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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周期性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叠加效应会使经济回落承受更大的压力
首先，经济出现周期性回落已是毫无疑问的趋势。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只有2次实现了连续5年两位数的增长，其中一次就是2003年以来的这5年。从增长周期的角度来说，2007年底以来的紧缩政策驱动下的经济运行，本身就决定了目前所处的是一个阶段性的见顶回落的过程。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从长期看依然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看，政策紧缩，以及随后出现的外部冲击等，确认了经济的回落趋势。在2007年，我国经济的不少指标都明显超过了潜在增长率所能承受的范围，从当时的情况看，针对性地提出“两防”政策是有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轨迹看，可以说我国过去几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更多只能说是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一个十分优美的插曲，但是，从长期的经济运行看，这种组合不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占主导性地位的时间段，现在看起来这个时间段有很多的特定外部条件。从宏观政策研究角度看，在2003—2004年的时候，宏观学界一度十分关注经济的通缩、产能的过剩，其后随着中国加入了WTO，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中国大量过剩的产能在全球范围内被消化，全球化的红利、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的劳动生产效率的改进，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但是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平均中位数的GDP的增长大概在8%～9%之间，如对这一经济增长做一个细分的话，大概其中5%～6%是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增长，3%～4%左右是劳动生产率的改进所带来的增长。所以经济回调到哪里，就要取决于这两个生产要素，即劳动生产力的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中所各自贡献的比重，如果主要依靠低价资源的投入带动的话，那么，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新增供给的减少，在这一轮的周期回落中，回落的深度可能就会比较深。现在人口经济学界的主流判断开始转为，大量廉价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拐点正在出现，也就是说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民工工资的上升就是一个标志。现在劳动生产力投入的基数已经很大，并且农村人口中可供转移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这一比例很可能从5%～6%下降到4%甚至更低。即使劳动生产率还是按照原来的速度改进，那么整个经济增长的中位数还是可能回落到7%～8%。这样经济增长的波动中枢可能会下一个台阶，除非我们前面的两个假定出现变化：第一，人口判断上出现错误，即还有很多劳动力可以转移，目前看来这一可能性不大；第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更快提高，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因为劳动生产率改进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且这种进步往往是随机出现的。在目前中国来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需要依赖经济的结构转型，结构转型就是将原来主要依靠低端的劳动力和资源等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拉动经济增长，而这个过程很难一蹴而就，短期内就取得显著的进展，而需要广泛的市场主体做出积极的努力。
其次，经济结构调整将增加经济周期性回调的深度，以及企业所感受的紧缩的压力。从我国2008上半年的经济情况来看。2008年上半年GDP增长10.4%，公布的6月末M2的增长是17.37%，速度仍然很快，但是，我们的局部地区的实体部门所感受到的压力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以广东地区为例，广东地区统计的在工商局登记的关门的企业已有35 000家，而实际数字可能会比这个更大，我们估计可能达到40 000家左右，甚至更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原来依靠的是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驱动了中国经济多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很多企业依靠的是低成本竞争，投入品的价格依然非常低，这就使得企业的ROE比较高，这样企业扩张就比较快，但现在在高油价以及相关的高资源价格、正在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驱动下，这个阶段正在结束，包括劳动力成本、资源价格、环保成本等都在上升。所以原来依靠低成本、低附加值出口的这些企业、以及这些地区的经济会遭遇到空前的困难。从全国的增长格局看，因为对于外贸等行业依赖程度的不同，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转型的压力有所不同，可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一些。而在一些主要为内部需求生产的地区，看来感受到的调整的压力就小得多，区域经济的表现差异相当明显，这本身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表现。这次调整本来就是要从原来过分依赖出口的方式向扩大内需的方向转变。这个时候，如果基于调整中出现的一些压力，就普遍放松货币政策，未来通胀压力会更大，更多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状况进行结构性的微调。这种结构性的微调主要是减缓经济回落的速度，避免过快的回落对经济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但是，并不能根本改变经济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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