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学凝结着人类对自身的反思、批判进而引导向整体性的超越。“诗是人之存在的栖居之地。”诗，或者说文学以语言文字记录下人类的过去、现在并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在辉煌的文学发展历程里，古典小说自然也呈现出同质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毋庸置疑，这一过程蕴含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核，诸如哲学，诸如历史。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每一步跨越，在小说成为独立的文体样式的过程中及其以后，或以文学的形态被定格、承载下来。从一定程度上说，作为艺术家的诗人或者戏剧家都是历史学家。艺术在创造诗歌或者戏剧的时候所创造或者表现出来的历史虚构，甚至比客观明确的历史记录更能帮助后人把握一个时代、地区人们的精神。中国古典小说无论是旨在“发明神道之不诬” 的明了的事实记录，还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2 J、“姑妄言之姑听之”的艺术虚构，都始终贯穿着悠远而深邃的史学关怀，更进一步地说，这些或实录或虚构的文字——小说在作为历史的载体而成为备忘录的时候，本身就已经融人了历史的滚滚巨流。只不过，它们是具体化了的历史(crys—talized history)。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小说的存在，历史才成为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过程。
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文学是更富有时间性的艺术；在各体文学样式中，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擅长以历时叙事来结构文本。因而，古典小说因其自身的特性而较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乃至其他各门类艺术蕴含着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意蕴。简单地说，这种历史意蕴可分为三个层面：小说文本叙事的历时j生、小说对历史的追溯与对现实的记录和小说文体自身的演进性。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它的时间因素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和探索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这种研究和探索更多的是局限在现当代文学的圈子里，对于传统小说(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并未有足够的观照。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在创作手法世代传承并演进的历程中，从稚嫩走向成熟，对小说叙事中的时问因素有着自己的感悟和造诣。
秉承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古典小说在叙述故事时，小说时间(故事发生时间)与写作时间(故事结构时间)基本是平行一致的。就历史演义小说而言，因其时间跨度大，大多以帝王的年代次序为贯穿全书的线索。这条线索极为清晰而足以将盘根错节、纵横交织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并进而帮助读者据小说文本所标注的时间来理清纷繁的人物、事件，走近小说所再现的时代。如《新列国志》第二十回到第二十四回，由周惠王十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一直叙述到周惠王二十六年，就是一种典型的小说时间与写作时间谐和一致的平行叙事。历史事实和业已完成的艺术虚构是独立于创作主体之外的。早期的小说作者在选择特定历史事实作为自己的艺术加工对象后，他们按照历史事件的承传演进来进行平行叙事。宋元以降，古典小说经唐传奇后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小说家的创作技巧日臻精湛；与历史事实、艺术虚构的历时演进交织甚至悖逆的叙事方式时有出现，小说文本的叙事时间日趋复杂。然而，以历史演义小说为代表，中国古典小说在元明时期仍以平行叙事为主流。
平行叙事不仅表现为小说文本内部故事发生时间与故事结构时间的一致性，还表现为文本内部时问(包括故事发生时间和故事结构时间)与文本外部时间(读者阅读时间)的一致性。不论是活跃在民间的宋元讲史话本，还是放置于案头的明清历史演义，听众、读者在接受这些古典小说前的审美期待乃至实际的观赏、阅读行为都是按照历时性的顺序预设、展开的。
中国古典小说略显单一的平行叙事与接受并未减弱蕴含文本之中的历史思维。作为对“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3 等言论的一种潜意识的认同与让步，唐前小说作者大多乐意甚至奢望将自己的创作成果与正史并提，最起码也要让它们以“补正史之阙”的身份出现。因而，早期的宽泛意义上的“小说”也大多摹拟正史—— 按照年代编次，叙事上力求与正史一致，呈现出文、史同步的平行叙事。唐以降，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文体在创作实质上崛起，其文体地位却仍未得到明显的提高，即便是有些小说创作者或小说评论家对小说的功能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正面见解和主张，他们在创作实践或评论实践中仍然无法摆脱正史意识的束缚。虽然文学叙事本可以不依循故事本身的时间来展开，但中国古典小说还是采取了故事发生时间与故事结构时间相一致的平行叙事。
这种方式既成为小说创作者独立创作的某种羁绊，但也体现了他们对这两种时间一致性的信念。对于唐前小说创作者而言，这种时间上的和谐更意味着天与人、物与我、客观与主观的交融、合一。这是一种渗透于整个民族心理的理想和信念。而读者在接受这些小说时力图将自己的观赏、阅读时间顺序与文本内部时间同步，从而对小说文本中的“过去”进行一次意念上的“重演”。此时，小说创作与小说阅读成了一种历史的重新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文本中故事的历史意义以及小说创作者对这些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在读者头脑中因叙事时间与阅读时问的谐和一致而与读者产生共鸣——或崇高或悲壮或焦虑或闲适的情感体验和深层次的历史感悟得以产生。中国古典小说因其历时性的平行叙事赋予了自身以潜隐而厚重的历史意蕴。
中国古典小说历史意蕴的第二个层次体现是对历史的追溯和对现实的纪录。对于20世纪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者及小说理论研究者而言，小说的“名”与“实”的关系无疑是个棘手的问题。“小说”这个概念在中国语言中出现约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从这个概念的诞生起，它的内涵就在不断的蜕变和演化，与西方和现代的小说意义不尽相符。《庄子》
中有“饰小说以干县令”的说法，桓谭在《新论》中指出：“若其小说家，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l4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有与“小说”相关的言论。这些散见于早期典籍中的言论大致确立了早期的小说观念—— 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但这并不表明作为野史、传说的“小说”与“正史”是对立的，相反，从早期的小说作者葛洪作《西京杂记》“以补正史之阙”到明代笑花主人在《今古传奇·序》中明确提出“小说者，正史之余也” 5』，小说与正史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关系共同发展。早期的小说作品记录和反映了先民活生生的生活和命运。对当时的统治者而言，这些“细碎之言”、“丛残小语”可以“知里巷风俗”，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事隔千年的今人而言，这些小说无疑具有历史价值。
经唐传奇后，业已成熟并持续发展的古典小说更突出强化了小说文体的特性—— 故事性。一方面，小说家在作品中艺术地记录了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努力地对历史故事进行处理加工。不得不承认，宋元明清以来，在小说创作领域以历史故事作为题材的小说作品数量最多，成就相对也较高。
概括地说，这些以历史故事作为题材的古典小说可以划分为宋元讲史话本和明清历史演义两大类别。两宋城市都会一时繁荣，市井细民日纵其乐，流连于勾栏瓦肆之中，直接催生了诸多杂耍技艺。“说话”作为一种集表演和说唱于一体的独特技艺开始勃兴。在说话技艺的诸多门类中，区别于篇幅短小的“小说”，长篇讲史因“自然使席上生风，不枉教座间星拱”而广受亲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兴，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l6 俗文学的勃兴可以归因于娱兴、劝善两个方面。在这二者之间，观众读者为了娱悦身心，艺术家为了劝谏惩戒，双方共同促进了说话艺术高潮的到来。
在剖析了说话艺术兴盛的原因后，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探讨古典小说中的历史思维。小说家为了外在于自身的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史为本，将目光投向了成为历史的昨天，凭着自身的观察和体验去把握史书中的历史事实，将早已风干成追忆的过往转化为鲜活跳动的现实，将质朴的史实的历史转化为艺术的符号的历史，以小说文本的形式将之定格并进而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读者因源自人类自身的历史意识—— 追求历史知识的欲望而迫切要了解自己的、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过去。人是历史地存在着的，这就意味着人总是自觉地认识和体味自己的过去。而追求历史的一个主要渠道就是了解和解读经小说文本之后的符号化的历史，即通过阅读小说文本来实现历史的重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小说家并非仅仅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而进行小说创作的；古典小说的创作者即使沉沦下僚也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教正统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因而，在体现为被动地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进行创作的同时，他们也同样会因主体内部的情感冲动而情不自禁地拿起笔。于小说家而言，外部的阅读需求和内部的创作冲动置他们或于历史的“无我之境”(简单地回到过去)或于历史的“有我之境”(把过去变成现在)，但始终无法脱离“过去”即历史而存在。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宋元讲史话本和明清历史演义在作家和观众／读者之间重建了历史。
此外，中国古典小说除了在追溯、“重建”历史的过程中包孕历史思维外，更在某些风云激荡特殊历史阶段直面现实，将现实定格为供后人回顾的“过去”。以《辽东传》、《警世阴阳梦》等为代表的发轫于明代末年的时事小说将小说家的创作时间与小说文本中故事的发生时间之间的间隔几乎缩小到零。小说家基本上是处在“历史”中书写历史。这些小说全面地讲述着刚刚结束甚至正在发生的“历史”，引导读者的倾向，形成了影响广泛的社会舆论。因为时事小说具有新闻实录的性质，相对于讲史话本、历史演义甚至某些正史而言更具有史学价值。
文学是一种于历史中存在的文化现象，中国古典小说自然也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不变之物。古典小说所包含的第三个层面的历史意蕴是小说文本中故事主体的转变和小说文体样式自身的不断演进。
纵观古典小说发展的历史，会发现在由早期的小说创作者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的手中，中国古典小说逐渐从绝对化的共性观念和创作范式中解放出来。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创造性文学成果，标志着小说创作进入了艺术个性自觉的时代。
作为这种转变的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古典小说文本中故事主体的变迁。中国古典小说的根本——神话与传说，最初关注的就是女娲、后弈、尧等或神奇或圣贤人物。到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文本中故事的主体更发展到无数帝王将相、雄风侠骨充斥其中。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小说文本中故事的主体是疏离甚至隔绝于小说作者和读者而存在的。
文本之外，小说作者和读者因无法接近小说故事主人公，而只能以远观的视角去静默地审视后者，最多将其作为一种理想去膜拜。
与这种情况形成较为鲜明的对照，随着市井细民作为独立的阶层登上历史舞台，这些在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日显其重要性的“小”人物开始走进文学世界— — 尤其是作为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金瓶梅》首开先河，小说文本中的故事主体正式转为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这些就生活在作家和读者身边的普通百姓，经由明清之际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才子佳人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循此而进攀上古典小说的巅峰。
小说文本中故事主体的这一变迁恰恰体现了古典小说发展的大体趋势：由人物传奇化的展示阶段发展到人物性格化的展示阶段再发展到以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化展示阶段。在小说发展历程的背后，小说家由注重再现社会现实转向注重表现心理现实，或者可以说这同时是小说作者和读者个性日趋独立、凸现的发展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到了宏大意义上的“社会”历史，而隐藏在古典小说深层的“人”的历史却被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