童的韵母、声母和单音节词识别率明显高于＜2年组患者.助听器使用时间≥2年组的各测试项识别率与＜2年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装置使用时间＜2年的语前聋儿童,人工耳蜗植入者的各测试项识别率均明显高于平均裸耳听阈＞100 dB HL的助听器使用者,与平均裸耳听阈≤100 dB HL的助听器使用者的各测试项识别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装置使用时间≥2年的语前聋儿童,人工耳蜗植入者的各测试项识别率均明显高于平均裸耳听阈＞90 dB HL的助听器使用者,但与平均裸耳听阈＞70 dB HL但≤90 dB HL的助听器使用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极重度语前聋儿童人工耳蜗植入后能获得比助听器使用者更好的言语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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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耳蜗植入者对侧耳佩戴助听器的效果评价
目的探讨人工耳蜗植入者对侧耳佩戴助听器的意义和作用.方法对6例年龄7～18岁的语前聋患者于术后开机半年时在不同助听方式下(人工耳蜗+助听器和单独使用人工耳蜗)进行声场(啭音)测听、言语功能评估和问卷调查,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人工耳蜗+助听器较单独使用人工耳蜗声场(啭音)测试的各频率听阈低(P<0.01).词汇识别测试显示两者均有良好的聆听效果(P>0.05).问卷调查显示患者普遍接受人工耳蜗+助听器的方式,感觉舒适、方向性立体感强,交流更佳.结论使用人工耳蜗者对侧耳佩戴助听器有助于更好地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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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降型听力曲线者助听器选配效果观察
目的为陡降型听力曲线的听障者选配助听器,使其能听清楚高频的声音.方法听障者配戴助听器前和配戴普通线性放大助听器、多通道全数字电脑编程助听器后进行助听听阈、声源觉察率测试,并分别进行比较.结果听障者配戴普通线性放大助听器与没有配戴助听器时助听效果没有明显差异;配戴多通道全数字电脑编程助听器和配戴普通线性放大助听器助听听阈在高频区有显著性差异,在对低频的正常耐受下大幅度补偿高频,从而助听听阈接近正常.结论陡降型听力曲线听障者配戴多通道全数字电脑编程助听器,经过多次调整,对高频部分的听敏度有大幅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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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聋者配戴移频与非移频助听器的对比研究
目的比较移频助听器与非移频助听器在重度以上听力障碍患者听力康复中对声音的感知、辨别能力和语训效果.方法以助听听阈、清晰度指数(AI)、Ling's 6音的感知率和听辨率测试以及听音辨图测试得分为指标比较移频和非移频助听器在声音的感知、辨别、识别方面的差异表现.结果移频助听听阈较非移频助听听阈明显改善,在2 000 Hz以后的高频区改善尤为明显(t＝2.45～47.46,P＜0.01).移频助听器对清晰度指数较非移频助听器有非常显著的提高(t＝16.89,P＜0.01).非移频助听状态下元音的感知率和听辨率较裸耳有显著提高(X2＝7.5～78.19,P＜0.01),但对辅音的感知率和辨别率无明显提高.但移频助听状态下的辅音、元音/i/的感知率和听辨正确率都明显高于非移频助听状态.移频助听的听音辨图测试得分较非移频助听时有明显的改善(t＝16.89,P＜0.01).结论移频助听器比非移频助听器在重度以上听力障碍患者的听力康复中,对声音感知、辨别、识别能力三个方面具有更好的助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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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儿配戴助听器后使用无线调频语训系统的效果评估
目的研究和比较全数字助听器与无线调频语训(FM)系统不同结合方式对重度听力损失儿童的助听效果.方法聋儿双耳分别配戴全数字助听器、双耳全数字助听器结合单耳FM系统、双耳全数字助听器结合双耳FM系统,在安静和噪声环境中,以不同强度的言语声测试言语可懂度,比较在安静环境和噪声环境中使用与不使用FM系统及单耳使用与双耳同时使用的助听效果.结果在安静和噪声环境下,使用FM系统的言语可懂度优于不使用该系统(P＜0.05),单耳使用该系统和双耳使用该系统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聋儿配戴助听器使用无线调频语训系统在安静和噪声环境下言语可懂度高于不使用该系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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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侧耳聋配戴助听器后健侧耳DPOAE幅值增高
目的通过给单侧聋耳配戴助听器后对健侧耳影响的客观观察,探讨单侧耳聋配戴助听器的必要性.方法对27例单侧耳聋对侧耳听阈正常的患者进行患耳配戴助听器前后的耳声发射检测.首诊分别行纯音听阈和健耳DPOAE检测,根据患侧听力损失程度分中、重度两组,之后为其配戴及调试助听器,并在一个月、三个月及六个月后再行耳声发射检测.对照组13例单侧耳聋发病时对侧耳听力正常,首诊行双耳纯音听阈测试和对侧耳耳声发射检测,但未配戴助听器.结果中度耳聋组19耳健侧DPOAE幅值较低,仅有4耳尚在正常范围的低值内,另外15耳低于正常范围.为其配戴助听器后行耳声发射的动态观察,发现DPOAE幅值较配戴助听器前明显提高,其中三个月后幅值提高明显.六个月后的平均幅值为8.4dB SPL/500 Hz、11.2dB SPL/1 kHz、10.4dB SPL/2kHz,t检验与配戴助听器前比较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O.01),DPOAE I/O示非线性机制较好,重度聋组8耳DPOAE幅值低于正常范围,配戴助听器后5耳DPOAE幅值提高较小,t检验与配戴助听器前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另外3耳未见明显改善.对照组13例分别在首次就诊及半年后行纯音听力测试及耳声发射检查,原健耳纯音听阈逐渐升高,为33～55dB HL,未引出DPOAE及DPOAE I/O函数曲线.结论单侧耳聋配戴助听器经过一段时间后出现听力损失的对侧耳听阈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单侧耳聋久之如不及时进行康复干预,必将导致健侧耳功能失代偿而使该耳听阈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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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灵韵技术助听器对耳鸣的疗效分析
目的：评价内置灵韵技术助听器治疗耳鸣的效果。方法选择30例（46耳）伴不同程度听力损失的耳鸣患者，均配戴内置灵韵技术的助听器，比较其佩戴助听器前、佩戴后6周其耳鸣残疾评估量表（tinnitus handi-cap inventory ，THI）得分，评估灵韵技术助听器治疗耳鸣的效果。结果30例耳鸣患者佩戴灵韵技术助听器前THI平均得分为56．80±16．95分，佩戴6周后THI平均得分为29．93±15．05分，佩戴前后THI平均得分差值为26．53±15．81分；共有21例患者 THI得分较佩戴前减少≥20分，治疗有效率达70．0％，其中6例患者佩戴后THI得分降至≤16分，即治愈率为20．0％。结论配戴内置灵韵技术助听器能帮助伴听力损失的耳鸣患者有效缓解耳鸣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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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测听评价聋幼儿助听效果分析
助听器的主要功能是改善患者的言语听力,佩戴助听器后言语分辨能力提高的程度,是判断助听效果的直接的依据.但是对于学语前耳聋的患儿,因为无语言基础,评价助听效果只能用功能增益法即用250～4 000 Hz的啭音作为测试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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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环境的影响因素及解决方案(Ⅱ)
助听装置可根据听障人士的听力损失状况实现对各种环境声尤其是言语声的选择性放大,但并不能满足他们,尤其是婴幼儿和儿童对所有聆听环境的需求,其中大的限制在于它们不能处理下列条件下的语音通信细节:当有竞争噪声时、聆听者不能接近讲话者或扬声器时,甚至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时.清晰、完整的言语语音信号,可以极大地帮助提高儿童口头语言的表达和阅读能力的发展,听障者配戴助听器后与正常听力耳依然存在差异,其差异主要在于对信噪比的要求,正常听力者对信噪比的要求为-5dB,听力损失越重需要的信噪比越高[1,2].因此,在听障儿童所有的学习领域中,应尽量采取一些措施提高信噪比,图1显示不同程度听力损失患者对信噪比的要求,可见15dB信噪比的改善可以提升近60％的语言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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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系统联合助听设备对听障患者助听效果影响的研究进展
随着听力康复技术的发展，使用助听设备已成为听觉障碍人群补偿或重建听力的主要手段。目前听障患者使用的助听设备主要有两种，即助听器（hearing aid ， HA ）和人工耳蜗植入（cochlear im‐plant ，CI）。听障患者使用助听器或人工耳蜗并接受专业的听觉言语康复训练后，口语能力、交流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得到广泛提高。然而，即使是使用先进的助听设备，听障患者也会在远距离、噪声环境、多人交谈以及看电视、听电话等情景下存在不同程度的聆听困难。无线调频系统（frequency modu‐lated system ，FM 系统）是一种听觉辅助系统（assis‐tive listening system ，ALS），它能通过提高信噪比来解决听障患者在远距离、噪声、混响等复杂环境下的聆听问题。本文主要对 FM 系统联合助听设备对听障患者助听效果的影响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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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语测听材料的历史与现状
语言（language）是人类基本的交流方式，言语（speech ）指人类按照一定的自然语言模式发出的声音。接收和理解语言是人类听觉重要的功能，言语测听（speech audiometry ）是一种用言语信号作为刺激声来检查受试者言语听阈和言语识别能力的听力学测试方法［1］，可用于听障患者的诊断以及评估听力康复效果。20世纪中叶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在言语测听材料的开发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言语测听技术逐渐走向规范化。近年来随着助听器和人工耳蜗植入的发展，如何更好地指导助听装置的选配及评估人工耳蜗植入后的效果，并进一步制定切实有效的听力康复计划已经成为广大听力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言语测听技术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使其在我国得以广泛推广，还需要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言语测听材料和方法，使言语测听法能够服务于广大听障患者。本文在回顾英语言语测听材料的发展基础上，对汉语言语测听材料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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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听力筛查、诊断、早期干预的影响因素
随着新生儿听力普遍筛查（universal new born hearing screening ，UNHS）项目的发展，不同程度听力损失的婴幼儿在6个月内即可得到诊断和干预。在U N HS项目实施之前，永久性听力损失的儿童约3岁后明确诊断，听力损失程度与发现年龄呈反比，配戴助听器和／或人工耳蜗植入的年龄更大，严重影响了听障儿童听觉、言语、语言、认知以及社会交往等能力发展；在UNHS开展后，永久性听力损失儿童可得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尤其为听力损失婴幼儿的治疗和听觉言语康复训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然而，从新生儿听力筛查到听障儿童的早期干预过程受很多因素影响，本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为新生儿听力筛查、诊断和早期干预等一体化工作模式和康复技术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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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蜗死区的研究进展
虽然助听器使部分听力损失患者的听力缺陷得到了弥补,但部分患者配戴后其言语清晰度不佳,甚至有些患者比配戴前更差,从听力图上看,其听力损失程度和范围是助听器可助听的区域,可配戴助听装置却有阻碍言语清晰度的情况发生.这一现象引起了众多听力学研究者的兴趣,Moore认为,这与患者耳蜗中的内毛细胞或/和神经的功能障碍有关,这一现象说明存在耳蜗死区[1],对耳蜗死区的研究,将会使听力障碍的治疗和康复更科学有效.本文就耳蜗死区的定义、原理、检测、诊断标准和它对言语的影响以及在听力康复中的意义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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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声桥圆窗植入术的研究进展
目前传统的助听器仍然是听力损失患者常见的选择,但其有时存在如堵耳效应、啸叫、言语声失真及高频听力增益不足等问题,有些外耳道畸形或其他病变的患者无法佩戴助听器.为此,各种相继问世的植入式助听器备受医生和患者的关注.振动声桥(vibrant soundbridge,VSB)便是其中之一,其构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体外部分,称之为声音处理器(audio processor,AP);二是体内部分,称之为振动人工听小骨(vibrating ossicular replacement prosthesis,VORP).VORP主要由内部线圈、导线、飘浮质量传感器(floating mass transducer,FMT)构成.其工作原理为AP将传声器所接受的外界声音的声能转化为电能,根据电磁感应的原理,通过电磁线圈将FMT振动,使电能又转换为机械振动,然后机械能直接、高效地传递到内耳的淋巴液,使内耳淋巴液振动,从而刺激听觉末稍感受器产生听觉.FMT是VSB的核心技术部分[1],根据FMT放置的位置不同振动声桥可有多种植入途径,其中圆窗植入途径是近几年学者们研究比较多的一种,本文就振动声桥圆窗植入途径的研究及其优缺点和潜在的问题等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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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在内耳应用研究进展
多种因素.如衰老、环境刺激和化学药物等,均可导致严重的听觉和平衡功能障碍.在美国至少有2千8百万听障患者,但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患者可通过佩带助听器获得帮助.中国的聋人数目超过2千万,受累人群更为广泛.多年来,各国研究者对毛细胞再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发现,实现毛细胞再生或采用细胞替代治疗促进听觉恢复有望成为新的治疗选择[1].本文复习了相关文献,对于细胞在内耳应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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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声桥临床应用与进展
传统助听器的功能是采集、放大声音并将放大的声音通过耳模或直接通过助听器传导至外耳道.而振动声桥属于植入式助听装置,通过电磁感应原理将声能转换成直接驱动听骨链的机械振动,从而放大听骨链的自然振动来提高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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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植入式助听器的研究进展
1 概述及历史目前听力障碍者人数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7%～10%.临床医生和听力学家们为帮助这些患者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包括各种鼓室成形术和各式助听装置的发明及应用.在各式助听装置中,中耳植入式助听器是日渐受到重视的一种助听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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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不同助听方式听障儿童和健听儿童情感语调识别能力比较
目的 探讨学龄前佩戴助听器、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对高兴和难过两种情感语调的识别特点,为其听觉言语康复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3～5岁佩戴助听器儿童21例、人工耳蜗植入儿童55例以及健听儿童44例,由1位有表演经验的女性分别用高兴和难过两种语调表述6个语义中性的句子,共12句话,以此作为测试材料对三类儿童进行情感语调识别测试,分析听障儿童情感语调识别特点.结果 佩戴助听器和人工耳蜗植入儿童的情感语调识别能力显著落后于同龄健听儿童,但佩戴助听器儿童和人工耳蜗植入儿童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类儿童对高兴和难过语调的识别能力均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提高;三类儿童对高兴与难过语调的识别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学龄前佩戴助听器和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对高兴与难过语调的识别能力显著落后于同龄健听儿童,但也具备了的利用韵律信息进行语调识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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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双耳双模式助听儿童声源定位能力研究
目的 探讨一侧植入人工耳蜗、另一侧配戴助听器的双耳双模式助听儿童声源定位能力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研究对象为51例4～7岁双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儿童,平均年龄62.40±7.50月,其中双耳双模式助听组35例,单侧人工耳蜗植入组15例,双侧人工耳蜗植入组1例.采用左右辨别法,以短句为测试材料进行条件游戏测听,测试患儿±90°两个方位的声源定位能力.结果 双耳双模式助听组中,9例(25.71％,9/35)有左右声源定位能力,单侧人工耳蜗植入组所有儿童左右声源分辨能力均为猜测水平(无声源定位能力),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双耳双模式助听儿童助听器侧补偿效果与声源定位能力呈中度正相关(ρ=0.40,P=0.028),术前助听器配戴时长与声源定位能力呈中度正相关(ρ=0.46,P=0.009).双侧人工耳蜗植入者将麦克风调整至耳后位置后,其声源定位能力大幅提高.结论 双耳双模式助听儿童声源定位能力优于单侧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助听器补偿效果和早期双耳聆听经验可能会影响助听儿童的声源定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