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专业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关于一位人文主义者的自我建构，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第一重的哈姆雷特—一位人文主义者的自我建构《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杰作，然而此剧的基本故事情节并非莎士比亚首创。程雪猛和祝捷在《解读莎士比亚戏剧》中指出：“《哈姆雷特》的故事最早出现于十世纪，原为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据称作者为萨索。约1570年，这个传说被法国作家贝勒福雷译成法语?? 在创作《哈姆雷特》时，莎士比亚从早期文学作品中借用了观点和故事。”如果从故事最早出现的时间看，《哈姆雷特》所反映的应该是中世纪早期或者更早的时代。
然而，哈姆雷特的故事在流变的过程中内容和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莎剧《哈姆雷特》中，虽然中世纪的政治和思想体系仍然相当稳固，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人文主义思想萌芽的迹象。因而，莎剧《哈姆雷特》所反映的时代应当视为人文主义思想刚刚萌发尚在襁褓之中的中世纪后期。
中世纪是神权至上的时代，神权是欧洲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范畴。神权在世俗世界中有两大折射，在社会层面上是封建封臣对领主的忠诚，在家庭层面上是儿子对于父亲的忠诚。上述忠诚是排斥理性的忠诚，是一种对身份的认同，而非对理性的认同。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父权是神权在家庭生活中的体现，而儿子对于父亲的忠诚是凌驾于理性之上的，在道德体系中占据着更高的地位。与中世纪意识形态相对立，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
许海山主编的《欧洲历史》对人文主义的特征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通常被称为‘人文主义’(又译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其主要特征是：肯定现实世界，轻视天堂和来世，向往名利和享乐，反对禁欲和遁世；主张以人为中心，认为人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应发挥人的才能，追求人的理想；否认对教皇和教会的绝对服从，嘲笑僧侣的愚昧无知；提倡理性和独立思考，追求知识和技术，重视实验，主张探索自然。”以上四条特征中第四条才是核心。理性的力量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为从“神本”到“人本”的过渡奠定了基础。用“理性”武装起来的人才有能力构成这个世界的新的中心。哈姆雷特的身上无疑是体现着崇尚“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然而，崇尚“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何以在中世纪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下在哈姆雷特的身上发展壮大的呢?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需要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以及《哈姆雷特》的文本作一翻分析和探讨了。
意识形态是一个群体性和社会性的范畴，是一个宏观范畴。它要在微观领域内得以实现，需要群体范畴的个体化和社会范畴的心理化。个人的心理体系是进行这一个体化过程和心理化过程的环境。而个人心理体系的状况(由外部环境和内部禀赋形成的合力所决定)决定了这一个体化过程和心理化过程是否成功，程度如何。个人的心理体系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理论框架内可以得到合理的明晰的分析。朱立元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弗洛伊德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他的早期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三重人格结构学说。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格也有三个部分构成：伊德(id，又译本我)、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伊德完全是无意识的，基本上由性本能组成，按 陕乐原则’活动；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伊德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自我总是试图调和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
在正常情况下，这三个部分是统一的，相互协调的。”l3l6 中世纪的意识形态作用于哈姆雷特，形成本我、自我、超我的平衡体系。在此平衡体系中，超我发挥着合理而稳定的作用。正如歌德所说：“这个皇族的花朵，本来是娇嫩而高贵的，在国王的直接荫庇下成长起来，在他身上同时展示出来的是正义与皇室尊严的概念、善良与纯正的感情和出身贵胄的自觉。他是一个王子，一个天生的王子，他想治理国事，只是为了善良的人不受任何阻碍，永远善良。”l4]按“至善原则”活动的超我本来在哈姆雷特的三重人格结构中发挥着积极而健康的作用，作为三极心理结构中的一极与另外两极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调节的平衡体系。然而，哈姆雷特的突发性遭遇使这种平衡变得不稳定。黑暗的现实使超我所主张的“至善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怀疑的阴霾下逐渐萎靡。相反，按“快乐原则”活动的本我变得异常活跃。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基本上由性本能组成，而哈姆雷特的疯癫，尤其是其在莪菲丽亚面前的疯癫可以理解为其躁动的本我的表征。在第二幕第一场，莪菲丽亚向其父波乐纽斯讲述的哈姆雷特的行为就很有代表性：
“爹爹，我正在绣房里缝我的东西呢，想不到哈姆雷特殿下，衣服也不扣，帽子也不戴，袜子也乌七八糟，不打袜带，脚镣式直拖到脚踝头；膝盖同膝盖只顾碰来碰去，脸色同衬衫一样白，一副可怜相，好像他是刚从地狱里放出来要讲那里的恐怖哪— — 他一直进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腕，紧紧的，不放开，伸直了手臂尽可能退回去一点，又用另外一只手遮住了眉头，那么样仔细打量我的面容，好像要画它呢。
哈姆雷特诸如此种的疯癫表现在剧中还有很多，这是性本能对纯洁无瑕的爱情的嘲弄，是性本能被不合理激化从而无法再与纯真的爱情相协调的结果。哈姆雷特本我的躁动还表现在其权力的欲火被点燃。年轻的叔叔加冕为国王后，哈姆雷特的继位可谓遥遥无期。他对权力的欲望本来是被淹没在本我的重重迷雾中的，被超我的“至善原则”所打压，为自我的“现实原则”所调节，以可接受的形式存在于哈姆雷特的人格中，就像一头秉性温顺的羔羊默无声息地休憩在无意识这片如茵绿草上。然而父亲猝死和母亲改嫁的打击使哈姆雷特的精神大厦轰然倾覆，各种精神力量在一片混乱中面临艰难的重组，在新秩序来临前的混沌中，哈姆雷特的权利欲火被点燃，熊熊烈焰炙烤着自我，威胁着超我，此时温顺的羔羊已变成了凶恶的猛虎，而哈姆雷特本来高贵宁静的心灵在声声虎啸中受尽了煎熬。哈姆雷特对于叔父的仇恨固然是来源于杀父之仇，而叔父的行为断送了他的权力诉求，无疑使他的仇恨变得更加强烈。
哈姆雷特在从父亲的魂灵那里得知父亲死于谋杀的真相并让其朋友发誓不把当夜发生的事讲出去后说了这样的话：“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这句话表现了哈姆雷特对家庭、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责任感，一种崇高的思想和善良的价值取向。然而这句话同时又是哈姆雷特被激发的权力欲望冲破本我、搅扰自我，甚至冲击超我的表现。因而，这句话的内涵也有阴暗的一面。在躁动的本我咄咄逼人的态势下，超我虽日渐萎靡，然而必定要作出激烈的反应以抗衡本我，这是由三重人格结构的趋衡本性决定的。哈姆雷特利用戏中戏试探国王克罗迪斯是否真的杀了父亲后，克罗迪斯非常震怒。王后把哈姆雷特召到自己的寝宫准备斥责他对国王的无理，而哈姆雷特却对母亲匆匆改嫁给叔王的行为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斥责：“是什么魔鬼这样子跟你玩捉迷藏，把你蒙住了，有眼睛而没有触觉，有触觉欠视觉，有耳无手，有嗅觉而别的都没有，哪怕只留得一点点有病的真感觉也不会这样子胡涂啊。
羞耻啊!你不会脸红了?既然是孽火使半老女人的骨髓里起了蠢动，让贞操变成蜡投给青春的烈焰都烧成灰吧。我们不要喊羞耻了，只当看不见淫乱在向我们进攻，既然冰霜都烧起了漫天的大火，理智都替淫欲跑腿了!”哈姆雷特的这段话毫无遮掩，直接表现了他思想感情的洪流，愤怒而疯狂，句句像利刃刺向母亲的心。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在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波涛汹涌，蕴蓄着不可遏止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超我对膨胀的本我的激烈反应。不管饱受压抑、日益萎靡的超我能否成功制衡本我，再次形成心理平衡，它必将竭尽全力最后一搏，这是由超我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也是三重人格结构的本质要求。以性本能为主体的本我躁动不安，打破了哈姆雷特的心理平衡，而超我对本我的反制也正是集中体现在对超出合理活动范围与强度的性本能的遏止和批判。在以上所引的段落中，哈姆雷特痛斥其母的行为，攻击的焦点即是淫欲。在哈姆雷特的心理中，超我对本我的反击本来是应该指向他本人的，也就是说，超我所试图遏制与批判的应该是其本人的过度的性本能。然而，哈姆雷特当时的心理正处于一种失去平衡而不合常规的状态，一种近乎疯癫的不稳定状态。因而，超我很容易偏离原初的攻击对象，而将其洪流般的反制力量引导向最近便的对象。所以说，哈姆雷特那段愤激的申斥既是对其母的行为的批判，更是对自身躁动的本我的批判。
本我在躁动，超我在反击，两者的斗争异常焦灼。这种斗争并没有使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复归平衡，而是陷入了更大的难以摆脱的混乱。国外学者Clutton-Brock指出：“当父王的鬼魂要求哈姆雷特为其报仇时，尤其是要求他结束其母与那谋杀者之间的乱伦婚姻时，哈姆雷特用了全部的意志力下定决心，要遵守父亲的旨意。哈姆雷特的这个决心是有意识的。但是，哈姆雷特在得知这一谋杀时所受的打击，尤其是在意识到母亲改嫁的可怕后果时所受的打击，似乎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创伤。而每当他想到这一谋杀，想到他的叔叔或者母亲与叔叔的关系，他都要为伤痛所折磨。这伤痛是如此之剧烈，以至于哈姆雷特无意识地避开它，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忘记它。哈姆雷特想复仇，因而他希望记住这伤痛；然而，‘逆反行为法则’支配着他。他越是想行动起来，他的无意识所编造的推迟行动的托词就越多。”[6]4 以上论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姆雷特内心世界的混乱。在本我和超我的斗争中，哈姆雷特的意志力无法正常地发挥作用，他的主要任务—_复仇被一再拖延。“他的无意识所编造的推迟行动的托词”_6j4 正是内心混乱状态下的薄弱意志力在无意识领域内的表征。
尽管哈姆雷特的心灵长时间处于混乱中，这种混乱局面不可能不受阻碍地无限期持续下去。
从此种混乱局面开始出现时开始，哈姆雷特一直在努力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努力调和本我和超我之间的过激的矛盾斗争，以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复归于平衡。这种制止混乱的努力是与混乱局面本身相始终的，二者是相克相生的。这种独立于本我和超我之外的、努力调和二者矛盾的第三股力量就是自我。正如上文所引述的，“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现实原则’活动??伊德(笔者注：即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自我总是试图调和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在正常的状态下，自我即使不能彻底调和本我和超我的冲突，也能将这种冲突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使人的心理不至于丧失平衡。然而，在丧失父亲和母亲改嫁的巨大打击之下，本我和超我的矛盾空前激化，自我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将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冲突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自我只有为自己注入新的力量，才有可能在调和本我和超我矛盾的过程中反败为胜。新的力量在哪里?新的力量正孕育在崇尚“理性”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中。
哈姆雷特既是一位王子，又是一位学者。他爱思考，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在中世纪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人文主义精神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某些人，却是难以大有作为的。然而，哈姆雷特所遭受的命运的突变给他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发展壮大的契机。如上文所述，意识形态是一个群体性的和社会性的范畴，因而是一个宏观范畴。它要在微观领域内得以实现，需要群体范畴的个体化和社会范畴的心理化。个人的心理体系是进行这一个体化过程和心理化过程的环境。而个人心理体系的状况(由外部环境和内部禀赋形成的合力所决定)决定了这一个体化过程和心理化过程是否成功，程度如何。以神权为核心范畴的欧洲中世纪意识形态要在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中得以实现并进而主宰后者需要进行群体范畴的个体化和社会范畴的心理化。外部环境的突变将哈姆雷特本来就很敏感的心灵置于风雨飘摇之中，本我和超我的斗争使得哈姆雷特濒于疯癫、痛苦难捱。这种极端不稳定的心理状况使得中世纪意识形态的个体化和心理化受阻。在这种形势下，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了挑战中世纪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机会。
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崇尚“理性”，可以给人以强大的意志力，可以给主要在意识领域活动的自我注入新的力量。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可以满足哈姆雷特在本我超我剧烈冲突的情势下加强自我力量的需求，在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逐步确立了哈姆雷特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完成了哈姆雷特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的自我建构。
正如上文所述，中世纪意识形态是以神权为核心范畴的，而父权即是神权在家庭领域内的折射。在这种意识形态框架下，儿子对于父亲的忠诚凌驾于理性之上。按照中世纪父权的要求，哈姆雷特不应有任何迟疑，应该在父亲的魂灵告诉他谋杀的真相并要求他复仇后即刻开始行动，杀死叔父，为父报仇。然而，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哈姆雷特崇尚理性，要秉着理性的精神寻找谋杀的确凿证据，待罪行被核实后再采取复仇的行动。在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支配下，哈姆雷特寻找着叔父杀害父亲的证据，并不断思考，苦苦求索复仇行为的合理性以及他人生的使命和意义。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背后隐藏着理性的光芒，见证着一位人文主义者的成长。因而，哈姆雷特从遭遇父魂到为父报仇的整个过程是本我和超我互相斗争的过程，是自我试图调和二者矛盾的过程，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自我建构的过程。此三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诠释了哈姆雷特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然而，哈姆雷特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还不仅限于此，这位人文主义者在进行自我建构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解构，这第二重的哈姆雷特将读者和观众引向了莎士比亚思想的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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