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绝非只是一部白话文语言经典。更重要的是，它发出了与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同的文学声音——历史“吃人”，更以令人惊诧的敏锐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提出质疑。自此，鲁迅先生用大量的小说、杂文对“吃人”意向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使“吃人”意向成为代表中国文化某些本质特征的符号。
一、“吃”与“被吃”链条中的群像和个体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轫之作，《狂人日记》具有高度的涵盖性和隐喻性。主人公狂人是一个迫害狂病人，从“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并呓语似的从“易牙蒸子”到“易子而食”，从“食肉寝皮”到革命党人徐锡林的被杀，再到自己妹妹的死去，细数“吃人”的证据。从而描绘出“吃”与“被吃”这张文化历史当中长期存在的天罗地网，它不是局部的存在，而是一种本民族无法逃脱的生存境遇。在“吃”与“被吃”的链条中，赵贵翁、陈老五、医生、狼子村的佃户、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甚至还有狂人的“大哥”，就是“狂人”自己，“未必不在无意之中，吃了他妹子的几片肉”，无不参与了“吃人”(也不能避免“被吃”)。他们构成的群像就譬如中华这个古老民族的整体，阵营庞大麻木不仁却时时处处“吃人”或者“被吃”；狂人癫狂与众不同，孤立无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却一语说破真相，被群体迫害却又不自觉地“吃了他妹子的几片肉”。鲁迅先生正是借狂人之口，对伪装得巧妙却十分虚无丑陋的文明史予以深刻地揭露；对传统文化中引以为豪的“仁义道德”进行了彻底地披露；对生命轮回中“吃”与“被吃”的怪圈进行了有力的质问。
自狂人之后，群像与个体的对立便长期出现在鲁迅先生的作品当中。各色栩栩如生的人物统统被编织在“吃”与“被吃”扭结的大网中。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即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村妇女，祥林嫂对生活本有着原始的本能的向往。虽然受丧夫丧子一连串的生活打击，但仍然不失活着的希望。小说中描写道，祥林嫂来到鲁四老爷家之后心情愉快而且白胖了，可见她在鲁家过得不错。即便是到她第二次守寡后，迫不得已回到鲁镇，还到鲁四老爷家当仆人，虽然不像先前那么勤快，但是应该说还能过得下去的，还不错。然而祥林嫂周围的境遇完全变了：家长鲁四老爷对祥林嫂再次守寡颇为不满，认为祥林嫂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并告诫仆人们不让她沾手祭祀之事。从此，一个手脚麻利勤劳朴实的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被剥夺了，这意味着祥林嫂的存在价值被严重质疑，也意味着她的生存空间在被逐渐剥夺。因此，当毫无生之希望的祥林嫂死在空气中弥漫着祝福的冬夜里时，家长鲁四老爷还要发出“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的言论，以为其活得多余，死得失当。在整个故事中，我们确乎找不到一个杀害祥林嫂的凶手。就连道貌岸然的家长鲁四老爷，也并没有露出太多让人可憎的刽子手面目。但就是鲁四老爷，就是柳妈们，就是“我”(叙述者)，站成一个阵营，组成杀人团，用看不见的推手把祥林嫂推向死亡。情节一如《狂人日记》中揣捏肥瘠，目露绿光的狼子村村民，吃人嗜血。作为守旧派知识分子的鲁四老爷，象征着鲁镇的思想文化状态，更象征着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状态。他对传统风俗中的寡妇不吉利这种莫须有的迷信用家长式的权威授意祥林嫂周围的人，然后从精神上残酷地虐杀了祥林嫂。在祥林嫂(个体)——鲁四老爷，鲁镇百姓、“我”(群像)，这个“被吃”与“吃的”链条上，祥林嫂无疑是封建思想的牺牲品，其实鲁镇百姓包括鲁四老爷也都是封建思想的牺牲品。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叙述者“我”，虽然有反封建主义的倾向，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但与鲁镇百姓一样盲目、漠然，在回避了“到底有没有魂灵”的问题之后，抹杀了祥林嫂的最后一丝希望。最后，“我”不自觉地站在了“吃人”的行列，瞬间变成牺牲品、受害者和害人者(既是个体也是群像)。可以说，《祝福》既是封建礼教吃人的细致临摹，更是封建礼教残害妇女的文学再现。
胡尹强在其著作《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中认为，《呐喊》、《彷徨》两集子中二十余篇作品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系列小说，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阐释，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丰富底蕴——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宏观把握和感悟。前文对《狂人日记》《祝福》两篇小说中“吃人”意向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胡尹强这一观点。小说中的狂人、祥林嫂乃至于狼子村村民、鲁镇百姓各色人等虽各有特点，身份不同，但代表的却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人群的普遍形象，反映的是中华这个古老民族人民在封建制度末路时期的主要精神面貌。在《孔乙己》里这一观点再次得到证明。小说的主人公孔乙己是典型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他笃信科举，脱离生活，迂腐拈酸却不乏善良清高。在孔乙己被吃的悲剧中，科举制度固然是始作俑者，社会上的民众亦是帮凶，包括成亨酒店的老板、伙计及那些酒客。没有人真正关心孔乙己过得怎么样。+LL己的存在就是给人们取乐的，有他，大家就拿他逗乐，揭他的伤疤、痛处，然后哈哈大笑一场；没他，大家也照常过日子。他用他仅剩的尊严愉悦众人，却在众人的漠不关心中死去。孔乙己的被吃，是封建科举制度造就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历史轮回的必然。总地来说，孔乙己的遭遇依然带有高度的概括性，反映的正是新旧时代里知识分子的被无情摧残。如果说，《狂人日记》是对“吃”与“被吃”的高度概括性文本的话，那么《祝福》和《孔乙己》则是不同侧面挖掘制度、文明、文化“吃人”本质的典范。这与《狂人日记》所披露的“吃人”主题形成了补充和呼应。
二、“吃人”怪圈背后的文化病根
鲁迅先生小说的“反传统”是被学者普遍认可的。王富仁曾在《鲁迅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提到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他不主张单一地看待鲁迅先生的“反传统”，并注意把鲁迅放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宏大建构中进行审视，这是客观而合理的。同时，也不能把鲁迅先生的“反传统”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以来口号式的文学运动。通过对前文提到的三篇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到每一个故事都独立完整，每一个人物都生动鲜明，所要批判的指向十分明确。《狂人日记》的高度象征意味直指历史的纵深处；《祝福》揭露礼教伦理戕害普通群众；《孔乙己》控诉封建科举取士对知识分子的荼毒。高度统一的是，三篇小说无一不向主宰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传统发出质疑。这一方面体现了鲁迅先生作为五四时期启蒙立场中现代知识分子积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社会人群悲剧发生根源的追寻。在小说“吃”与“被吃”，“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转化描写中，鲁迅先生最关注的是“吃人”问题产生的病根。以家族血缘为基本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植根的土壤，由此衍生的忠孝伦理即成为维系宗法社会的最重要利器。在封建制度之初，这些无疑在巩固统治秩序的历史要求下发挥重要作用，稳固社会的同时渗透了文化。
随之而产生了以克制自我、服从集体的忠、顺、孝、节、烈等为主题的伦理观念。两千多年之后，当封建制度走向腐朽，伴生出的文化传统却留在了民族灵魂深处，文化固然积淀出令人炫目的遗产，但暴露了僵化的、抹杀个性的思想流毒。由此折射出鲁迅先生对于封建礼教中的过于教条的、腐朽的、行将末路的旧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更反映出他对古老的中华名族长久以来信奉的文化观念的深刻怀疑，可以说笔尖直击“吃人”社会的病态根源。
三、“吃”与“被吃”轮回中生存的困惑和思索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封建文化“吃人”这个尖锐而深刻的命题；首先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吃人”意象上存在的食物链式的“怪圈”；首先指出了人在“吃”与“被吃”之外还有更残忍的自食??实际上，在鲁迅先生的对“吃人”意象进行描述和阐发的小说中，不仅透露出对“吃人”怪圈背后病根的挖掘，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反思，更折射出鲁迅思想中对个体生命哲学内涵的困惑和思索。在“吃”与“被吃”
的链条上，病根的挖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疾病的自觉、自查乃至自救。因为不管是作为被吃者的个体祥林嫂、孔乙己，还是吃人者的群像狼子村村民，鲁四老爷，鲁镇百姓，统统投射出一种共同的病态——无意识、麻木不仁。
祥林嫂善良勤劳，但笃信迷信和伦理纲常，盲目无知，如若不是生活的悲剧，迫使她被推到一贯秩序以外，抑或她仍然属于柳妈一类的群像人物之一；孔乙己，科举考试的失败消磨了其生命，潦倒中保留文人的品质：诚信(付酒钱的情节)、善良(给小孩子分茴香豆)，固然令人同情，却喋喋不休纠缠于迂腐的教条(对小伙计关于“茴”字写法的讲说)，痴迷于所受教育的繁文缛节(关于“偷”“窃”的辩驳)。像一个传统制度虔诚的信徒，把迂腐僵化且脱离现实的所谓知识强加于他人。两个人物同受迫害而不自觉、很少(祥林嫂为生活苦难所迫被动质疑过“灵魂”的有无)甚至完全没有对自我存在、自我信仰乃至自我生存境遇产生质疑，完全无自我、无意识。
虽有赵、鲁、柳姓氏、老少男女性别之别，或者贫富 贱等级、医生乡绅女佣职业之分，但无不一副嘴脸，无自我、无意识，恪守固有秩序，或为礼制害人的执行者，或为帮凶。即便是祥林嫂中的接受新思想的叙述者“我”虽然与鲁镇群像不同，但在回复祥林嫂的问题中，骨子里同样透着冷漠、麻木。需要特别说明的人物是狂人，这个在文学史上喊出“吃人”的形象，与前文的个体和群像有一些大的区别：狂人首先发现历史“吃人”，首先怀疑所生活的村庄(社会环境)充斥着“吃”与“被吃”，首先呼吁拯救未受社会污染的孩子，狂人就像一个大梦初觉者。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人却是一个迫害狂疾病患者。几千年铁牢笼一样的秩序里，有谁会相信一个病人的呓语呢?更为可悲的是，狂人居然也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吃过自己妹子的肉，在病好之后，做了某地的候补道台。发出不同声音的狂人也免不了回归到有的秩序当中去。三个小说主人公唯独狂人没有在“吃人”链条中“被吃”。但却淹没在无意识杀人团之中。狂人的病愈圆满结局与祥林嫂、孔乙己的死形成强烈的对比。然而，不死的结局终究仍然是悲剧，因为与众不同的狂人终究逃不开旧有秩序带来“吃”与“被吃”的轮回。《狂人日记》隐含的主题正是：一个民族集体的精神信仰缺失导致了内部个体的麻木不仁。弥漫在作品字里行间的既是如何打破“铁屋”(旧有秩序)，唤醒众人?如何激发民族个体探寻生存价值，自觉打破“吃人”怪圈的恶性轮回?这也折射出鲁迅先生对民族生存的困惑和对生命的哲学思索。
总地来说，在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历史风云变迁中，“吃人”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所做出的独特发现和惊人概括。先生正是通过笔下狂人的变态心理和视角审视历史和现实，通过变形和符号化，把历史和现实的本真形态彻底颠覆，蒸馏出文化群落里的残渣——“吃人”，通过笔下的祥林嫂、孔乙己们，剖开数千年来旧旧制度造成的一切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的总根，并以此为独特视角，把思考弓I导到传统文化批判的路向。这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实际上，一个世纪之后，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鲁迅先生笔下的麻木、冷漠、孤独、滑稽、戏弄仍然存在。尤其是“麻木不仁”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中国人必须改造的国民劣性之一。因此，探索鲁迅以及他文学作品中“吃人”意向仍然对于民族的反思和文化的透视，乃至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吃人”命题从一个具有启蒙意味的时代性文学命题上升到了民族社会文化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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