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重视史学编撰，尤其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足见统治者对历史借鉴作用的重视，以此，如实记载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一、直书与曲笔的关系直书即史学家如实记载历史，公允评价历史事件及人物。直书是中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之一，早在中国史学的兴起之时就成为史学家崇高的美德。秉笔直书要求史学家在记载史实时不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而歪曲历史。
曲笔即是史学家歪曲历史史实、掩盖历史真相、不能公允评价史料的现象。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批评曲笔的史家：“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直书与曲笔看似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实际上，“直书与曲笔是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及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一体是指直书与曲笔共同构成矛盾的统一体，两翼则意味着直书与曲笔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其左翼是‘直书’思想，其右翼则是‘曲笔’观念。”纵观中国史书每一本都是直书与曲笔融合的结果，史学家在记述客观历史时总会包含自己的主观色彩，在用曲笔企图掩盖历史真相时又总会透露一些信息，所以直书与曲笔相互包含，不可分割。
二、史家坚持直书的原因
(一)史官的职责秉笔直书是史官的职责，中国古代有许多的史学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畏强权，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例如董狐、南史氏等。《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昏庸残暴，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赵盾被逼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灵公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赵盾返回晋都独揽大权。太史董狐对此事件的记载是：“赵盾弑其君。”并公布于朝堂之上，赵盾对其辩解，董狐对答道：“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一)史官的职责秉笔直书是史官的职责，中国古代有许多的史学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畏强权，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例如董狐、南史氏等。《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昏庸残暴，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赵盾被逼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灵公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赵盾返回晋都独揽大权。太史董狐对此事件的记载是：“赵盾弑其君。”并公布于朝堂之上，赵盾对其辩解，董狐对答道：“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齐庄公与崔杼的侍妾姜氏私通，崔杼一怒之下将齐庄公杀害，“大史书日：‘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既书矣，乃还。”董狐、南史氏可谓直书传统的开创者，刘知几在《史通·直书》中赞扬“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要求史家撰史要像南史、董狐那样直笔而书。“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这是对这些正直史家的准确概括。
(二)史学的社会功用刘勰在《史传》篇中讲到写史是为了“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他指出史书记载的目的是表彰善事、批评过错，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唐太宗的名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也道破了史学的另一个功用：通过总结历史上盛衰兴亡的事件、成败得失的原因来为现实政治决策提供借鉴。如实记载统治者的言行也可以成为监督王权的方式，想要名垂青史的君主必须知人善任、勤政爱民。所以，只有真实地记载历史、撰写史书，才能为帝王提供正确的借鉴，才能在社会上树立褒善贬恶的良好社会风气。
(三)史学家的“求真”品质“求真”是史家必备的素质，也是史家治史态度以及个人修养的重要体现。历史记载一定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如果历史记载有失真实，那么后代学者在研究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史学“以史为鉴”的功用也将失去。扬雄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声音，文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图形，皆可反映人的心声，史学著作能够反映史家是否具有“求真”的品质，所以史家在写史时都力图保持客观真实的态度。
三、史家曲笔的原因
(一)孔子所创“春秋笔法”的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逐渐确立了中国思想的统治地位，其影响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史学写作自然也不可避免；儒家一方面强调史家要秉笔直书，另一方面却认为“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是符合礼教精神的曲笔。
孔子在写《春秋》时，凡是对鲁国名声不利的都加以避讳，而像这样的避讳又何止存在于《春秋》之中，“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莱让汤、武王斩封，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闽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 孔子的“春秋笔法”被后世史学家所继承，为了维护尧、舜、禹等圣人的权威和名誉，史家不惜掩盖历史事实，决不允许史书中出现对其不利的言论；为了使桀、纣等历史罪人遗臭万年，史家任意夸大其行为，丝毫没有褒扬之词。刘知几在《疑古》篇感叹到：“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以恶，虽有其美，不加誉也。”
(二)史学永远摆脱不了附庸于政治的命运史学家一直在倡导历史是独立的，但是自古以来历史难以真正摆脱政治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以要求史家直书来标榜自己的贤德，约束自己的行为，防止史官因贿赂或个人原因篡改历史，另一方面，统治者对直书又十分恐惧和忌讳，害怕史官会记录对其不利的言行，使其背上历史的骂名，因此，史官只能遵循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扬善隐恶。
统治者把史学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种强有为的思想工具。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控制着史学家的史学写作。如西晋史家陈寿原为蜀汉的官员，曾因“质直”不肯向权 宦屈服而备受挫折。蜀汉灭亡后，陈寿在晋朝担任官职，他慑于司马氏的权威，在撰写《三国志》时，为免遭到司马氏政权的残酷迫害，采取啦笔回护手法，为魏晋统治者隐恶溢善。
因晋朝继承魏朝的基业，所以《三国志》对曹魏一朝竭力隐讳，大唱曹魏颂歌，仅就魏、蜀之间的战争而言，凡曹魏取胜时就大书特书，而蜀汉的几次胜利却只字不提。又如司马氏兄弟包藏祸心、残害忠良，毋丘俭、文钦等率兵予以讨伐，是魏朝忠臣的表率，本应受到赞扬，但陈寿摄于司马氏的势力，却说毋丘俭、文钦造反。陈寿作为一名史学家，也想秉笔直书，但是为了保全性命于乱世，只得违背史学家的良心，所写的《三国志》成为屈服于司马氏权威的产物。
刘知几在《史通》中还提到了另外的曲笔现象：“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 如魏收写《魏书》时，有意抬高北魏的地位，将桑乾地区比喻成周、汉国家，贬低排挤中原民族。“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中国古代两国交兵重在师出有名，双方会在出征前发布檄文列举对方的罪责，所以檄文中有许多无中生有之事，但是有的史学家将其写入史册，来标榜政权存在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史学深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刘知几曾感慨：“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史学永远不可能逃离政治的阴影，像董狐、南史氏、司马迁、韦昭这样敢于直书之人能够青史留名，大概是因为后世史家佩服他们有勇气捍卫史家的尊严和使命。在史学从属于政治的情况下，“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三)史学家的个人原因史学著作的真实性与史学家的个人品德也有很大的关系，有的史学家为了追求个人名利，所写史书完全按照统治者的意图行事，对本朝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于敌国则肆意诋毁，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南朝史家沈约原为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幕僚，太子病逝后，为了跻身政坛、享受高官厚禄，沈约投靠萧衍，帮助萧衍出谋划策，为萧衍禅代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梁建国以后，沈约官运亨通。沈约撰写的《宋书》，从自己的功名利禄出发，有诸多避讳美化之处。如记述宋、齐革易之际，《顺帝纪》中历数萧道成的功德，赞扬萧道成的品德，就不见篡夺之迹，从各方面表现齐代宋是天命所归。有的史家收受贿赂而刻意美化历史人物，或报一己私仇而刻意丑化，历史在史学家笔下成为发财或泄恨的工具，严重影响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刘知几在《史通》中也论述了这一现象：“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史家的职责是记录历史真实，但是并不是每一位史学家都能坚守史家之责，常常因为史学家的主观原因让历史又蒙上了一层迷雾，他们不仅严重损害了历史真实，而且也在自己的生平簿上留下了点点污渍。
(四)历史记述没有绝对的客观史家总强调历史记载要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但是文字叙述本身就是主观的，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每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文字表达的习惯也不一样，历史记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无法判断史家记载的客观真实性，因为历史记载本身不可能保持完全客观，所以曲笔的产生然的。
总上，直书与曲笔是对立共存的，由于种种原因，历史写作做不到真正的客观，纵观中国史书曲笔回护之处不在少数。对于曲笔，许多史学家抨击其为史学写作的“毒瘤”，但是不可否认曲笔是中国史学写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同直书一起支撑起中国史学，中国古代史学家在直书与曲笔之间游走，后世史学研究者也在直书与曲笔之间寻找着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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