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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北京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打电报把我父亲召到北京,来担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父亲自己先去到任,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几个月后才由舅舅护送着,来到北京.实话说,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我从海阔天空的烟台,山青水秀的福州,到了我从小从舅舅那里听到的腐朽破烂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没有企望和兴奋的心情的.当轮船缓慢地驶进大沽口十八湾的时候,那浑黄的河水和浅浅的河滩,都给我以一种抑郁烦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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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大沽口海战
大沽口海战的开始与结束,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国的开始与结束.火药,是中华民族子孙的四大发明之一.当我们还在固守家业,沾沾自喜的时候,已经被西方帝国主义向纵深发展、利用,使用者与发明火药的子孙进行了一场博弈,他们发射出装填火药的炸(炮)弹,在我们的防御工事里爆炸,夺去了保卫家园的优秀儿女的生命.而我们笨拙的铁炮里喷出的是一串个头大小不等的铁疙瘩,即便打中对方的目标,也只能是落在铁皮炮舰上,砸出几个根本就不能伤敌元气的窟窿,杀伤力量相差悬殊,只有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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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炮台的故事
“西大人”设行营在傻王家1858年夏秋之际,第一次大沽口海战失败后,清朝廷派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来天津巡视海防,命随行武官、一品大臣西凌阿主持修缮加固大沽口、北塘和营城的炮台.西凌阿把“行营”设在营城庄,住在叫傻王家的泥土房.傻王名叫王密,其祖上随燕王朱棣扫北,因患病留居营城,后以打鱼为生.在营城庄西头盖了几间泥草房用来居住,自喻“花果山”.西凌阿奉命督修炮台,王家草居便作为其行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