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属旋花科，原产美洲墨西哥。在我国，其名始见于嵇含《南方草木状》，其中有“二月种，十月成，卵大者如鹅卵，小者如鸭卵。掘起蒸食，其昧甘甜，经久得风乃淡。出交趾、兴古”的记载。甘薯俗称红苕、红薯、白薯、番薯、山芋等。不同地区亦有不同称谓，上海、天津称山芋，河南称红薯， 山东称地瓜，陕西、湖北、四川和贵州称红苕，江西称番薯。明清时期甘薯在西南地区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后。对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拟就明清时期甘薯在西南地区传播及影响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明朝中后期甘薯由南洋、越南等地传人我国。
对此，《群芳谱》、《农政全书》等明代农书都有记载，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在今重庆黔江作县令的翁若梅撰有《金薯传习录跋》
并颂，其中将甘薯的传播、功能及作用叙述颇为详尽：“夫天地多一物以养人， 而人传一物以相养。当夫时和年丰， 习焉弗觉，迨至于民不聊生之会，而偶为感触，始叹是物之利宏，而传是物者之功钜也。吾闽素称沃壤，稻粱菽粟而外，厥有番薯，余口角时啖而甘之，知其种出于吕宋，而未考入闽之始，孰为传之。厥后游燕齐间，往往于原隰遇焉，知其利来自吾省，而未考递传之始，孰为教之。且是物也，质仅同于瓜果，名未列于农经，意其产诸岛夷，传诸中国，如安石之榴，交趾之薏苡，足以佐日用之需已矣，讵有当于树艺之正业乎哉!盛赞甘薯因“不择地而生。不择时而长”．故能在我国得到大面积的种植．后来更成为我国民众的主要粮食之一。民国27年(1938年)《贵州农业概况调查》记载：“以成片丛林垦荒种植甘薯。” 《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1卷)载：“1931年甘薯种植面积24．8万亩，总产72800担”，“到1947年发展到41．5万亩，总产864000担”。关于甘薯传人我国的具体情况一直有多种说法，时间、来源地和传入地都不尽相同。红薯通过海路自吕宋和日本传人福建和浙江舟山，而云南、贵州等地的甘薯则是通过陆路自印度、缅甸和越南引进。
最早关于甘薯引入的记录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大理府志》，其中有“紫蓣、白蓣和红蓣” 的记载。1979年，当代着名史学家何炳棣在《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一文中认为云南是我国较早种植番薯的地区。何先生认为，根据《云南通志》记载，离缅甸较近的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在1576年已种植甘薯，所以云南的甘薯可能是由缅甸传人。甘薯在中国分布很广，以淮海平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最多。全国分为5个薯区。西南地区属于南方夏秋薯区，除种植夏薯外，部分地区还种植秋薯，一年两熟。
(一)传播路径甘薯引入西南地区一直有多种观点，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从印度、缅甸引进。何炳棣先生认为云南与缅甸等国比邻，其地方志又有关于甘薯的最早记载。极有可能是从缅甸引种甘薯。在明代李元阳修撰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大理府志》
卷二中极为明确地列举“薯芋之属五： 山药、山薯、紫芋、白芋、红芋。”，李元阳于万历二年(1574年)编纂的《云南通志》卷三中称姚安州、景东府、顺宁州种有“红薯”。这两部书是明确记录甘薯的最早着作，意味着甘薯是从印、缅引进的。
二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引入。根据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川通志》记载，当时成都府的居民很多已经种植玉米、番薯，并且以此作为口粮"。
成都府是湖广、闽赣移民的主要迁入地，甘薯极有可能是这些移民由沿海地区带来的。《江津县乡土志》卷四《物产》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江津粤籍县令曾受一“始由广东携来，教民种植”?(P蛄)，使时人度过大旱饥荒，并使红苕扩及全川以至西南诸省。嘉庆二十年(1815年)修撰的《资州直隶州志》记载：“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在川东地区，亦有记载甘薯是由湖南的移民带来的 。这些记载印证了西南地区的甘薯是由湖广和东部沿海地区引进的这一说法。农史专家万国鼎教授根据地方志查证。我国各地最早栽培甘薯的年代是：台湾，1717年；，1733年；云南，1735年；广西、江西，1736年；湖北，1740年；河南，1743年；湖南，1746年；陕西，1749年；山东、贵州，1752年；河北，1758年：安徽，1768年。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甘薯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引入福建。
根据《陈氏族谱》记载，甘薯于万历庚辰年(1580年)引入广东。按此说法，甘薯进入西南地区的时间晚于东部沿海地区。从各地方志和相关文献看，甘薯传人我国的最早地方是西南地区，这是因为云南与缅甸、越南等国边境邻近而传人的缘故。云南等地虽然有所种植，但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当甘薯被引入东部沿海地区后，传播速度较快。早期种植甘薯的多为闽广移，这说明甘薯在西南地区大规模传播应是引种于东部沿海地区。
(二)传播缘由由于甘薯来自于番外，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官员和一般民众的高度重视，故地位不高。根据文献记载，甘薯早在引入福建、广东前就被引入云南等地，但却没有在西南地区得到传播，反而是舍近求远，向东部沿海地区引进。甘薯在从日本传人浙江舟山一带后也没有得到传播。《金薯传习录》记载。甘薯最开始传人中国并未得到广泛种植。适逢福建大旱，当时的总督金学曾便下令推广高产的甘薯，这样甘薯才得以广泛种植。这说明甘薯的传播是需要契机的．其在西南地区传播的缘由大约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西南地区的人口剧增。甘薯在西南地区传播的时期。西南地区的人El数量急剧增加。明末清初，因为经年战乱，四川人口大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今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四川通志》记载： “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以湖广行省籍贯为主的外来人口大量移民四JII。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湖广填四川I”。蓝勇教授曾统计，明末清初时，巴蜀境内人口一度仅余九万多人，此后百余年间，巴蜀人口猛增到776万，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增至4410万，成为全国第一大省。而同属西南地区的云南省，明朝时淮军家属人滇引起移民高潮，在明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就达到147．7万，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人口更是达到740万人西南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见上表)，导致的最直接的社会问题便是人VI与粮食的矛盾，当时急需一种高产的粮食来养活剧增的人口，而且西南地区多为山地，不适合小麦等粮食种植，水稻也无法大面积种植。甘薯产量不仅高过玉米，而且在极小块的土地上也可以种植。四Jtl的璧山、巴县、定远、苍溪诸县。在清以前没有关于甘薯种植的记录，“湖广填四川”后，甘薯种植面积才得以扩大。
2．天灾导致的粮食短缺。《金薯传习录》记载，陈振龙将甘薯从吕宋引入后并没有马上得到传播，先只是在自家田地里试种，后遇旱灾才得以推广．在福建广泛传播。由此可见。甘薯是作为一种应对自然灾害的作物被推广的。徐光启归纳的甘薯“十三胜”。便指出它具有“防灾救饥”及“不妨农功、可避蝗虫”等优点。指出“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此实杂植中第一品。亦救荒第一义也”；徐氏在《农政全书》中有“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之说。乾隆时期任黔江县令的翁若梅同样发出甘薯“救荒第一义也”之慨叹。清朝光绪版《江津县乡土志》记载：番薯“性同粳米，最能养人，过荒年，民无菜色”，可据此度日。根据严奇岩先生对明清贵州470年的资料统计分析发现。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越来越频繁，是其水旱灾害的多发期。《清实录》记载，清代贵州共发生自然灾害5344次，其中旱灾最为严重。顺治初年，四川苍溪、达县等地“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十七世纪是我国自然灾害的频发期，学术界称为“明清宇宙期”，且旱灾最为严重。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高产易活的甘薯自然得到重视并被推广。
3．自身优良的生物特性。甘薯有易活、高产、稳产、耐旱、抗虫害等优点。单产每公顷可达75吨以上，即使在瘠薄恶劣的栽培条件下，也可取得较高产量。此外，甘薯“即以蜀中论，子不见西南诸壤，翠叶紫茎，累累而秋实者非薯乎!不择地而生。不择时而长”，或是小块土地，或在房屋周围的角落也可以种植。明徐光启《农政全书》
(1628年)有“甘薯十三胜” 之说，指出甘薯具有高稳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易栽培、营养丰富、用途广泛、繁殖快等特性。《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中提到甘薯“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皆可以长”。因为甘薯有“六益八利”之优点。加之陈振龙考虑到“闽省隘山阮海，土瘠民贫。畅雨少愆，饥馑涛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至厘”方才冒险将薯藤苗种带回中国。
4．政府官员的大力倡导。甘薯由于自身优良的生物特性被引入我国。加之人口增长和自然灾害等因素促使甘薯广泛传播。而在甘薯传播的过程中，政府官员的大力倡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何柄棣先生在《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中写道：“甘薯在十八世纪传播日广，固与人口增加、食料需要日广有关，但也部分的由于官方的倡导。”正是由于巡抚金学曾的推广。
甘薯得以在福建广泛传播。乾隆年间，甘薯在西南地区的有效传播。相关文献有一定记载，这里根据历史文献整理成下表。乾隆非常重视甘薯的推广。曾两年之内下六道喻旨要求广种甘薯。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廷都颁布诏令，在全国推广种植红苕。《酉阳直隶州总志》对此就有记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冬，高宗纯皇帝特允侍郎张若淳之请，敕下直省广劝栽种甘薯， 以为救荒之备，一时山东巡抚陆耀所着《甘薯录》颁行州县， 自是种植日繁，大济民食。”而作为当时黔江县令的翁若梅，“爰进里老于庭，出是书示之，告以种植之法与种植之利”，动员民众广种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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