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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捐献决定权中的权利与权力之争
遗体捐献决定权是公民自主权的一种,其在遗体捐献制度中具有核心地位.公民成为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是历史演变之结果.梳理相关医学史发现,这一进程历经了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从无到有、从国家到公民的演变,其体现了法律父权对医疗父权的胜利、人权对神权的胜利以及权利对权力的胜利.目前,我国遗体捐献决定权由公民掌控,公权力无权干涉.而当公众遗体捐献过少严重影响医学教学与研究时,对遗体捐献自主权、公权力可否介入遗体捐献决定权以及立法可否赋予遗体捐献与火化(或土葬)同等法律地位再作理论探讨,便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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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医科大学遗体捐献工作30周年的总结和思考
通过对昆明医科大学近30年的479例遗体捐献登记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发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遗体捐献工作进展缓慢,近10年来登记逐年增多.总体上,男性登记年龄以50岁~80岁为主,女性则以60岁~80岁占大多数;职业分布以企业职工为主,医务工作者登记表现欠佳,农业居民登记者亦呈逐年增多趋势.遗体捐献登记者中以高中、中专(职)学历为主.医疗、政府机构是志愿者获取遗体捐献信息的主要途径.目前登记数量相对于云南省的人口基数及医学相关需求无疑杯水车薪,需要创造条件完善遗体捐献工作流程,提高大众对遗体捐献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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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遗体捐献困局与传统身体文化关系的伦理探析
我国遗体捐献面临困局,与我国实行遗体捐献工作起步较晚,相关法律空缺、管理制度还有待完善等密切相关.同时,身体文化以及相关的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如死亡伦理观、丧葬习俗和孝道观等,成为制约中国人遗体捐献行为的重要文化因素.传统身体文化在形而上的层次上决定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在形而下的具体生活中,影响了中国人重视身体的行为方式.据此提出相应伦理建议:应当在尊重传统身体文化的基础上做一些补偿性的措施;注重伦理宣传教育,鼓励遗体捐献行为;在遗体捐献工作中注意生命伦理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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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捐献的现实意义和人文反思
尸体对于人体解刹学教学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而现今全国各医学院校都面临尸体来源短缺的棘手问题,作为社会文明进步象征之一的遗体捐献应当成为教学用尸体的主要来源.结合现状,呼吁认真反思遗体捐献中的医学伦理问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遗体捐献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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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民遗体捐献意愿及影响因素的调查
旨在了解杭州市民对遗体捐献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等五个地区513人作为调查对象,应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显示,杭州市40.7％的市民表示百年之后愿意捐出遗体,表明杭州市民遗体捐献意愿处于较低水平,32.2％的市民知道捐献单位,13.8％的市民知道捐献程序;影响市民遗体捐献的首要因素是传统观念(470人,91.6％),其次是公众对遗体捐献程序了解程度低(392人,76.4％);遗体捐献意愿与宗教信仰有关(x2 =5.780,P＜0.05).在此背景下,杭州市相关部门理应在加大力度宣传遗体捐献相关知识的同时注重生命伦理教育,完善和简化遗体捐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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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捐献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遗体捐献,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以及生前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近亲属(包括配偶、子女、兄妹等)将遗体的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1]. 目前,相对于国外的遗体捐献事业来说,我国起步相对较晚,缺少全国统一的捐献政策,使各个地方不能统一同步实施捐献方针. 中国目前处于老龄化社会,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思想观念过于保守等,使得遗体捐献事业重重受牵绊,从而导致各医学院校出现不同程度的"尸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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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孕妇的支持治疗
孕期脑死亡极其罕见.国外一机构根据6 a的供体资料统计,252名遗体捐献妇女中有7名年龄15～45岁的脑死亡孕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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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遗体捐献工作的思考
尸体标本对于一个医学生的知识掌握与技能训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医学院校尸体标本主要来源于志愿者捐献及地方公安、民政部门无名尸体的捐赠[1-2].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提高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志愿者捐献遗体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国内外医学院校的主体来源[3-5].现分析论述医学院校遗体捐献工作拓展的几点思考,旨在全面提高民众遗体捐献意识、使得此项工作实现倡导社会文明及加强学生德育教育、职业教育的双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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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八年制医学高校遗体捐献及人文教育情况调查
目前遗体捐献制度的缺陷,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医学院校的遗体来源极其有限,使能够用于科研、教学以及功能移植的遗体一直处在捉襟见肘的困境当中.并且,由于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对医学生进行医学教育的同时,也更需要强调人文关怀和人文素质教育[1].在第三届全国八年制论坛中,对全国13所具有八年制学制的医学院校就各自学校的遗体捐献、使用、纪念等情况做了深入的调查,现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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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遗体捐献的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模式探索
当前在加大遗体捐献宣传的同时,如何真正作到使遗体得到应有的尊重,已成为人们实现捐献遗体愿望的一个重要因素[1].因此针对遗体捐献工作,在医学生中积极地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促进人文社科教育与医学教育的交叉融合,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本教研室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模式,既加强了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也促进了遗体捐献工作的顺利实施,使教学工作稳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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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左肺不育一例
局部解剖实验过程中发现先天性左肺不育一例,男性,80岁,身高180cm,体格强壮,为长沙市第三医院来源的遗体捐献标本,查病史为正常死亡,未见其他疾病记录.标本整体外观无异样,胸部未见手术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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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对遗体捐献的认知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在校医学生对遗体捐献的认知、态度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天津医科大学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医学生对遗体捐献用途了解相对较多,而对我国捐献方面的法规和捐献程序了解不足,分别占28.8％、26.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医学生遗体捐献意愿程度与亲友是否捐献、有无接受宣传、年级、院系有线性回归关系.结论:亲友是否捐献、宣传、年级、院系是影响医学生遗体捐献态度的主要因素.应针对此实施干预,同时发挥医学生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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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遗体捐献为着眼点实施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遗体捐献是解决遗体标本短缺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造福后人,恩泽社会"高尚行为.以此为切入点对医学生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整个遗体捐献工作以及解剖操作过程中应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尊重捐献者、尊重生命,对捐献者表达由衷的敬意,努力营造浓厚的校园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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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人体解剖学的人文关怀素质及认知度调查
目的:调查医学生对人体解剖学人文关怀的素质及对其认知度的现状,分析潜在的影响因素,为医学人文及医学伦理学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某医学院校543名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大部分医学生接受过人文关怀教育,具备一定的人文关怀素质,能够意识到解剖学人文关怀及遗体捐献的重要意义,但对人文关怀的认知度还较薄弱,在课堂上的人文关怀行为及对待遗体捐献的态度依然欠缺.结论:应加强对医学生的医学人文关怀教育,培养医学生的人文关怀素质及正确看待遗体捐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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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对遗体捐献KAP的调查分析
对2002～2003年河北医学院及河北职工医学院的在校生进行了有关器官移植及器官捐献知识(K)、态度(A)和行为(P)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医学生也并非普遍接受了脑死亡概念,对器官移植相关知识的了解及所持态度不很乐观.因此,建议针对医学生特点,编写一部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教育读本,纳入医学生课程,使宣传者之一(医学生)先受教育,进而将知识传播至社会,为制定器官捐献法奠定立法基础,促进器官移植、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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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关键路径方法管理提高遗体捐献工作服务
关键路径法作为一种项目时间管理技术,目前已成为包括医学在内的多领域管理中应用为广泛的计划与控制方法之一.遗体捐献是一项促进医学发展、益国利民的爱心事业,也是解决目前国内各医学院校的教学人体标本来源匮乏的重要途径.在遗体捐献工作中引进关键路径理念,在认捐登记、接受咨询、实施捐献以及对工作人员的培训等多个环节中应用,从而可以更好地为遗体捐献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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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遗体捐献工作实践及存在问题探讨
捐献器官、捐献遗体是拯救生命、造福人类的壮举,也是解决医学院校教学标本相对不足的重要途径.本文梳理了苏州市遗体捐献工作的进展,对取得成绩的经验及阻碍工作的原因进行剖析,认为影响我国遗体捐献的因素主要有封建迷信思想和传统孝道观念、遗体捐献相关机构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提出我国在遗体捐献工作方面应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建立高效服务体系以及加大教育宣传力度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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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捐献遗体接受工作为平台,在医学生中开展人文素质教育
医学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是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浙江大学医学院在积极开展遗体捐献宣传的同时,将这项工作纳入医学人文教育平台,先后在校园里建立了无语良师碑,组织师生进行清明节祭扫活动;介绍遗体捐献工作,讲述捐献者身前感人事迹;在局部解剖学课程中将捐献者身前病案应用于教学中;开展“以感恩无语良师”为主题的多项社会实践活动四方面探讨.上述举措有效地培养了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了医学生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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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体捐献到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前我国医患关系的日益恶化显现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不足,传统的医学人文教学方式已不再适用,迫切需要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遗体捐献体现的精神对医学生学习医学人文知识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又能够有效的带动遗体捐献率,两者的相辅相成为医学教育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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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效解决人体解剖学教学标本来源的思考
社会的无偿遗体捐献是解剖学教学标本来源的重要渠道,然而大体标本的紧缺是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涉及到伦理、法律、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完善遗体捐献立法,规范相关部门管理,进行人文关怀与渗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