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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知识与健康行为调查
目的 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知识与健康行为,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抽样,自拟问卷于2010年11 ～12月对北京、上海和深圳地区年龄介于18～30岁的1712名新生代农民工和997名当地入口进行了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的问卷调查.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知识平均知晓率为66.1％,健康行为平均形成率为57.1％,均低于当地人口(分别为74.8％和65.1％,P＜0.05)；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知识知晓率以规律生活习惯有益健康、合理膳食有益健康、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位居前3位,健康概念的知晓率低；新生代农民工健康行为形成率以经常吃水果蔬菜、少饮酒、不吸烟或已戒烟位居前3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形成率低；随着年龄增大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健康知识的知晓率也逐渐增大(P＜0.05)；女性及文化程度高者,健康行为形成率较高(P＜0.05).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均有待提高,应针对不同人群采取多样化的健康教育,促进他们健康知识的提高和健康行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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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意识的策略探讨
农民工是中国当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改革开放初到现在,老一代的农民工以及开始慢慢退出"主角"的舞台,新生代农民工开始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2010年6月,温家宝总理曾呼吁整个社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新生代农民工",一时间,对于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又成为重要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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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为助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决策参考.方法:采用基本信息调查表、症状自评量表对553名吉林省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横断面调查,利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吉林省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卫生问题的SCL-90总检出率为22.06％,检出率较高的因子是人际敏感(38.34％)、焦虑(26.22％)和强迫(24.77％);SCL-90总得分和各因子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F(1.642)=3.031,P＜0.01,受教育程度差异,F(3.287) =4.73,P＜0.01,经济收入差异,F(5.401)=3.91,P＜0.01,职业差异,F(3.319)=6.83,P＜0.01.结论:吉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偏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情况.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心理健康 症状自评表(SCL-90) -
社会污名和歧视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兼析几类因素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污名和歧视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方向和途径,以及几类因素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配额抽样方法,在长沙、湘潭、宁波、杭州、深圳、东莞六个城市共抽取815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1)社会污名和歧视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 (2)期望与现实的心理落差、应对方式在污名和歧视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3)迁移前的充分准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应对策略具有显著正相关,有利于提高其心理适应能力. (4)消极应对方式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相关,可以预测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结论: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建立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应对技能的迁移培训机制和做好迁移前的充分准备,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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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
目的：深入研究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农民工的心理特点，而且可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实施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基本信息调查表，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调查了615名新生代农民工，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结果①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总症状因子及9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t（1，614）＝8．45，9．21，10．33，3．76，6．93，14．06，9．25，13．23，10．81，8．27；P＜0．01]；②新生代农民工在强迫和敌对因子上的问题检出率高（6．99％，5．69％），在精神病性和躯体化因子上问题检出率低（2．3％，2．11％）；③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地婚姻差异[F（1，314）＝3．849，P＜0．05]、性别差异[F（1，573）＝2．92，P＜0．01]、地区差异[F（4，614）＝3．04，P＜0．01]、受教育程度差异[F（3，594）＝7．18，P＜0．01]。结论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地区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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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易激惹问卷编制
目的:探索新生代农民工易激惹的心理结构并编制问卷.方法:通过访谈、开放式问卷调查、文献检索形成初始项目,合成问卷并施测,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分析,终编制出新生代农民工易激惹问卷.结果:新生代农民工易激惹由消极认知、情绪不稳定性、攻击行为和愤怒4个维度构成,共解释变异的62.113%;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的模拟程度较好;总问卷和4个因素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2~0.909,重新信度为0.706~0.859;同时该问卷的效标效度良好.结论:新生代农民工易激惹由4个维度构成,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相关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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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孤独感与其自尊、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目的 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孤独感状况及其与自尊、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方法 使用孤独分类量表、自尊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对284名农民工进行调查.结果 ①友谊、集体关系上的孤独感在性别上差异显著(t=1.98,2.02；P均＜0.01),友谊关系、家庭关系和集体关系上的孤独感在受教育程度上差异显著(F=6.20,P＜0.01；F=3.60,P＜0.05;F=5.42,P＜0.01);②总体孤独感及各类别与自尊、自我效能感分别呈显著性正相关和负相关；③自尊、自我效能感对孤独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论 自尊、自我效能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孤独感体验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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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目的 了解齐齐哈尔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方法 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取样本进行调查,测评了有效样本676个,并与国内常模进行比较.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SCL-90的9个因子分均值及阳性项目数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t=8.50,8.32,9.12,10.28,11.14,9.31,7.19,8.32,7.80,18.13;P＜0.05),新生代农民工女性有5个因子分均值及阳性项目数显著高于新生代农民工男性(t=2.52,3.29,3.39,3.12,4.52；P＜0.05).结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正常人的平均水平,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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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与自我和谐的关系
目的：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与自我和谐的现状及两者的关系。方法：采用“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问卷”和“自我和谐量表”对21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测试。结果：①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民身份认同在性别、收入水平、工作城市（t＝-36．81，-126．57，-120．73；P＜00．01）和受教育程度（ F＝301．21，P＜00．01）上差异显著；②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和谐在性别、收入水平、工作城市（ t＝-29．72，-137．99，-140．39；P＜00．1或00．01）、受教育程度（ F＝147．56，P＜00．01）上差异显著；③自我归类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自我的刻板性呈显著负相关（r＝-01．9，-03．5，-02．1；P＜00．01或00．1）；身份重要性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自我的刻板性呈显著负相关（r＝03．7，05．6，04．5；P＜00．01）；行为投入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自我的刻板性呈显著负相关（r＝03．1，06．0，04．2；P＜00．01）。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民身份认同越高，自我和谐的程度也越高。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身份认同 自我和谐 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问卷 -
在天津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的关系
目的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的关系.方法 2015-2016年采用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在天津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和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之间的关联.结果 共发放问卷279份,回收有效问卷267份,有效回收率为95.70％.其中男性占55.43％,女性占44.57％.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占39.33％,高中学历占20.97％,大专及以上学历占39.70％.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总分为40.43±6.97;生存质量总分为58.64±12.64.年龄大、已婚、初高中学历者的社会支持得分更高.社会支持和生存质量之间呈正相关,logistic回归显示,在控制了潜在混杂因素后,社会支持对生存质量的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境等维度和总分均有影响,其OR(95％CI)分别为1.09(1.05～1.14)、1.12(1.07～1.17)、1.14(1.08～1.20)、1.07(1.03～1.12)和1.21(1.06～1.17).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生存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生存质量各个维度及总分越高.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生存质量 社会支持 Logistic回归分析 -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
目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探索其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为科学地进行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配额抽样法抽取河南省南阳市、驻马店市和鹤壁市303名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其心理健康水平和应对方式进行调查.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SCL-90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能否融入城市、每天工作时间、节假日能否正常休息组间SCL-90各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CL-90各因子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保护因素;SCL-90各因子得分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P＜0.05).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与个体的应对方式密切相关,应注重关心其身体健康状况及城市融入情况,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心理健康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应对方式 -
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症状调查分析
目的 调查福州市的工业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抑郁症状状况,分析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对他们抑郁症状的影响.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福州市工业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抑郁自评量表、付出-回报失衡量表、生活压力问卷等.结果 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症状平均得分为(16.37±6.63)分,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5.6％.抑郁症状组在外在付出量表和内在投入量表中的评分均高于无抑郁症状组(P＜0.01),肯定抑郁症状组和可能抑郁症状组的外在回报量表中评分低于无抑郁症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抑郁症状组的生活压力得分高于无抑郁症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工作压力有6个因素进入方程,生活压力有2个因素进入方程.结论 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状况较严重,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可能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之一,而且存在明显的群体特征,今后需要针对该群体的特征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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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病危害原因分析及其防治策略
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问题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举措.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农民工也异军突起,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1].近年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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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亚健康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亚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珠江三角洲7个地级市抽取新生代农民工1500例为调查对象。采用亚健康评定量表（SHMS V1.0）于2014年8月—2015年1月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38份，有效回收率为82.53%。结果 SHMS V1.0总分为（62.9±12.7）分，各子量表得分为：生理亚健康（67.7±13.7）分，心理亚健康（63.9±15.7）分，社会亚健康（58.0±16.0）分。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居住情况的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SHMS V1.0总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不同婚姻状况、本人月均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日均工作时间、居住地的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SHMS V1.0总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不同吸烟、饮酒、吃早餐、睡眠时间、熬夜/加班、久坐或长时间伏案工作、接受职业卫生安全培训或健康教育培训程度、了解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程度、居住环境的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SHMS V1.0总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不同户外工作的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SHMS V1.0总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本人月均收入、吃早餐、睡眠时间、久坐或长时间伏案工作、接受职业卫生安全培训或健康教育培训程度、居住环境是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SHMS V1.0总分的影响因素（P ﹤0.05）。结论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不够理想，且受到本人月均收入、吃早餐、睡眠时间、久坐或长时间伏案工作、接受职业卫生安全培训或健康教育培训程度、居住环境的影响。建议用人单位以及政府相关部门针对这些方面进行干预，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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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亚健康评定量表常模研究
目的：建立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亚健康评定量表（SHMS V1.0）常模，测量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亚健康状况，并作为筛查、诊断和改善亚健康计划的辅助工具。方法于2014年9—12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佛山市、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东莞市、中山市、惠州市共1500名新生代农民工，采用 SHMS V1.0 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在分析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 SHMS V1.0 评分特点的基础上建立均数常模、百分位常模和划界常模。结果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38份，有效回收率为82.53%。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 SHMS V1.0 量表总体评价指标（GS）得分为（63.94±12.73）分，生理亚健康（PS）得分为（67.77±13.65）分，心理亚健康（MS）得分为（63.89±15.77）分，社会亚健康（SS）得分为（58.06±15.75）分。男性新生代农民工 SHMS V1.0 量表 GS、PS 得分高于女性，SS 得分低于女性（P <0.05）；不同性别 MS 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不同年龄组新生代农民工 SHMS V1.0 量表 GS、PS、SS 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20~岁、25 ~岁、30~35岁 GS、PS、SS 得分高于16 ~岁，30~35岁 GS、PS、SS 得分低于20 ~岁、25 ~岁（ P <0.05）。不同年龄组新生代农民工 SHMS V1.0 量表 MS 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SHMS V1.0 量表 GS均数常模：男性：16 ~岁为（62.47±14.43）分，20 ~岁为（63.82±12.98）分，30~35岁为（63.51±12.94）分；女性：16 ~岁为（58.97±12.88）分，20 ~岁为（64.85±12.76）分，30~35岁为（65.25±13.02）分。百分位常模，按量表 GS 的从低到高。临界常模：以4个界点（x - s、x -0.5s、x +0.5s、x + s）将新生代农民工划分为5种健康状况：疾病、重度亚健康、中度亚健康、轻度亚健康和健康，其中4个划界值接近百分位常模的第15、30、70、85百分位。结论初步构建了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亚健康评定量表均数常模、百分位常模和临界常模，可为诊断和评估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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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孤独感与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关系
目的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孤独感与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应用UCLA孤独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397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性别主效应显著,男性孤独感高于女性；年龄主效应不显著.2)孤独感与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呈显著相关.孤独感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孤独感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孤独感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3)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孤独感均有预测作用.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孤独感与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呈显著相关;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孤独感均有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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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调查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788名安徽省春节返乡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达到39.8%，其中有中度以上心理问题者15.5%，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正常人平均水平(P <0.01)。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在不同性别(主要表现在 SCL-90总分及敌对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及恐怖因子)，不同婚姻状况(主要表现在 SCL-90总分、焦虑因子、恐怖因子及精神病性因子)，不同文化程度(主要表现在躯体化因子、敌对因子及恐怖因子)，不同年龄(主要表现在躯体化因子、SCL-90总分及其他因子)，不同月收入(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因子及抑郁因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P <0.01)。结论：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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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与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788名安徽省春节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概念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根据SCL-90评分,把新生代农民工分为心理健康组和心理问题组;根据TSCS总分,把新生代农民工分为积极自我概念组和消极自我概念组.结果:除自我批评为负向因子外,心理健康组TSCS总分及其他各因子分显著高于心理问题组(P＜0.01);积极自我概念组SCL-90总分及9个因子分显著低于消极自我概念组(P ＜0.01);TSCS总分及各因子分(除自我批评之外)与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1).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自我概念越积极,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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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和归因的关系
目的: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和归因的关系.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应用幸福感指数量表、缺陷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内在性、他人及机遇量表,对397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数为10.51±1.81,幸福感指数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幸福感指数与自尊总分和社会支持各因子及总分均呈正相关关系(P＜0.01);内在性组和有势力的他人组的幸福感指数较机遇组高(P＜0.01),内在性组与有势力的他人组的幸福感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数与自尊总分和社会支持各因子及总分均呈正相关关系;不同的归因倾向对其幸福感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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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外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症状调查分析
目的 探讨外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症状,分析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式,选择某外资汽车制造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抑郁自评量表(CES-D)、付出—回报失衡量表(ERI)和生活压力问卷等.结果 农民工抑郁症状平均得分(13.8±7.0),抑郁症状检出率35.6％.工作压力中,肯定抑郁症状组在外在付出和内在投入的评分均高于无抑郁症状组,而外在回报各因素的评分均低于无抑郁症状组.生活压力中,肯定抑郁症状组的生活压力得分高于无抑郁症状和可能抑郁症状组.结论 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均有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