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美国黑人文学的领军人物，她迄今已经向世人呈现了9部长篇力作。《宣叙))(Recitatif)是莫里森唯一的一篇短篇小说，并且国内外的评论都只有寥寥数篇，多从读者反应与种族解码的角度进行探讨。莫里森小说的叙事极具特色，阅读莫里森小说的读者要想弄清故事的真相是件很困难的事，她诸多作品中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开放式结尾以及后现代的创作手法，都让作品显得扑朔迷离，主题难以把握。
《宣叙》也不例外。自20世纪8O年代以来，叙事学跃居为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并由经典迈向后经典，叙事研究走向动态和开放。在后经典叙事学家中，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作为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1)的第三代学者，是近1O年来美国修辞叙事学领域最为活跃的理论家之一，撰写了一系列叙事理论著作，提出了叙事进程和多层次交流等新的叙事修辞概念，着重研究作者、叙事者讲述方式与读者的修辞和伦理关系。笔者从詹姆斯·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人手，从不可靠叙述、限制性叙述、多层次的动态叙述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宣叙》的叙事策略，进而探讨文本的主题。
一、不可靠叙述修辞叙事学(Rhetofical Narrative Theory)是当代美国叙事理论中最有活力的分支之一，它强调研究叙事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以及读者对叙事的反应“不可靠叙述”不仅是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费伦建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一个核心环节。自从韦恩·布思(Wayne C·Booth)在《小说修辞学》(TheRhetoric of Fiction)中提出“不可靠叙述者”(unreliablenarrator)以来，不可靠叙述一直被看作文本分析的重要范畴。作为布思的高足，费伦继承和拓展了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在《活着就是讲述))(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中，费伦详细讨论了人物叙事中的冗余叙述、不可靠叙述、限制叙述、省略叙述和压制叙述等。叙述者一般具有报道、阐释和评价三种主要的作用。费伦认为不管叙述人物是谁，人物功能与叙述者功能都不可能总是密合无间，因此我们不能总是根据叙述者的人物角色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那么如何判断作品中的叙述是否可靠呢?笔者试图通过对《宣叙》中有关麦吉故事的叙述来探讨这个问题，并且着重由作者动因、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这三方面人手，阐述文本进程如何通过不可靠叙述来展开和由此产生的意义。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Genette)从叙事者在故事世界的参与程度把叙述者细分为同故事叙述者(homodiegeticnarrator)、异故事叙述者(heterodiegetic narrator)和主人公叙事者(autodiegetic narrator)。[4 同故事叙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它叙述的是自己的或与自己有关的故事，异故事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它叙述的是别人的故事。麦吉的故事主要是由主人公叙述者特怀拉的回忆以及她和罗伯塔成年后几次邂逅的对话组合而成，属于同故事叙述。由于两个主人公每次关于同一个故事的叙述版本都各不相同，甚至对于麦吉的肤色是黑是白都有分歧，读者不能轻易相信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叙述。麦吉第一次出现在特怀拉对孤儿院的回忆中，她“穿着像个孩子，从来不开口说话”o[53322特怀拉过去常常想知道，“如果她想哭怎么办?她能哭吗?”对此，罗伯塔的回答是：“当然能，但只有眼泪，没有声音。”
离开孤儿院20年后，两个女孩都当上了母亲，碰巧同住在一个小镇子上。她们谈起孤儿院的事，但是有关麦吉的部分，两个人怎么都对不上。罗伯塔的回忆是“麦吉没有摔倒”而特怀拉的回忆却完全不同，“是的，她摔倒了，你记得”，“不，特怀拉，她们把她打倒的，那些大女孩把她推倒还撕破了她的衣裳。在果园里。”罗伯塔认为特怀拉是由于害怕才把这些事情都忘掉了。可是特怀拉不相信罗伯塔的记忆。那年秋天，小镇上因为种族冲突发生了示威游行事件。作为对立的双方，特怀拉与罗伯塔也发生了冲突和口角，对话的内容依然围绕着麦吉的故事来展开。
“也许我现在变了，特怀拉。但是你没有。你踢了一个黑皮肤的老女人。你竟然还说我顽固。”
“她不是黑人。”
“她肯定是，你踢了她。我们都踢了。你踢了一个连叫都叫不出声来的黑女人。”
“骗子。”
“你才是骗子。”又聋又哑的麦吉只是孤儿院厨房里的一个工人，为什么有关她的故事总是在两个女孩子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引起两人争吵不休?谁的叙述是可靠的?麦吉是黑人还是白人?为什么她的生活游离于黑人和白人之外?
费伦的修辞叙事认为意义产生于作者的动因、文本现象以及读者反应之间的循环互动的关系，“如果说读者需要观念预设来进行阐释建构，那么作者也需要观念预设来建构整体的结构。”[6]特怀拉和罗伯塔有关麦吉故事的不同的叙述判断构成了故事层面上的“不稳定性”，使读者对于麦吉的肤色、身份以及结局都无从了解，叙述者的权威被消解，叙述者不再具有全知全能的威力，叙述产生巨大的“张力”，不可靠叙述通过“张力”实现进程。麦吉就像是个幽灵，从未出场，只是不断出现在两个人对过去的回忆中，她的不出场暗示着偏见和歧视的无处不在，象征着黑人“过去的故事”所承载的巨大伤痛，面对伤害，黑人不能喊叫，更无力反抗，只能历来顺受。隐含作者通过文本发送给读者信号，让读者对叙事所隐含的主题做出恰当的反应。莫里森曾说她的小说历来没有定论：“我的作品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参与进来，不只是讲故事，而是把读者也卷进来，让读者提供各种情感，甚至某些色彩和声音。我的语言中必须留出空隙和空间，这样读者就可以参与进来。”叙事进程引导读者对故事的发展做出反应，罗伯塔和特怀拉因为不同的身份和立场对于过去历史事件的叙述完全不同，读者根据两位叙述者截然不同的叙述，判断作者的动因，参与叙事进程，建构自己的意义阐释。读者围绕麦吉事件对麦吉肤色的判断和对人物(罗伯塔和特怀拉)叙述所做出的判断则构成了推动小说发展的“读者”动力。隐含作者莫里森有意识地让不可靠的叙述者来误导读者，由此导致了关于事件真相的信息不平等，产生了话语层面上的文本张力。
根据约翰·费思克的“权力阵营”(power bloc)理论，麦吉属于美国下层阶级被社会边缘化的黑人弱势女性群体，黑色成为一种缺席的象征没有话语权，享受不到任何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平等权利。60年代的民权运动，引发了以罗伯塔为代表的先锋领导力量的觉醒，通过反思麦吉的遭遇，参与7O年代的种族斗争， 向白人主流社会提出质疑和挑战，要求政治承认和平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公正、平等和民主的多元社会。罗伯塔不甘遗忘过去的记忆，反省自己的行为，让历史成为自己成长的动力，疗救心灵的创伤。以罗伯塔为代表的新一代的黑人对于种族问题采取开放的态度，重建和特怀拉的友谊也为黑人与白人如何相处指出了一个可行的方向。莫里森在其后的长篇小说《柏油娃》( r Baby)和《天堂》(Paradise)中也继续探讨黑人民族的出路问题，指出一味的封闭守旧和固步自封只会导致民族命运堪忧，封闭排斥不能解决问题，探讨白人与黑人如何共同开创美好家园，并且引导读者也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寻找黑人民族的出路。
二、限制叙述《宣叙》的动态叙事进程不仅表现在对麦吉故事的叙述中，同时反映在对两位主人公的身份构建上。费伦在《活着就是讲述》中不仅探讨了不可靠叙述，也详细讨论了限制叙述，即叙述者仅仅报道事件，但不对事件做解释和评价。笔者认为，莫里森对特怀拉和罗伯塔的种族和身份的讲述也采取了限制叙述。《宣叙》讲述了一个白人女孩和一个黑人女孩从孤儿院到成人的经历和友谊的故事，是由第一人称主人公特怀拉来叙述的。另外一位主人公是她儿时孤儿院的室友罗伯塔。莫里森从头至尾没有交待两个女孩的肤色和种族，读者只有通过特怀拉的叙述“和一个完全不同种族的女孩一起被塞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得知两位主人公是具有不同肤色和不同种族的两个女孩。莫里森有意淡化作品中的种族色彩，她在《在黑暗中游戏：自人性与文学想象》(Playing in the Dark：Whiteness andthe literary imagination)中宣称：“我所写过的唯一的一部短篇《宣叙》尝试抹去涉及两个不同种族任务故事的全部种族解码，虽然对于人物自己来说种族身份总是关键的o-同样在《天堂》中，女修道院里的女性有一个是白人，但是叙述者从未指明究竟是哪一个。因此读者只能自己通过叙事进程去判断主人公的种族和身份。从特怀拉点滴的叙述：“他们从来不洗头，身上有股怪味”“我们看起来像盐和胡椒”读者仍然不能确定特怀拉和罗伯塔的种族。12年后两人在酒吧首次相逢，主人公叙事者特怀拉对罗伯塔所崇拜的偶像亨德里克斯(Hendrix)的性别都一无所知。至此，读者方能清晰地判断出主人公叙述者是个白人女孩，而她孤儿院的室友罗伯塔是个黑人女孩。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说：“让读者揣摩那些姑娘的种族，直至最后明白她们的种族并不重要。”莫里森对种族主义保持警惕，以防作品落人简单的黑白优劣、二元对立的桎梏。
她反对读者的盲从，希望读者能参与阅读，挖掘作品主题。在此后的叙述中特怀拉的叙事依然没有涉及两个人的种族，即使是叙述7O年代小镇上的种族纷争。
费伦在《叙事判断与修辞性叙事理论：伊恩·麦克尤万的(赎罪>》中提出关于叙事判断的六个命题，其中第五个命题是个体读者需要评价具体叙事作品的伦理标准，而他们的阐释可能会不尽相同。特怀拉与罗伯塔有关麦吉故事的对话不断推新，只是指向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没有指向真实发生的事件。两人都不能自圆其说，全知的视角遭到解构，尽管罗伯塔一直指责特怀拉有关麦吉的记忆都是错误的，直到最后她自己 还在反复追问：“麦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记忆遭到屏蔽、抑制、扭曲，但罗伯塔一直苦苦追寻黑人历史的真相，不断重现创伤性情景，重构集体记忆，过去不断侵袭现在，提醒人们如何正视历史，疗救伤痛，共创未来。阅读的结果是不存在还原事实真相的可能性，人物的叙述都不完整。莫里森有意通过限制性文本叙事，启发读者去思考，去追求故事的“真实”和“结果”，使阅读成为充满魅力的活动。在《宠儿》(Belored)的结尾，鬼魂消失了，但有人在小溪边见到一个满头秀发的裸体女人穿过树林。文本意义的无限延伸使文本具有了开放性，叙事的限制和空白需要读者参与才能完成。
三、多层次动态叙述宣叙一词来源于歌剧中的宣叙调(recitative)，即谱上音乐后的对白。莫里森以《宣叙》为故事的标题，凸显了小说的多层次交流色彩，以对话推动记忆和叙事。对话性也是美国黑人表意传统固有的特色。
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Narrative aS Rhetoric：Technique，Audiences，Ethics，Ideology)中将叙事看成修辞，考察作者、叙事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关系，这种多层次的动态交流暗含着三个交流层次，一是隐含作者对隐含读者的交流层次，二是叙事者对受述者的交流层次，三是人物与人物的交流层次。读者对叙事的反应和阐释都依赖于叙事进程。莫里森在访谈中也多次谈到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她认为“美国文学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作者如何围绕自己编织的故事告诉读者故事里面包藏了什么东西”。那么，在《宣叙》中，莫里森是如何编织故事并和读者进行交流的呢?
麦吉在小说中从未出场，但是每次两位主人公的见面都免不了有关麦吉的回忆、对话甚至争执。在特怀拉和罗伯塔的几次回忆中，麦吉的故事伴随她们的成长，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被讨论、被剖析，直到小说最后罗伯塔还在苦苦追问麦吉的消息。贯穿故事始终的麦吉故事是黑人民族“隐痛无言”( unspeakable thingsunspoken)的表征。叙述文本内部存在多重叙述层次，具体说来，有(隐含)作者(莫里森)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叙事者(特怀拉)与受述者(读者)之间的交流、人物(特怀拉)与人物(罗伯塔)之间的交流三种交流形式，这三个层次的交流使得小说在整体上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动态叙述，推动叙事的进程。根据传统的阅读经验，伴随故事情节的推进，隐含作者应该告诉读者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的肤色和种族，她们在孤儿院与麦吉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莫里森恰恰给读者留下了这个空白，读者必须自己通过阅读和分析把这些空白填充完整。作者参与到叙事交流之中，读者的阅读期待越是得不到满足，就越发积极地投入阅读，投入与作者和人物的交流中。对于作者而言，小说叙事的焦点不是评论两个女孩的生活，而在于描绘她们对于生活的看法和对历史的态度。作者通过两个不同种族女孩的视角，透视黑人麦吉的生存状态。在小说文本叙述中，特怀拉和罗伯塔并不是莫里森思想的“代言人”，而是思想独立的主体，她们与读者展开交流，讲述自己的生活，引导读者和自己一起去探寻发生在麦吉身上的故事。虽然麦吉一直是小说里避而不谈的人物，但她却有着一种魔力让两位女主人公对她念念不忘，甚至每 次见面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她来羼开。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潜在的多层次互动关系形成了，失语的麦吉不可能回应罗伯塔的召唤，但是读者会加入到作者的叙述行为中，文本意义得到无限的增值。
四、结语莫里森在自己的文论中指出：“在文学话语中强调无种族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行为。”在唯一的短篇小说中，莫里森通过不可靠叙述、限制性的文本叙述以及多层次的动态交流，消解了叙述者的叙事权威。莫里森曾评价自己的作品源于希望的愉悦，而非失望的凄怆。这在她众多的长篇小说中都得到了印证。宠儿在黑人社区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女修道院里避难的女人们以自信的态度重新融入社会，维奥莱特和乔在大都会迷失自己后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罗伯塔对于麦吉的追问和关心正是象征了新一代的年轻黑人不再逃避难以言说的历史和伤痛，力图寻求本民族的精神和主体意识，同时与特怀拉象征的白人民族寻求一种民族融合。只有在守望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强种族互依、民族融合，黑人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才可能得到新的发展。在关注种族歧视的同时，作家开始审视性别问题给女性造成的身心创伤，在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间穿越，探讨黑人女性身份的建构和发展，力求超越他者与我者对抗的立场，解构白人权力话语的神话，摆脱黑人女性无言或失语状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话语观，代表了黑人女性文学的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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