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的GBD研究中应用DALYs对中国的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进行了评定，并与全球疾病负担进行比较，认为精神障碍同样是中国主要的疾病负担，并有逐渐升高的趋势。1990年我国神经精神疾病占疾病总负担的14.2%，1998年为15.1%，比全球数字高得多，如果加上自杀/自伤达19.3%，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占疾病总负担的比例将升至15.5%，加上自杀/自伤将达20.2%，也就是说，疾病总负担的115是由精神障碍和自杀所引起，自杀也大多与精神障碍有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国女性的精神卫生问题和自杀所造成的疾病负担更加突出，约占女性全部疾病负担的1/4，远高于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的平均水平，女性精神卫生问题也是将来精神卫生工作的重点。

　　与精神障碍相关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在中国乃至全球都是严重的卫生问题，如吸烟、酒精和毒品滥用、不洁性行为、酒后驾驶、不系安全带、随地吐痰等，这些不健康和不安全的行为可导致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意外事故、AIDS病等，在疾病负担前几位疾病中，几乎都与不健康和不安全的行为有关。在中国精神疾病和这些不健康和不安全的行为所导致的疾病负担几乎占全国总疾病负担的一半，公众、卫生主管部门未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要改变这些不健康和不安全的行为，首先应进行科学知识普及，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些不健康和不安全的生活方式，倡导"行为决定健康"的理念，减少诱发和加重精神障碍的社会压力，从而减轻精神障碍和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所导致的疾病负担川。

　　精神障确的经济负担

　　经济负担是疾病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精神障碍造成的经济花费十分惊人。由于精神障碍属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所造成的疾病负担以间接负担为主，不像急性传染性疾病所造成的经济花费那么直接和明显，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这也是精神障碍造成严重经济花费的原因之一。

　　Andin-Sobocki等(2005)对欧洲多个国家、多种神经精神疾病的经济花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神经精神疾病的经济花费占疾病总花费的35%，其中以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为主。以抑郁症为例，在欧洲抑郁症年人均经济花费瑞士高，达6622欧元，爱沙尼亚低为952欧元。Thomas等(2003)对英国15岁以上抑郁症的经济花费进行研究，2000年的总经济花费为90亿英镑，其中直接治疗花费为3.7亿英镑，另外造成1.097亿个工作日的损失利2615人死亡。澳大利亚1998年抑郁症的经济花费为18亿美元，直接经济花费占22%，台湾地区1994年抑郁症造成14亿美元的经济花费，直接花费占25%。美国1985年精神障碍造成的总经济花费为1037亿美元，其中精神分裂症为227亿美元，占美国年度总卫生保健花费的2.5%，1994年上升为449亿美元。

　　作者曾经对我国部分地区的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经济负担进行研究，以2004年的数据计算，精神分裂症年人均总花费15669.60元(人民币)，直接花费4370.∞元(33.4%)，间接花费1ω81.34元(66.6%)。抑郁症患者年人均总经济花费为13293.26元(人民币)，直接经济花费5017.61元(37.7%)，间接经济花费8275.64元(62.3%)。美国学者胡德伟在2005亚太精神科学高峰会(北京)上发表题为"抑郁症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引起的社会经济负担"的演讲，估计2002年抑郁症在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40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是480亿元，一共超过600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间接损失占77%，远远超过23%的直接损失。

　　精神疾病多系慢性疾病，病程长，症状特殊，治疗较为困难，对患者、照料者、整个家庭和社会均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经济负担。不少国家和地区对精神疾病的经济负担进行研究，尽管结果悬殊较大，却一致地发现其经济负担的严重性。单从经济的角度也可以看出，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的严重性，对个人、家庭和国家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